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繁华萧瑟方以智 -- 古城老农

一、

境遇最奇：方以智出身簪缨世家，少年极尽豪华，列四公子而名满海内；中年历经艰险，哭崇祯灵几死于李自成之狱，拒降几死于清帅马蛟麟之刃，晚年为僧，流离各地，而其死竟为数百年之迷，或以为病卒，或以为自沉。其一生，为潇洒少年，为风流公子，为朝廷大臣，为荒山野僧，为囚犯，为乞丐，为商贩，为文人，为侠客，为科学家，为亡命徒，遍尝人间百味。

交游最广：方以智曾为冒襄做媒娶董小宛，也曾亲自给黄宗羲把脉诊病，曾经在北京号哭为父鸣冤让崇祯帝为之感动：“求忠臣当于孝子之门”。连几乎绝迹人间的王夫之，为各明清正邪僧俗各派人士所不容的金堡也都和他交往不绝，其他如顾炎武、陈子龙、归庄、陈名夏、龚鼎孽、陈维崧、魏禧与他交情都好。如果画一幅明末清初政治文化名人交往图，联络最广的肯定是他。无怪乎今人余英时怀疑方以智是地下反清复明活动的核心人物。

名望最高：他曾被南明永历帝十次下诏寻找起用，并曾被拜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在明朝官制里，这已经是最高的官衔了，虽然是小朝廷所封，也殊不易，在明清之际著名学者中凤毛麟角，也就明白为什么明朝遗民对其多有恭敬，尊称“阁老”。

湮没最久：自从他康熙十年去世以后，仿佛一下子被世人遗忘，历经数百年无人提起（余英时以此为方以智自沉的有力证据）。西学东渐以后，科学日贵，他的《物理小识》等书20世纪中叶突然被发掘出来，因为其中有关于光学、炼钢法等的记载而为世人所重，特别是记载了棱宝石、三棱水晶能把光分成五色，并指出这与五色彩虹同理，比牛顿的分光实验早30多年，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跃成为国际文化名人。现在浸浸然要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列甚或凌驾其上，被称为明清之际四大思想家之一了。顾黄二人，当时即已闻名，王船山隐身荒山近二百年，被曾国藩兄弟表彰，晚清其名大盛，也比方以智早百年。方以智生前享有大名，死后忽然沉寂，在思想学术界失踪三百年之后，又时来运转，为世人注目，议论纷纷、研究不已，纵老人地下心如死灰，也当为此喧嚣一动吧。

涉猎最博：方以智著述浩繁，虽然著作大都未曾刊印，有所散佚，但各地已知抄本已不下四五百万言。内容涉及哲学、文学、音韵学、训诂、历史、天文、数学、医学、美术、军事、物理、化学，而且这还都是他在九死一生、辗转流离中完成的，更加令人惊异。期待着有一天，他的著作会被搜集整理，以全貌视人。

