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逻辑、直觉、共识与争议 -- 慧诚

1，比较东西方的思维，西方比较重视逻辑推理，东方比较重视直觉。

直觉的好处是综合判断，而不是如盲人摸象一般，只能从一个角度出发，看得越清楚，离整体的真相越远。但是直觉把握对人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有所偏爱，则会在好恶感情的指引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扭曲对现实的观察。由于这种观察并无逻辑（外在与人的规则）的制约，难以得到纠正，走入情绪的偏狭。倘若观察者能够达到圣贤的要求，摆脱偏爱，则能对事物有更准确的整体把握。圣人观物，一语即可道破，他人则常常难以理解。不过这是非常难的，很难检验。

2，逻辑推理的好处是细致，并且有外在的普遍规则的约束，逻辑不受个人的左右，论据和逻辑可以帮助个人克服偏爱的困扰，通过说理的方式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观察点。而且由于其普遍性，对于他人来说，理解起来相对容易，更容易建立共识。缺点是逻辑本身只能从一个角度，从一个公理出发进行推理，每一个公理既是推理的起点，也是局限的牢笼，推理越往前，其局限性就越明显，需要其他相对立的公理来加以约束，才能达到平衡。对于复杂对象的观察来说，由于需要的观察点太多，公理和逻辑是完全不够用的，无论多么繁琐可能都不足以穷尽对象的复杂性。这样也容易走入另一种偏狭，逻辑的偏狭。

3，我们可以在两个领域观察这两种模式的效应和结果。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自然科学有实验室可以进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因此，在自然科学中，就要求逻辑的自洽性。虽然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直觉（所谓综合把握），但是从根本上需要逻辑的最后证明。数学是最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无法取得共识。

4，在社会科学中，目前也有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的。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一次性的，无法在实验室中对公理和规则的有效性进行证实和证伪，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实际上只能起到一种思维的启发或者“说服术”（也就是修辞）的作用。我看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后面的那些数学演绎和模型，与其说是一种帮助他发现中国历史密码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帮助他说明他的想法，并进行说服的方法。现在有不少人运用“矩阵”之类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其结论并不是通过这种逻辑演绎获得的，而只是一种“科学修辞”手段，帮助作者获得某种“科学权威”。

因此，社会和人文研究中，很难取得真正的共识，因为“逻辑”这个平台是不好用的。不要说，很多人文学者的逻辑水平堪忧，而且由于社会系统过于复杂，无法置入实验室，因此即使人文学者具有很高的逻辑学素养也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依靠人的自我修养，去除心中的偏私之处，从而能够客观认识世界和社会。

5，从经济学中观察这一问题非常有意思。经济学一方面是数字化的，跟数学相关，有点像理科；另一方面，经济学又是非常“价值化”的，这方面又像文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定性的，现代的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是以定量为主。但是如果没有数量的概念也很难完全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因为它是相当依靠逻辑演绎的；现代金融学虽然是靠数学，但是如果没有综合把握的哲学高度，基本上都会遇到“自反”的问题，也就是对于市场的领导者来说，使用技术分析是无效的——因为技术分析这时开始分析自己，进入死循环。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复杂的经济现象，并且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本来是需要综合直觉把握的。但是如果靠人的直觉来搞，有几个人能够面对上千万、上亿的盈利和亏损的计算面前，保持心理的客观性，而不受内心的贪欲和恐惧的影响？一般人做不到。

因此现代的金融基本上都选用学数学和学理工的人才，把金融数学化，通过这种外在约束方式克服个人的主观性（贪欲和恐惧）对人的判断所造成的影响。但是由于金融的价值判断属性极为强烈，也就是说那些数学结论并非冷冰冰的数字，而是现实的巨大利益，在华尔街，这些利益通常都涉及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于是，同样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数学也会变成一种修辞术，正是这个修辞术导致人们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对危机缺乏预见或者装作不知道。纪录片inside job对此有很好的说明。

