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维稳相识的警官朋友──基层生活样本之三 -- 潇洒书生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从2001年以后，我一直负责代表单位与当地政法系统打交道，其中，与公安部门往来最多。当然，这种交往多是公事公办，办了事就走人，与公安局的头头只是面熟却并无“深厚友谊”。说实话，我那时颇有些书生意气，对这些看上去行事作风比较霸道的警界中人，抱定的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这种态度不得不在2004年彻底改变。根据国家主管部门的安排，我所在单位被纳入“改革脱困”的计划，所需政策资金由中央负责，而稳定工作则划归当地政府负责。地方政府首长大笔一挥：请公安局负责相关事务。于是，我与当地公安局开始了密切的联系。恰在这时，公安系统全面实行主要领导交流制度，原在偏远之地一个公安局主管刑侦的云副局长提拔交流到本地担任公安局政委并负责维稳工作。云政委未等我上门寒喧，就主动登门“服务”来了。我们一见如故。因为，从相互的交谈中，彼此感觉思路一致、处事风格一致。云政委明确表态，完全同意企业的维稳部署，公安局不乱插手，有困难会全力支持。听了云政委的表态，我方才消除了心中的芥蒂，开始了友好的往来。

那时的国企改革鲜有不闹事的。尽管我们做好了层层宣讲政策、苦口婆心疏导，不满之人还是很多。在我们单位就有全民所有制职工、大集体职工、临时用工、占地农民工，即便是全民所有制职工又分固定工、合同制职工，平时彼此待遇差异不大，到了改革脱困的时候其享受政策标准就有了天壤之别。我老婆就是大集体身份，她问我：“俺与别人同一天在同一单位参加工作，岗位职责一样，可为何分流出去的安置费标准差了那么多？”我能说什么呢，这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我能不保持一致吗！按照安置政策，哪些临时用工、占地农民工等等的待遇比起大集体工更是不足。在本单位，非全民所有制职工占了三分之二，一旦闹腾起来，影响不小。为了维稳，我和同事做了艰苦的疏导安抚工作，公安局那边也没有搞大摇大摆进驻之类活动，但，提供了“有人策划围堵单位大门”的情报。拿到情报，我驱车三十公里与云政委在城里见面，他表示：对挑头闹事的现在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上级一再要求慎用警力，只有在触犯法律的时候，警察才能制订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告诉他：我来这里不是请你们去抓人的，而是希望提供策划围堵单位大门人员的名单，以便单位做最后的说服努力以避免造成后果。云政委答应了。所谓策划者均是大集体身份的生产技术工人。

尽管当晚，我和一些干部到了几个策划者家中去做说服工作，但收效甚微。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单位召开中干会议，通报了情况并提出了洋洋洒洒的应对措施，但说来说去还是尽可能做好疏导工作。不出所料，上班时间一到，约500人围堵了厂门并用铁链将大门锁上，参与的基本上是大集体职工。其间，我陪单位主要领导、上级联络组组长到了厂门口对话，呼吁参与者回单位上班。结果无效。中午到了，因厂门被锁，上班的几千人无法出去吃饭，里外对立情绪高涨。我见时机成熟便下令单位的安保人员强行剪断锁链、推开大门。几十名安保人员在执行命令过程中挨了打，但终于不负期望。上班的工人出去了，但领导们却根本出不去。这时，云政委穿着便装进来了，还带来了方便面。他说，市委已要求公安局组织了200警力准备支援排堵。他考虑一旦警察介入、强力排堵，必定伤筋动骨，事后，单位与那些伤者也必然结下怨仇。建议继续开诚布公对话。对于云政委的表态，我的一些同事是不满的，认为“公安机关软弱了”。但我认为这样处置是正确的。以后的结果是，警方并没有出手，围堵人群也陆续散去。通过此事，我与云政委也成了真正的朋友。云政委曾向我谈起他对维稳工作的想法。他认为：其实，政策本身是否合理或执行合理的政策是否到位是矛盾多寡、冲突强弱的决定因素，如果政策本身比较公道、合理，即使有人存心挑起闹事也不会闹成多大的事。警察现在负担很重，压力很大，留给社会上不少人的印象很不好。但，绝大多数警察并不惹事生非。对于群体性事件，能不出手还是不出手为好，上面也是这样要求的，不是示弱而是有纪律约束。

单位实现重组后，借贯彻《劳动合同法》东风，所有的职工都统一了身份，成了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再也没有了全民工、集体工等区别。

这些年，我因工作调整、调动，与云政委很久未见过面了，但信息还是经常互通。他后来担任一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据说在当地名声尚好。

潇洒书生:【原创】一次群体冲突的经历──基层生活样本之一

才知道了老哥是四川人，看您的文章比较亲切。四川有些困难职工日子比东北那儿还苦。不过四川人自由奔放，面对困难想得开一些。

恭喜：你意外获得 8 铢钱。1通宝=16铢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7。本帖花:1

