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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父亲的空军生涯――天下大乱――祸从天降 -- 一直在看
不管怎么都不说话！就是不说，一个字不发！
可见伯母当年是多么的有远见，所做的正是现在反审讯的科学理论！真是令人佩服！
献花一朵！
从未想过这会发生，更让人委屈伤心。
到了国外还是安生点.
我家里也有过类似的事,不过还好,全家人一直平安到现在. 所以说平平安安是福一点都不错. 年青人可能感觉不到, 等年纪大一点就有体会了,越是年纪大,体会越是深.
这种态度不少, 也是拜现在教育的福. 49年后太多的不可告人的事了, 所以让年青一代不知道、遗忘、不闻不问是最好的办法。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文章写的很辛辣，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了，转过来不针对任何人，单纯为了和一下作者的文章。
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因慕李太白为人，自起名为李赤――我
虽没见过他，但能想像出他的样子：一位翩翩佳公子。有一天，春日融融，李赤先生和
几个朋友出城郊游。走到一处野外的饭馆，朋友们决定在此吃午饭。大家入席以后，李
赤起身去方便。去了就不回来，大家也没理会。忽听外面一声暴喊，大家循声赶去，找
到了厕所里。只见李赤先生头在下，脚在上，倒插在粪桶里。这景象够吓人的。幸亏有
位上厕所的先生撞见了，惊叫了一声，迟了不堪设想……大伙赶紧把他拔出来，打来清
水猛冲了几桶。还好，李赤先生还有气，冷水一激又缓了过来。别人觉得有个恶棍躲在
厕所里搞鬼，把李赤拦腰抱起，栽进了粪桶里，急着要把他逮住。但李赤先生说，是自
己掉进去的。于是众人大笑，说李先生太不小心了，让他更衣重新入席――但却忽略了
一件事：李先生不是跳水队员，向前跳水的动作也不是非常熟练，怎么能一失足就倒插
在粪桶里。所以，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李赤的故事古书里提到了多次，<<唐文粹>>里有
柳宗元的<<李赤传>>，<<酉阳杂>>里好像也有，都提到了李先生跳粪桶或跳茅坑，但都
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跳。我忽然发现，这件事我能解释：
有些人秉性特殊，寻常生活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需要某种极端体验：喜欢被人捆
绑起来，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这不碍我们的事。其中还有些人想要
golden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头上浇。这才是真正惊世骇俗的嗜好。据说在纽约和加
州某些俱乐部里，有人在口袋里放块黄手绢，露出半截来，就表明自己有这种嗜好。我
觉得李赤先生就有这种嗜好，只是他不是让别人往头上浇，而是自己要往里跳。这种事
解释得太详细了难免恶心，我们只要明白极端体验是个什么意思就够了。
现在是太平年月，大约在三十年前吧，整个中国乱哄哄的，有些人生活在极端体验
里。这些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有些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大院里的叔叔、阿姨。
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横加在头上的极端体验，就自杀了：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用这
种方法来解脱苦难。也许有些当年闹事的人觉得这些事还满有意思的，但我劝他们替死
者家属想想。死者已矣，留给亲友的却是无边的黑夜……
然后我就去插队，走南闯北，这种事情见得很多。比方说，在村里开会，支书总要
吆喝＂地富到前排＂，讲几句话，就叫他们起来＂撅＂着。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岁数还
小。原来农村的规矩是地富的子女还叫地富，就那么小一个村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
见，撅在大伙面前，头在下腚在上，把脸都丢光，这也是种极端体验罢。当然，现在不
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员了。做出这项决定的人虽已不在人世了，但大家都会怀念他的―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极端体验的年代；虽然很惊险、很刺激，但我一点都不喜欢。不
