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大中东计划的一些角度 -- 北疆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灵感来源于促进东欧剧变的《赫尔辛基协议》，认为既然一个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地区都能推行民主，那么，与基督教相对的伊斯兰世界也一样可以推行民主。美国把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及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列入民主化“颠覆”的国家名单。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独裁政权。美国计划以伊拉克为蓝本，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符合于美国标准的民主国家，然而向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扩散。美国称：“要让民主之风吹遍中东的每个角落。”

　　“大中东民主计划”推进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拉克蓝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依然对历史上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保持警觉，并不想附和美国的改革倡议。阿尔及利亚采用过西方标准的多党制，但至今国家仍然冲突不断。

　　美国的试验田并不成功。2005年后，伊拉克陷入了武装反美游击和教派冲突的高峰。

　　表面上看，在阿拉伯国家纷纷表态反对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似乎偃旗息鼓，但民主的信息还是传遍了大中东地区。随着概念的提出，阿拉伯媒体频频探讨何为民主，这加速了民主理念的传播。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首先在突尼斯产生效应，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突尼斯是大中东中最接近民主的国家，阻力最小。

继突尼斯政权更迭后不久，埃及民众于1月25日拉开了反对总统穆巴拉克长期统治的序幕。奥巴马政府表面上试图保留现有的穆巴拉克政权，而实际上美国却正在精心策划埃及和叙利亚、也门、约旦等国的政权更迭，这些举措远远超过有些人说过的“创造性毁灭”。

这种秘密的政权更迭早有先例，如1968年5月法国戴高乐总统时期的政局动荡，就是由美国五角大楼、美国情报部门和像兰德公司这样的若干个智囊团数十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国就在东欧开创了在同一地区的许多国家同时进行秘密行动的先例，这次在中东的行动只不过是如法炮制而已。这是美国一种略显绝望而又铤而走险的战略，是华尔街长期政治议程的一部分。美国的这一战略对当地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尚未可知。

尽管开罗、埃及境内乃至伊斯兰世界游行示威最终的结果还不清楚，美国秘密战略的大概轮廓却已经显现。

2008年，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部递交的报告中提到了与埃及的Kefaya相关的内容:

“美国表示出对阿拉伯世界更加民主化的兴趣，特别是在自2001年9月美国遭受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国的恐怖分子袭击后。这种兴趣是美国减少政治暴动和恐怖主义努力的一部分。正如前总统布什在2003年向国家民主基金会致辞时指出的那样，‘只要中东仍然是一个还未获得真正自由的地方，中东就会一直是一个充满停滞、憎恶和暴力的地方，而这些随时都会蔓延到其他地方。’（白宫，2003）。美国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实施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借助其他借口进行军事方面的干涉，最终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然而，最合适的是当地人在自己的国家发起变革运动，推行民主化。” [x]

兰德的研究员们花费了若干年的时间完善被称为“蜂涌”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技术用于部署由互联网联结的大量年轻暴民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组织，就像蜂群的活动一样。[xi]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华盛顿政府及其关照的一批宣扬“人权”、“民主”和“非暴力”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越来越依赖于精心培养当地的、本土的、“自发的”的反抗力量，其目的是促成亲美的国家政权更迭，推进五角大楼的全球性全方位主导战略。兰德公司在向美国国防部递交的Kefaya报告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美国政府已经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这些组织支持这些国家的改革力量。考虑到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负面形象，美国对这些变革力量的支持最好通过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机构展开。” [xii]

2008年的兰德研究中，非常明确地列出美国政府未来给予埃及民众和其他变革运动的种种支持：

“美国政府应该支持非政府组织向变革者提供培训，包括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如何建立联合战线和如何处理内部分歧这类事情。学术机构（甚至与美国政党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共和党研究所或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可以承担这些培训任务，这样可以帮助变革领导人采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其内部分歧。

“第四，美国应该帮助变革者获取和使用信息技术，即提供一些措施鼓励美国公司投资这一地区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的信息技术公司也应确保变革者的网站保持运营状态，应在匿名者等技术领域投资，帮助某些人免于受到政府的审查。同时，还可以运用技术安全防范阻止当地政权破坏变革者的网站。” [xiii]

正如兰德Kefaya报告专集中所指出的，这份研究报告是由 “兰德国家安全研究部的替代战略议题”课题组 于2008年完成，是负责军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旗下的快速反应技术办公室赞助的。

这里需强调一下，“替代战略议题”包含“媒体的创造性运用研究、青年人的激进化过程、为阻止宗派暴力的公民参与、提供社会服务来动员受冤屈的当地民众以及本卷的主题－－替代革命运动。” [xiv]

2009年5月，奥巴马前往开罗会见穆巴拉克总统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自由之家”举办的一次活动中会见了许多年轻的埃及活动分子。自由之家是一个宣扬人权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历史悠久，曾参与美国主导的若干政权更迭，包括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颜色革命。希拉里和近东事务代理国务卿助理杰弗里·费特曼在自由之家“新一代项目”提供的两个月奖学金接近结束之际，会见了十六名埃及活动分子。

