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辛亥人物之师复传（一） -- 三个Ｃ盘

中国近代史上，刘师复是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名字。他曾是政治革命的先锋，又变为思想革命的前驱。他以火一般的热情追逐理想，他短暂的生命，如春水一般明净。

一、暗杀生涯

1907年6月11日，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发生爆炸，巡捕闻讯赶到带走嫌疑人，嫌疑人全身多处受伤，从容自称为“三水李德山”，做化学实验时不慎发生爆炸。时任广东营务署总办郑荣却认出此人为自己广东香山县同乡刘思复。

刘思复于1884年6月5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石岐镇一家被称为“水楼刘家”的当地望族，原名刘绍彬，字子麟，学名绍元，曾两次应童子试和乡试，第一次得补博士弟子员，第二次落第。1904年，刘绍元赴日本留学，积极投身政治革命，改名为刘思复，取革命反满光复故国之意，并成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和首批会员。1905年，刘思复应孙中山邀请回到广东编辑香港《东方报》。次年，又在故乡石岐镇创办“进德女学”和“武峰阅报社”，宣传进步思想，兴办进步事业。

由于刘思复在日本时曾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国制造炸药，愤慨于李准“日以拿捕党人为能事”，受同盟会安排，到广州准备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不料在制造炸弹时意外发生爆炸，刘思复受重伤，仍镇静的将两颗制成的炸弹扔进屋后水井，烧毁了文件。清廷由于没有证实刘思复反满的确实证据，于1907年9月将刘思复监禁于原籍香山县监狱。由于这次爆炸，刘思复在医院被锯断左手。他日本创办刊物，就靠右手排字、印刷、摇机，有朋友作一联说“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前一句，是民国元老吴稚晖写给他信中的话。

刘思复暗杀绝非偶然兴起，他少年时就认为“轻死生者，能独善，能救国，能度众生；能世间，能出世间。殆无往而不利者也”。当日吴樾暗杀五大臣，陈天华投海，石歧镇举行公祭，刘思复献抚联云：“京津车站中，亦大有人，痛寂寂无闻，独二公享此馨香，曷能瞑目？支那本部内，早非吾土，叹哀哀亡国，问我辈具何面目，来赋招魂！”追慕英雄事迹，下定了暗杀清廷大大员的决心。

刘思复在狱中，著有《粤语解》、《佛学大意》、《廖斋笔记》等，大多投寄《香山旬报》等发表，刘思复一面继续鼓吹反满革命，一面潜心学术，《粤语解》考察粤语古今源流，《佛学大意》对佛学多有创建。尤为重要的是，刘思复此时接触了吴稚晖等人在巴黎主编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成为他接受无政府主义道路的转折点。他后来自述“入狱两年余，经种种刺激及研究，而余之思想一变。”

刘思复甚至在狱内写成《改良监狱议》，被筹划改良狱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激赞。其时，香港安怀女子学校教师丁湘田倾慕刘思复的事迹，赶到香山探监，在他家住了五十多天，刘思复始终不同意见面，只愿书信往来。后来，丁湘田成为刘的女友并投身革命。

1908年宣统即位后宣布大赦，刘思复于1909年底在香山绅士上千人联名保释获释后前往香港，就住于同盟会南方支部，与谢英伯一起主持工作，1910年1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许多革命党人逃亡到港，均由刘思复负责安置，解决生活问题，或经休整后再派往内地。

刘思复继续暗杀生涯，1910年2月中旬，他在香港组织历史上威名赫赫的支那暗杀团，以“同心同德”四字为暗杀团印章，支那暗杀团以除尽强权为宗旨，虽仍属反满革命，但已有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影子。暗杀团入盟仪式极尽肃穆，“时间定在夜间，厅中四围张以黑布，当中一桌，围以白布，桌上置一骷髅头，旁置一白蜡烛，入盟者一人独对骷髅若干时刻，才由主盟者告以团的宗旨和方略”。暗杀团员有12人，包括高剑父、郑彼岸、陈炯明等人，刘思复女友丁湘田也是暗杀团成员，未正式入团而参加暗杀团活动的，另有十余人。

暗杀团成立后，影响最大的两次暗杀活动是炸伤李准和炸毙凤山。

1911年8月13日，刘思复派遣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向李准投掷炸弹，李准重伤，据15日香港报纸报道，李准右手受微伤，腰部有两寸阔的伤口，二十卫兵中有八人受伤，一轿夫脚被炸断，林冠慈额上中弹牺牲。李准遇刺后，轰动一时，坊间颇有冒名自夸者，刘思复以为有辱英烈英名，做《林冠慈传》，将英雄事迹公布于众。

