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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邓公的这个翻译水平还是不错的嘛 -- mhymark
个人感觉:这篇文章还是很理性的,对于很多问题的解读非常客观
值得我们党内搞宣传的好好学习学习
TG现在的宣传的确是出了问题,像李敖说的那样,过去的宣传水平真的不是盖的!现在怎么感觉机制是优汰劣胜了呢?
邓小平英文翻译张维为: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转载)
用自己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
新京报:先来谈谈《中国震撼》这本书的缘起,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写这样一本书的?
张维为:我原来写过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写完之后还有一些想法想写出来,这次等于是上本书的延续。我希望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讲中国的故事,希望中国人听得懂,外国人也能听懂。我们现在经常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平铺直叙,实事求是讨论问题,什么尖锐的问题都不回避。
比如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老百姓认识不足。一出国门就知道了,不得了的。如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比所有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就加在一起还要大。严格讲,我们已经把赤贫消灭掉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像东欧,我们的经济在过去30年增加了16倍以上,整个东欧增加了才一倍,当然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和发达国家也可以比,欧洲一个国家平均是1400万人口,我们大致上是100个欧洲国家的规模。理论上讲,我们人口比美国多4倍,我们的问题比美国多4倍也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的话。看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实际上美国的问题不比中国少,美国的监狱人口比中国还多。
我们的文化比较平和
新京报:那是不是因为美国是法治国家?
张维为:不,实际上它这个法治,被欧洲国家批评得很厉害。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监狱人数?一定有不正常的地方。我感觉他们的法治已经或多或少地变味。你仔细看美国的民意测验,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律师。
在西方只有美国一个国家,靠打官司是可以发大财的。这个东西不能走过头。另外,我们文化总体上是比较平和的文化。汶川地震,我们受到影响的有两千万人,上万记者去报道,我还没有看到严重恶性的犯罪事件报道。在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风灾,多少犯罪案件,数千起。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可以让上层意志很快贯彻,国外必须讨论决议,要慢很多。
张维为:我书里提了一个概念,民主与专制的概念被西方用烂了,变成意识形态的标签。其实制度只有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比如芬兰、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比如新加坡。中国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远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治理得要好。反过来一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不光是伊拉克、阿富汗,还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希腊、爱尔兰、冰岛破产了、西班牙岌岌可危。美国自己也没有治理好,吃老本。
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
新京报:中国模式是全新的吗?
张维为:这个模式是传统和现代结合,而且是与整个世界互动的产物。不停地看到自己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改进。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学习能力,自我更新和适应能力。某种意义上,今后世界国家竞争就是看有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有4亿人在学英文,麦当劳到很多国家被抗议,到我们国家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出版物每年15%至20%都是翻译作品,我们不停地学别人的东西,但没有放弃自我。我们的基因太强了,传统一旦形成,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如果传统确实有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趋利避害。
新京报:目前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为:我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有8个特征,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讲其中一点,即实践理性,西方有很强的神学传统,从一个理论推到另外一个理论.国内有些学者也学西方,一个概念推导到另一个概念,民主应该什么样,市场经济是什么,这是神学传统。中国改革开放模式,主要特点是实践理性,从做开始,从试验开始。不管怎样,去亲自体验一下。所以西方指导的变革是从修宪开始,中国相反,总是从试验开始,觉得可以再推广,最后有必要再修改法律条文。这两个方式各有利弊,总体来讲,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用比较谨慎方法推动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灾难发生。
我们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消灭赤贫,但是很多人会觉得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太少,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张维为:要看你怎么界定,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加最快。印度称自己有3亿中产。我去印度3次,我直觉观察,他们的中产不到中国三分之一。我问印度学者,为什么说他们有3亿中产,他们说是用世界银行一位学者的标准,即每天收入2美元到12美元,就脱贫了。如果用这个标准,中国中产要有8亿人。那么我自己想用一个什么标准衡量中产呢?如果用一个全世界都适用的经济标准,我想大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套住房,包括房奴。西方国家买房子都要贷款,大家都是房奴。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得了啊,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最大财富就是一套产权房。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是89%,瑞士是36%。我看电视剧《蜗居》,大家都说买不起房,那句经典台词是“我们俩加在一起都快70,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不到35岁就有自己的产权房,这种话哪个发达国家敢说。
新京报:但是现在中国买房是要靠父母资助的。
张维为:这也是一个特点,我们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坏事情,要作为一个正常事情。中国文化不是以个人为起点,而是以家庭为起点,不要用西方概念来套,父母出钱,孩子还会以某种渠道回馈父母。没必要按照西方标准,我们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嘛。
新京报:你也提到中国大家有钱还是更愿意买房,不愿意消费,这说明大家对未来预期不乐观?
