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会说英语的新四军—敌后一次营救美国飞行员情况整理 -- 春秋的老胡

抗战后期，中国军民曾在敌后沦陷区多次营救“来华助战”的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的飞行员。原“飞虎队”成员杰克·萨姆森编写的《陈纳德》书中就有在中国华东地区作战“被打下的美国飞行员均被中国的新四军救起”的记载。

根据资料来看，在敌后战场上，第一个于彻底沦陷区域之中被营救的飞行员似乎就是约翰·魏德迈。

（此前有被在根据地、游击区被营救的美国飞行员，如东江纵队营救唐纳德·克尔，即是在游击区“港九大队的地盘”里面，有记载：“曾參与營救的東縱老同志陳國強，對戴維兩兄弟說：‘你們父親跳傘時正好風刮到觀音山的九龍山坳的這一邊，不然會被日本兵抓走，這邊是港九大隊的地盤，我們的部隊經常從這里襲擊敵人’”)

萨苏兄的文章《飞将军传奇之江南猛虎》，曾提到了这一次营救。笔者遍览史料，试着梳理一下这次营救的过程和历史背景：

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飞行员约翰·魏德迈(John Wedemeyer)，中尉军衔。他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人，本来是一个电工。参军前，他还没有结婚，“每天工作完了之后，大概下午6时左右回到家里，先睡两个小时，就和女友上街吃晚饭，一直玩到12时才回家休息”。

“他参军来到中国，一方面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所激起的义愤，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参加军队的机会，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再有就是军队的工资比做电工的工资高，可以积累较多的钱，结婚以后生活会比较好些”。

1944年12月21日下午4时，约翰·魏德迈“驾驶P51型战斗机来破坏日军安庆机场，机上携带两枚小型炸弹，俯冲投弹扫射时，因飞机遭受地面火力受创，不能继续升空，被迫在机场附近的旱地上降落”。

约翰·魏德迈迫降的位置，在安庆市江边马家窝西1公里远的旷野里。

马家窝（即今天的安庆市迎江区马窝村），又称马窝子，一带流水受阻而形成了漩涡回流，江岸经常崩塌，形成一个大凹湾（新中国成立后，采取抛石护岸、块石护坡、锥探灌浆、填塘盖重、植防浪林等一系列措施，多次进行了加固。马家窝这条常崩塌的险堤已变成一条稳固的江堤），在当地方言中称这样的“凹湾”为窝子。清朝时，在这一个“窝子”附近居住的以马姓居民为多，有一个马氏后人在省府安庆做大官，故称马窝子。

1938年6月12日，日军向安庆发起攻击时，就在马家窝江岸登陆的。

约翰·魏德迈迫降后，周围田地里耕作的农民们蜂涌而来，围观这位从天而降的洋人。

家住马家窝的安徽省立第二中学（即1939年在抗战中于桐城县黄甲铺成立的省立第二临时中学，接纳安庆一带的沦陷区学生，简称二临中，43年已改名称为省立第二中学）高二学生王少武，此时放寒假从桐城县回到了家乡。21日傍晚，他正沿着江边田埂散步，看到约翰·魏德迈从飞机中，马上走进围观的人群，用英语和美国飞行员交流起来。

这一位高二中学生王少武，是约翰·魏德迈见到的第一个会说英语的新四军。不过王少武此时还只能说是一个“预备新四军”。他就读的二临中是安徽省著名教育家孙闻园先生创办的，学校风气进步，有地下党组织，中学生地下党员很多。一些该校学生直接奔赴敌后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王少武当时至少是和新四军游击队有密切往来的。他可以迅速和在长江南岸斗争的中共贵（池）桐（城）地下县委取得联系。

在和飞行员用英语交谈后，王少武知道必须马上带着他去找新四军。迫降的马家窝这个地方，附近几公里的范围有多个日伪军据点。而日伪军见到飞机降落，显然已出动追击。王少武随即“急忙脱下自己的棉大衣，摘下毡帽、围领，给飞行员穿載，又将飞行员的飞行帽就地埋在土里，然后和房下两侄子王开蒙、王一珏奔上江堤，从前江口上船渡江，日伪军到现场扑空，跟踪追赶到江堤，王等的船已到江心，日伪军暴跳如雷，开枪射击，由于时已黄昏，又加渡船摇摆不定，未被子弹击中”。

