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六次货币战争 拉美债务危机 -- 水管子

2．22位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学派是怎样炼成的？

如何阻止拉美国家的工业强国梦呢？战争不是好的选择，因为之前已经打过了，而且代价太大。如果能够将拉美的经济发展诱骗上一条精心布设过陷阱的发展道路，使其继续为美国打工，那一定是种“投资少、收益高”的“好办法”。但是，没有人是傻瓜，要想欺骗对美国极不信任的拉美各国，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经过努力，美国人终于还是找到了方法，因为他们发现了“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又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该学派捍卫的核心价值是相信市场机制跟自由放任，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跟凯恩斯主义，因其主要成员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师生而得名。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年代，其第一代代表人物是法兰克奈特，但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芝加哥学派一直不被人注意。但由于芝加哥学派鼓吹自由、放任，为美国打开拉美各国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持，于是就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的（政府和各种基金的）资金被投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资助其开展研究、召开学术会议、出版杂志和招收留学生。例如，威廉沃尔克基金会就挽救了好几家濒临破产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杂志，并为芝加哥大学出版新自由主义著作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1947年4月，弗里德曼等人参加哈耶克领导的“朝圣山学会”的首次会议，旅差费也是由威廉沃尔克基金会提供的，而且这个基金会为米瑟斯支付了长达24年的薪水！

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该学派的舒尔茨和斯蒂格勒又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仅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就一共产生了22位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经济学派似乎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小流派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社会显学，新自由主义也就从被个别国家接受发展到被很多国家所接受。

美国所做的准备并不仅限于理论上的造势，他们还需要把这些理论输出到拉美的合适人选。50年代中期开始，芝加哥大学的一批教授参与了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输出到智利的一个项目。在该项目中，这些教授选派了一批经济学家到智利的一个大学去进行经济学教育，同时从他们在智利培养的学生中选取了一批学生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这批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人在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又回到了智利，并在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之后被提拔到很高的位置。美国还把该项目扩展到了其他拉美国家。例如，在阿根廷，美国国际发展署资助设立了库依欧项目，让库依欧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天主教会大学代表作培养经济学家，仅1962－1967年就选送了27名阿根廷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这样，美国就成功地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输出到了拉美各国。

美国利用芝加哥学派对拉美国家进行的“新自由主义”输出，和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派出传教士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洗脑如出一辙。更加可怕的是，这些有机会到美国留学并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几乎全部来自于拉美国家上层社会的精英份子，他们留学回国后会直接将“新自由主义”应用于国内经济政策。墨西哥当时的总统萨里纳斯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其内阁成员中59%的部长或副部长拥有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智利财政部长A.福克莱斯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其继任者E.阿尼纳特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智利艾尔文当政时，23位部长中有18人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4人在西欧获得研究生学位。阿根廷财政部长多明哥卡瓦略也是留美的新自由主义信奉者。

特别说明：本节内容因为涉及到点名部分经济学家，出版社在审稿时删除了。因此，在纸质版的图书中，并无本节内容。考虑到内容的完整性和其现实意义，本节内容仍然贴出，但仅贴在河里。

本节内容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谢谢！

3．芝加哥学派与各种基金会在中国

芝加哥学派对中国的渗透，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到今天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乃至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毋须多言，只要看几个例子就足够了。

林毅夫，中国顶级经济学家。曾参与“十五计划”起草，“十一五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生于台湾省宜兰县。1978年在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1979年5月16日傍晚，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不准驻防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当晚林毅夫泅水渡过台湾海峡，起义归来。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到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林毅夫担任翻译。舒尔茨对担任翻译的林毅夫就留心了，在他的推荐下，1982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远渡重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攻读经济学博士。

