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顾维钧笔下的袁世凯 -- 荣九

顾维钧笔下的袁世凯

顾维钧（1888――1985年），现代中国著名外交家。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12年学成归国后，以24岁英年出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以下摘自《顾维钧回忆录》，小标题为本人所加：

1、初见袁世凯

那（注：指总统府）是中南海内一间很大的办公厅，唐（注：指国务总理唐绍仪）告诉总统，我是奉总统之命刚才美国回来的顾维钧。我向总统鞠躬，他还礼后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唐绍仪先生坐在他右边的椅子上，他们开始谈论关于委派直隶都督的事。我静静的听着，根本不了解事情的背景和它的重要意义，讨论显然没有取得结论。然后唐先生对总统说，我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作他的秘书，这个意见看来总统不大高兴，他声调有些激动地说：“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呀！应该在这里作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先生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关于我，袁总统和唐总理似乎有一点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自然，我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最后，唐先生提出的折衷办法，总统说恐怕只好这样了。

我对袁世凯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2、唐绍仪内阁的倒台

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主要是由于他和袁世凯在执行某一条商定条款方面意见不一。从一开始便可以看出，没有总统的全力支持，唐先生要实现自己的政策绝非易事。另一方面，唐先生关于民国政府施政的想法和总统也不一样。唐先生在他最易受外来影响的年纪在美居住数年，以后又数次访美。他的英语在读和写方面十分熟练，经常和海外的朋友保持联系，洞悉外界事物，同时他虽具有中国官场生活的经验，但总是站在实施新政的方面。

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象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直隶都督的任命。直隶是京都所在的省份，一向被认为是北京的命脉所系。唐和孙中山的同盟会（这时孙为了让位予袁世凯已辞去总统职务）商议后，答应委派老同盟会员王芝祥将军任直隶都督。袁世凯总统坚决反对。按照旧日的作法，京都所在省份的都督应是他自己的嫡系人物，他想委派内务总长赵秉钧。其实，他原打算让他的另一个心腹来担任这个职务的，赵先生的提名乃是袁世凯总统的妥协办法，而唐先生竟连自己内阁的内务总长赵秉钧也拒绝接受，这就成了袁唐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导火线，争吵激烈，无法调和。唐先生递上辞呈，总统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争论的时间已不短了。

按中国官场惯例，总统对唐予以挽留，劝其打消辞意，但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唐对总统的意思也完全清楚，未等辞呈批准，便离京溜到天津。内阁骤然垮台，使我感到沮丧和失望，也使我有些震惊，更使我看到政治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权力之争以及涉及委派重要职位时的强烈情绪。

自然，袁世凯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人担任这个职务，这是可以理解的。直隶省是他政治上的根据地，他做过该省的总督，在小站练过新军。该省的官吏，如海关、税务、盐运及地方的道台、知县都是他的亲信。无怪乎他坚决要自己的人来掌握这一省的大权。

3、与袁世凯的一次谈话

我记得1912年秋天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自然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象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我说，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我接着说，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他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提这段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4、袁世凯与中国外交

在民国的各位元首中，袁世凯可谓是例外，此人对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不论是有关帝俄对外蒙的要求，或因西藏涉及与大不列颠的关系，或是关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总统都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决定，他而且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二十一条的提出并不出乎他之所料。他曾想到会有这类事情出现，也提到过，如欧洲不发生战争，日本原不敢这样做。他说：“日本现在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了，不必担心西方列强的任何干涉和阻挠。只有美国会反对它。”当时他不了解东京、伦敦或巴黎的情况，因此他说可以采取的一项战略是等待国外的反应。我前已介绍过，我作为五名代表之一的任务就是使驻外使馆了解谈判情况。日置益先生在头一次会议时就反对我参加代表团。他说，首先是不需要那么多代表，其次，我或许无助于谈判的进行。我说：“不要包括我。”袁世凯总统理解，我在会上能做的有限，而在会外反而可做更多的工作。

关于会议应多少时间举行一次有过多次讨论。因为日本急于尽快谈判，而陆总长则建议每周只开会一次。最后达成妥协，会议每周三次，于星期一、三、五召开。当报告袁总统时，他说：“干吧！这样也好。”

每次会议都在下午三时至五时召开，但陆总长使用了一些手法来拖延。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客套话会长达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钟。然后侍者清理桌面，摆上茶点，又需中断三十到四十五分钟。尔后在讨论中，一切必须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及由中文翻译成日文。陆总长习惯于讲究讲究辞藻，出言文雅，轻言慢语，译员施履本有时听不清陆总长言语，又需请他复述一遍。

遇有困难时，陆总长即向日方提出：“我将就此报告大总统，下次会议时给贵方答复。”所有这一切为争取时间而施展的手段，终于招致了1915年月7日的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

