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国关学者的窘境 -- 白鹤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判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根本性的指标只有两个，一是此人在一生中享受了多少社会资源，二是此人对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如果不考虑那些贵族出身的不劳而获者，那么第一条无非也是第二条的结果而已。要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必须对社会做出实际的贡献。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内容和成果一般都涉及国家利益，许多学者和项目直接获取有关部门的资助，承担着为国家服务的使命。因此，这一学科本身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学者更加关注的是自己对国家决策者的影响力，甚至自己与决策者的私人关系，远胜于同行对自己学术水平的认可程度。因此，这一专业的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安全和外交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种研究。如果一个人研究国际关系不是出于国家的需要，而仅仅是为了自己能在日后站在大学讲台上，用中学的方式向迷惘的大学生讲授《国际关系概论》的课程，并领取一份虽然稳定但高不到哪里去的工资，那么这样的人还不如去教中学。

一名国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否对国家有意义，不仅取决于研究者本身，还取决于统治集团的决策方式，国际关系学本身的研究—转化体系这两个要素。研究成果—转化体系—决策过程，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其中，本国统治集团的决策方式，对国关学者来说无疑是最需要了解的东西，甚至可能比学术成果本身还重要。

国际关系学在指导外交决策方面，始终有一个尴尬的问题。在国关学科出现之前，各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外交史，形成了成熟的外交艺术，当然还有由外交官、翻译、情报人员和首长秘书组成的涉外技术官僚体系。这一体系内的人员多具有丰富的交往经验，并因其所担任的职务而获得了大量秘密的外交信息。有史以来的历史经验能够证明一点，即这样一个技术官僚体系本身能承担外交决策的全部使命。至于专职的国际关系学者，他们是在近代的某个时刻，带着其他社科学科的研究方法闯入外交领域的新生力量。与技术官僚相比，国关学者在经验和信息方面处于天然的劣势，仅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占有优势。

技术官僚和国关学者的基础不同，因此分工也不一样。一名技术官僚，即使是国关专业的毕业生，甚至干脆是某个著名国关学者的学生，繁忙的外交工作也会迫使使他很快的远离理论，加强自身的经验和信息水平。而一名国关学者则受困于外交工作的保密性，不可能凭空提升自己的经验和信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际关系学本身设置了转化体系，以便协调技术官僚和国关学者的关系，使其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一转化体系在各国是不完全相同的。

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转化体制，体制的核心动力是法律对技术官僚权力的限制。西方国家的技术官僚一般不能被提升至副部长以上的位置，掌握外交决策权力的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国会议员，全由民选政治家组成。这些人的人气很短暂、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其政治利益也与技术官僚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完全一致。因此，政治家亟需来自政府体制之外的决策咨询，以防止自己被技术官僚架空。在这种现实需求之下，西方国家的种种国际关系学思想库极为发达，他们得到政治家的支持与信任、与技术官僚集团有着成熟的交流渠道，有时甚至直接承担称为“二轨”的外交任务。发达的外交思想库已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体，也成为了国关学者体现自身价值的良好平台。

中国也有照抄西方体制的想法，但中国的条件与西方完全不同。在中国，技术官僚牢牢掌握着国家的一切权力，上至国家元首下至翻译全是其成员。国关学者与技术官僚之间不存在竞争的关系，而是单纯的前者服务后者。更有甚者，中国还存在着一整套帮助技术官僚确保权力垄断的体制，即规模和程度远甚于西方的国家信息保密制度。是否掌握中国（有时也有外国的，两者往往是一回事）外交方面的有关信息，成为区分技术官僚与体制外人员的鸿沟。国关学者必须在国内不存在强势外交思想库和相应沟通渠道的情况下，争取使自己成为“核心人群”中的一员。否则，如果连自己研究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谁会对他的研究成果感兴趣？

