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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对美国夫妇亲身经历的文革－前言 -- hwd99
一对美国夫妇亲身经历的文革－前言
《风不会止息：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
戴维 米尔顿（David Milton)和南希 多尔 米尔顿（Nancy Dall Milton)著
前言
本书主要依据我们1964－1969年在中国的所见所学。我们首先感谢我们的中国朋友，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的执教同事，学生和干部，他们教给我们很多关于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知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会如此容易地度过如此重要的5年，也不会学到什么。然而，我们的分析是我们自己作出的，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结论，没有任何责任，而且他们也不会赞同。
在写作此书时，有三位朋友的敏锐而富于知识的劝告和批评对我们的帮助要特别说明。旧金山的Tom Engelhardt，我们的编辑，凭借对工作的热爱，和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对全文进行了审查和修改。同Franz Schurmann的研讨会，加上我们对“人民中国“的研究，增长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而且他对原稿也提出了很多有益建议。Jack Service是工作起来一丝不苟的学者，他将我们的罗马拼音统一为韦杰氏罗马拼音，他敏锐的眼光还洞察了很多问题。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还非常感谢同Lee Hong Yung的交流，我们认为，他是我们在红卫兵运动中见到的最好的学者。
因为本书是我们在中国的经历，我们将文献减少到最少。由于准确性和歧义问题，中国人不喜欢非官方文件。但是，本文使用的大字报和演讲是我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毫无疑问，某些文件是不准确的，但是，它们是影响成千上万人的材料，他们阅读了它们，根据它们行动。我们已经发现，我们在北京所熟悉的材料，已经被翻译成英语，出现在图书馆和中国研究中心。
我们非常感谢Louis M. Rabinowitz基金会，它们资助我们工作了几个月，不受干扰，完成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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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本书出版于1976年，由Pantheon books在纽约出版，未发现国内有译本，试着翻译。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一书曾引用了该书。外链出处
本人在翻译时，将努力做到忠实于原文，因个人水平所限，一些翻译恐怕不够准确，欢迎大家指教，也欢迎大家转载，转载请不要修改译文。
河里网友天天向上介绍报纸里的文革，对理解本书内容，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强烈推荐：链接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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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1部分，前言，介绍写作背景，参见：链接出处
此文为第2部分，介绍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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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罗马和中国曾经相互独立共存了几个世纪。它们通过第三方进行了交易，但是从未直接交往。考虑它们的政治和哲学系统，它们相互没有需要。它们各自发展成为两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思想上差异巨大而相互排斥。又经过1000多年两国独立发展，直到中国遭遇与西方对外寻求市场的冲突。同时，西方在技术上的进步，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震感的冲击。这场激烈冲突历史，不久影响了中国现代发展的活力，而且改变了西方。由于东西双方交往的长时间延迟，20世纪中国人从西方反抗思想分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寻求拯救他们古老文化的答案，这看起来是可笑而不合逻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遭遇中国是遭遇他们自己。
对于中国人来说，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非常痛苦的。在他们漫长而复杂历史中，他们曾经将印度的佛教融合到独有的文化中。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抽取与中国相适应的苏联马列主义，根据中国需要而发展的，在中国进行了半个世纪斗争，从而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
马克思主义信条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点是不同的。它建立了阶级斗争概念，提供了推翻旧的压迫阶级，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的钥匙。但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一道，中国人发现，他们引入的是基于俄国20世纪革命后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起来的新的阶级划分方法。 他们与中国推翻经典儒家官僚系统后的社会非常惊人地适应。无产阶级先锋队，国家集权和依赖知识分子和技术精英发展工业化的苏联经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与中国长期不平等社会非常相适应的。古代学者文人和现代技术精英有很多共同点。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按照马克思平等思想，坚决主张阶级斗争。毛的为平等斗争思想，不久包括反对官僚的斗争，传统中国社会等级制度，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运动要求的减小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差别，城市和乡村差别，领导人和被领导人差别。在这场战斗中，毛还挑起了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中最顽固部分的斗争。中国从来没有民主系统。因此，毛对伴随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精英和官僚的进攻，也触动了古老中国社会结构的根基。