自由之家和美国政府资助的专事政权更迭的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正是整个伊斯兰世界不断蔓延的暴动的幕后推手。它们与前总统小布什2001年后宣称的“大中东计划”的地理背景不谋而合，美国计划通过这些组织向伊斯兰各国渗透“民主”和“自由市场”式经济改革思想，对阿富汗、摩洛哥等大中东国家实施和平的政权更迭。当华盛顿大谈“自由市场改革”时，人们应该高度警觉。这是华盛顿政府意欲将这些经济体置于美元体系控制之下的信号。

如果我们列出自突尼斯和埃及事件以来中东各国正在经历的以民众为基础的抗议运动，并把各国的位置标在地图上，我们会发现目前发生民众示威的这些国家的地图和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地图有惊人的重叠。美国大中东计划是在2001年后前总统小布什在任期内提出的。

自2001-2003年美国军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直秘密策划遍及北非和中东的一系列政治动乱。看一看国家民主基金会活动非常多的国家是谁，这一切昭然若揭：该基金会官方网站上列出了突尼斯、埃及、约旦、科威特、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苏丹等，更有趣的是把以色列也包括在内。当前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在发生民众“自发”的反政府暴动。

兰德Kefaya报告中提到的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都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由美国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分支机构。

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华盛顿政府协调机构，它执行的任务是动乱和政权更迭。在苏联解体后，这个基金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非常活跃，包括西藏、乌克兰、委内瑞拉、突尼斯、科威特、摩洛哥等国家和地区，重新构建世界秩序是它的目的。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国会的演讲中宣布，苏联的解体是一次胜利，世界新秩序的曙光已经来临。

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发起人和首任会长阿伦·威因斯坦在1991年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说 过，“今天我们干的很多事情是25年前中央情报局悄悄做的。” [xv]

国家民主基金会董事会中，有前任国防部长兼中情局副局长、现供职于凯雷集团的弗兰克·卡路西，退休的前北约将军威斯利·克拉克，新保守派鹰派人物扎勒尔·卡里尔扎德。卡里尔扎德是前总统小布什入侵阿富汗的主要谋士，后担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和美国占领伊拉克后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另一个董事是维恩·韦伯，他曾与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科·奥尔布莱特一起管理一支重要的独立特遣队，承担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变革任务，而且他和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一道为新美国世纪智囊团制定了一个极端好战的计划，这个计划早在1998年就鼓吹强行在伊拉克实施政权更迭。[xvi]

国家民主基金会看上去是个私人的、非政府的、非盈利的基金会，但每年美国国会都会拨款给这个基金会，让它开展国际业务。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广大的美国纳税者。国家民主基金会并不是政府机构，因而不受美国国会的常规监管。

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经由四个“核心基金会”投入到目标国家去，这些核心基金会是：与民主党有联系的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与共和党有联系的国际共和党研究所、与美国劳联－产联和美国国务院有联系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以及与鼓吹自由市场的美国商会有联系的国际私人企业中心。

国家民主基金会充分利用其宣称的私有地位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选举，这是一种超越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新闻署范畴的新的活动方式，这样的活动仅仅能够通过中情局的秘密活动来实现。基金会的这些活动也许值得关注。如果在美国有外国机构如此运作，则会被认为是非法的。” [xvii]

重要的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目前详细说明了在伊斯兰国家的各种项目，包括埃及、突尼斯、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阿富汗等国。总之，几乎每个现在感受到地震般的变革抗议浪潮的中东和北非国家，都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目标。

　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轮番鼓励中东民众争取民主，美国传教士精神在自媒体和推特社交环境下突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施展空间，刺激了美国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大中东民主：从“他扩散”到“自扩散”

　　从民主扩散的路径上看，2011年1月25日之前，我们可以定调为“他扩散”，代表作有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选民举起了紫色手指。2005年埃及在美国压力下，曾经呼应了民主，首次有了多个候选人的总统选举，但之后在议会选举等方面，却出现了倒退。

　　2011年前的“他扩散”是不尽人意的，它的可取之处，恐怕就是完成了民主启蒙，使公共舆论有更多的机会辩论民主、认识民主，民众也有史无前例的机会，认识民主和思索民主。人民的生活要求，不是只止于物价的平稳和GDP的增长。在阿拉伯世界不断在世界政治板块中地位下沉、甚至没有了话语权的背景下，精神复兴就会冲破一切外在的物质束缚。

　　这也可以解释2011年1月25日之后，大中东各国政府不断在物质利益方面允诺民众要求之后还是难以恢复之前的“虚假的稳定”原因所在。专心于国内问题的美国，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这场民主扩散的性质，就如他们在2009年错过了伊朗民主革命一样。

