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浴池效应——实际是螺丝钉精神被奚落老实人等于无用开始的 -- gzdcl

群众运动是靠啥搞得起来的？

几个文人在背后那只手的操控下，引诱充满爆发力的年轻人集会

1967年

1月4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恩来当面汇报大庆油田形势。1月10日，回到大庆，积极传达周恩来指示精神，呼吁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2月，受到批斗。

3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

铁人遭批判

　　20世纪50年代整风运动开始后，油田也发动群众给小队长、大队长、公司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这个时候，有人开始说，王进喜，一手遮天、独霸为王，整天就知道叫工人干活，不关心群众。王进喜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叫大家多为国家出石油，怎么就变得比地主资本家还霸道了呢？后来油田党支部总结发现原来写大字报的人，平时工作懒散，屡次被王进喜批评，记恨在心，就写了这张不切实际的大字报。但是迫害和冤枉却在接下来的十年动乱中登场。

　　“文革”一开始，江青、康生等人就批判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陈伯达亲自写信，要求造反派在大庆“打倒一切”。造反者“砍旗先砍扛旗人”，王进喜自然也不能幸免。1966年11月，张春桥宣告王进喜是既得利益者。轮番批斗、人身攻击一股脑地加在了王进喜的身上。甚至在批斗会上，有人高喊：“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是假的。”王进喜忍无可忍冲上辩论台，高声怒吼：“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把他砸到地底下去！”但是正义的呼声却带来更为残酷的“往死里整”的摧残。某天，造反小将们手持皮带和铁棍，强行带王进喜进密室，要他在一张事先写好的咒骂大庆红旗的纸上签字。王进喜是一把硬骨头，死活不签。

铁人王进喜，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面旗帜。是一代人不计个人得失，甘于奉献的楷模。这是勿庸置疑的。王进喜做为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理应成为这个国家的精神图腾之一！

但是王进喜在反右整风时， 受到了群众的大字报批判。大字报中历数了王进喜不顾工人死活，天天逼着工人加班加点，天天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顾环境恶劣，设备简陋，不顾工人的身体承受能力。不少工人因此发生工伤，疲劳过度，落下职业病。在王进喜的带动下，有些干部，不断加大劳动强度，按排工人连续几天几夜工作，干部却轮班休息。工人怨声载道！所以批判王进喜的大字报中，就说他比“资本家工贼还要霸道，还要残酷！“。

从这个大字报不难看出，王进喜显然也有脱离实际的地方，有不关心工人死活的做法。工人为了自身权益，写大字报批判他，也是情有可原的，而不是无理取闹的。文革后，王进喜的这些事再次被揪出。虽然，我们同情王进喜在文革中的不幸，但是片面的谈王进喜被批斗，而不去看背后的原因。不是正确的历史观。

有一天通知我们说管局有个大会，叫我们都去参加，因为师傅们得促生产，抓革命的活就派我们小将们去了。进会场后会议主持人还挺重视我们外地学生，把我们安排在第一排，会标是“王进喜、张洪池答疑大会”。我们还挺高兴，能见到铁人王进喜了。会议开始后领导和代表们落座主席台上，铁人两位在台上有单独的座位。大会开始后大家纷纷提问题，铁人俩位回答。开始秩序还好，后来有些乱了，主持人就叫大家递条子提问。问王进喜的问题主要是：铁人的称号谁给起的，王进喜说：是周总理起的。台下有的就说：不对，是一个地主婆起的。问张洪池的问题很多。会场越来越骚动，有的走到前面，有的要上台。台下形成了两派势力，我们当然站在保王铁人的一派，不断递条子，署名全是革命小将。后来主持人不得以就让张洪池站在板凳上低头认罪，才算稍微平息一下台下个别人的气焰。当有人提出叫王进喜一起站板凳时，我们可不干了，连连递纸条，我们的信念就是“铁人”是党中央树的榜样，是功臣，一定要保护的。有的甚至连打倒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当台上扩音器宣读我们革命小将的条子时，台下也呼应着“支持革命小将”的口号。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王进喜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当时对张洪池是没有印象的。那次答疑会成了批判大会，主持人不得不草草收场。那次我们还真算有点小贡献，最后主持人还下台和我们握手致谢。