喜欢自己体验，也不喜欢看到别人体验。现在有些青年学人，人已经到了海外，拿到了
博士学位和绿卡，又提起那个年代的种种好处来，借某个村庄的经验说事儿，老调重
弹：想要大家再去早请示、晚汇报、学老三篇，还煞有介事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育新人
的经验。听了这些话，我满脊梁乱起鸡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但
有人不同意这种想法，比方说，李赤先生。大家宴饮已毕，回城里去，走到半路，发现
他不见了。赶紧回去找，发现他又倒栽进了粪桶里。这回和上回不同，拖出来一看，他
已经没气了。李赤先生的极端体验就到此结束――一玩就把自己玩死，这可是太极端
了，没什么普遍意义。我觉得人不该淹死在屎里，但如你所知，这是庸人之见，和李赤
先生的见解不同――李赤先生死后面带幸福的微笑，只是身上臭哄哄的。
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
臭屎的区别还要大。近二十年来，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
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
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见解终不肯
改。现在能太太平平，看几本书，写点小文章，我就很满意了。我可不想早请示、晚汇
报，像文化革命里那样穷折腾。至于海外那几位学人，我猜他们也不是真喜欢文化革命
――他们喜欢的只是那时极端体验的气氛。他们可不想在美国弄出这种气氛，那边是他
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只想把中国搞得七颠八倒，以便放暑假时可以过来体验一番，
然后再回美国去，教美国书、挣美国钱。这主意不坏，但我们不答应：我们没有极端体
验的瘾，别来折腾我们。真正有这种瘾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样，自己一头扎向屎
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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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是后来会羞愧的‘人’，当初就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就怕还会有腆着脸来邀功的呢。
爱不爱国和受没受过委屈没啥直接关系。爱国的人受了委屈还是爱国，不爱国的人没受委屈也能制造委屈不爱国。敬佩一直兄的母亲！
前天在新兵营报道 昨晚一小河马介绍到此 竟一直从第七页看到现在 再次向河里 各位老神致敬
一根烟后 写几个字 泪眼了 可能是这个时间 也可能身边没有人 但是 还是您这篇文章 。
那一个年代
是我们永不该忘记的 只有正视它 才不会重蹈
你说过的 那个年代 恶 人的这一面 最大化了
但是 亲情 爱情 有很多也在这个时候 最大化了
看到您母亲为了这家庭而坚持的时候我同时也想到
萨苏蓝天系列 里面 那个王若飞的孙女黄晓竹 在批斗她的丈夫时
（又抽了一根烟）当女性面对自己的家庭亲人受到侵害时 所迸发出的 怎是语言能形容的
谢谢好文 谢谢了
写《父亲的空军生涯》，写到了文革、写到了天下大乱、写到了那场浩劫带给我们的国家、带给我们的民族、带给我们老百姓的到底是什么。听到了这么一种说法：“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所以对文革没有什么感觉，也不反感。”一副事不关己的轻松态度。
这一切一切还用去亲身经历吗？！难道从过来人的记述里，我们得不到任何教训吗？平反又怎么样？官复原职又怎么样？那些死去的“牛鬼蛇神”、“武斗烈士”，那些正直风华绝代却拿青春去上山下乡的年轻人，那些壮志满怀要去解救全世界的“革命者”。。。当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大力发展经济时而我们却把全部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可笑吗？可悲吗？还想再来一次吗？那些美化文革的别有用心的人，您有下一代吗？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去上山下乡吧！让他们去互相撕咬吧！让他们去泯灭人性、去监视、举报自己的亲人吧！让他们过“艰苦奋斗”、一穷二白的日子去吧！还怀念文革吗？那就去吧！