6，就我个人而言，我必须充分理解蒙田的Que sais-je？的意义。就像我昨天说的：“回望过去，我对人与事的评价，总在不断变化，无论左右，黑白，是喜是憎，其不变者就是：我现在的判断是公正客观的，是正确的，是符合良心的，是深思熟虑的，是有论据和论证的。总之一句话，无论我怎么想，我现在都是对的，我现在多么明智。”也就是说，我常常陷于固执自己的偏私而不查的境地。虽然一方面我必须尽可能努力突破自己的偏私，以“心与天地同”为目标，但是我也必须清楚，终我一生，我也难以达到这个境界，多半还是会在自己偏私的陷阱中挣扎，很难把自己摆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位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对我的人，那些与我辩论的人，那些站在我的观点的对立面的人，他们实际上都起到了平衡我的偏私的作用，他们补充了我考虑不全面的地方，也许他们每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他们一定起到了平衡我，补充我的作用。这个世界，我个人太渺小太渺小：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如沙粒乘水波。可以想象，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的思想和观点都与我一样，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怜而可悲的世界！这些反对我的人，都帮助我看到了我站在自己的这个小角度所看不见的东西，使这个世界丰富起来，也使我在这个世界中获得了丰富的可能。而我过去却会在争执中，对他们产生怨恼，埋怨他们为什么不理解自己的所谓“正确”的道理。而不知他们于我都是有恩的人。世界是一个整体，使我成长的，绝非只是那些伸手拉我一把的人，鼓掌激励我的人，同样还有那些站在我的对立面反对我的人。正是因为他们不赞同的我的观点，才使我的偏私局限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只是一颗沙粒有毛病而已……

7，人类具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是一个常态，求取共识也是人之常情。面对这一矛盾，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西方则更强调求取共识，而逻辑学是求取共识的有力方法，而辩论术在西方的发展则是求取共识的重要实践。面对这一问题，古希腊是逻辑学和辩论术（修辞学）；中世纪则是刀剑与火刑，经过启蒙世纪和新教革命之后，西方终于意识到“宽容”的重要性，但是自康德以至于今天的哈贝马斯，求得“共识”依然是西方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欧洲的传统还是在对于“普世”的积极追求，而不宽容就是过于追求“普世”的后遗症。而中国的传统，则在“共识”问题上要大度的多，中国没有人像庞龙那样写《论宽容》的书，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明白宽容，而是因为中国传统上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宽容的国家，所以没有人那么急切地写作这样的书。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另类特殊时期，只不过离今天进，所以对那段历史造成的伤害记得深而已。如果我们看两三千年的历史，而不是被近期的记忆所纠缠，就能发现，中国确实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国家——一个能够长久保持大一统的国家，不能不如此，否则早就爆裂了。而欧洲，因为过于追求共识，所以无法统一：在小集体中，达到共识相对容易，而这个集体的规模越大，达到共识就越困难。必须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才能维持一个大的统一的文明体。

8， 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渐恢复“和而不同”的传统。实际上，这种国家与现代的“民族国家”的组织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中国很多时候让人看起来乱糟糟，似乎不那么稳固而放心，意识形态的冲突格外激烈；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国，却充满了无穷的活力。社会的现实行为方式各种各样，各种不同的经济模式相互竞争；思想领域也是百家争鸣。基本上在欧洲国家，虽然经历经济危机的冲击，也很少能看到像中国这样对重大路线的自由发言与争论。

9，不过必须补充和强调的是：追求共识是人情的普遍要求，中国人和传统也是如此，只是在两千多年前就通过“和而不同”的理念加以克服；而西方新教革命以来也以“思想自由“的口号进行克服。因此并不应该把前面所比较的东西差别绝对化。

真如此，就好了。对此，谨慎乐观。

中国这样的大国，路上的地雷太多了。

怎么老是在“视野新进”呢？

一种是这类直接谈“心”，一种是谈时事的。

还是谈时事的受欢迎。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很有意思，翻起了家里的一本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1987年版。想当年，这也是呼风唤雨的杂志。不过，我那时只是一名高中生，啥也不懂。

第一辑的前面两篇长文都是重量级的作者：

甘阳写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和余英时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

甘阳在文章中的慷慨陈词现在读起来真是能把人带到那个年轻的时代，读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现在引起我兴趣的不是他的观点、思路和逻辑，而是他的语气，正是这样的语气让我能够再次体会到为什么那个年代会发生8平方事件，太年轻，太青春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在一本学术期刊中看到类似的风格。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年轻和青春，既指向它的热情而阳光，也指向它的幼稚而轻狂。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必介绍，向西看，向着未来，是那个时代的主轴。更不用说，当时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甘阳。他在结尾的时候写道：“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肩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今日已经真正迈开了它的步伐，有幸生活于这样一个能够亲手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历史年代，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今天的甘阳早已回归儒家，犹如离家闯荡的浪子终于回到故乡的怀抱，要通三统。

余英时的文章当时看起来与甘阳有些对立，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华文明很高级，只是对工业文明在技术和形式上有些不适应而已，但是中华文明对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对立，而是开放的，因此只需要把技术上调整过来就可以了。他对于中华文化信心满满，认为中华文明一定可以在自身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现在读起来，我对他的观点基本是赞同的，现实发展也差不多说明他的判断是睿智的。