但是，毛希望联合从西方世界引进的平等概念与中国历史经验中的好的方面，集体主义。平等概念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中宝贵部分，在哲学层面上看，是同个人自由密切相连的。现在到中国的西方来访者会发现，很难理解中国人会如此热情地相信其中之一而否定另外一个。不管如何，毛关于文化革命的目标是提供中国未来哲学的框架，与毛的思想是一致的。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人民的敌人。与精英和个人主义相反的是用标语“为人民服务”表示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原则。
毛很少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按照俄罗斯人观点，决定论是认为掌握社会生产力的精英们具有天然合法性。但是，中国人认为，好人和有道德的公民，不是社会外界理论产生的，而是思想和道德教育的结果。
这场革命所包含的社会伦理价值表面，为什么中国人将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老百姓合法的反抗上层官僚的斗争。毛被认为是革命的象征，毛告诉老百姓，他们有权推翻邪恶的领导。这场革命将道德神圣化，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在统一社会的原则下，象我们继承罗马对道德的理解。因此，在中国，对平等的质疑的斗争是每个人的权力。
发生在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质疑权力和价值观的巨大社会运动。西方学者在写作这个历史事件时，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同情中国革命的作者强调超越价值的斗争；较少同情或敌对者强调为权力斗争。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中国革命的朋友，我们相信对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和阐述，包括为产生新世界的观点和政治演员为政治权力而斗争，将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我们在中国教英语，了解中国，不是为了写作。当我们发现自己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时的少数外国参与者和观察者，我们已经在这场令人激动的斗争发生以前的组织良好的和平中国度过了两年时光。我们认为自己是参与者，是因为我们的中国同事和学生已经习惯于我们的存在，有时分析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和他们就共同认识到，重新发展20世纪国际熟悉的思想系统（译者注：指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中国历史。
回顾这引入注目的几年，我们认识到，从我们所读到的社论和翻译的大字报，感到和中国朋友分享的政治框架和模式中，人民对党的忠诚方面的热情。与此同时，当20世纪的美国人以罗马自居，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人经历我们西方同样的宏大景象。我们不断被这个历史性和文化上迥异的经历所震惊。我们用普通的术语和表达方式来描述它，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见证。我们又重新学到了发生在另一块土地上的产生圣徒和学者的过程。将他们的经历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肯定会受语言的限制。这不是非常准确的词汇问题，而是经常不存在相同概念的词。Paul Mus说，西方的思想方式同中国文化接触会产生令人震惊的感觉。对我们来说，在能够解释之前，去体验，学习和努力理解中国政治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逐渐了解到，没有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就很难理解中国人的解释。
也许没有人满意，外人对他们系统的解释。俄国人对中国人解释的列宁主义是很不高兴的，毫无疑问，中国人也不会满意外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都是对的。不管人民如何贴近环境，外人都很难理解本地人对政治的理解。没有人能得出和本地人，他们必须在此生活，一致的政治方面的结论。用另一种文化术语来描述一种思想，不可避免会发生偏差。但是，自从文明开始以来，人类思想就是这样演变的。科学上也认可，所有知识都不完美，受实践者制约。象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一样，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从我们生活的地方发展起来，但是，象其他北京居民一样，我们很幸运处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当整个社会开放，就象对他的老百姓的怀疑和审查一样，对外公开光明和黑暗之处，几乎每一个结果都能追踪到那个非比寻常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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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应为韩裔美国学者，出版了两部这方面的书，有几个人都引用了他
第一章 东风盛行
前一部分是作者对文革看法的简介，参见：链接出处
在令人烦闷的夏季季风和中国北方长而寒冷的冬天开始以前的短暂时候，北京空气令人愉快。但这仅仅是几周，对不变的自然循环的缓解。从人类开始以来，它就决定了中国文明的方向。从五月底到九月初，来自海上的潮湿空气缓和了陆地积聚的热量。到十月中旬，西伯利亚冷空气已经从荒凉的大戈壁滩吹来，冬季季风还带来了干冷的风沙。在中国的绘画和诗歌中，充满了对春季的描绘是很正常的。对北京人来说，春季是短暂的，而秋季是节日，是庆祝的日子，复兴的日子。