我痛恨文革，我痛恨那个让人性中的“恶”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年代。我鄙视那些为文革翻案或者睁着眼说瞎话美化文革的人。我鄙视那些记忆短暂、对那些文革受难者的悲惨经历吹毛求疵的人。那些持：“我没见到，你拿不出证据，所以整件事就没有发生过。”论调的人。跟那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却至今不肯承认的刽子手、王八蛋们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祖国是多灾多难的，我们的人民是多灾多难的。为了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不再遭受同样的痛苦，为了我们的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我们的老百姓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们要以史为鉴，时刻警惕，永不忘记！
根红苗正的父亲，热爱祖国的母亲，似乎什么样的政治风暴都不应波及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但现实却总是出人意料的。
1969年11月，完成复杂气象教学任务的父亲从浙江嘉兴返回部队——华北某空军基地。正好赶上林彪一号令，部队一级战备，所有人员取消休假，准备打仗。父亲自然也不例外。
转眼到了1970年1月，父亲很久没有接到母亲的家信了（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周通两封信），父亲觉得有些反常。
一天，父亲接到通知，要他执行一个紧急任务，立刻到北空保卫部报到。父亲一下火车，就被部队的车接到北空司令部，有关领导跟他谈话，要父亲执行这样一个任务：
把家搬出北京（部队派车、派人），家属随军到部队，2天内完成。
到母亲单位后，不许与任何人争吵，不许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不许发脾气。
母亲单位的任何人说任何话，都不许反驳，只能听着。
立即执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告诉父亲。
要解释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就要从头说起：
按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家最值得关注的阶级异己份子应该就是我母亲了。
她是归国华侨。
我的姥爷因为过关卡时不向日军岗哨鞠躬，被日本鬼子打成重伤去世后，母亲从此就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盼着自己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可以保护老百姓不受外国人的欺辱。
上中学后，母亲参加了马共在新加坡华校里的外围组织，用演话剧等形式，到处宣传进步思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10月，年仅14岁的母亲就毅然回国。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母亲虚报三岁参军，加入我人民空军部队。
详见拙作《父亲的空军生涯——莫须有》http://www.cchere.net/article/249409
1954年母亲从部队复员，经过三年的学习后，母亲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农业机械厂当技术员。这个厂后来曾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汽车内燃机制造厂之一，现在自然也逃脱不了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命运——工人下岗，工厂土地被卖，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增长点。
母亲一回国就积极要求进步，在部队顺利的入了团，但向党靠拢的过程就显得相对漫长，大概积极要求进步了将近10年，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参加空军后，收入在当时算比较高的，老家的亲戚们自然把父亲的工资当成手头紧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特别是父母亲结婚后，北京的家就成了迎来送往的免费“旅店”，客人不断。
由于母亲的海外关系，我们家的动态本来就很容易引起一些警惕性强的“卫士”们的关注。现在我们家又来来往往这么一批操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鬼鬼祟祟、土了吧唧的陌生人。有些人更是提高了“警报”的等级。
一次，大概是1960年左右，我的奶奶和叔叔（父亲的弟弟）来北京家里住。可能是住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警察同志上门“摸情况”来了。