　1987年，林毅夫学成回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海归经济学博士。回国后林毅夫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3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林毅夫对中国经济政策影响巨大。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张五常出生于香港，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1967年完成其代表作《佃农理论》，随后两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张五常一向狂傲不羁，喜出狂言，在经济学圈内索有“狂生”之称。经常自称是“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言必称自己和经济学大师科斯、弗里德曼的交情，并自称是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经济学者。1991年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仪式的演讲词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大贡献。2002年张五常到多所大学演讲，在大陆掀起“张五常热”。2003年，遭美国政府指称逃税而遭通缉，委托律师控告美国政府。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

2003年1月28日，美国政府控告张五常1项逃税罪、6项虚报收入罪和6项虚报海外银行账户罪，他的妻子苏锦玲则被控串谋逃税。涉案金额高达7000万港币，如果所有被控罪名成立，数罪并罚，最高可入狱83年及罚款475万美元。张五常随后立即逃离了美国，拒不出庭受审，美国司法部随即向两人发出通缉令。从2003年开始，张五常一直居住在中国大陆，目前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以上只是两个个人案例。与把中国人弄到美国的大学去洗脑，更加高效的方法是直接在中国境内扶植代言人，当然，这一切都还需要一块遮羞布。那么，美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对此，他们有一套成熟的机制，那就是通过各种基金会，以基金会资助教育、科研、医疗等各种高尚的名义进入。举个例子大家就十分清楚了。

2008年12月24日，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主持，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其研究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结论一出，举国皆惊，随后媒体爆出该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当面对研究结论是否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有关时，天则经济研究所对此矢口否认，项目执行负责人赵农回应称：“基金会提供了资助，但并不过问我们的研究内容。福特基金会对于中国的学术机构并不陌生，其资助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中国民间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研究机构，旗下聚集了一大批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供职于国内各种重要部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学历、高智商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屡出奇谈怪论了。我们不妨摘录一些，以飨大众。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起落的最大原因是金本位消失。”——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拿出1万亿美元，加起来是13亿元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元人民币”——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完全没有必要推出创业板”——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中国房市没有泡沫”——王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买美国债是帮助自己”——林毅夫（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

……

讲完中国，我们还是回过来看看当年的拉美。

4．毒品？还是灵丹妙药？

拉美地区的国有化运动，驱逐了外资。但是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对工业品的需求只能依赖进口来满足，这需要大量的外汇。但是由于驱逐了外资，外汇非常紧缺，外汇紧缺与工业品的缺乏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这成为拉美各国70年代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

针对这一困境，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芝加哥学派的徒子徒孙们立即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被政府采纳。以智利为代表，其经济政策建议主要有：大力发展资源出口赚取外汇收入，取消借外债的限制引进外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资工业产品进入并淘汰本国落后产业，降低进口关税，将以前收归国有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归还原主，对国有企业作价拍卖，外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抽回资本和利润汇出不受限制，外资企业生产率固定10年不变，汇率升值两次后实行固定汇率。

这些经济政策的确在短期内缓解了拉美国家所受的困境。首先是获得了外汇收入。资源出口和国企拍卖都可以带来外汇收入，发还以前没收的外资企业并给予国民待遇也吸引了外商投资，这也带来了外汇收入，取消借入外债的限制更是直接以借债的方式获得短期外汇收入。不管怎么说，大笔的外汇是流入了，拉美国家手上有钱了。而有了外汇，就可以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工业品了，于是第二个困境也就迎刃而解了。再加上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连续两次提高汇率后实行固定汇率，欧美的工业品就很廉价地充斥于拉美市场了，于是物价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也解决了。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只是暗藏凶险。

这些经济政策总结起来基本上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

第一招：卖。卖资源、卖国企。通过卖资源来获得外汇收入，无可指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也通过卖资源来赚外汇，当时叫做“出口创汇”，但是中国不卖国企，拉美连国企都卖了。有人把中石油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比做共和国的长子，以此类比的话，当时的拉美可以说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连自己的长子都卖了。