张维为:正好相反,人们愿意在一个地方买房子就说明对这个地方有信心,房产投资是大投资。但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文化,背后是文明延续,我们是农耕文明发展过来的,对土地和住房比较眷恋,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对我们习惯的数字化的概念反而不是很在意,比如GDP、基尼系数等等。
张维为:这些我都叫做西方话语,对非西方世界的问题,说服力很有限。基尼系数只计算了收入差别,中国这样的社会,我们的农民是相对弱势群体,但大部分人有地有房。这些不算进去,怎么能算出真实状态。现在重庆、成都综合改革试点,很多人给城市户口,放弃农村的土地,他不愿意,因为他知道今天土地的价值。再想想日本的物价比北京、上海不知道贵多少倍,所以要用购买力评价来比较,才可能更加客观公平。
新京报:目前当下,中国比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张维为:我们现在提到的腐败、医疗、教育等问题都要解决,但我认为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改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其他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人家是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的问题。我们是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问题,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化。关键是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可以比较快地搞医保,美国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还有4000万人的医保没有解决。
新京报: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会不会因为太快存在一些问题?
张维为:有,因为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始终存在各种矛盾,心里容易不平衡。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高速发展时,动荡战争非常多。我们在这么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而欧洲大概经历了100场的大小战争,很多是在海外打的。当时欧洲的社会矛盾很多,但它可以把矛盾输出。英国把失业者输送到非洲,犯人发配到澳洲,持不同政见者送到美洲。当时英国才1000多万人。他们的现代化就是这样完成的,非常血腥,贫富差距比中国现在大十几倍、二十几倍也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崛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记者 姜妍)
《环球施暴》上经常有他的文章。我读了下面一篇文章后才记住了他的名字。外链出处
一场有意思的辩论
今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笔者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演讲后,一个欧洲学者问道:“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笔者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笔者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笔者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这时,一个美国学者大声说:“印度。”笔者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笔者回答:“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又有学者说:“博茨瓦纳?”笔者同样问道:“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笔者答道,“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又有学者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还是“没有。”笔者的回答是,“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之后笔者干脆反问:“让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的伊拉克。此时,有一些听众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笔者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很羡慕地想:这人真牛逼,去过那么多地方。
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很羡慕地想:这人真牛逼,去过那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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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人家可是邓公的翻译啊,出国估计跟吃饭一样
看了标题,以为是邓公对某事某词作了翻译工作,工作搞得不错.
实际确是说邓公的那个翻译官水平不错.一个天下一个地下.
出国以后游历的。说起来也只是1985到1988当了三年的翻译
这两天上海广州的报纸都在登他的专访
比例也许不如国内,但也不是完全不存在。
的人就不多,可能跟大部分河友都是理工男有关,文科男又能洞明时事,为什么就这么难尼?
水平在于能够用另一种视角看问题,通篇没有什么数字,但是也没有大话,他说的我能懂,大爷大妈也能懂。如果国内的宣传口都能在这种水平表达,还会有满世界的牢骚么?
印象深的在记者问到住房问题的时候,从记者的问题到老同志回答的口气可以看出两人在思想上并没有取得一致。记者的问题含着抱怨和引导,无奈老同志没跟着走,他的解答还是不错的,换个角度么,你在北京没房子,不代表农民在农村没房子。想起来多少年前有个转到水木笑话版的征婚广告:家有三间大瓦房....放在北京的水木就能上十大,可放在农村都没人羡慕了,放在美国也拿得出手 (你看过1931年的房子还卖60多万刀的么?)。说得挺好,但肯定也无法打消年轻一代的怨气,没办法年轻人的怨气只有两种办法消除,养个娃,出个国。
欧洲的社会矛盾很多,但它可以把矛盾输出。英国把失业者输送到非洲,犯人发配到澳洲,持不同政见者送到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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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有一点能做到:持不同政见者送到美欧
法国不少家庭,父母有经济能力的都会支援子女买房,我周围有很多例子。
好个头啊。古代皇帝都知道用科举收揽人心,保持社会稳定。现在考上大学也出不了头,房价太高,无法在城市安身,城市子弟还好说,可以继承父母房产,农村子弟怎么办?造成大量的极具流动性的城市“无产阶级”,这群人能从农村出来,肯定也有相对很强的能力。中国将来要乱,就要乱在这两件事上。
其实记者看起来光鲜,但是绝大部风收入相对来说真的不高,而且要经常出差,比较辛苦。
编辑就更低了。
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微博上很多媒体人有怨气了
换个思路么,大学毕业赚钱不多,职高技校赚的多阿(没有低一等的意思)。大学盲目扩招确实不好,反过来说,不是他盲目扩招,很多大学生也就是职高技校分流了。国内要发财恐怕没那么容易,要生存还是有很多法子的,还是两句话,低下头,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