整个谈判过程中，每次会晤的记录均立即送呈大总统。他也仔细阅读，并作批示，如“此项回答似过于明确”或“此项必须答以‘否’”。

袁总统有一个日本顾问名叫有贺长雄，是国际法学家，和日本军事集团并无牵连。在最后通牒之前不久，他将有贺长雄派回日本，探听一些元老，特别是西园寺的真意。通过有贺长雄的努力，我们在5月以前得知，中国必须接受二十一条的前四号要求，而日本将不坚持第五号。这最后一号包含的内容最为全面，也最重要。

有关西藏的交涉事宜，每次朱尔典爵士和袁总统晤谈，都由我担任翻译。至于朱尔典爵士和外交总长的少数几次晤谈，也由我担任翻译。我同时担任政府与朱尔典爵士间的联络工作，并曾屡次被派赴英国使馆直接和朱尔典爵士就西藏问题继续交谈。在所有这些晤谈场合，均有秘书作谈话记录。每次记录都是一式三份――一份呈总统，一份呈外长，一份归我本人。总统对交给他的一份记录阅读非常仔细，不时用他的红蓝铅笔将需要特别注意之处一一划出，并作批注，指出下次会议应说些什么，有时还和我一起阅读。简言之，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

他尤其重视了解重要的世界政治舆论，常常阅读路透社报道和外国报章重要评论和新闻的译本。外交部翻译科由我担任科长，下设助理八至十人。每天早晨我们将日文、德文、法文及英文报章择其重要条目译成中文，下午译完，供袁总统次日阅读。某日晚约九时半，我在外有饭局，总统府来紧急电话找我。我接过电话，原来是总统府一位秘书打听新闻的译稿为何尚未送到。他说打搅我很感抱歉，但总统每天早起穿衣后必要索阅，因此他急于替总统准备好，供他阅读。此事表明袁总统是如何重视我们的翻译，虽然总统的副官处也在翻译路透社的报道。1915年1月该处未能认出一份实系来自日本天皇的贺年电报，总统对其工作失去信心。自此以后即下令不愿再看副官处的翻译文件，而只看外交部的材料，并要外交部送呈每份电报的译文。这些情况说明，袁总统是如何地注意国外舆论和外国报纸有关中国的评论，以及各国所推行的对华外交政策。

可惜他在帝制运动时期，对中国舆论的估计却欠可靠。当时唯一刊登人们不满实情的报纸是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袁总统怀疑中国报纸不可信，一向多依靠《顺天时报》。不过帝制运动的首领们竟胆敢在每有不利评论时，精心复制新版，以拥护帝制的假报道替换。因此，当袁世凯总统欲知舆论对帝制如何看待，尤其是日本舆论如何时，他看到《顺天时报》表示赞同，即认为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

袁世凯总统的继任者们不大参与外交事务，黎元洪总统和冯国璋总统均是如此。徐世昌是个学者，受过极好的教育，由于长期与袁世凯合作，完全理解对外关系的重要性。但他虽关注此事，却缺乏自信，感到自己没有实际经验，因此将对外事务一任外交部去办。

附：日本侵占青岛及二十一条，1914―1915

――摘自《顾维均回忆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消息在北京引起极大的忧虑。这并非怕战争迅速波及远东，一般人担心的是怕日本将乘机在亚洲大陆推行扩张政策。这种担心不久即成为现实，威胁着中国的安全。8月间，离欧战爆发还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撤出其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包括胶州湾在内。当然，德国当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当最后通牒送达柏林时，日本军事当局早已准备就绪，随时可将其威胁付诸行动，对德国租借地发动进攻。所采取的方式是日军在山东登陆。本来德国建筑的炮台都是面向海洋以防海上袭击，而日军却出其不意在其租借地距芝罘不远的后方龙口登陆，向青岛推进。事先日本政府并未通知我国，直至日军已开始在龙口登陆，才由驻北京公使馆告知中国政府。实际上，袁世凯还是从山东都督的报告中获悉的。

日本的行为显然是侵犯中立国领土，完全违反国际公法。中国则无力进行有效抗击，至少中国政府的看法是这样。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这种局面，采取什么行动。

总统急忙在总统府召集会议，所有内阁部长均出席，参事也被邀与会。那时我是外交部参事，是被邀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务院（内阁）参事。一个是伍朝枢，伍曾就学于牛津，是英国律师，伦敦林肯法学协会会员；另一个是金邦平，他曾留学日本，也是国务院参事。总统宣布开会后说，邀请三位参事与会，是因为他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总统先叫我发言，我毫不犹豫地说，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说愿意听听研究国际法的留英学生的意见。伍是以前著名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儿子。他简捷地说他的观点完全与我相同，认为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的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不是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金说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他实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