第二招：借。卖资源、卖国企，外汇还不够花，拉美就借，而且是不加限制地借，因为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有人肯借钱是有信用的表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从来不借外债，即使是今天，中国对外举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如果说卖国企是把长子卖了，那么毫无节制地借债度日则是把子孙后代都卖掉了。

第三招：开放国内市场。并不是说不要开放，而是说在打开国门之前必须要注意保护国内的产业。在拉美国内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汇率两次升值后不加保护地开放国内市场，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就可以凭借质优价廉的优势长驱直入，摧毁了拉美各国的国内产业，彻底击碎了拉美人民的工业强国梦。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比较注意对本国弱小产业的保护，30多年来采取了缓步渐进的方式逐步开放市场，即使是在2001年加入WTO时，也还针对一些行业特别设置了5年时间的过渡保护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芝加哥经济学派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前社会上关于中国是否正在拉美化的争论，也是根源于此。

拉美各国在服用了芝加哥学派为经济改革所开的药方之后，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外债依赖症”。国企，卖了，没了；资源，越卖越便宜；工业品，产业基础被外企摧毁了，自己始终生产不了，整个国家都要依靠借债过日子。拉美国家这种借债过日子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像吸上了毒品，欲罢不能，而且借债的规模越来越大。1975年时，拉美地区的外债余额已经高达783亿美元，到了1982年则猛增至3083亿美元，占GDP的46.9%，到1987年更是上升到令人瞠目的66%！

5．夺命金融索

拉美国家之所以敢于举借如此巨额的债务，一是因为受了芝加哥学派的蛊惑，二是因为在70年代美国刻意执行了低利率政策。拉美债务基本上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在本国货币被人为升值高估的情况下，再加上美元的利率较低，拉美各国所感受到的债务压力就比较小。因此，在70年代初出现了几年的繁荣景象，这更加放松了拉美各国的警惕。

债务就像套在人们脖子上的绳索，利率就是控制绳索松紧程度的活扣。当利率比较低的时候，绳套很宽松，人们不会感觉到不舒服；但只要把利率提高，绳套收紧，被套的人立刻就会感觉到呼吸困难；如果收得再紧一些，被套住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有房屋按揭贷款的人一定对此深有体会，2008年中国央行连续多次加息让许多人感受到了债务的压力。拉美外债就是美国人特意为他们设计的金融圈套，而收紧绳索的活扣则掌握在美联储的手里。

1979年，美国人觉得套在拉美国家脖子上的绳套已经足够牢固了，他们出手了。8月6日，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新一任美联储主席，他是个强硬派。沃尔克上任后，立即收紧美元，此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开始不断提高。9月还是11.25%，到1979年底时就已经提高到14%，1980年4月进一步提高到17.6%，而到了1981年6月达到了19%！这还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商业银行的利率通常要再高一些。这对拉美各国而言简直就是噩梦！

美元利率的提高，收紧了套在拉美脖子上的绳索，各国疲于应付还债。而且更糟糕的是，美元利率的上升，导致美元相对拉美货币升值。最初拉美国家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被迫买入本币、抛出外币，这很快耗尽了他们手中为数不多的外汇。当他们无力维持汇率时，本币就不可避免地贬值，这样以美元计价的外债突然之间就增加了许多。1982年8月20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到期的外债本息，要求推迟90天，由此引发了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由于无力偿付债务，没有偿还的利息被计入本金再次计算，债务越积越多。到1985年底，债务总额上升到8000亿美元，1986年底为10350亿美元。这里面拉丁美洲地区所占比重最大，约为全部债务的1/3，史称“拉美债务危机”。

6．城下之盟

欠别人的钱也许可以赖账，但是欠美国的钱一定赖不了。为了解决债务问题，双方开始谈判。谈判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当然了，美国政府不方便出面，出面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IMF提出的是“稳定计划”。其主要内容是，由IMF为拉美国家提供国际贷款，以提高其偿债能力，不过IMF的贷款援助附加了极其苛刻的条件：拉美各国必须大量裁减国企工人，削减政府开支、公共开支和公共福利，进一步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外汇、资本市场和金融银行体系，进一步放开。简而言之，IMF要通过危机把拉美进一步纳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体系中。简而言之，就是一面用绳索勒住拉美的脖子，一面狮子大开口了。