四个人渡过长江去，即到达了贵池县（今安徽池州市），这是新四军七师沿江支队展开敌后武装斗争的区域，当时有“沿江走廊”之称。

当晚，王少武等三少年带着美国飞行员找到了贵桐地下县委。就是从这一晚起，王少武正式成为了新四军，他掩护美国飞行员脱险使他的身份暴露了，于是从此留在了贵池县一带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沿江行政办事处”里工作（“由于汉奸通风报信，飞行员被救走的第三天天刚亮，安庆日军即赶到 把王少武家房烧光，并悬赏一千元捉拿王少武”）。而他勇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至今还记载在安庆小学生的课本里。

贵桐县委书记马守一（解放后任安庆市第一任市长）和美国飞行员见面后，认为日军会连夜追赶到游击区，抢夺美国飞行员，随即决定立即把约翰·魏德迈送到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的部队中。

前身为闽北红军独立师的一部分的新四军五十八团，于1943年2月与桐城、庐江、无为交界区域的地方大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

在安庆附近带队打游击的沿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林维先，是我军有名的游击战专家。195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主席到浙江省视察，听到了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林维先汇报民兵工作后说：“你不但是游击专家，还是民兵专家呢！”现在林维先墓前悬刻的一块石匾上，还有聂荣臻元帅亲笔题题写的“游击大师”四个大字。在贵池直接指挥敌后斗争的支队副司令员兼沿江团团长傅绍甫，也是骁勇的战将，则是海峡边的解放军31军参谋长。

1945年6月，沿江支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开赴山东省南部，曾与铁道游击队并肩作战。铁道游击队在沙沟受降1000余日军，就是在十九旅的围攻日军的前提下得以完成的。

约翰·魏德迈被送到新四军沿江支队之后，他遇见了第二个会说英语的新四军：侦察参谋曾幼诚。曾幼诚是汉口中山大道著名的“豆皮大王”“老通城”餐馆老板的小少爷，武汉沦陷时，“老通城”这位老板给了最小的儿子曾幼诚7000元，希望儿子把这笔钱拿去做生意。曾幼诚从这笔钱中拿出3000元捐给了革命组织，带上剩余的钱投奔了打鬼子的新四军。

曾家“要求子女个个要读书”，曾幼诚的大姐曾子平（和一起参加新四军，抗战中在上海附近的通海工委坚持地下斗争）是复旦大学毕业，家里挂着她戴学士帽的照片，他的几个哥哥姐姐都戴过学士帽的。抗战开始时，曾幼诚还在念中学，虽没来得及上大学也也具备了英语交流的能力。可以用英语与美国飞行员对话。这大概也是布置他带队护送的原因。

关于这一段护送的经历，大家可以看萨苏兄的文章《飞将军传奇之江南猛虎》。到新四军七师师部之后，约翰·魏德迈曾回忆过被护送的经历（中方翻译人员的回忆中记载），也放在这作为这段护送经历的补充：

“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当我和这些武装的人走向一个山地的林中小道时，我听到飞机降落的方向传来了枪声，这时我们离那飞机降落处已又有十几公里远了。很明显，那是机场的守卫部队在搜寻我的下落，幸好这些武装人员已把我带走了。因为我们越走离机场越远，虽然我不知道带走我的人们是什么人，但是我可以庆幸地想到，他们和日本人是不会合作的。

但是，他们是什么人呢？看来他们是在营救我，他们也和我同样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在这里活动，为的是什么呢，我们步行好几个小时，终于在一个农民的小茅屋里停下来。在那里吃了鸡蛋面条、鸡，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接着在星光下我们继续行动，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在另一个小村子的茅屋里住下来。我们就这样持续穿行在乡间大路、小路上，在山林小径中一天一夜行走了十七八个小时，这是我一生的第一次，我真想休息。我估计我们离开安庆机场至少也有五六十公里了。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房主家人口很少，虽然对我的来到表示惊讶，但可以看出，出于他们对和我在一起的武装人员的友谊和信任，对我也满面笑容地表示了欢迎。我已经十分疲劳，感到又饿又累，我迅速吃完早餐，匆匆洗完脚，就临时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睡了一个十分香甜的觉。醒来时已经是下午5时左右，我们匆匆清扫了睡的地方，饭菜又送来了，这是有鸡、有鱼和蔬菜的十分丰盛的晚餐。使我惊奇地感到这个小小的村子像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美味食物似的……”

