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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介绍毛主席、周总理的巴以路线 -- 达雅
西西河总有人干举着周总理旗号, 断章取义他的讲话和文章，在巴以问题上挺以扁巴。这是对毛主席、周总理巴以路线的歪曲。这种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所以要写一篇帖子系统介绍一下毛主席、周总理的巴以路线。
事先声明，我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站在比较纯正的毛左立场，我可能属于修正主义者或者社会帝国主义者，有可能是“可以改造好的”。但是，介绍观点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是否能准确、完整，而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比西西河里迄今为止所有举着周总理旗号扁巴的人都要强。
毛主席、周总理在巴以问题上的路线是一致的，是毛主席人民革命理论在这一地区的具体应用。具体地说，就是人民要解放，地区要和平，但是这种解放与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只能是长期、艰苦、卓有成效的斗争的结果。只有在人民组织起来打倒了反动派和他们的幕后主子以后，解放和和平才能最终实现。
按照毛主席的理论，这里的“人民”，不仅包括巴方的人民，也包括以色列一方的人民。毛主席总是这样划线，“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问题”。而斗争对象，不仅有以色列一方的反动派，也有阿拉伯一方的反动派，同时对于巴方人民内部的各种错误路线错误观点，也要在人民内部展开斗争。在这一点上，我对主席的理论有怀疑，但我承认这完全可能是我水平低，无法想象巴以人民团结起来，而毛主席操盘周总理运作时间足够就能搞成。
因此，毛主席、周总理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求解放的斗争，是毫不犹豫地支持的，这是第一位的。但同时，他们要求巴方的斗争，“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革命不能包办代替。
对于巴勒斯坦内部的一些错误做法，例如暗杀、劫持飞机、“消灭以色列”这些事情，周总理是强烈反对的。但是反对的原因是这样做效率太低，浪费了有限的革命力量，而不是“反对一切暴力”。按照毛主席的理论，暴力也被分成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反抗侵略者的暴力是正义的，是要支持的。
我认为，周总理接见巴方人员的时候，是一个标准的导师对待自己的博士生的态度。导师当然支持学生做科学实验，但是实验必须自己做，不要指望导师代替你做，虽然导师可以做得比你更好，但是只有自己做才能长进；如果学生太笨蛋，浪费了宝贵的药品，那导师当然要强烈反对，但反对的是你笨蛋，而不是反对你科研。
而现在举着周总理旗号的很多人，其实就是抓着“强烈反对”的片言只字，说“周总理反对搞劫机、暗杀这些”，然后就balabala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塞进去，整个一扯大旗当虎皮吓唬人。而他说的那些东西，恰恰是违反毛主席周总理的路线的。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今天周总理复活，指导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我觉得无非也就这三句话：
第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巴勒斯坦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
第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要依靠人民和侵略者长期周旋，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第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周总理会反对到商场学校这种地方去放人肉炸弹，但是决不会“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对于哈马斯偷袭以色列哨兵抓“舌头”这种事，周总理会大力表扬并要求再接再厉，朱老总搞不好会提要求“争取每个月捉一个”。
巴勒斯坦抵抗力量这些年的困难处境，其实也是毛主席、周总理去世，邓小平搞改开以后失去革命导师的后果。阿拉法特晚年其实是堕落到了蒋雄奇路线，对外指望通过美国来实现和平，对内也有些贪腐，没有扎扎实实地搞战场建设和武装斗争，结果以色列一困就困死了。哈马斯看到了阿拉法特的错误，坚持武装斗争，但是又找不到正确的政治指导；其他的派别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
西亚北非的人民，现在闹革命的水平也就跟中国1911年差不多，有导师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没有导师就只好继续摸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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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毛左的立场:
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后的十四年;
这是从革命的外交路线逐渐堕落向"大国外交"抱美帝大腿的十四年;
这是从物质力量弱小但凭借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疲于应付逐渐堕落向被炸馆撞击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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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方当前不方便直接讨还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去杀哈马斯,我会很高兴.
同样地,如果有人去杀以色列,我也很高兴.
如果他们双方互相杀,最后都死光,我最高兴,天下太平岁月静好了.
很久以前一篇“以色列和中国友情之内幕”贴的辟谣贴中关于中以建交部分的节选，或许多角度看会更全面吧。以色列承认大陆中国比较早，无非也是利益考量罢了。
以色列确实不曾谋求与“中华民国”发展外交关系，其原因有二：一是以色列建国之日正是“中华民国”败退台湾之时，精明的以色列政治家自然不会去给失败者“送温暖”的了；二是虽然民国政府也曾对犹太难民有所声援，但是对二战后的中东问题有所了解之后，在1947年11月联合国讨论关于建议以色列国的“分治决议”之时本打算投反对票，后在美国的强力施压和犹太社团的多方打点之后才投了一张弃权票，并未赞成，因此以色列对其大有不满，而当时的中共当局却对以色列建国大声叫好，以色列自然也就乐意与新政权建交了。在此还要冒昧置疑一下，该帖作者在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到底想说明什么？难道巴勒斯坦曾有过谋求投靠台湾当局吗？
但是，中以两国的建交历程却是千回百转——本来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即正式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开始商谈建交，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色列停止对华建交行动。朝鲜战争结束后两国虽重新开始接触，但以色列却担心影响和美国的关系而表示冷淡。1954年9月21日，以色列在联合国表决支持美国提出的不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会议议程的决议案，中国因此决定调整中东政策，转而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终于被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抬进联合国”。
1956年10月，以色列与英、法合伙入侵埃及，中国严厉谴责，双方关系中断。此后以色列转变对华态度，多次示好，中方则囿于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反应冷淡。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以，中国热烈支持，开始改善对以关系，以色列则于1985年重定对华政策，决心打破僵局，争取尽快建交。1992年1月24日中、以终于正式建交。
由此可见，在中以建交问题上，首先是由于以色列怕得罪美国而摇摆不定，以致错过时机，后来则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误再误，这根本不存在什么“忠心”、“负心”的问题。
全文在此：中国和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