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乱弹之所谓知识分子传统 -- 凡尔赛过客

乱弹之所谓知识分子传统

（乱弹者，随意谈也，故唯求尽抒己见，论据或有失细节之考，论理或有失推理之密，读者笑看即可）

（概要：

一，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可以自立的、独立的阶层或者集团；而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独立的、具有政治和经济的相对独立性的集团。（此观点可以扩展为一学术论题，但需要时间和资料，此处我的观点带有一定的猜测性、独断性和随意性）

二，西方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传统”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意淫的“传统”

三，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的堕落问题）

毛主席谈到知识分子时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非常有道理。其实，西方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曾成为一个可以自立的、独立的阶层或者集团。在中世纪，万马齐暗，几乎只有修道院的僧侣才掌握有文化，即使贵族，也往往大字不识，许多国王都是文盲。中世纪晚期，文化渐渐传播开来，开始有一些贵族也掌握有较高的文化，随着文艺复兴，进一步松动。文艺复兴之后，在欧洲的一些王廷和贵族的沙龙中，开始出入一些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那时，欧洲各国，皆可分为三大阶层，或者说三大集团，一为教士（掌握精神权力），二为贵族（国王和各级贵族，掌握政权和武力），三为平民（农奴、商人、手工业者等，为前二者提供财富，掌握财权）。最早出现的文人、学者，如果称他们为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他们要么本身即是贵族，要么为国王、贵族或者主教服务，也就是依附于王权或者教权。实际上，这样一个观察，虽然过于笼统，却是相当有普遍性的一个判断。欧洲一千多年的封建和基督教统治，实际上导致了，他们早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三权分立，即教权、王权、财权的三权分立。平民既然也有交税给教会，国王就没有办法对平民加以绝对的控制。因此，中世纪晚期之后，王权和教会的斗争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而西欧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就是财权和王权一起打倒了教权，从而在英国、法国形成了相对比较集中的国家权力，以便于资本的扩张。而一旦教权被打倒，掌握财权的资本家们，就开始觉得王权（国家、政府）是一个障碍了，于是可以想尽办法限制政府权力了，所以就有了“小政府”的各类主张。套用黑格尔的话，可以说在这三种权力的斗争之中，各个知识分子，最终都中了理性的诡计，无论他们个人的心愿多么崇高，最终都有意无意地帮助资本完成其不断扩张和发展的历程。按这个悲观的想法来看，连马克思，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人，反而有可能是最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最终资本主义无往不胜，从而导向“历史的终结”。这里扯远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者阶层，远远不能和上述三个集团相比，而最终只能依附于其中某一个集团。而且，即使是依附这些集团，知识分子也往往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看看欧洲文学史，没有一个文学家，能够真正的在政治上一展抱负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不一样，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文学家，多是作官之外兼写诗，如王安石，苏轼，而王安石官至丞相，主持一国之政和进行改革。这提醒我们，中国的情况和西方很不一样，至少古代中国与西方很不一样。

在古代中国，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士在老百姓之中，是有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的。好比，一旦取得秀才资格，不仅有可能再考进士，从而在仕途上有所进益，而且在地方上也可获得尊重，获得草民所没有的权益，可以免除差徭、见到知县可以不跪、地方不能随意对其用刑等等。由此可见，一旦成为秀才，成为士，就获得一种不同于“民”的身份和特权，这使得“士”可以被视作一个阶层或者集团，这个阶层，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对于西方直接依附于贵族或者商人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士”相对而言更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和人格上的自主性。从经济上来说，“士”往往都是一些小地主，因为通过要有一定富裕程度的家底，才能保证有充分的时间准备科举考试。当然，它一方面是从“民”中出来，而不是象贵族那样万世一系，另一方面，它的合法性来自于“王权”，来自于国家政府所安排的既定的秩序。因此，“士”的言行必然最终是为着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的，以此为出发点，“士”有可能对王权的短视和腐败加以最激烈的批判。而且，由于以儒学传人自许，中国古代的这些士们，往往以圣贤自许，以圣人气象来要求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政治抱负。

19世纪，在英、法等国，随着贵族的最终没落，知识分子越来越需要求助于市场，卖文为生，巴尔扎克即是一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炒作“知识分子”（intelligentia）这个词和概念。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左拉以“我控诉”一文出名，此后，一说到知识分子，都指“左倾的、在公共场合经常发表意见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从而，似乎“知识分子”的传统就这样形成了，而其主要功能就在于“批判”。通过萨特等人，知识分子更被打造成“人民的良心”、“世界的良心”等等，似乎知识分子的批判，无论其具体细节有多少硬伤，其批判立场首先就值得赞许，其为民请命、作为人民良心的的态度更值得敬仰，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更值得赞叹。然而，应该说，这其实只是一部分人虚构的、臆造的、意淫的伪传统而已。实际上，这个所谓“批判”的传统根本不存在。即使，也仅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而从来不曾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选择。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曾独立地存在过，而一直都是作为某个集团的附庸。而且，他们也并不是一直与政府处于批判立场，很多人直接为国王服务，成为国王的幕僚，而且，这样一个“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传统，可能比“批判”的传统更渊远流长。如果是“批判”是知识分子的传统，那么“合作”不是吗？二者，哪一个更根本呢？

