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茶壶男人与牙刷男人 -- 吴健

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怪人辜鸿铭先生关于男人有一个“妙喻”：“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辜先生分别用茶壶、茶杯来比喻男人、女人，他反对女人与多个男子交往，却公开主张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几个女人，他自己就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20年代风华绝代的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她怕生性风流的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对徐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是可以公开用的，牙刷是不公开用的”。

　　这是著名学者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写的一件趣事。茶壶、牙刷的比喻是否恰当，女人可不可以同时拥有几个男人这样的问题，我们姑且不管它，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对待男人是否可以同时占有几个女人这一点上，作为男人的辜鸿铭和作为女人的陆小曼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辜鸿铭的话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男人的心态。男人潜意识里总是想让自己变成茶壶，茶壶不仅希望自己有茶杯，而且还希望这茶杯又漂亮又聪明。男人自我肯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事业，一种是爱情。事业的成功可以给男人带来丰厚的财富、眩目的职位、高贵的身份，让他们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奋斗者的伟岸；爱情的成功能够让男人体会别人的关注，感受自己对他人的吸引力。而男人的爱又多半善变，毕加索一生光是有名有姓的情人就有十七个，就是男人这种劣根性的最好的注脚。当然不是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做茶壶，一般来说，有权、有钱、有名的男人因为经常抛头露面，他们比身份平平的男人更具备这种机会。

　　而女人则多半希望男人变成牙刷。这一方面是因为女人在爱情上常常比男人专注，另一方面也因为与男人相比，女人在生活中总是更多地处于弱势地位，女人离开配偶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男人。生活中，很多女人不愿意自己的男人出人头地，她们并非不知道一个人出人头地可以给家里带来许多好处，而是害怕男人春风得意之后变成一个“不回家的人”。我曾听一位女人说：与其为别人培训丈夫，我宁可让男人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家是女人的堡垒，女人要想巩固这种堡垒，就必须用自己的温柔或者强硬与男人“斗争”。

　　然而，男人成为茶壶也罢，成为牙刷也好，很多时候不是由女人的意志决定的。女人料想某个男人会当茶壶的，最后却做了牙刷；女人认为一个男人会做牙刷的，到头来却偏偏当了茶壶。女人要想拥有自己的牙刷只有三个办法：一是让使用牙刷的嘴巴更有吸引力，让牙刷生出迷恋之心；二是在挑选男人之前先考察一番此人是茶壶坯子还是牙刷料子，如果是后者，哪怕其他方面质量稍微差一点也可以考虑，如果是前者，倒赔你一百万一千万也不要。三是万一不幸碰上了茶壶，先看自己能否把茶壶变成牙刷，能，则尽力去做，不能，就立即放弃，天空不会有永远的阴雨，人生也不例外。

中国人壶文化也是历史悠久。

除了茶壶，还有酒壶，除了酒壶，还有夜壶。

夜壶除了民用的，还有商用的，御用的。

陆小曼何许人也，她是徐志摩的爱人啊。到了你嘴里三个字“交际花”就打发了。

今晚<<再别康桥>>和<<雪花的快乐>>各罚抄一百遍。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雪花的快乐

假若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徐志摩是咋死的啊？我不知道。好像是被谁谋杀的么？

二八佳人女多娇，

腰悬利剑斩丈夫。

不是叫你鸡无力，

就是叫你骨髓枯。

按您这么说，凤辣子对瑞大爷倒是诲人不倦，谆谆教诲了？

至于茶壶牙刷的，偶就不讨论了。

以前看过一本《裸猿》，具体内容忘了，大致是说人的行为模式大部分都是本能决定的。比如远古时候，为了自己这一族的繁衍，男人的本能就必须花花肠子，尽量多找女人交配才能广种薄收。女人呢，为抚养后代，就要想尽办法把男人留在身边。

下面有为同学说徐是因为飞机坠毁,意外身亡的.

我想知道,徐先生坐的是啥飞机?去哪呢?为什么去呢?