刘思复在炸伤李准之后，原拟领导“支那暗杀团”继续图炸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后得知清廷调派满人凤山任广州将军镇压革命，便决定谋炸凤山，并派该团团员李熙斌、朱述堂和梁倚神到广州进行，此次暗杀由支那暗杀团与黄兴派遣的同盟会成员联合进行。

梁倚神将南关仓前直街顶一间山货铺改为成记洋货店，放置炸弹，炸弹置于一块木板上，板的一端系以长绳，悬在后门檐角，10月25日拂晓，凤山所乘的八人大轿刚经该店门前，李及时行动，扯动长绳，将3枚各重10磅的炸弹放下，凤山当场被炸毙，李从容撤离现场。炸毙凤山所用重型炸弹，为刘思复本人亲自制作，藏于风琴内，由香港运入广州。

　　炸毙凤山，支那暗杀团威名远扬，李准更是在凤山死后，主动与革命党联系，谋求后路。

辛亥革命爆发，刘思复组织“香军”，与其他革命党军队进驻广州。当他领军进城时，其后来的好友莫纪彭回忆：“却看见前头一个马上人，高提青天白日旗，一只手提得高高的，另一只手垂在马背，垂得低低，又套上雪白的丝手套。旁的朋友告诉我：‘这一位就是炸李准不死的刘思复了！’”

二、晦鸣学舍与心社

广州独立之后，革命党内部因权力分配矛盾重重，刘调停无效，失望之际将军队交给陈炯明，带丁湘田等人准备北上去刺杀摄政王载沣。到达上海时，遇到汪精卫出狱南下，告知其南北和议即将实现，同时，刘思复一路耳闻目睹其他光复各省革命党内部权力争斗，深感革命不彻底，解散了支那暗杀团，烧毁团章文件，只保存了烈士林冠慈签署的盟书和就义照片。

1912年初，他和丁湘田、郑彼岸等人到了杭州西湖，在白云庵一住一个月。在西湖边，他思考辛亥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认定了以后的目标是由政治革命转为社会革命，全力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1913年5月，刘师复回到广州，在存善东街8号，发起成立了晦鸣学舍，集合同志，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学舍名字源于《诗经》“郑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句。晦鸣学舍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主张的团体，其目标定为“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为了扩大影响，刘师复又发起成立心社，作为晦鸣学舍的外围组织，心社对外宣传的政治性比晦鸣学舍要缓和很多。是完全靠道德自律的组织，凡遵守心社社约，即为社员。

刘师复订立的心社社约十二条为：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入政党，九、不做官吏，十、不做议员，十一、不做海陆军，十二、不奉宗教。刘师复在广州的《平民日报》、《天民报》上开辟“心社析疑录”，在广州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影响，同情者热烈讨论者为数众多。

对于心社社约，刘师复均有有自己的解读，他曾为心社同情者具体解读说，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是属卫生问题，不食肉素食主义就是受了托尔斯泰的素食主义影响提出的主张。与迷信轮回的戒杀放生不同。而日常生活，一切工作，要亲自动手，蓄婢使仆，是人类的莫大耻辱。现在的夫妻，绝大多数的是家长包办的盲婚，毫无爱情。不婚姻不是禁欲、绝育，而是男女要恋爱自由。刘师复说，心社社友是自由结合，没有奖励，也没有惩戒，全靠个人的自觉自愿去实行。如果暂时不能实行某一条，可以向社中声明，如不食肉，有人暂时为了生理关系，一时很难办得到。又有人刻下因职务上或手续上应用具名的关系，也不能把姓除去。至因病求医，行动不便，没有机动车、兽力车时，不得不暂时用人力的交通工具，这是因事制宜，不必固执。总之，一切要根据实际灵活应用，实事求是，能够做到的即做，绝不是讲空话。

其解读可见，刘师复对待他人非常宽容，并不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但其自己对待主义，则有着宗教般的热忱。他废去刘姓，改名为师复。他从不坐人力车或轿子，坚持素食，不沾烟酒，他的执着也感染旁人，有一政客乘轿造访他，到了路口也即下轿步行，有一次开会，有个正在吸烟的人听说刘师复到了，马上把烟藏在衣袋中。刘师复对待主义态度极度真诚，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之一的张继当选民国参议会议员，刘师复认为其有悖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准则，以朋友身份写信给张继和张继的好友吴稚晖，认为张继因就其行为对无政府主义者作出说明，并建议其为了理念纯洁，应辞去议员之职。吴稚晖回信称他为刘师复，他很严肃的回信，“鄙人已宣布废姓”，请吴以师复相称。