　　民主“自扩散”的威力是惊人的。到2月16日为止，动荡了十多天的也门首次传来示威者死亡的消息，这代表了抗议的升级。在阿尔及利亚，抗议者要求的取消紧急状态法也近乎实现。大中东民主风潮也冲击了看似四平八稳的利比亚，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东部城市班加西，也爆发了反政府抗议示威，他们要求统治了利比亚达40多年的卡扎非及其不得人心的子女离开利比亚。5年前的2月17日，利比亚曾武力镇压了民主示威，共有18人被打死。可以预料，2011年的2月17日，对利比亚统治者而言，将会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大中东民主风潮进入了伊斯兰教教法的国家，进入了阿拉伯君主专制国家，这是民主“自扩散”典型标志。2月14日，大中东民主风潮首次越过阿拉伯世界，进入伊朗。由反对派“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发起的数千名抗议示威（也有报道称数万人），声援埃及民主运动，并把矛头转向当局，要求独裁者内贾德下台。示威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据报1名示威者在冲突中死亡（也有报称2人死亡）。当局已经软禁了反对派领袖穆萨维。

　　而富裕的君主制国家巴林的动荡或预示着阿拉伯世界的君主专制根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今天的美国威尔逊主义复兴的外部条件，与美国当年原始威尔逊主义萌发期的20世纪初期有着类似的地方。从历史背景上看，殖民扩张发生的血腥冲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为代表的新世界秩序的威信，正如伊拉克战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大中东的威信一样。而从取得的目标函数上看，20世纪初的威尔逊主义摧毁了亚洲君主专制，促成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动力来自于亚洲自身对民主革命的渴求，诚如今天埃及18天革命改变了穆巴拉克30年威权主义统治一样。

　　从纯粹的地缘政治上看，美国致力于埃及政权的稳定，其获得的利益肯定会大于把埃及推到不确定未来而引发的潜在风险，贸然把穆巴拉克赶下台恐不是最优选项。美国新保守主义上台后，推行了单边主义的民主植入。单边主义也意味着选择主义，在拔掉了萨达姆政权之后，美国把拥有核能力的伊朗视为该地区对美国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

　　这场“自扩散”的民主风潮，存在着该地区的以色列从对付一个死对头又恢复到过去陷入“阿拉伯群狼合围”之中的可能。这种可能的存在，迫使美国在近日派遣了掌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和五角大楼非文职的最高武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一道深入以色列并进而安抚约旦。这样的安排，意图再明显不过了，美国准备保住约旦、让以色列后方留有一个安全港之后，放手推动大中东民主的“自扩散”，为“自扩散”提供充分的传教士式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首先，这一轮大中东民主扩散，使美国看到了解决伊朗问题的新途径。小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提出了“政权改变”外交思路，准备让“民主之光照亮大中东每个角落”，但人们看到的是外来的军事干预压力，这反而使伊朗成为了抵抗美国影响力的英雄，成为伊斯兰反美世界中的事实领袖。假如伊朗民众自主改变政权，从立场强硬的政权转向温和民主的政权，这已经不是军事打击手段能做到的。

　　一个不可回避的风险就是，在民主扩散的进程中，也往往存在着爆发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国内统治者为转嫁国内尖锐矛盾，往往会以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来唤醒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来压抑个人主义为基石的民主自由需求，从而维护政权的稳定。2月16日，以色列媒体传伊朗军舰驶过红海。

　　美国在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兴起新保守主义，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美国收敛了锋芒，转向重商主义的汉密尔顿外交路线。这次转变并未根本使美国从危机中脱身。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造成美国的相对衰落。在这期间，俄罗斯从民主进程中转向新威权主义，而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盟则陷入自顾不暇的处境，美国所信仰的“美国价值”受到了挑战。这就是美国的“面利益”问题。

　　美国“面利益”维护之迫切，使美国社会多阶层人士，如当年传教士一样，从各个层次和各个角度参与了拯救“美国价值”行动，凭借社会网络和新通讯技术手段，为大中东民主风潮扩散更远，甚至发挥着美国政府更大的作用。如果他们看到对美国未来形成的挑战的政权，陷入了自身民众反抗下的政权更迭风险中，那么，美国认为再推翻一百个穆巴拉克也值得。

　目前在通胀预期持续恶化的过程中，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总市值达到600万亿美元，虽然全球资金在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间来回腾挪截至2月16日，全球资金连续4周净流出新兴市场，但全球的资金总量并未因此减少，全球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并未因此下降。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去年9月开始上行似乎资金回归正常，并于今年2月8日的交易中触及3.729%，为去年4月30日以来的新高水平。但由于全球通胀、地缘恐慌上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连续7个交易日上扬，美国国债受到追捧，收益率再次下降，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年2月22日收于0.698%，10年期国债上升11/32，收益率跌至2月初以来最低水平3.459%。

答案很简单，全球风险上升给美国带来了国债信用扩张的空间，原本于去年下半年美联储不得不因为国债收益率上升而进入较为紧缩的信用通胀，而现在美国可以极低的价格大发特发美国国债了。2月23日，美国政府拍卖350亿美元5年期国债，24日拍卖290亿美元7年期国债。

　　我们面对的是较为长期的通胀周期，与上世纪70年代疯狂的通胀周期相同，我们将见证油价与黄金(1410.00,-5.80,-0.41%)价格节节上升，最终迫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大转变，以节能式经济发展模式取代高耗能模式，以产业在全球的大转移提升生产效率，以中国内需与美国的外贸平衡全球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