据说偶爷爷以前是自己开作坊做牙刷的，不知道偶有没有继承点家族传统，不用会做牙刷，但如果能有认出牙刷材料的能力也好啊？

遵命。

飘儿轻轻

与徐志摩的命运相关的女人中，要么是获得了世人深切的同情和爱护（如张幼仪）；要么赢得了众生极佳的赞誉和倾慕（如林徽音）――都结善果。惟有陆小曼为千夫所指，以一个万劫不归的下场。未曾关注此之前，只在一片历史沉积下来的纷纷权威舆论中，与所有司空见惯的说法一般，仿佛一层遥遥的山岱，听说着这么几个人物的“角色”演绎。他们已然成为了某种单一形象的代言，就好象戏剧脸谱中的忠奸善恶――泾渭分明。

也许是受到这些强势舆论的影响，陆小曼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轻佻、奢靡、浮华的女人，除了美貌便一无是处。对于花瓶式的女人我向来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从来没有去正眼关注过。但一个意外的机会却使我对陆小曼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

那是一天适合游逛的日子，在一个极其喧嚣的大商场底层，我毫无目的的翻阅着架上的图书，《徐志摩传记》，《林徽音文集》，《陆小曼……》，我的目光停留在了这本书上，也许是从来没见过有人为陆小曼专门写过什么，也许是对她的了解一片空白，我不由得好奇，便随手翻看了前面的扉页，本来只想仔细瞻仰这位“红颜祸水”的美貌，却意外的看到两幅山水画让我一下子提起了兴趣。这是两幅陆小曼的作品，从来不知道陆小曼的山水造诣竟不是寻常之辈！没有它们我很可能象对待架上其它的书籍一翻而过，但我决定买下了它，我想了解这个陌生的女人，尤其是一个被舆论诋毁了一辈子的女人。

自古红颜多命薄，皆因男儿无好汉！历史是人写的，中国的历史却是男人写的，在男人写就的中国历史里，女人的记录寥若星辰，多少才女俊杰皆埋没于民间，泱泱大国有才女子岂就史册之中的几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历史是男人写的，在男人的意识里，英雄伟业方可入册，女流之见不屑一提，除非是才华智慧实在难以抹杀，绝妙到无法侧目之时才勉强承认，却也要加以编派些不堪的故事附载其身，以安心理深处的不平衡。能够记录于正史的多半是政治型女性，这些政治型女性又无一不被描写成凶神恶刹的男人婆，而在野史中的女性则多是烟花青楼，或者爱情悲剧中的女主角。

历史从来都不真实，正因为人们自身挥之不去的过于浓烈的感情色彩，所谓的人情道德伦理。一种对喜爱之物的狂热激情必然导致对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以或多或少的偏见和偏执。使其成为它的附属物而失去其作为独立存在部分的客观审视，由此导致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极端歪曲。

要比较真实的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三种人进行描述：一些当时热爱他们的人描述；一些当时憎恶他们的人描述；一些当时与之无直接关联旁观者的描述；再结合历史特定的人文环境综合分析才可能得出对一个历史人物相对真实的认识。然而历史总是难以做到以上几点，因为社会中话语权的不平等，并不是各方面的评论都能被保存下来，被留下的成为历史记载的舆论往往都是当时社会的权威话语，因此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耳闻只能用“传说”二字最恰当。事实真相很可能完全不被知晓，这便是历史最可怕的地方。

陆小曼奢侈挥霍一直被世人舆论针砭，也是遭人非议最多的罪证之一。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造成这个结果的客观原因，那就是陆小曼豪门出身，在家中还是独女，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视若掌上明珠的娇宠中。当一种生活方式成为自然而然的习惯时，对她本人来说这种方式完全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就象一个从小清苦惯了的人将节俭成为一种习惯一样，你不能据此说他小气，那是由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造成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当“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伦理观念才会发生冲突和激化。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也正是为什么会有不同阶层存在的原因之一。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又常是互不相融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归属于自己的阶层。要破跃就必须打破本阶层的常规和观念。