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那些行动。段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总统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总统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他没有成熟的意见。总统环顾左右，等待别位总长发表意见。然而大家沉默不语。总统深深叹了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这话显然是对我和伍朝枢说的。他以为国际法是人制订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国际法呢？总统拿着一个准备好的小纸条作为发言的依据。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至1905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由于陆军总长说明中国没有准备不能进行长期抵抗，而且总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方案是当前中国应遵循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政策。三位参事凑到一起，草拟官方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这些文件经过批准，即作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

德国由于在欧洲无法分身，在青岛的抵抗不过是象征性的，只有两天的工夫就结束了。德军投降，日军随后开入并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包括青岛在内；然后紧跟着控制了青岛至济南府的铁路。这使山东都督大为吃惊，也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遏制日本的行动。在首都，政府的忧虑增加了，惟恐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之后继续提出更多的特权要求。大家认为这是日本在亚洲大陆上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的大好时机，它绝对不肯交臂失之。

这种忧虑是有充分理由的。1915年1月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要求特别会见总统。会晤时他提出一系列要求，即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要总统答应保守秘密。他声言如秘密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二十一条对中国犹如晴天霹雳，政府内部立即陷入紧张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的这一特殊要求。袁世凯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他立即决定答应与日本举行谈判。日本公使曾暗示某些要求必须接受，某些可以商谈。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的，第二号是关于满洲的，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的，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的，最后一号是有关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谈判方针决定后，总统立即让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陆征祥被再度起用为外交总长，这显然是为了便于与驻京日本公使进行谈判。日本要求谈判尽快得出结果，每天会谈一次以加速进度，在最短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却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中国代表团的组成是外交部与日方代表团需要立即商谈解决的另一问题。中国提出双方应各组成五人代表团。报界对中国代表团究由何人组成，不免有所猜测。外交总长与留日的次长曹汝霖是两个主要的谈判人自不待言，至于其他三个成员，我的名字也被认为必定在数的，理由是这个谈判十分艰巨，结果如何要看中国能获得讲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多大支持。我的任务可能是负责向国内外新闻界宣传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但这时双方代表的人数又成了问题。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总长出席，顶多带一名秘书，构成三人代表团。显然日本公使是奉东京之命要进行秘密谈判，把和北京讲英语国家的公使有来往，特别是与国外讲英语国家的新闻界有联系的中方人员排除在外。日本坚持己见，迫使中国撤回自己的建议，接受日本的反建议。因此我和另一位秘书被排斥于中国代表团之外。我虽未参加谈判，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每次谈判内容和进展毫无所知。事实上，外交总长每次和日本公使及其同事会晤之后，总是召开小型会议，讨论会晤中提出的问题。

头几次会谈时间很长，除了程序问题外，没有什么进展。实际上，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征祥先生，要他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要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想出了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

陆的另一个任务是缩短每次会谈的时间，已有决定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至六点。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他还是决意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先生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此时，北京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我向总统和外交总长说明，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根据世界的形势，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我看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也应告知伦敦。因为英国的在华、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是很大的。尽管英国正在进行着生死攸关的战争，我相信它不会不慎重考虑，采取措施，防止中国给予日本以过多的利益而影响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尽力争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因为其他有在华利益的国家无力干预亚洲的事务。法国正日夜忙于对德作战，俄国也已成为德奥发动战争的受害者。

这时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我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当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电询政府二十一条的详情，尤其是第五号时，东京开始焦急不安，显然东京并未将二十一条的性质及谈判进展等详情通报其驻外使馆，据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完全不知道所谓的第五号。但国务院出示了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使日本大使非常难堪。此后日本政府也开始感到难堪，当然不是为了在北京的谈判中，而是在和华盛顿与伦敦的关系上确实是这样。秘密泄露后，至少是日本外相感到：如继续否认二十一条及其第五号的存在，殊非明智之举。秘密越来越公开，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企图迅速签订条约，结束谈判。陆征祥仍采取拖延办法，但已越来越不灵了。在日本强大压力下，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把前四号的谈判结束下来。