写到这我说几句题外话：那就是我们老家的方言问题。父亲是浙江永嘉人（听说永嘉人杰地灵、楠溪江也很美，有机会我一定去回去看看），老家的方言很多，说“十里不同音”一点也不夸张。由于小时侯跟奶奶呆的时间很长，我一直以为自己听的懂浙江话，起码听的懂永嘉话。但现实是残酷的，实际上我只听的懂奶奶那个村的“老家话”，其他村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外语了。
我们的老家话挺有意思，例如普通话里“不”这个字，我们老家就念“NO”，跟英语发音一模一样。
奶奶第一次到北京时，“NO”的我母亲一愣一愣的，不明白这个浙江山沟里出来的老太太为什么会讲英语！
咱们再回到警察同志到我家家访的事，警察见了我奶奶，问：
“老太太，您从哪来呀？”
“南越（应该是永嘉南岩，岩这个字在老家话里念‘越’）”这警察一下提高了警惕：南越？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区呀！
“那跟您一块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我儿子。”
“他从哪来？”
“刚乡（应该是江西）。”这警察同志不由打了个机灵，心说什么“刚乡”肯定是“香港（英帝国主义的地盘）”，亏得咱知识丰富，要不非被这老太太蒙喽！
表面上警察同志不动声色，稳住了我奶奶。转头这老兄就把这情报汇报给上级了。
从此之后，我们家就成了当地派出所的内控对象，被严密的监视着。
母亲自然是蒙在鼓里，依然积极要求着进步。直到有一天。。。
厂领导告诉我妈说上级有人要找她谈话。见了面才知道是两个自称是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要跟我妈谈谈。
母亲很高兴，以为是上级机关派人来关心一下本厂要求进步的职工呢。通常“入党积极份子”经过这样一次谈话后，就该被发展了。
同时也有点困惑，因为这次来谈话的干部级别太高，市委组织部的！可能是重视归侨吧。
于是我妈就一个劲的汇报自己如何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如何与自己的缺点作斗争以及自己最近的思想动态。
整的俩组织干部哭笑不得，于是点了我妈几句，暗示她多谈谈家里复杂的社会关系。
这个问题对我妈来说，介绍起来可太熟练了。回国以后，自己都记不清楚交代过多少次了。
于是我妈把自己的家庭介绍了个溜够，什么我姥爷怎么去世的、家里还有什么人、都是干什么的。。。最后还向组织干部表态：自己一定勤奋努力，争取为祖国多做贡献；真心真意、决不含糊、哪里需要、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等等等等。
最后谈的两个上级领导忍无可忍，打断了母亲的“准入党宣言”。问她：
“听说你婆婆是从南越来的？”
“我只知她是从浙江永嘉来的，没听说她到过南越呀？”不过母亲想起我奶奶一口一个“NO”，也糊涂起来了，于是又答：
“这事还要问一下我爱人，他从没提过我婆婆出过国。”
“那你小叔子是不是从香港来的。”组织干部又问。
“他在江西（共青城）呀，到没到过香港我也要问一下我爱人”。
谈话结束后，我妈就生起我爸的气来：“好你个‘一直在飞’，家庭情况这么复杂，还瞒着我！”
等父亲从福建一回来，我妈就审问他。
问的我爸是一头雾水！这哪跟哪呀？莫名其妙！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这事连北京市委组织部都惊动了，真是说不清楚了！
父亲连夜赶回部队，找有关领导汇报此事，会同部队保卫科长等人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查阅相关档案，发现了XX民警当时跟我奶奶的谈话记录。这才真相大白，后经过部队与地方政府协调、对这一误会做了定论，撤除销毁了所有相关材料，算是清除了我们家的一个“历史污点”。
文革开始后，天下大乱。知道一点内幕的父亲一再叮嘱母亲千万不要参加任何派别。但事与愿违，眼看着厂里的老领导，老劳模都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被批斗、被殴打、被扭成喷气式、被剃成阴阳头。良心和良知使母亲成了同情“走资派”们的“保皇派”。
旁观了那么多的整人与被整，对“阶级敌人”的残酷斗争，对黑五类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看到的和听闻那么多老领导、老上级的被打倒。一幕幕人间惨剧的发生，使顶着一个“海外关系”帽子的母亲非常的惶恐不安。生怕哪一天，这个已经交代过无数次的“关系”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什么麻烦。一边暗暗的安慰自己，希望回国这么多年的积极表现，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进步和对祖国的热爱。