看来您也是在基层呆过的，不知“忙总”的文章看过么？

忙总的家园博客上去过，当然也读了他写的一些涉及国企改革和管理之道的文章,但并不是篇篇都读得很仔细。忙总有阅历,思考也有一定深度,他的一些看法,确有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之处。可能是彼此从事行业不同的缘故,有的体验或感受彼此之间肯定是有差异的。

当今社会职场上,有过国企经历的人多不胜数,转身之后念叨其弊端或痛诉其境遇者亦甚多。当年，上下官人高喊砸“三铁”，以“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为国企改革之必由之路；更有所谓专家口诛笔伐,主张将国企“一卖了之”。国企关停并转、职工下岗分流或破产安置于上世纪90年代末狂飙猛进、高歌十年之久，然而,这样的改革,可谓国家低成本“卸包袱”、个人高代价“付学费”，其中不下千万人的利益牺牲，如今能记住的又有几人？在一些媒体叫叫、学界吹吹看来,这些都是应有的所谓“阵痛”，可他们为何不觉腰痛？涉及人事,还是少点居高临下,多点设身处地为好。

云副局长这样的警察少啊，耳闻目睹都是暴力抓人。

　　只是这样的事媒体看不上眼而已。

是，大部分都是当地上层调武警，我们这儿还多了森警。

这次冲突的最终解决，就是贯彻了同工同酬的原则。如果维稳的问题不从根子上解决，很多维稳工作不过是隔靴搔痒，问题不久又会死灰复燃了。

就出动警力去武力对付老百姓正常诉求的事件太多了

忙总这样的，说白了不外乎想当精英而不得，骨子里还是自居精英的。河里的支持者们大概可以类似归类。

在本单位搞完改革脱困工作后,我动手将这段经历制作了一部电视片并冠名《闪亮的日子》。这部片子被层层送到各级部门，成了培训改革骨干分子的声像教材。大概也是因为这部片子记述的情况与表达的观点引起了注意,几个月后，我被主管部门点名“交流”到其改革办挂职副主任，负责指导重庆郊区两家直属企业的破产职工安置和维稳工作。我因此又经历了两场惊心动魄的冲突风波。这是后话。

我刚上任不久,就接到紧急通知：一家破产企业的职工把上派去的工作组组长围在办公室不准外出,处境危险。根据领导决定,我带队到了企业所在的当地政府，找到主管稳定工作的副区长交换意见。他的意见很简单：由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做好自己人的工作。我当然明白应该做什么，但到了当地做些沟通还是必要的。随后,我与企业留守委员会负责人、工作组其他成员一起研究了解套的方案，动员还较听话的骨干人员去做疏导工作。但，苦口婆心的劝解并无实效,“闹事”者推出的代表态度强硬：不提高安置费标准、不满足让大集体单位员工享受主办企业员工安置待遇等要求,就不会放人。这些要求与国家政策完全是“对立”的,咱们这些人岂敢响应。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两天以后，一直不露面的当地公安局局长找到我，说这里的情况已经惊动了市局领导。他拿出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在一份维稳简报上的批示电传稿。坦率地说,文强的字写得还不错。文强的意见是,企业主管部门要抓紧疏导,市、区的公安做好必要的准备。我明白“必要的准备”是啥意思,但我更清楚，在企业办公大楼里面围堵的大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头子、老太太，他们在职的子女则在办公大楼外“放哨”，一旦公安、武警强力排堵“恢复秩序”，那些被其子女动员上阵的老头子、老太太将难免受伤。于是,我决定再做努力,与“闹事”者代表进行对话。当地公安局局长表示同意,并告知我文副局长的口头指示“两天后再无效果，就要强行排堵了”。

在向主管部门领导汇报并征得认可后,我采取与“信访代表”坦诚对话，派骨干分子“打入”围堵队伍“做工作”等等措施,力求和平解决事态。在与“信访代表”对话时,我指出：你们没有权利把自己的高龄父母在如此高温下推到“前线”受罪,你们自己的诉求应该合法表达而不能采用要挟他人身体和行动自由的方式，即使你们的诉求是合理的也不应该这样做。与这些代表的对话进行了十个多小时,我很诚恳地讲清了政策底线和各级部门的权限,以及继续限制工作组负责人人身权利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气氛还可以。第二天下午,工作组组长借上厕所的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下了楼,上了几百米外的一辆警车“脱险”了。事后,当地公安局局长告诉我,处理结果已报告文强副局长,文副局长委托他向我们致谢：终于避免了可能的流血冲突。

这段挂职经历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丰富了一些做好维稳工作的思考。为此,我写过一篇论文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强调为维稳而维稳很难真正确保稳定，还应清晰思路、做细工作、综合治理,并着重介绍了一些比较恰当的具体做法。这篇文章在上报审查时却被弄成了“内参”，还引发了一些争论,再后来则成了一些破产、重组企业的维稳工作培训教材。至于我,没有挣到一毛钱的稿费。

但是但是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