继IMF的“稳定计划”之后，美国又推出了“贝克计划”。1985年10月，世界银行和IMF在韩国汉城召开了联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james baker III）提出了“贝克计划”。贝克计划的核心还是IMF的计划，只是增加了由私人银行向拉美提供另外290亿美元的贷款。但同样地，要获得这些贷款，拉美国家就必须推行IMF开出的一系列条件。到了1989年，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布拉德(Brady)又推出了换汤不换药的“布拉德计划”。

不论是“稳定计划”还是“贝克计划”，抑或“布拉德计划”，对于拉美而言，无非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债主索命，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拉美各国只能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在此期间，一面勒紧裤腰袋还债，一面开放国内资源和市场，任由欧美债主（主要是美国）进行掠夺性地开发。

80年代，拉美国家仅偿还利息一项，每年就耗费其GDP的8.4%，加上本金占出口收入的40%左右。在1982－1985年间，拉美地区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060亿美元。1980－1985年，实际GDP只上升了2.3%，而人均GDP则下降了9%。从1982年到1992年，是拉美失去的十年。

7．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1982年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给拉美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拉美国家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在国内拉开了贫富差距，出现了阶级分化。也就是说，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扶植傀儡政权并培养买办资产阶级，把持政权，联合起来压迫剥削社会大众。

为了偿还债务，拉美国家加大了自然资源的出口。1986年拉美国家的农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为37.1%，位居世界首位，1988年燃料在拉美国家的出口比例为35%。约有一半以上的拉美国家的出口高度依赖少数初级产品。例如，1988年玻利维亚矿产品占出口的89%，委内瑞拉石油占出口的90%以上。但与此同时，出口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1981－1987年，拉美国家的出口量增长了20%，但出口额却下降了10.5%。

自然资源的出口收入仍然不足以偿还债务，于是开动印钞机搜刮民财就成了最便捷的方式，这就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0年，拉美全地区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491.5%。为了抑止通货膨胀，政府提高了利率并试图用高利率来吸引外资进入。但是提高利率首先打击了国内的企业，造成国内经济萧条，本币出现了明显的贬值预期，当时又正好赶上西方利率水平也比较高，拉美地区外资流入量急剧下降，拉美国家重新陷入资金短缺的局面。

美国不断上调利率，墨西哥政府还死抱着固定汇率不放松，造成资本迅速外流，1994年，墨西哥再度爆发金融危机。引发第二次拉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墨西哥再向美国等国际社会贷款500亿美元，外债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

尽管墨西哥是个穷国家，但这个国家却产生了世界级富翁。2007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上，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埃卢以590亿美元资产，取代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成为新的世界首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巴西的外债余额也是在持续不断增长。截至1998年年底，巴西的外债余额达到2300亿美元，这一年，巴西资本的流入发生了逆转，国外资本开始逃离巴西市场，2001年巴西再次爆发金融危机。

于是，老一套的游戏重新上演。新一轮的借新债还旧债谈判开始，强迫拉美国家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城下之盟再次在拉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签订。总之，一个只能提供廉价原材料的拉丁美洲，一个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倾销市场的拉丁美洲，一个不断压榨基层人民并向欧美不断输血的拉丁美洲，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这也正是欧美所倡导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新秩序。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

“经济起落的最大原因是金本位消失”