由于各地武斗失控，196X年，解放军进驻各大单位，实行军管，全国各地的局势才慢慢被控制住。母亲的单位也不例外的实行了军管。组成了由军宣队、工宣队、和一些被解放的老干部、老劳模组成的领导班子。
其实真正的领导，还是军宣队的那几个人。
1969年底，有两个来自北京卫戍区的护士开始审查母亲单位每个在册工作人员的背景资料。
渐渐的，母亲的经历引起了这两个护士极大的“兴趣”。其中一个护士的什么亲戚也参加了空军，所以她自认为很了解飞行员的配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清白”要求。母亲的条件显然的不符合她们的标准。
两个护士很兴奋，觉得她们挖出了一个嫌疑很大的潜伏了很久的“阶级敌人”也许还是个打入我空军内部的特务呢，立功的时候到了！
于是组织工宣队的人一起商量怎么找到突破口，群策群力，一定要找到我母亲的特务犯罪证据，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同时决定，先不要向上级请示了，到时候直接请功就行了。
于是就布置工宣队的同志们去我家“帮”着收拾东西。说到这我还真要感谢军管。此时的群众不论是斗争策略还是觉悟都比文革初期提高了很多。做事情是很讲究原则的，抄家的事是绝对不干的，他们到我家是去帮着收拾东西！
这一收拾还就真有收获。在我们家发现了一箱“军用品”！
1968年X月，父亲部队从杨村调防华北某空军基地。正要搬家时，父亲接到命令要带一批新飞行员到四川大足空军基地进行复杂气象飞行训练（详见拙文：父亲的空军生涯—天下大乱—简单任务—复杂气象）http://www.cchere.net/article/300202
http://www.cchere.net/article/295995
部队的新驻地还来不及给父亲分配宿舍，他只好将一些不用的行李放在一个柳条箱里，存在北京家中，这一放就是一年多，这期间母亲也没打开看过，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父亲执行完任务回部队，又赶上一级战备不能回家，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把这箱东西运回驻地。
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同志们兴奋极了，如获至宝，连忙在箱子中寻找违禁品，最后很有收获，列表如下：
老式伞刀一把
手枪套一个
飞行服一套
子弹壳数个
航校学习教材很多（有些封面上有“注意保密”的戳子）
剪报集一本，某页剪报内有刘少奇的相片一张
真是太反动了！我母亲肯定是打入我空军内部的新加坡（新加坡于1965 年建国，我母亲1950年回国）特务！
初战告捷，于是开始了对母亲的审讯。审问的重点是这些军用品的来路和要母亲交代出犯罪事实。
审讯是很讲策略的，除了连蒙带诈以外绝对没有触及皮肉的严刑逼供。
母亲自然解释那个箱子是我父亲存放在家里的，自己从没打开过箱子，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审讯人员一再暗示母亲，他的丈夫已经被关起来了，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只是要看母亲的态度是否老实，交代是否全面，其实组织上早就掌握了一切证据。
母亲一下紧张了起来，联想到父亲在四川时说过的“大逆不道”的话，又想起父亲平时对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被打倒的老革命的同情。这时母亲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自己的丈夫说了什么反动言论，被人发现之后举报了？
说到“言论治罪”，父亲部队是有先例的：文革期间，江青对某造反派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讲话，大意是：你们不听毛主席的教导，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有两个飞行员聊天时就这个讲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怎么江青把自己放在毛主席之上了。。。被人举报后，经过审讯，又挖出这两位的更多反动言论，结果每人被判处10年徒刑！
想到这，母亲决定不再回答任何询问了，因为她知道，自己说的越多，话里就越容易有漏洞，不开口是保护自己的丈夫、自己以及全家的最佳方式。
从这一刻起，母亲被软禁了，与外界一切联系都被中断，父亲寄来的信被全部扣留，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小：从不许出院门、不许出楼门到不许出家门。前来讯问的人的态度越来越坏，好象已经判定我们全家已经成了人民公敌。