这时中国已赢得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显然美国政府已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日本外相当然也感到舆论影响有利于中国。在第五号上中国则采取强硬态度，根本拒绝讨论，而日方则继续坚持讨论。4月中旬，前四号告一段落后，谈判即陷于停顿状态。日本压迫中国对第五号进行谈判，而袁世凯总统坚予拒绝，以种种理由拖延谈判。华盛顿的支持显然是为了让中国不屈服，并重申了美国的立场。袁世凯决定派日人顾问为特使去东京和那些对日本政府，特别是对日本外务省有影响的元老联络，因为日本的各项政策都先在天皇主持的元老院决定。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政治家便是西园寺公。袁世凯总统希望从元老们的私人意见中得知在迫使中国接受第五号条件上，日本要走多远。当然，这位日本人要完成他的使命需要时间，谈判停顿了几乎三个星期。日本公使催促迅速结束谈判。而袁世凯总统指示外交总长不要恢复谈判，尽可能拖延下去。5月1日，中国驻东京公使和日本顾问都从东京来电，说如果中国通过谈判已接受前四号，那么可以拒绝讨论第五号；但前四号的条款必须尽快签定，否则日本将在山东或满洲采取某种行动。日本公使也催促中国政府早日签订条约。袁总统不明日本政府恢复谈判第五号条约的意图，仍采取拖延办法，甚至日本公使暗示，如中国不接受会谈中已达成协议的结果，日本将提出最后通牒时，袁世凯总统仍不明所以。5月7日暗示变为现实。日本公使递交其政府的致华最后通牒，指责中国拖延谈判，并限定四十八小时内签订条约。虽然日本公使递交的照会是一个明显的最后通牒，声言中国如不在四十八小时内同意签订条约，则一切后果由中国负责。但是，事实上这个最后通牒并未出中国所料，因而也就没有引起想象中的那种不安。

无论如何，这是最后通牒，有四十八小时的期限。中国面临的与其说是是否接受最后通牒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起草回文接受条款的问题。这个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时，我根据德国医院院长克礼大夫的诊断，因紧张、疲劳而发高烧，已在德国医院住院两天。外交总长来看我，就最后通牒的内容和回文的要点和我商量。他说总统指示接受日本要求并回文作复。复文不长，没多大工夫就草拟好了。前四号已经解决了，重要的是第五号如何处理。我草拟的复文异常简短，关于第五号，我明确指出中国不能接受。外交总长认为可以，送呈总统，总统也同意。正在誊写复文时，我代表团中讲日文的成员施履本提出，草稿最好先送日本公使看看。施这时按例正与日本公使及其僚属保持密切接触。他解释道，如果日方不能接受，正式复文送出后，将造成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局面。次长曹汝霖同意这样做。施带回了日本公使的反应，大意是语气过于决绝，建议关于第五号改为容后再议，东京可能更容易接受。我认为没有必要，否则在中国公众和友好国家的心目中我们太软弱、太妥协了，而且也给日本将来重新提出此问题提供借口，因为施说日本公使曾表示，修改此句更易为东京所接受，并可顾全日本政府的面子。我住在德国医院，未能参加在总统府召开的最后批准草案的会议，而复文中终于保留了修改的辞句。

我认为下一步政府应发表一份详细声明，说明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所持立场以及被迫签订条约的情况。我的建议未能迅速为外交部的某些同事所理解。照他们看来，中国的任何声明都会引起日本政府的敌意，招致不利的报复；中国既然接受了最后通牒，事情就完了，越少提越好。我解释道，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提出特殊要求有损国家主权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说明中国如何进行谈判，怎样谈判，中国拒绝无法接受的要求的理由是什么。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必要的。外交总长赞同这个意见，总统也同意。至于这份声明究竟怎样写，曾征求外交总长、次长和驻华盛顿公使的意见。此事应由各司主管负责，但外交部认为把整个交涉过程回顾一遍，并于当夜或第二天发表声明，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我说，要使声明收到预期的效果，必须迅速发表，使国内外报纸及时刊载。由于讨论到由谁写，怎样写。我说我认为事情应该做，而且应赶快做，如果司里难于承担这个工作，我愿意做。外交总长很高兴，只是指出，鉴于我的健康状况，应先问问医生是否准许我做。我向他保证说，我虽然发烧到华氏101度，口授文稿还是没有问题的。经与克礼大夫商定，给我的两个秘书另外准备一个房间。另外，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工作到深夜，也可能到天亮，隔壁房间有没有病人，可能会影响他们休息。他的回答极为友善，表示同情。他虽然是德国人，中国话说得很好，他支持中国的斗争，特别是在中日签约之后。他说他要把一位病人移到较远的房间，以免他听到什么。我请了一位澳大利亚人端纳协助。端纳是一家澳大利亚报社的记者，后来接替莫理循做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我口述，他写，不用速记。他叫他的助手普拉特打字。我们从晚上九时三十分开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一面说，一面写，然后立即打字，天亮前一份打好的声明就出来了，一共大概有十二页至十四页。然后部里很快把它翻译出来，由总长、次长送呈总统批准，立即发表。

1915年5月25日继二十一条提出之后签订的这份条约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条约是签字了，然而对中国来说，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美国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在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这个问题再次成为外交争端。这两个会议的情况留待以后再述。

袁世凯和希特勒一样在错误的时间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个有影响了历史的人物。不过，也不用为他翻案。借用东条的女儿为他父亲之死的解释语：一个政治家是要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