既然主席“不是完人”已经深入你们的心里

　　当年8月选举北京市出席全国“群英会”代表时，崇文区清洁队的工人群众推选了劳动能手张孝敬同志。但旧市委、旧市总、旧崇文区委和清洁队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根据其主子 的 需要，利用张孝敬患病的机会，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不经群众讨论，悄悄换上了工贼时传祥，并把他硬塞进了大会主席团。在刘少奇接见了时传祥以后，又急忙搜集反映，添枝加叶，为刘少奇 ，大吹大擂。主贵奴荣，工贼时传祥顿时成为新闻上的风云人物，王炯、彭思明等一帮穿针引线的奴才，也因此立了大功，受到主子的赞赏。从此，上自彭真，下至牟朝铭(崇文清洁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便结成了一条互相涂脂抹粉，互相利用，极力吹捧刘少奇、旧市委的 黑线。

　　

　　1964年反党修正主义集团头目彭真为了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掩盖其即将暴露的 丑恶嘴脸，假惺惺地提出要到清洁队掏粪，以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主子吭一声，奴才紧紧跟， 修正主义分子万里、崔月犁便慌忙演出了一场“两个党员副市长和时传祥一起掏粪”的丑剧。他们率领一帮随从人员坐上“吉普”车去表演掏粪，怕群众看见他们是坐小卧车去的，便把车子停在崇文门内，步行走出城门，背上桶走了两三个门户，让工人给舀上不到半桶粪，装装样子了事。工贼时传祥便乘机肉麻地大肆吹捧起来，说什么：“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变不了颜色！”接着，在彭真的授意下，由新华社北京分社马上写出报导和评论员文章：《检验革命干部的试金石》，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旧市委反党修正主义集团借此捞取 资本。

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 修正主义分子旧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彭思明又根据其主子 的 需要，一手炮制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时传祥培养 人的假经验。彭思明十分清楚，时传祥自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教育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他却颠倒黑白，硬把时传祥捧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型。说什么：“时传祥的革命思想是什么？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公然阉割林彪同志的指示，避而不提“读毛主席的书”。还散布说什么，时传祥是“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虽然不识字，没读多少毛主席的书，可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借以否定要思想革命化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否定马列主义必须灌输，为宣扬自 制造根据，妄图抛出时传祥这样一个不读毛主席书的“英雄人物”去抵制和破坏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

　　1965年11月展览正在展出，彭思明又挖空心思地提出要文化宫组织以学习交流时传祥的经验为中心内容的“老工人活动室”，并千方百计地搜集反映。把时传祥的“经验”吹捧为“阶级教育的活教材”，把展览会、训练班吹捧为“阶级教育的大课堂”和“加油站”，把崇文区清洁队吹捧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大学”，胡乱吹捧什么“时传祥培养革命 人的经验在祖国各地开花”，什么“人人学习时传祥，个个有成绩，出现了一片新气象”，……等等。到处招摇撞骗，扩大影响，制造社会 。

　　

　　1965年，彭思明为了抵制毛主席提出的全国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与旧市委串通一气，妄图进一步把时传祥打扮成大庆式工人。说什么：“北京怎么没铁人呀！”(指王铁人式的工人)“咱弄个时铁人，时传祥就是个很好的铁人。”并向干部布置：“去年是总结怎么解决培养青年一代的问题，今年是解决怎样树立一个工人阶极的光辉形象的问题。”“要好好地给他画画象”，“要搞出北京的特点来”，“今年就搞这个，发动全市学习他”。还鼓励干部“今后要吃时传祥这碗饭”。他还准备专门开一次会，成套地推广时传祥的“经验”，妄图再次大肆兴风作浪，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逆流。

　　

　　旧北京市委、旧市总工会、旧崇文区委和崇文清洁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炮制工贼时传祥这个“人造模”、“吹鼓手”和他的一套假历史、假经验，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名利收买、欺骗压制的卑鄙伎俩，极尽其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弄虚作假之能事。

　　