当然徐志摩也是出身豪门(其实这种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喜好也正是徐志摩与陆小曼情投意合的客观条件之一），但是徐家人并不接受陆小曼，并很快断绝了他们的经济来源，让一些富家子弟自力更生会是多大的生活变故，这才使得这个矛盾激化开来。要知道最初进入徐家生活的几个月，徐家给他们的生活也是很排场的，但当时由于徐家未彻底与他们决裂，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明显。再次，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出身名门，对陆小曼几乎是有求必应，宠爱有加。陆小曼始终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过的一直是奢侈排场的富人生活，在她的意识里根本没有金钱的概念（徐志摩也是如此）。以这个名目一味的谴责陆小曼恐怕无法令人信服。而这种无谓的谴责给予陆小曼的也太多了，就如将徐志摩飞机失事的原因完全推卸在小曼身上同样让人不可思议。徐志摩急着北上的直接原因有一个就是为了赶上林徽音主讲的一次讲座。但是世人却只将矛头指向陆小曼，由此可见人们对此二人天差地别的极端好恶了。

陆小曼是让人眼红的，在未嫁之前已是社交界首屈一指的名流，素有“南唐（唐瑛）北陆（陆小曼）”之誉，凡见过陆小曼的人无不被其风采倾倒。那时真是追的捧的数不胜数，怎料一嫁与徐志摩之后，那些平日里对她怜香惜玉的人全部倒戈相向了，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这人言可畏的社会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人淹死。这恐怕也是个性醇厚的陆小曼始料未及的。这其中是什么缘故呢？当是爱之深恨之切？从追慕时的追捧到得不到之后的嫉妒种种大同小异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吧。男人的心胸实在大不到哪里去。很多的表面现象从常规逻辑上找不到原因时，往往从深层心理上却能得到答案。

在婚恋生活中，陆小曼很难不让人失衡。陆小曼一生所嫁二夫皆是极其出色之男子，有家世，有学问，有地位，有品貌。不论前夫王赓还是后来的徐志摩都为之神魂颠倒。如此堂面上的光彩全让陆小曼一个人给占了。树大招风，一个人太过招摇了，怎不让人嫉妒？只是，不管男人或者女人，一旦心理失衡，便极愿意做那些落井下石，踹上一脚的事，这也正是陆小曼最失败的地方，因为她太天真憨傻了，太缺乏城府和心计了，所以她不懂得世俗中阴暗面的力量。过于率性的她不懂得藏锋纳芒的道理。

在个人风采上，陆小曼更具备让人嫉恨的资本，她聪颖过人，才华横溢，不仅能诗会画，还兼擅京昆，法语和英语。看过陆小曼的几幅山水，才发现陆小曼是个富于艺术天赋的女子。能画好山水的女人凤毛麟角，能作毫无匠气的山水在人群中更不多见。不过也难怪，不是才艺俱佳又如何能赢得如此众多男子的迷恋呢。

陆小曼的悲剧当然与她的性格有关，陆小曼是感性的，她具有艺术家典型的率性特征，却理性不足（而她所欠缺的这点正是林徽音所具备的）。她的敦厚，率性而为，“才艺有余，毅力不足”，任性，敢爱敢恨，敢于离经叛道的种种宽仁和前锋的性格在当时的社会却成了潜藏的祸根。尤其是身上富家小姐的弱点是导致她悲剧的主要原因，而社会环境则是导致她悲剧下场的根本原因，换做现在这个比较开明的社会，人们应该不会如此看待她的个人问题了。但是太过招摇的行为在中国任何时代都会是一样的下场。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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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林徽因”这三个字似乎因“徐志摩”这三个字而存在，而响亮。我是因为读徐志摩而认识林徽因，然后再因林徽因而认识梁思成的，相信很大部分读者也跟我一样。这样说来，梁思成的头上也就笼罩着某种悲剧色彩，让我产生些许同情。（事实上，作为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1949年后中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当代最著名的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就是由梁思成创办的。但因为他不搞文学，他的名字少为人知，这跟李四光不如钱锺书有名是一样的道理。）

徐志摩也出身望族，按现在的说法是资本家家庭。他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硖山镇巨富，经营银行，是有名的银行家。按照父亲的意愿，徐志摩应该子传父业，因此，到西方留学时，他读的是经济系。但不久他就觉得经济学与他无缘，他经常与文学家交往，渐渐荒疏了经济学，不久即辍学到欧美各国游历。在伦敦，听说著名的书法家兼诗人林长民来了，即上门求教，不意竟因此邂逅林徽因，当即坠入爱河，且为后世文学史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多一个研究课题。