在“晦鸣学舍”，师复讲授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出题目让大家作文章。丁湘田教语文，圣约翰毕业的李希斌教数理化和英语。“晦鸣学舍”的藏书中有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节本，有法文版的《傅立叶传》等。

“心社”十二条社约也是这个时候才正式对外公布的。莫纪彭回忆，“知识分子，看见十二条条文，多数是莫逆于心。短时间广州市上，茶座酒楼，有闲谈必谈心社。谈心社十二条条文，有闲的人们，谈心社是最新鲜、最时髦，又最好不过的谈话资料了！”

刘师复解读心社的目标，“对于个人相戒勿为违背真理之事，对于社会则主张废绝私有财产倾覆一切强权以成共产大同之社会”,“破除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新道德代之”，其中，不婚姻与不奉宗教两条，最为惊世核俗。青年视之为打破沉闷人生的新思潮，而保守势力对此反应激烈，视之为洪水猛兽，教会学校培英学校宣布：“凡是入心社的学生或是教职员，希望他本人从速的脱离关系，否则，一经查出，立即驱逐出校。更望大家警醒，坚定信心，免受撒旦（魔鬼）的诱惑”。两广浸信会的定期刊物《真光》主编张亦镜更是在报上撰文，漫骂心社的人是狗。而主张国学的广东高等师范学堂校长黄节，则一度试图开除几名加入心社的学生。

晦鸣学舍成立后，印制散发了大量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1913年8月8日，晦鸣学舍机关刊物《晦鸣录》第一期出版，此时，正是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党的二次革命后，《晦鸣录》仅仅出版两期，便被袁世凯派往广州的龙济光查禁，晦鸣学舍与心社也被查封。9月，刘逃亡澳门，将晦铭录改名为民声，在澳门秘密出版了第三、四两期。由于刘师复革命元勋的威望，在澳革命党人希望刘师复领导讨袁，但刘师复一方面痛斥袁世凯的专制，但坚持不参加政党活动，坚持思想革命。刘师复认为，袁世凯固然为独夫民贼，但应当以绝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来进行社会革命彻底改造社会，单纯讨袁是治标不治本的一时之策。刘师复曾经以暗杀这样最决绝的方式参与了政治革命，又以如此决绝的方式放弃政治革命，而全力投入思想的革命。

袁世凯照会葡萄牙公使，刘师复在澳门的活动被禁止，1914年，刘师复与“心社”一起迁至上海，在那里，刘师复走完人生最后的历程，也达到了其无政府主义思想革命的顶峰。

三、身前事、身后名

在上海的刘师复继续秘密刊发《民声》，《民声》一直出版了28期，直到刘去世后的1916年秋才休刊。民声的宗旨是刊载当代一切新发明的科学，是以促进人民生活者都辑载，但主要是刊载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和译文，介绍无政府主义者活动情况和世界各国工人罢工情况。刘师复撰写了大量阐发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此间写成的《无政府浅说》和《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是刘师复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刘师复看来，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简称，是纯粹的共产主义。他痛斥资本制度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富者驱策贫民如牛马，富者逸而荣，贫者劳而辱。耕田者饥，织布者寒，造屋者无片瓦， 凡劳力所得之结果，皆为富者所掠夺，无论如何勤劳，之以供少数富贵者之牺牲”；明确提出了“一切生产条件归社会公有，废除资本制度”的主张，憧憬“将来劳动之苦恼变为游艺之幸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

为了维护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正确方向。刘师复于1914年与当时有名的社会主义者江亢虎展开了论战，刘师复认为江亢虎社会主义理论存在重大缺陷，针对江亢虎的观点为社会政策还是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私人企业应当保留还是应当全面公有，应实行共产主义还是集产主义等问题与其展开了激烈争论。江亢虎于1911年组织中国社会党，该党曾邀请刘师复加入，刘师复认为其党纲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遂未加入。二次革命后，该党被取缔，刘师复认为，在该党被取缔之前，应当维护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故在此前并未对该党公开批评，在被禁止之后，正是清理理论纯洁组织的时候，因此于江亢虎展开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论战。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严肃的理论斗争而非个人恩怨，“反对其言论而非反对其个人”。刘死后，无政府主义者将其论战文编成《伏虎集》。。