这二条初看上去很荒谬，其实都没有错。

廉租房很容易被权力寻租，沦为官员或官员下属的廉价房，而本应真正得到的穷人，却没有权力得到。

没有厕所的房子则类似于五六十年代的筒子楼，或是经济宾馆的单间房。这样的户型在居住上有缺陷，然而正是缺陷，能减少一部份的权力寻租。让一部人有权有势有钱人不愿购买。

同时，在让穷人得到廉租房时，不提供完善的居住条件，以鼓励他们更努力工作，去获取财富，以购买真正完善的单元房。让缺陷房只供给给贫困线上的穷人。

第二个问题经济起落，跟经济危机有关。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现象。在金本位或银本位时期，是民间制造伪币，或是统治者引入掺水货币，引发的劣币驱逐良币。

在纸钞时期，则是以可以无限印发的纸钞，取代金银-货物的一一对应关系，最简单的例子是金元券。

这两个说法，貌似惊人，却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民主国家吗、是要忍的、要跟进个类似巴西的大个、那就热闹鸟。

比如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究竟是因为推行了凯恩斯主义，还是倡导新自由经济所致，恐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究竟哪个更适合中国国情，又或者中国会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谁也说不准。不过从葡萄的话中，似乎未来几年中国的官办经济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这里先简单预告一下

这一章里，主要写了三大战役：

一是俄美之战，主要是石油定价权的争夺

二是欧美之战，主要是写到地中海计划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三是中美之战，写到中美之间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亚三大区域的较量。

经济学中流派众多，我个人的看法，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讲，每一流派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外，但往往也都有相应的缺陷。很多时候可能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不关心他们的派别之争，我认为，不管他们是怎样的观点，只要能为我所用，那我就拿来主义用起来。其中不好用的地方，我摒弃就可以了。

我所关心的是，经济学领域不是像想像的那样干净，学术领域往往也反应了不同的立场和政治利益。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成果不是不能用，而是在用之前先要有政治敏感性，切不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类似地，英国人也曾经试图忽悠美国人，他们试图利用凯恩斯让美国人放弃黄金，但美国人显然没有上当。这一点我在第4章中有详细描述。

表面上来看，“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的论点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它可以减少寻租现象。

但是我要说，就经济而论经济必然落于形而下的境界。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效率问题，强调效率优先。但人类社会并不能只重效率，我们还要兼顾公平。一个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社会不是人们追求的本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经济学原理证明怎样效率更高就可以得出它是合理的结论，我们必须兼顾公平！凭什么穷人住的房子里就不能有厕所？为什么解决寻租问题只能以降低穷人的生活品质为代价？

“经济起落的最大原因是金本位消失”

这句话表面上也很有道理，包括你提到的这些证据。没错，纸币可以超量印刷，而黄金却不能快速增加。

如果复辟金本位，我们的经济就会更好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货币与经济的关系。我个人的观点是，货币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但它必须适量。所谓适量，也就是说货币的规模及增长速度必须与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如果货币过多，就会得“高血压”——通货膨胀，货币过少，则会“贫血”——通货紧缩。

事实证明，温和地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过高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伤害。

首先，我承认纸币的滥发会带来高通胀，并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复辟金本位呢？

由于黄金供给的有限性，人们无法人为地增加黄金的供给。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规模很大、经济增速较快，黄金的供应增加必定会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需求，这就必然引发全面的严重地通货紧缩。

而且，如果黄金再次负担起货币的责任，由于黄金的稀缺性，在良币不足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人们窖藏黄金，使黄金不断退出流通，从而导致全球性的黄金不足。

如果所得的金本位是以黄金为储备发放的黄金券，那么根据我在第二章中论述的原理，当良币不足时，劣币将驱逐良币，那么黄金券将和普通的纸币没有本质的差异。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金本位复辟的可能性等于零的原因。

任何在当今社会鼓吹金本位的人，只能归于两类：要么是不理解货币的功能与要求，要么是别有用心。

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后，才诞生了新中国；若照搬王明路线走，TG三几年就完蛋了。所以，西方的那一套，学是可以学的，怎么用就在乎自身了。

顺便，您这本书内容不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