　　他们为了取得工贼时传祥的效忠，几年来一再给他加官晋爵，先后把他捧为区人民代表、区工会委员、市政协委员、市先进生产者、市党代会候补代表、全国群英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使之名声大噪，一跃而为全国知名人物。在物质刺激方面，对他则更是无微不至地格外关怀。时传祥不管上班不上班，劳动多少，总要发给一等生产 ，歇病假多次照拿“环卫津贴”(按制度只有上班才有)，上班不多，劳动很少，在评级时却给他升了一级，他外出作报告，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从不掏钱票粮票；1961年，他老婆患病，自己有存款350元不动，领导一再说服群众，给他困难补助二百元，他老婆病好了不走，公家又给补助粮票七十斤。他老婆想看 会堂，市总工会便派专人陪同。 修正主义分子万里，则经常和时传祥拉同乡关系，想把时传祥的老婆从山东接来北京，想让时传祥干脆脱产，担任总支副书记或街道办事处主任。对这些，时传祥当然感激涕零，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甘为主子效忠卖命，凭着一套能吹善编的“本领”，主子需要什么就编造什么，主子喜欢什么就吹捧什么。

　　

　　他们为了替时传祥捏造“先进事迹”，公然贪群众之功为时传祥之功。如帮住户安粪坑、修理粪车等，明明都是别人干的，却都算在时传祥账上。　　

　　青年工人齐振刚，是1962年到清洁队的，一直被分配在老工人普占元班掏粪，主要是普占元等老工人培养起来的，直到1964年才被调到时传祥的“青年班”，而总结经验时却把培养齐振刚的成绩全部归功于时传祥。他们怕群众起来揭发，便制造 ，说什么“别人的成绩放在时传祥的身上是应该的，因为他是人民代表，他代表了大伙，有代表性”。还欺骗说：“普占元自己做出成绩，荣誉让给别人，没怨言，风格高。大家都要学习他。”借以堵住群众的嘴。　　

　　他们还不惜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时传祥从不缝补衣服，连自己的裤衩破了，还要找别人去补，他们却硬要为时传祥拍—张教育青年工人缝补棉手套的照片，借以宣扬时传祥的“艰苦朴素”作风。

　　

　　时传祥从来就不关心青年的体育活动，崇文清洁队从来就没有开展起拔河运动，他却偏要给时传祥拍一张指挥青年工人拔河的照片。为拍这张照片，特地花费60元公款，买了一根拔河绳。拍完扔在一边再没用过。

　　

　　许多工人对他们这样弄虚作假很有意见，牟朝铭竟无耻地说：“这是 任务！”来压服群众。　　

　　他们为了维护时传祥(和他们自己)的声誉和既得利益，公然包庇时传祥，压制群众，打击异己，实行 统治。群众因时传祥不参加劳动，给他评为三等 ，牟朝铭便威胁群众说：“刘主席都接见他，你们给他评三等 ？不评拉倒，要评就是一等。”还欺骗说：“树立老时就是树立咱们清洁队的老工人”，“这面大红旗不能倒”。时传祥老家的党组织寄来证明材料与时传祥所说不符，人事干部三次提出要到时传祥老家进行调查，牟朝铭一再阻拦，把问题压下来，不让追究。老工人巩宝珠对时传祥专横拔扈的恶劣作风不满，发了一次牢骚，牟朝铭便马上剥夺了他看《支部生活》、听党课的权利，摘掉了他的班长职务。不仅如此，他们为了继续弄虚作假，吹捧刘少奇、旧市委，还封锁清洁队的真实情况，要求外出介绍情况必须按总支的统一口径，外出报告讲稿中，一定要提刘少奇、彭真、万里和时传祥。青年工人齐振刚，1965年一次去北京空军司命部礼堂，向天津清洁队工人作报告，他们要齐振刚讲时传祥教育“闯三关”(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齐振刚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讲了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改造思想，克服困难的体会，在发言中没提到刘少奇、彭真、万里、时传祥，当场就被牟朝铭斥责一顿，然后补讲了“闯三关”。回队后，牟朝铭、时传祥又把他叫去大加训斥。小齐不服气地说：“刘少奇再高，也得向毛主席请教吧！”时传祥竟“哼”地冷笑一声，胡说什么：“毛主席年纪大了，中央是刘少奇管，彭真也是刘少奇的人了。北京基本上是万里管。你这个不提，那个不提，叫毛主席跳光杆舞呀！”他竟敢这样污蔑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还对小齐说：“这是你最后一次了。”(意思是不准外出做报告了)在这种 统治的严威之下，许多老工人满腔不平，敢怒不敢言。小小的清洁队简直成了旧市委反动统治的缩影。上述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工贼时传祥完全是刘少奇、彭真之流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行 舆准备而培植起来的一个“人造模”“吹鼓手”，他的一系列假苦情史，假先进事迹、假先进经验的出现，完全是根据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在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捏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