与林徽因相见之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二十四岁的他与林徽因相比大了八岁，是大哥哥辈的人物了。当时，他的妻子张幼仪与孩子都来了伦敦。在徐志摩发动多次猛烈攻势之后，林徽因看似牢固的防线最后决了堤，她是这样对他说的：我不是个感情随意的女子，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抉择。浪漫的徐志摩即回家告诉张幼仪，准备离婚。张幼仪虽然感到太突然，但仍理智地对待这件事，随即带着孩子往德国留学去了。（徐申如听说儿子如此对待妻子，气愤之下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并停止供粮，且将银行业务及财产交由张幼仪主管。此后这位徐家大公子就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张幼仪的大哥叫张君劢，是民国初政坛风云人物，二哥张嘉敖则是当时政府中央银行总裁）林徽因就这样当了第三者，这一插足后果比较严重。事实上，徐志摩也做了第三者，因为林徽因当时也已经许配了梁思成。很有意思的是，作为父亲的林长民竟然也同意女儿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浑忘了自己已经把掌上明珠许配了梁家大公子。

然而，林、徐好景不长，因为不久后林长民游欧时间结束，她只得随父亲归国，等徐志摩赶回国时，林徽因已与梁思成订婚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在老师面前，除了克制自己外，还能做什么呢？但在遇到陆小曼之前徐一直怀念着林，且总是梁、林家里的常客。

梁、林到美国留学后经常有矛盾，激烈的时候，林就给国内的徐志摩写信，因为这样，徐志摩对林一直心存幻想。梁、林学成归国后任教于东北大学，后因林身体欠佳，曾在北京西山养病一段时间，梁未在身边。这一时期，徐经常去西山看望林。因为这样一段经历，后世研究者总以为徐、林之间的关系已经越过雷池了，然而谁也拿不出证据来。因此，徐、林的感情到底到了哪一步，至今恐怕是个悬案。不久，徐在北京的舞会上认识了有夫之妇陆小曼，徐再次插足并与陆结婚。徐婚后并不幸福，甚至很不幸福，又常向朋友倾诉，对象主要是胡适、林徽因和凌叔华等，直到1931年遇难身忘。林在1931年和1934年分别写过两篇纪念徐的文章，真情流露。

应该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徐志摩，林徽因是不会搞文学的。还在伦敦刚相识之时，徐就经常写诗给林看，林的儿子梁从诫在《林徽因文集》中说到，林徽因曾对子女们亲口讲过，徐写过很多诗送给林，最有名的是《偶然》，但是，我们现在看《偶然》这首诗，怎么都不像是写给林的，因为徐对林的存在从来没有这么洒脱过。当然，如果没有徐的影响，林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也许要大得多，她兴趣大广，无论在哪方面都未能留下传世之作。

作者：刘墉

　　是不是每个人心灵的深处，都藏着一些人，平时锁起来不敢碰，直到某些心灵澄澈的日子，终于浮现。

　　十几年前，在亚洲影展看过一部日本的科幻片《日本沉没记》。

　　片子里虚构某年日本东侧的太平洋发生了地层滑动，大块的土地崩坍，滚入深不可测的海沟。

　　眼看扶桑三岛就将沉没，日本人开始四处逃生。有人显现了末世无法无天的丑陋面，有人表现了牺牲的情操，有人坚守着土地，端坐在祖先留下的木造房子里，一起沉入海洋。

　　记忆中最清晰的，是一对情侣，在混乱中失散。电影的结尾，映着年轻女主角，独自坐在火车上，眺望窗外景色的画面。一片草原与蓝天，这异国的土地，成为了她未来的家。

　　至于她的恋人，片中没有交代。只是在每个观众心底，留下许多遗憾。

　　窗外的景色愈美、愈祥和，愈令人遗憾。

　　初到美国的时候，在一位同学家做客，他是个既英俊又有才华的男人，却娶了才貌都远不能相配的女子。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抛弃了在国内交往多年，早已论及婚嫁的女朋友。

　　“我的父母、兄弟都不谅解我！”他指了指四周：“可是你看看，我现在有房子、有家具、有存款，还有绿卡。谁给的？”他叹口气：“人过了35岁，很多事都看开了，我辛苦一辈子，希望过几天好日子。”

