主题：【原创】赵紫阳对胡耀邦的发难（中）－－胡耀邦的预见 -- 温相
胡耀邦和赵紫阳各自的经历和出身不同，胡耀邦一直在中央一线工作，延安时期就负责过总政治部组织部，建国后又在团中央，拨乱反正前后主持中央党校、中宣部和中组部的工作，总之始终活跃在中央，而赵紫阳从一开始参加革命就在地方工作，包括在他走上政治生涯的顶峰之前也是来自于地方。邓小平当初之所以选择他们两个人，内中的深意也由此而来，希望他们两个人就其各自的宝贵经验做到珠联璧合，同心协力。
然而，过了没有多久，胡赵二人的分歧就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胡耀邦是党内党外公认的清正廉明的代表，他为人宽容、坦诚，但是，也经常出现错误，比如胡耀邦信口开河的毛病就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当时邓力群说胡耀邦是读书不知大义。现在看来邓力群说的也并不都是诽谤，胡耀邦喜欢读书是众所皆知的，可是，从他后来的处事看很多书的真谛他并没有掌握。往往兴之所致，就开口发挥一番，而且有的时候前后抵触的地方的不少，给对手提供了攻击的炮弹的同时也对自身的形象有所损失。相比较之下，赵紫阳就显得相对沉稳一些，说话持重一些。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也是产生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
胡耀邦生前比较有预见性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反对过多的让地方的领导人进入政治局，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必要的地区可以给政治局委员名额以外，其他的各省市应该严格控制，胡耀邦说的很清楚：“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显然没有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那样的权威，封建皇帝都知道内轻外重、弱干强支不是好事，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封建王朝吗？”但是，胡耀邦的这个观点又恰恰不和赵紫阳的胃口，十三届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来自北京、天津、上海之外的地方负责人的政治局委员杨汝岱就是赵紫阳亲自提议当选的。八九之后，邓小平在接见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时专门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这一严肃的课题，而讲话中实际也包涵了胡耀邦生前的一些观点。（具体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邓小平思想年谱》）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是，胡耀邦本人虽然以反左著称，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却不是右派，相反比较赵紫阳显得极其稳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讲话摘要》上面的一段讲话，这个讲话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胡耀邦说：“有些言论信口开河，??????把西方民主说的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制造空气、造风潮、搞的人心不安。??????有人现在是搞西方的舆论先行的那一套，盲目的模仿西方民主，而不求和中国的实际接轨，毛主席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的人，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党委特别是常委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上了那些号称满腹经纶其实不过是生吞活剥西方的人的当。”
有人看到这里或许不解，胡耀邦不就是因为反对学潮不力而遭到指责的吗？这里需要澄清一点历史真相，那就是胡耀邦从来就没有支持过学潮，也没有像赵紫阳后来那样试图利用学潮来达到个人的政治企图，（此话摘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审查赵紫阳同志在反革命暴乱中的所犯的错误的报告》）胡耀邦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他不主张利用激烈的手段对付学潮，而希望通过说教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然而就这样被看作是反击不力。进而模糊的被看作是一直以来姑息纵容“民主活动”，后者是对胡耀邦的政治思想的最大曲解。胡耀邦在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贯的，以后历史将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
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到的“造风潮”其实指的就是当时赵紫阳的“智囊团”中部分人士的所作所为，他们摇旗呐喊和意气用事给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的同时也激化了中央高层的矛盾，以致于最后把大家都拖下了水。（关于赵紫阳及其智囊团的事情后面还要提到，故而不赘）