偏偏奶奶已在前一段回了老家，如果她老人家在的话，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奶奶当年曾经和爷爷的队伍一起在山上为躲避国民党武装的追杀，开过枪，打过仗。遇见这种情况，奶奶绝对不会象母亲一样任由那些人“瞎诈唬”，最起码也可以照顾哥哥姐姐的生活。
记的纳什发表的有关“囚徒困境”的理论，充分论述了两个被分开关押的同案犯所遇到的困境，纳什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此时的母亲应该就是深深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中。
写到这，请朋友们原谅我的语无伦次和条理不清，在写自己的家人所遭受的苦难时，我很难保持冷静和风度。
第二天，军管会的主任（军人）来向我母亲交代政策，要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与组织合作！
母亲绝望了，因为根据文革开始以来的经验，这种级别的领导出面交代政策，意味着整件事情升了级，看来那些人暗示的自己的丈夫已被关起来的话是真的。怎么办？还是不能开口，绝对不能把丈夫平时的言论“坦白”了，那样的话，自己的全家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许离开家门，母亲“绝食”了。这可苦了我的姐姐和哥哥，没有人做饭，稍微懂点事的姐姐带着还不懂事的我哥，天天去食堂打饭。母亲开始还吃一些孩子们剩的饭菜。可渐渐的，她脑子乱了，想不开了，没有了食欲，也不怎么吃东西了。
一天晚上，已经是深夜了，母亲还是呆呆的坐着，她实在想不通：自己热爱祖国、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那么爱国，为什么有人还是那么不信任自己？把一个爱国的归侨当成间谍、特务来审问。丈夫生死未卜，这种精神折磨还不如死了算了。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上抗美援朝战场，如果那时牺牲了，是为祖国为人民，是光荣的，死而无愧、死而无憾。现在这样窝窝囊囊的，真是死不瞑目！
母亲起身向阳台走去，她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准备从三楼跳下去。母亲拉开了阳台门，突然，衣襟被一双小手紧紧的拉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姐姐说：“妈妈，您干吗去呀，回来睡觉吧。”姐姐的声音是颤抖的，姐姐是紧张的，姐姐已经被那些军宣队的队员们审问过好几次了，姐姐是懂事的、她明白家里有了“大麻烦”，小小年纪的她，也失了眠。
看着女儿怯生生、无助的样子，看着熟睡中的年幼的儿子。母亲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自己是“畏罪自杀”，孩子们也会成为狗崽子，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要活下去！即使坐牢也要活着出去看结果！”
母亲想到了海外的亲人，想到了我的姥姥临去世前还念着自己的名字。想到了追随自己回国的妹妹，这一切的一切，使母亲坚强了起来。
母亲的沉默使军管会的人很头疼，因为他们知道，光凭父亲柳条箱里的那点东西，是很难给我父母定下什么“大罪”的。于是他们想将此事搞大，把父亲的这个“案子”通报给北空。希望他们配合，一起揪出这个隐藏已久的“间谍小组”。
北空有关部门经过调查，给了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一直在飞是一个政治可靠、军事素质过硬的同志，他的爱人是从北空复员的战士，已经经过多次内查外调，政治上没有问题。
一直在飞柳条箱内的物品是每一个飞行员都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军管会的人下不来台了，鉴于北空的态度，不能明着审讯母亲，但他们还是希望在什么地方找到突破口。
一个女工宣队员进驻我家了，晚上，失了眠的母亲发现这个工宣队员在以为大家都睡着后，开始起身寻找着什么：她悄悄的摸遍我们家的所有被子（被里、被面、被角、被边），她把凳子翻过来寻找有无可以隐藏间谍工具的机关。
探询一切她认为可能有暗道机关的地方。。。她——当然是什么也没发现。
白天来的“爱憎分明”的人，对母亲不是横眉冷对就是怒目而视。没有一个同事或是朋友敢来我家。这时的母亲是孤立无援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答。外面进行的一切她都不知情。为了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母亲顽强的支撑着，同时也憔悴着，衰弱着。。。
还是有一个人敢来看母亲，那就是黄润萍伯伯——他是一个老劳模，黄润萍仓库管理法的发明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受到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因此在文革初期被批斗、殴打。此时刚从“牛棚”中解放，“三结合”当了车间主任。母亲参加“保皇派”保的就是他们这批老干部、老劳模，因此对黄伯伯，她是信任的。