　　只是，我想，他心里真正爱的，是谁呢？

　　读谢家孝先生的《张大千传》，五百多页的传记看完，到“后记”，又发现一段重要的文字。大意是说张大千的后半生，固然有妻子徐雯波在侧，但壮年时代，杨宛君才是陪他同甘共苦、而且相爱相知最深的。

　　帮助张大千逃出日本人魔掌的是杨宛君，陪他敦煌面壁、饱受风沙之苦的也是杨宛君。只是大千先生在接受谢家孝访谈时，却绝少提到这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谢家孝先生说：“是不是他顾忌随侍在身边的徐雯波，而避免夸赞杨宛君？”

　　“海峡两岸来日，不论谁拍摄‘张大千的传奇’真人真事，杨宛君应是女主角地位。”“他(张大千)在八十岁预留遗嘱中，特别在遗赠部分写明要给杨宛君，足证在大千先生心中，至终未忘与杨宛君一段深情岁月。”

　　阖上书，我不得不佩服谢家孝先生做为一个新闻人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张大千传》完成十三年，老人仙逝十年之后，终于把他不吐不快的事说出来。

　　这何尝不是大千先生不吐不快，却埋藏在心底三十多年的事呢！

　　也想起有“民初才女”之称的林徽因，在跟徐志摩轰轰烈烈恋爱之后，终于受世俗和家庭的压力，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梁思成的才具不在徐志摩之下，他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先驱，一直到今天，他四十年前的作品，仍然被世界建筑界认为是经典之作。

　　走遍中国山川，又曾到西方游学的梁思成，毕竟有不同的心胸。

　　当徐志摩飞机失事，梁思成特别赶去了现场，捡回一块飞机残片，交给自己的妻子。

　　据说林徽因把它挂在卧室墙上，终其一生。

　　我常想，梁思成之爱林徽因，恐怕远过于林之爱梁。问题是，这世上有多少夫妻不是如此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心灵世界，在那心灵的深处，不见得是婚姻的另一半。

　　有位飞黄腾达的朋友对我说：“我一生做事，不欠任何人的。对父母，我尽孝；对朋友，我尽义；对妻子，我尽情。如果说有什么亏欠，我只亏欠了一个人? 我中学时的女朋友。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叫她去堕胎，还要她自己出钱。我那时候好穷啊！拿不出钱。问题是我不但穷，而且没种，我居然不敢陪她去医院。”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到今天，我都记得她堕胎之后苍白的脸，她从没怨过我，我却愈老愈怨自己，如果能找到她，我要给她一大笔钱来补偿……”

　　他找了她许多年，借朋友的名字登报寻人多次，都杳无音讯。

　　怪不得日本有个新兴行业，为顾客找寻初恋的情人。据说许多恋人，隔了六七十年，见面时相拥而泣，发现对方仍是自己的最爱。

　　有一天，接到一位长辈的电话，声音遥远而微弱，居然是母亲十多年不见的老友。

　　母亲一惊，匆匆忙忙由床上爬起来，竟忘了戴助听器，有一句没一句地咿咿呀呀。

　　我把电话抢过来，说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再转达。

　　电话那头的老人，语气十分平静：

　　“就告诉她，我很想她！”

　　过了些时，接到南美的来信，老人的孩子说他母亲放下电话不久，就死了。脑癌！

　　战战兢兢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八十多岁的老母居然没有立刻动容，只叹口气：

　　“多少年不来电话，接到，就知道不妙。她真是老妹妹了，从小在一块，几十年不见，临死还惦着我。只是，老朋友都走了，等我走，又惦着谁呢？”

　　母亲转过身，坐在床脚，呜呜地哭。

　　是不是每个人心灵的深处，都藏着一些人物，伴随着欢欣与凄楚。平时把它锁起来，自己不敢碰，更不愿外人知。直到某些心灵澄澈的日子，或回光返照的时刻，世俗心弱了，再也锁不住，终于人物浮现。