（未完待续）
这个杨汝岱先生进政治局还是有些含义的。地方大省要员进政治局，可以以此作个小标志。
等下文了。呵呵。
开了一个外重的局面的先例，以后山东、湖北、新疆都进了政治局，在毛泽东时代，六大行政区，也就是华东的柯庆施是政治局委员，华北的李雪峰是书记处书记，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宋任穷只是候补政治局委员，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陶铸也还只是副总理，没有进政治局，西南的李井泉是政治局委员。西北的刘澜涛也不是政治局委员。
现在地方诸侯进入政治局的太多，广东已经成为惯例，似乎天津在这方面也有成为惯例的迹象。山东是隔代单传，以后恐怕也要变成成例。
一个，是个人的，增加资历，这往往是可重用的标志；另一个，是地方的，无非是显示中央对地方的重视。
拥有政治局委员的头衔，毕竟表示进入了核心领导层。象北京，京官难做，难就难在掣肘力量太大太多，到处是部长，平级的书记市长实在不好工作。有了这个头衔，至少说话有人听了。更有甚者，是陈希同任北京市长时还有国务委员的身份，北京的一二把手同是国家领导人，天子脚下好做官了。
但其他地方，说实话就不见得有这个必要。纵是上海广东，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书记，影响力仍只限于地方，只能说明，这个地方的担子重啊，影响大啊。不过话虽这么说，除非下届取消地方书记进政治局的惯例，不然京沪粤还是一样的。
至于湖北，个人认为那个头衔是跟人走的，俞正声调走后，湖北的书记应该就没有那么高的待遇了。新疆是两种可能都沾。天津的张立昌明显是安抚性质。山东是张高丽当时资历还不够。下面如果说辽宁省委书记进了政治局，一点也不奇怪。
呵呵，与温相共探讨。
就是奉旨节制所在的大军区的部队，这三个省委书记照例兼任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类似于前清的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和山东巡抚。
在毛泽东时代，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顶峰，尤其是在组织和经济方面，也是计划经济的基础，也是政治手段的运作。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在组织上比较容易运作，因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问题，这里也有权威因素。当初的五马进京在一定方面就是解决地方主义问题，而加强中央集权。而叶剑英在50年代的受压，也和地方主义问题有着关联
在邓小平时代，权威因素有所下降，而经济因素得到了提高，这就有了地方主义的再次回头，以叶选平主政广东是最为严重，叶选平和李鹏的矛盾就体现在这里。从那时起，由于经济的主导作用，地方主义也就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各个关键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的领导们的地位也就相应地提高。中央曾经为了解决广东问题，几次调叶选平去中央，最终以政协第一副主席的位置，调出了叶选平，但是接踵而来的，就是上海帮。
以后的政治格局就不会不考虑地方的问题了，这也和美国的方式一样，美国总统的大部分来自于州长，而不是来自于两院。主持一个地方，就会有掌握各个方面的能力和锻炼，对于中央而言，把握住有实力的省，或是在问题多的省建立功勋，就是一个衡量的基本。
肤浅的认识，探讨，探讨。
不过没有原来的大区建制了。
四川书记也一样吧。
这赶上省部级岁数封顶的规范落实，叶公子当然不能一直作省长了。上调政协，人不离开广东。
他们只兼任本省的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呵呵。前些日子，俞正声兼任湖北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还让一些朋友惊讶不已。书记兼任所在地方军区的党委第一书记，应该是惯例吧。温相可说说？
建国以后就是一直这么来的，比如省会城市的书记照例兼任当地武装警察总队的第一书记或者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兼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大区书记兼任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前老赵不就是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吗？只不过实行军衔制以后，第一政委不能用了。
就以卖粮食而言，广东最先打破了计划经济，率先在江西高价购买粮食，这个举动让国务院很是不满。在广东的带领下，其他省市纷纷地跟进，让国务院很被动。如果在主要是，具有影响力的省，都是自己人，那么就不会出现太不照顾北京的问题。
人不离广东是叶家的特点，也是在叶剑英之后叶家的特点，不光是老大，就是老二在位时也是常年在广州，也只有邹家华在北京呆的时间长。其他人则常年在香港和澳门。
俺对部队人事的认识就比较逊了。除了四川和辽宁，其他5大军区的党委第一书记都是地方的省直辖市书记兼任吗？为什么四川和辽宁例外？
吭吭，话没说完一个哆嗦就发出去了，只好这里修补一下。
叶大公子这样可沾着不少便宜，而象内蒙的布赫，同是太子，就没那么好福气了，除了叶家势力太大之外，内蒙离北京太近是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