1914年7月，刘师复又在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他撰写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说“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他提出，达到无政府主共产社会的手段是革命，武装革命是革命，而“持革命精神，仗吾平民自己之实力，以与强权之战斗之一切行动”都是革命。他热情的疾呼：“我辈向前进，无政府万岁。”

刘师复之前，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世界无政府主义一直未有密切联系，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后，刘师复发表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并提出自己对大会的意见，其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称“吾人固绝不畏其难，抱至死不挠之精神，竭尽能力，以与遭遇战斗，非至达吾目的不止”。刘师复向大会尤其提出要注意东亚之传播，“欲图世界革命之实现，不可不注意与人口极众地积极广之亚洲也”。此时的刘师复也已经开始关注领导工人运动问题，他写成《五月一日》一文，大声讴歌五一劳动节的伟大意义，号召中国劳工投入五一抗议的浪潮。

刘师复在传播无政府主义时，尤其注意世界语的传播，在广州之时就开办世界语学校，在《民声》上附有世界语专页，一则提倡世界语，二则可以与各国互通声音。第三期《民声》刘师复写有世界语第九次万国大会纪事。1933年匈牙利出版的世界语百科全书载有师复小传，1934年捷克斯洛伐克传的世界语报刊目录载有民声杂志资料。

刘师复的工作环境恶劣，刘自述“此间共同工作同志仅七八人，而撰述翻译排字印刷校勘以及洒扫洗濯缝纫封寄书报均此数人任之 师复每日所答书（信），少则十余通，多至于三四十余通”。长期的工作损伤了刘师复的健康，1915年，刘师复在伏案写作时呕血，当年3月27日因肺病逝世，年仅31岁。医师劝他吃肉、喝牛奶增加营养，他坚持心社的素食主义不为所动。1915年1月30日，刘师复给友人最后的书信说，余之爱民声比爱病更甚。病中的刘师复还在关注其时上海的工人运动，写成《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为其鼓与呼，并为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理论指导。文章未及刊发，刘师复已然去世。临终前，他满带遗憾，痛惜“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临终前，他与丁湘田关系逐渐恶化，死前竟没让丁湘田到他的房间里去。他在废婚姻主义中期望的 “相其白首”的爱情理想终究没能实现。

遗憾还留在了红荔湾，1913年，刘师复曾在广东新安县赤湾找到一村小村，去香港2小时，面对零汀洋，有荔枝四五百株。1913年春天，他带同志们第一次找到这里，归程时回望，“早熟的荔枝，已垂垂如大小红紫玻璃球，弥漫悬空。”刘师复为此命名为“红荔山庄”，试图在这里建立一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二次革命爆发，刘师复亡命澳门，再未能去过红荔湾。

1915年9月24日，刘师复的遗骨被安葬于杭州烟霞洞旁，墓志铭写的是 “师复为人道主义者，又为世界语学者。生平谋炸悍将，历行革命，被锢三冬而组织东方谋杀团。辛亥革命以后，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之宣传，创‘晦鸣学社’，‘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以刊《民声杂志》，谇砺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以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哉！君以公元一八八四年六月廿七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一九一五年三月廿七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之烟霞洞，越四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新世纪二十一年一月十日。佩刚作志，思翁书。”

墓上的文字用世界语书写的，书写人思翁是当时西湖边的僧人，作志的佩刚即郑佩刚，是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一直追随刘师复的思想。与刘师复的妹妹刘无等相恋，却一直遵循心社不婚姻主义，“相其白首”实践了刘师复的理想。

刘师复所传播的思想，有着重大的缺陷，但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中国之时，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思想，它启发了群众觉悟，鼓舞了斗志，为人们打开了思想的空间，《剑桥中华民国史》有几段精彩的评论。 “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它培育了一种朴素但却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作为发展动因的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

“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包括毛泽东在内，回忆说，在1920年后改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

“因此，在1919年之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为中国所知。”

而刘师复在政治革命和传播思想中体现出的知行合一的热忱，其对理念和主义实践的执着，使之有着理想主义者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正如他的无政府主义同志评价那样，他是“一个不怕死的志士，一个艰苦卓杰的革命家，一个不怕牺牲个人以救人类的救世主义者，一个不为外物所动摇的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