　　会不会有一天，当我们临去的时刻，才突然发现一生中最爱的人，竟是那个已经被遗忘多年的……

http://money.business.sohu.com/20050308/n224574573.shtml

陆小曼接受了她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她的工笔山水颇有宋人院体画风，亦富灵气；她的文笔清新婉约，亦富才气；她能流畅地翻译英法文学作品，一幅油画习作在学校展览被访客以二百元买走；她能歌善舞并擅长京昆，国外曾有演艺公司汇给她5000美元请她去拍电影。这样的女儿，父母自然宠爱，娇纵。与陆家来往的人非富则贵，教会学校里的同学，又几乎都是贵族小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小曼，逐渐变得娇气，任性，而且养成了奢糜的生活习气。她爱打扮，爱交际，是北京，上海两地的名媛。与王庚结婚以后，小曼的小姐脾气和她所热爱的生活方式引致了一些家庭暴力的情况发生。当温柔体贴，风度翩翩的绅士徐志摩一出现。小曼与王庚的分手就在所难免了。

　　小曼冲破重重藩篱与徐志摩结婚以后，徐家是不怎么愿意接受这个媳妇的。徐家是海宁的富商，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在离婚以后成为徐家的义女，徐家人总是把他们离婚的帐记在小曼身上。住在徐家的时候，小曼吃剩下的饭要志摩吃，上楼梯，要志摩背，每天一觉睡到中午，除了吃就是睡。不要说徐家人反感，就是志摩本人也觉得心烦。两人回到上海生活的时候，徐家也不再给予经济援助了。

　　陆小曼爱吃精致的菜肴，喜欢夜生活，她赶舞会，听戏票友，打麻将，每天一直要玩到下半夜才肯回家。有点像现代人每晚到海鲜酒楼用餐以后再到KTV包房唱通宵那种架势。她不是坐台小姐那样性质的交际花，她所有的费用都是自掏腰包。他们租了一套豪华公寓，每月100大洋，14个佣人整天在公寓进进出出。开销之庞大可想而知。

　　小曼身体不好，总有病痛缠绕着她。没有半天是消停的，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她请朋友翁瑞午为她按摩理疗，在翁瑞午的引诱下，小曼抽上了鸦片。徐志摩不忍心看着爱妻痛得打滚，也默许了她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要知道，这位留洋绅士在回国的路上还曾经抓过一艘贩鸦片的船呢，想不到后来自己的妻子伴着烟灯的时候比伴着她的时候还要多得多。

　　为了支撑这样的家庭生活，徐志摩很辛苦，连小曼自己的母亲也非常有意见。小曼每月至少要支出五六百元大洋，基本上等于现在每月的25000――30000元。徐志摩讲学，授课，撰稿，倒卖古董字画，搞房地产中介，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四处奔波赚钱。

　　1931年11月18日，烟榻上的小曼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又发了小姐脾气，抓起烟灯就往徐志摩脸上砸过去。徐志摩走出门，从此再没有回这个家。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免费搭乘的一架300马力的小飞机失事，撞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机上三人全部遇难。徐志摩死得很惨烈，头部有一个洞，肋骨两处重伤，脚被烧糊了。

　　徐志摩的早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跟陆小曼颓废的生活方式有关的。他去世以后，小曼的生活无以为继，请胡适代为周旋，每月要求300元生活费。徐家意给付200元，每月支取。但是小曼放弃了这笔钱。她选择了和翁瑞午同居，鸦片烟瘾一直折磨她到解放以后才戒除。青春就这样一丝一缕地随着毒烟消逝了。朋友们很难得见到她，即使见面，也都在烟榻旁。陆小曼慵懒地握着她的烟枪，牙齿已经脱落了，一说话就看见她漆黑的牙床。直教人为这个曾经集财，才，貌于一身的佳人扼腕叹息。

　　从陆小曼的家世，师承来讲，她本来应该成为一个文化名人，美术，书法，翻译，文学等方面她都有发展的潜力，但最终却没有任何建树。盖棺定论，她仅仅只能被称为一个名媛，而决不是画家，诗人，书法家，翻译家等。

　　放荡则功不遂。她的理财方面更加乏善可陈。可以说，她的人生是比较失败的，她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是重要原因。

　　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前提。不仅是接近毒品，选择任何颓废的形式混天度日都将让人生里一切美好的事物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