要进入核心人群，国关学者必须从技术官僚手中，得到自己原则上并无资格掌握的相关信息。不仅要知道，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要能够证明自己是如何掌握的，这一任务已经超过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因此，想进入决策圈的国关学者必须有体制外的信息途径。直接设法获取本国的国家信息当然是一种重要任务，但是这样做毕竟是有风险的（比如进去了的金熙德）。最现实的途径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外国留学。在这方面，国关学者比技术官僚有两个优势，一是技术官僚本身不能长期出境，二是留学过程中与作为外国决策体系一部分的思想库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在国内深造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究竟何在，尚需进一步研究。在研究出结果之前，我不读研。

• 河里有两篇

现在看不到。从我接触的一些国关学生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就业面很狭窄，除了进政府，进学校，社会没有提供给他们更多都相适应的就业机会，同时他们除了英语比普通学生好一些以外，并没有掌握从事其余行业的技能。

即使是进政府，其所学的知识和实际情况也是严重脱节的（就像你所说的）。在国内学校继续深造，自己的知识积累也无法像其余学科那样有很大的提高，不客气地说是低水平的重复积累。如果博士毕业再想进政府（可能是唯一的出路），那么他的表现不见得好于一个国关本科生。

IR学者这个范畴放在国内来说太大了些。我相信楼主来自国内SIS三大校之一——坡上村的国际关系学院不在此列。

对于中国人而言，每个人都是政治的关心者，每天晚上7点的《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基本上已经成为佐餐的必备调料；

在这个基础上，学者如要真正成为学者，必有：其一是理论研究的框架；其二是实证研究的选取；其三是吃饭问题。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已经把吃饭问题放在了第一位。

在我离开SIS之前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观点可言，最潮流的也就是在拾基欧汉的牙慧——基欧汉的牙慧。最近福山在复旦的演讲《中国模式：历史渊源与未来前景》一语中的：

×××引用×××

在美国，“社会科学”的范围很广，一头是经济学，另一头是人类学和历史学。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经济学家想把各种行为抽象成数学模型，他么不太关心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差异。而人类学家要找的就是差异，他们会告诉你“别泛泛而谈”。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获胜的是经济学家。我的专业是政治学，现在这个学科的主导方法是数学、博弈论。我觉得这是成问题的，因为我觉得社会体制的许多方面是不能放进公式里去的。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需要应对的问题。

×××引用结束×××

其实从认识IR，到学习IR，我只经历了5年时间，真正有用的不过论文的几个月而已。因为要写列奥.施特劳斯，所以要啃政治哲学（抑或反之，呵呵）。如果没有政治哲学、以至哲学的功底，我想很难在IR研究中有所建树。因为IR的功利性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终极关怀。正因为没有哲学基础，没有终极关怀，IR的功利性被放大了。扯远一点，如果每个中国的大学生入学之后开一学期的西方哲学史必修课，现在的社会风气和思潮都会纯净很多。

关于实证研究的问题

我很同意楼主的观点，研究成果—转化体系—决策过程。的确如果作为技术官僚的一份子，这个过程会得到升华，比如人大的金灿荣老师。但——他、以及这群学者的理论立意何在，抱歉，实在看不清楚。

我尊重的时殷弘教授，他是战略史的专家，不在此列。

关于吃饭问题

成名的“学者”众里，一类人是电视派，这基本上迎合老百姓和有司的口味，说一台相声；一类人是编书派，阎学通之流缩写了一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便成大家；再一类人是调和派，拾人牙慧，结合现实。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吃饭问题。

正因为中国有15亿国际问题专家，所以野路子成不了真正的学者，只有受过IR研究训练的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曾经SIS的学生而言，学者之路我放弃了，实话实说，因为在国内我看不到前途。出洋之路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不会一辈子扔到国外去，就算在国外功成名就，回来之后依然要面临吃饭问题。很多SIS学生毕业之后选择到新闻媒体工作，我也放弃了，因为不能实话实说，而且国际口的新闻工作，实在是水中捞月。

因为印象中国际关系学院很少有精于思考这些问题的同行。

我自己是人大的后进末学，毕业之后基本和IR没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