看到母亲的样子，黄伯伯也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讲：“你怎么能不吃饭呢？不管怎么样，饭是一定要吃的！”
黄伯伯为我家做了一顿饭，母亲吃了被软禁以来的第一餐饭。这餐饭，母亲记了一辈子！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联系了家里每个亲历这件事的人。哥哥那时还小，模模糊糊只记得母亲抱着姐姐在哭，姐姐劝妈妈说话。姐姐记得军宣队的军人问她母亲平时说什么，做什么。还记得母亲要她睡觉的时候要穿袜子，万一妈妈晚上被抓走，不要追出去，要照顾好弟弟！
母亲给我写了厚厚一叠材料，说明整个事情的经过。
父亲只记得母亲后来有了后遗症，老是觉得有人监视她。
母亲是坚强的，虽然不吃饭，但她给自己冲糖水喝，为的是挺下去，看到结果。
母亲病倒了，抽筋、卧床不起。
军宣队慌了，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审讯，什么犯罪事实没查出来，眼看着要出人命，父亲此时是个空军飞行员，母亲的身份毕竟还是军属，他们不知道怎么收场了。
最后不得不上报北京卫戍区，请求北空帮忙处理。
父亲部队保卫科的科长到了北京，看到母亲不说话，面无表情的样子，也是束手无策。问母亲问题母亲也不回答。急的姐姐在背后不断的捅她：“您说话呀，就跟他们说吧！”
母亲此时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记下自己的任何一句话。因此，她依然沉默着。
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那一幕，父亲进京了。
在北空司令部接受了这么一个任务，父亲感觉家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刻赶回家见到了母亲。
说来也怪，看见父亲回来，神态、装束一如往昔，一直不开口的母亲立刻精神了起来。跟自己的丈夫说：“我饿了，咱们去吃饭吧。”
父亲的到来，使家门口的岗哨消失了，母亲终于可以自由的出去了。一家人来到一个饭馆，母亲开始向父亲介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讲述了这些天的遭遇和自己的担心。
听着听着，父亲的眼圈红了，看着一双儿女兴高采烈的吃着饭，欢喜的笑着，说了母亲至今没有忘记的一句话：“这两个孩子，还这么小，他们怎么会知道大人心里的苦呀！”
吃完饭，父亲揣着枪去找那个军宣队主任去了。
见了面，父亲问：“听说我的东西在你那？”
“哎呀你可来了，我这就放心了，你爱人有点想不开。”军宣队主任回答。
“我的东西呢？”
“在这，在这，我帮你搬回去吧！”
就这样，柳条箱又回到了我们家。
第二天，北空来车搬家，父亲听到一个围观的人说：“他们是华侨，怎么可能跟我们无产阶级一条心？”
1970年1月，凛冽的寒风中，我们家离开了北京。
由于我们家搬的突然，军宣队和工宣队的积极份子们也觉得丢面子，对我们一家人的去向秘而不宣。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单位都流传着各种关于我们家的“传奇”。
有的说我母亲自杀了。有的说我母亲被判刑关起来了。最离谱的是：我母亲的牙齿里藏着一台发报机。。。
经过了这么多磨难，母亲还爱国吗？
90年代中、后期，退了休的母亲在国外住了几年，我们经常通电话。
母亲总是乐呵呵的忙着，一会告诉我：去看祖国来的军舰了！排队看了两次！还跟战士留了影，我们的军舰真威风！
一会告诉我：今天上午去游行了，庆祝香港回归，晚上去参加领事馆的庆祝酒会了，跟领事合影了，他是你姐姐的同学。
又有一次，母亲说：“我今天教训了一个台独，他老是说什么自己讲台语！
我告诉他，根本没有什么台语，那就是闽南话！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就讲，除了闽南话，我还会客家话，潮州话！都是中国话，什么台语！”
还告诉我，那个台独，根本不敢反驳，语气中透着自豪和骄傲。
2001年的那个夜晚，一家人坐在电视前，屏住呼吸，焦急的等待着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
自以为成熟的我矜持着，满不在乎的无所谓着，手却是攥着的。心里认为经过了一些风雨的自己，喜怒怎么会形于色。
当我听到北京胜出的那一刹那，看到父亲在鼓掌，母亲在鼓掌，太太在鼓掌，女儿在鼓掌，奇怪的是，怎么我的手，也在拍着，大家的眼眶好象都有点湿。。。
不要笑话我们的幼稚，不要笑话我们的没有城府，我们永远是祖国的儿女。
我们一家依然，仍然，永远热爱着祖国。
谢谢
花这句话!
谢谢一直兄弟的好文章!
不知伯母近来是否安康？请代问候一下。
谢谢问候
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