二、

方以智自从被重新发现以后，曾被几位学人给予特别的注意，鄙人在此略做介绍，间有议论，纯属私见，并请教于大方之家。

在思想史上首先给方以智特殊地位的是侯外庐，侯氏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上盛赞方以智“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评价之高，前所未有。侯外庐的哲学史研究，代表着中国思想史家用“辨证唯物主义”观重新整合中国思想史的最高成绩，侯氏本人也籍此成为这方面的权威，观点一直为人所重视。不过，后来对方以智的评价并未以侯氏为定论，反而在热闹一阵之后，渐趋平静，一般提起方以智，也只说他是个学者，最多说他还是科学家，并未强调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思想家。这里面的原委值得深思。原来，方以智最重要的哲学观之一就是“合二为一”，他的这个“合”并不就是“调和”，“一”也不是整体的意思，更强调在“二”者之外（关于这个，对佛学略有所知的人不难领会，在此不进一步解释）。但即使如此，他和毛泽东更喜爱和强调的“一分为二”，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毛泽东来说，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互相斗争是永恒的，而对那些学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在他们眼里，“合二为一”就意味着调和矛盾，进而言之，则是“阶级矛盾调和论”，很有些修正主义气息和妥协派色彩，试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蒋匪帮”的矛盾能够“合二为一”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能够“合二为一”吗？全世界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能够“合二为一”吗？如果在哲学上以“合二为一”为基本宇宙观，那么其推论自然无法与毛泽东思想相协调，这也就是坚持“合二为一”观点的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岳等被批判的根源，也是方以智被冷落的原因。比较而言，方以智的老友王船山则不以“合二为一”为然，他的基本主张是“一以贯之”，认为佛家的性空破执说乃臆想捏造，二也罢，三也罢，万也罢，均可由一贯之，二之外并无另外一个“一”孤立其外，如果用宇宙观来比较，则船山以为根本不存在宇宙以外如何这样的问题。在政治历史观上，船山忠君爱国思想极为坚决，其立场的坚定性和思想的战斗性不容怀疑，也正是在这方面船山与毛泽东时期的中共有深层次的契合点，所以船山一直为中共所容，其大思想家的地位也从来没有动摇，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时候，船山作为著名大儒却被鉴定为“法家代表人物”而受到表彰，著作还被选编出来供全国人民学习。

海外给予方以智注意的是余英时，余英时费了很大力气，钩沉索隐，写成《方以智晚节考》，论定方以智晚年因涉入反清案，自沉惶恐滩，完成了其作为明室遗民的人生。余氏此论，师心自用臆断成说处居多，原因则是余氏自己浓重的遗民心态。余英时比较认同国民党政权，“先总统蒋公”对他又有知遇之恩——据李敖说，20世纪70年代，蒋介石曾召见作为“青年才俊”的余英时，而余英时也曾骑摩托车应召云。余氏既惋惜“党国”播迁台湾无力反攻复国，更痛恨中共“窃据大陆”竟没有崩溃，也就寄托自己的感慨于一些有遗民心态的文化人身上，先是陈寅恪，后是方以智。其实方以智自己恐怕不是如余英时所认为的那样，领导着一场地下反清复明活动。方以智固然不以满清为然，但对残明的态度也很难说的上热情，他父亲被下狱，自己为阮大钺追捕的经历都令他对明室心冷。所以曾改名换姓在广州卖药数年，如果不是被好友认出可能也就混迹市井而终生了，后来虽然参与拥立永历，但并未热心政治军事，倒是游玩山水，不拘行迹，连瞿式耜规劝也没有用。稍遇风波，就挂冠辞职，此后永历帝十次下诏起用，言辞恳切，他都坚辞不出，这离“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壮士赴难，万死不辞”的标准显然很有距离。王船山则是因为救援金堡自己也被诬下狱，甚至被永历亲自下诏切责，已经不为永历朝廷所容，不得已只好离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三谏不从，谏道穷矣”，三谏不从则去还是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的，而且船山只是一个疏远小臣，其去就对大局没有丝毫影响，而方以智则被永历帝乃至朝野士民寄予厚望，一旦挂冠高卧，则于解散人心之责，恐难辞其咎。总之，仔细观察方以智的人生经历，并不能得出他是多么热衷于反清复明的结论。当然，方氏著作绝大多数尚未刊布，对他的真实心态还有待研究。

另外，则有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里对方以智的格外关注，不过她感兴趣的是方以智人生的丰富性，虽然不象侯外庐或余英时力图把方以智拉入政治意识领域，加以利用，但离方以智本人的距离也更遥远了，就象谈关云长说其五缕长髯一样，属于谈之末矣。愚以为，方以智本质上是个学人，无论锦衣玉食还是饥寒交迫，无论声色犬马还是枪林弹雨，都不能改变淡化他求知好学之心，也才能在出生入死朝不保夕之时，仍然著述不辍，而这种生死不移、贫富不改的学习研究精神，也才是所有学者值得尊敬和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