这一路上，幸亏有会说英语的曾幼诚，还可以和美国飞行员交流一下豹子的问题。不过，从别的史料记载看，语言沟通不是很通畅，约翰·魏德迈据说还得用手势和新四军交流。据曾幼诚中将回忆他念书时很贪玩，不知道曾幼诚在和美国飞行员艰难交流时，是不是很怀念复旦大学毕业、正在上海附近敌后斗争的大姐：有大姐当翻译就好了，就不用边得边得用手比划一下了。

新四军战士们护送着约翰·魏德迈，从贵池到铜陵渡江，到达位于无为县（多说一句吧，是老胡的家乡）三水涧村的新四军第七师的师部，在这里，约翰·魏德迈遇见了第三个会说英语的新四军——第七师锄奸部（皖中行署公安局）一科科长王敬之。

王敬之原名肖家亚，曾是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小艺术家”，曾和主创了一个小歌剧《送郎上前线》，还担任主演。“《送郎上前线》首次演出就打响了。因为它通俗易懂，曲调来自民间，深受群众喜爱，这出戏从皖南演到皖北，从江南演到江北，到处受到热然欢迎，战士和群众，很多人会哼小调：‘送啊才郎，送到大门外……’”

后来，他又从文艺战线转到地下斗争战线，担任芜湖地下县委书记，在日军重兵把守的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从芜湖撤出后曾调任铜（陵）繁（昌）芜（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这和文艺还略沾些边。不久他又第三次成功转行，成为七师反特战线的领导之一。

王敬之在中学学过英语，又曾在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长沙分公司工作过，于是临时担任了七师曾希圣政委的英语翻译。王敬之向曾希圣政委的翻译了约翰·魏德迈的疑惑：

“……我仍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上级从来也未提起过这里有着强大的友军和这样好的抗日人民。我们虽然是在敌人占领的地方，甚至就在敌人机场附近，却能自由地、安全地转移行动着。如果我们早就知道这些情况，我们对日本人的打击将会放心大胆得多，那将像在自己家打击敌人，不会有什么顾虑了。你们是新四军，但据说新四军是反对政府的，早已不存在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又给约翰·魏德迈翻译了曾政委的解释：“我们新四军和活跃在华北敌人后方的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日战争。在敌人后方诸如上海、南京、江苏、皖南、浙江、皖北，都有着我们的兄弟部队，在打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蓄意要消灭我们，他们在1941年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攻我们的军部，取消了我军的番号，断绝了我们的供应，给我们抗日救亡工作制造了种种困难，从武装进攻到派遣特务阴谋破坏，还在对外宣传上，对我们进行恶毒的诬蔑和诋毁。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存在这个事实，所以也就使你们不了解真实情况”。

和曾政委见面后，约翰·魏德迈被送到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医院休养。在来卫生部的路上，约翰·魏德迈很担心在医院会遭遇语言不通的问题。不过他随即发觉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很快他就见到了第四个会说英语的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副部长李兰炎。

李兰炎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大学毕业，到敌后根据地投奔新四军前，他任上海同德医学院生理学助教、教师。李兰炎建国后是浙江省卫生界的主要领导，曾担任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兼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

以李兰炎副部长大学教师的英语水平，足以和约翰·魏德迈较为自由进行交流了。而更出乎约翰·魏德迈意料的是，他旋即又认识了很多会说英语的新四军。

在新四军七师卫生部能说英语的人有不少，从上海来敌后根据地的“教授和研究员就有好几位，这些同志不仅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非常赞同，而且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可以想象得出，那一阵在医院，没有了语言障碍的约翰·魏德迈，他的生活应当是很愉快、很舒心的。

约翰·魏德迈在七师师部住了一个月，受到了悉心的照顾。他穿的布鞋都是专门为他特制的，每天还有儿童团的孩子给他唱歌。亲眼看到了敌后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欢送大会上，约翰·魏德迈向中国军民表示：他将更加努力作战，来回报中国军队和人民留在他心中的友谊。他还特地说他将用炸弹和机枪消灭更多的“日本鬼子”——这是他在在这一个月之中学会的一句中国话。

随后，新四军用担架把约翰·魏德迈一路抬到了皖南山区，交给了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人员，转送他到江西省上饶。在与翻译王敬之依依惜别时，约翰·魏德迈留言：

“希望在战后能够再见面”。

很可惜的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新四军指战员们在没有得到约翰·魏德迈的音讯。

但是这一段情谊，留在了会说英语的新四军们的回忆中。

（关于这一次营救的更多史料原文，近期得暇会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