还有，知识分子的批判，倒底是“为批判而批判”，还是就事论事，就理论理？据说，即使政府做的是对的，也必须批判，从而指出另一种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另外，知识分子以“良心”自许，他们如何能够“代表”草民？果真能够把他们都“代表”了？可是，为什么更一方面，知识分子又一直以精英自许，自认为真理在手，对草民们不屑一顾，甚至视之为“义和团”、“愤青”？

最后，知识分子果真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吗？没有经济的独立，谈何人格的独立？在知识分子被学院体制、市场经济所圈养的今天，要找这样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何其难也。君不见，嫁了德国人的、用中文写作的某某女士，居然公然颂扬起二战时纳粹士兵的“文明”以批判苏联士兵的“野蛮”，何其独立！而精神自由，更是何其不容易。

清末废除科举以来，士大夫的传统逐告结束，士原有的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也开始丧失。对比晚清和民初的知识分子的差异，康梁，不失从容；而到了五四那一代，则风气为之一变，越来越激烈，冲动。这其实和科举取消后，知识分子不甘于原有地位的丧失，有着一定的关系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了知识分子的堕落，而这个堕落过程，一定程度上又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有着某种同谋关系。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现代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去魅”的过程，一切神秘的、神圣的都被得世俗了，科学开始被用来解释一切，包括人的一切。国家也被由神的产物，变成了人的产物，即个人的自然法权是在先的，无数个人的联合才形成国家。五四一代，兴起了白话文运动，这也可视作某种“去魅”。因为，文言是以四书五经等圣人之言的语言为模范的，因此当然具有某种神圣性和神秘性，而现在被打倒，而兴起了人人可以听懂的白话文，实际上，文字的魅力就开始消失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也开始传播和颂扬个人权利。而且，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原本有一个很强势的“士大夫”的特殊地位，如今虽然被取消了，但又不甘心。所以，苦心积虑、想方设法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就成为他们有意无意地维护的事业，不仅五四时期是这样，改革开放后尤其如此。如果说，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们受到的优良待遇，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那么，49年之后，受到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就绝对令他们深恶痛绝，恨之入骨。也因此，对于西方少数人所虚构和意淫的“知识分子”传统，他们不但深信不疑，而且大讲特讲，奉若神明。实际上，80年代开始，通过“伤痕文学”等，知识分子不断加强关于自身的叙事，通过强调他们在之前受到的迫害，以论证他们当下的特殊地位的合法性。不过，他们的堕落就在于，他们对这个“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强调，不是为了批判，也不是为了代表老百姓、代表天下苍生，而只是为了强化他们这个小团体的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批判而批判，实际上已经由“知识分子”退化为“知道分子”。

在古代，中国的书生们，以孔孟传人自许，以圣贤自期，以教化苍生、兼济天下为己任、以治国平天下为追求，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无论如何，他们是很理想主义的，也往往真能替百姓着想，为百姓出力；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文明的传承人和传播者自居，自以为真理在手、普世价值在握，洋洋自得于成为一个假洋鬼子，既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也不懂西方民主自由法制的实质，视西方为极乐世界，视中土若万恶之源，迷而不返，偏而不悟，结果不少人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在国内的利益代言人。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极强烈的政治欲和权力欲，二千多年的士大夫传统，毕竟留给国内很重的做官情结。最终颇为剧烈的抄袭事件，颇令人搞笑的是，自由主义的一方，居然再三要求官方机构给个说法；而当自由主义的某个大老被置疑抄袭之际，亦是马上向所在学校给个说法，唯恐位置不保啊。而知识分子内部纷争不断，而于知识分子所应做之本行，却毫无贡献。可悲，可叹。什么是知识分子应做之事。作为文化人，一在于保存、整理既有之文化成果，二为创造新的文化。就前者而言，国学之衰落，固不待言，即以西学，知识分子一向所喜欢标引的西学，介绍、研究的成就也非常可怜。二，在创造方面，近20年来，知识分子的创造实在可怜，罕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将来呢，还是希望知识分子减少党争，多做实事。整理研究也好，创造新品也好，扎扎实实，总会有所收获。也不要总是以精英自许，而应扎根于人民之中。

（不反对批判时政，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文化的基础事业。而且，批判，应该是有所了解的批判，“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动不动就上岗上线、上升到普世价值的这类批判，网上已经太多、太滥，都已经让不少人审美疲劳了。抽象的观念没意思，请多拿点实证的研究。好比，“民主”，美、英、德、法、日等各国的民主制度安排和实践，拉美、东亚、非洲等国的民主实践及其不足，中国如果实行普选，如何划分选区，如何计票，竞选方式如何进行，如何宣传，哪些人可以有被选举权，哪些人有投票权，山区的投票问题。。。？？？）

贵族的宠臣而已

看中外的经济类论文就很明显，国外的论文往往做得非常技术，而国内的论文往往是吐沫星子乱飞地指点江山……

越来越理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英明。主席把他们送去改造太心慈手软了。而且国外的牛人也是对文人的这些毛病很警惕的，西奥多罗斯福直接用了一个词叫over civilized……也就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几斤几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