余英时的明智除了因为他个人的学养，同时也是因为他人在美国，相对超脱，不像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在急切赶英超美但又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容易心态失衡，出现过于自卑无奈的情绪。拉开心理的距离，容易看清事物，布洛的距离说看来在审美经验和社会经验都同样有效。

另外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余英时文章讨论的一些问题，会非常有意思。看看他的小标题：

1，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是对立的吗？

2，只有个别具体的文化，而无普遍抽象的文化

3，检视文化传统必须注意其个性

4，文化的价值系统究竟是什么？

5，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是相互交涉的

6，一部西方近代史主要是由圣入凡的世俗化过程

7，中国人的价值之源不是寄托在人格化的上帝观念之上

8，人的尊严自孔子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

9，中国文化比较具有内倾的性格

10， 中国人的基本态度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

11， 内倾文化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

12， “五伦”是以个人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人际自然关系

13， “礼”虽有重秩序的一面，但其基础却在个人

14， 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民主的政治制度

15， 中国思想史上，个人修养一直占着主流的地位

16， 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能与现代生活相适应吗？

17， 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即可适用现代中国人

18， 中国人的生死观仍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延伸

19，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不是互相排斥的实体

20， 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经得起长期挑战的

余英时的文章有53页，是一篇长文。不过用来讨论这么多复杂的问题，仍然显得很驳杂。其中心观点是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并不相互排斥，是可以兼容的，全盘西化不可取。

他这篇文章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散点观察”。这些年参加硕士生的开题报告和答辩，跟学生们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焦点不突出”，是“散点观察”，没有聚焦，要求论文必须聚焦。就我自己而言，去年经过一年的思考，想到了很多问题，我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安心，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核心命题把我的这些思考串起来，成为一个命题逻辑体系。直到前几天找到一个“公私”模型的宏大叙事来解释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再想到前段时间看过的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感觉他也是一样，在找不到核心命题的焦虑中苦苦思索，终于找到了“国家财政能力”这样一个基点来观察中国明朝中期以来的历史，构建一个解释历史的脉络。我跟韩毓海一样，虽然都经历了向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的过程，但是因为年轻时所受的教育和学术训练完全是西方式的，即使在思考中华文明的独特道路的时候，根本的思维还免不了落入西方的习惯模式：找到一个可以进行逻辑推演的命题。

中国画与西方画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散点观察的，因此没有透视；而西方绘画则强调在现实的一个点上观察事物的原貌，因此发展出精确的透视。这是两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前者更重视观察的全面性和广度，后者更强调观察的还原性和深度。对于前者来说，由于观察点的选择是个人化的，因此必然依靠直觉，其结果也难以通过逻辑的方式加以验证和还原，这样的话，观察是否准确，取决于观察者的心态和能力；后者由于可以通过实际的测量加以逻辑验证，观察是否准确，可以通过他人的验证和逻辑辩论，形成一个相对的共识。对于强调深度而不是广度的简单系统研究中，后者无疑有优势，因此西方的科技突破确实有思维模式的因素；然而对于更强调广度和平衡的复杂系统研究中，前者有优势，因此中国在政治思维上是领先于西方的。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中西融合方为正途。中国人多，特长各不一样，只要调整好社会的心态，实现这一点并非做不到。而且我在这里所说的中西差别，并不能做水火不容的绝对化理解。中国人一样也有逻辑的能力，西方人也有综合直觉判断的能力，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终究只是个程度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

这句话能概括很多方面，今天的西方精英未必没有君子，但是他们太刻意地把民众都变成小人，或许这是为了管理方便，但是带来的副作用却会让西方社会尝够恶果。今天的中国人也在尝试同样的过程，不过看起来我们文化的惯性还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应对这种局面。

为了屁股扔花丢草到举报，啥干不出来，生生把铁手设计这些工具的目地给篡改了。

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惯性还是别什么事都怪西方，自己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

• 作者新作：东西方思维对比漫画

谈心吗，直觉的成分更多，感觉不到的自然觉得没有意思

话说您在扔花丢草时，难道不是屁股在发号施令吗？

西方人没有屁股，还是西方的屁股比脸白？

我泛泛而论，你点名挑斗。如果大家真的按铁手规则，这才是应该被投草举报的，但正如有句话说的，“能说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说”，所有人算上铁手，集体自我欺骗，于是集体一起做小人，“同而不和”，倒也别有一番乐趣。

但是争论不会争论，把讨论观点演化成晒家教，这也是能归结到西方人的脸与屁股上去，怎么联系起来的还真是看不明白。

其次，完全不知君所云，自己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