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却充斥着北方中国泥土带来的淡淡的黄色，就像倒映了古老故宫黄色的屋顶。在那几周令人愉快的时间里，大气也几乎是完全透明的，北京人到香山去观赏红叶，公园去欣赏菊花，度过一年一度的郊游。灰色的城市闪耀着红色的光芒，到处是红旗。在古老的故宫，中国中心的象征，搭起了脚手架，重新披上了世界人民公认的中国红。不为公众所知的，隐藏在故宫内部庭院的灰色墙壁也辉映着新油漆的红色大门。在中国，红色象征着生命――结婚，诞辰，胜利。现在它们又象征了革命。这个秋天节日的中心，就是庆祝革命。10月1日，是中国革命领导人选择的，由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日子，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公认的传统节日。
我们于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十五周年之前几天到达北京。 对中国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十五周年都是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一系列庆祝活动的焦点是庆祝仪式。
1964年的秋天，中国全民武装。美国第七舰队游荡在海边，准备时刻出击中国的邻国和社会主义盟国越南。在国境线南部，印度在美国和苏联帮助下，重新建立被打碎的军事力量。从1963年夏天，到我们到达的几个月前，中国和苏联论战的火药味不断增加；两国之间良好关系，在失望和怀疑中，即将结束。隔海相望的是重新强大而充满敌意的日本，还要防护来自台湾的入侵。就像1793年的法国，中国人认识到，他们的周围充满了反革命的武装威胁。
在我们到达前几周，中国外长陈毅告诉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中国准备好了来自南方美国的进攻，来自北方苏联的进攻，来自东方日本的进攻，“让他们都来吧，如果需要，我们将放弃一些城市，退回到山上，与他们战斗一百年”。他愤怒地评论道，等待这些敌人的进攻，已经等得头发都白了。外交部长陈毅表达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冷战压力下的坚强意志。
中国人民认识到，被包围，不仅是美国人挑起的越南战争，其最初一段时间，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据，但是，它强烈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不利中国人民的。对美国来说，60年代剩余时间将是国内动乱，它由在亚洲发生的不断增强的战争所导致。对中国来说，将是中国革命的延续，并将震惊世界（译者：指文革）。在过去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在建立国家和国际地位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斗争的火种已深深扎根在中国的社会，虽然，在1964年10月，这些还不是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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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第一章约18页，全书约400页，本部分仅2页多，因时间关系，只能少量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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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前接1：链接出处
我们发现，人们的心情与北京晴朗而平静的天气一致。1964年，中国在打破包围上取得了初步成功。在国庆节前，数千名外国人聚集在北京的宾馆和街道，表明中国在打破包围，结交朋友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是1919年以来，世界上第一次有社会主义国家来挑战苏联对世界革命的永久主导权。中国在革命庆典上欢迎其他国家和人民，以非正式方式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保护自己的利益。越南，朝鲜，日本，印尼等兄弟党，在反对美国霸权对东南亚的侵略和不同程度反对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还有反对另一个霸权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以及发生分裂产生的偏向中国的共产党派别，例如斯里兰卡，比利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走到了北京。这是1963－1964年形成的与中国一致的社会主义联盟。
此外，中国还同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西哈努克亲王为保持柬埔寨脆弱的中立而斗争，并转向取得中国的支持。他在北京受到欢迎，1964年的出现，表明中国在团结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政策的胜利，还有非洲大陆许多造反比较成功的国家。1964年较早时候，周恩来总理访问了14个非洲国家，有望与非洲国家召开第一个万隆会议，以增进中非团结。
在其他与两霸结盟的国家，这些国家受到美苏两霸的压迫，特别是美国的盟国，中国取得了戏剧性的外交成功，那一年与法国建交（译者注，建交日期1月27日），在法国刮起了中国时尚之风，外交开启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上海到巴黎的空中航线，以及中国派往巴黎的庞大外交团，它是中国在西欧第一个外交使团。法国历史上长久的对中国的研究传统，十八世纪法国精英了大量吸收中华文化。两国在语言，文化，食品等方面的优势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帮助获得了这个外交突破。到10月份，法国外交大使已经到达北京。
国庆节的外国客人有2600名，中国人统计得非常精确，这个数字对其他国家首都来说，并不算多。但对中国人来说，其意义远远超出数字之外。每个人都代表了一个国家和他们的国民。中国报纸不仅列出了参加中国革命节日的国王和部长，而且列出了每个人，例如，美国黑人领袖Robert Williams和夫人。他当年鼓吹黑人拿起武器保卫自己，今天看来，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历史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是被压迫民族反抗的领导人，是一种象征。
因此，1964年的国庆节，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庆典，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胜利。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依靠苏联专家，随着新外交政策的推行，这些都不复存在了。为了发展还很脆弱的外交关系和友谊，中国人必须快速训练大批年青的专家，不仅要掌握外语，而且要能分析和解释国外的政治，新闻和外交，而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与世隔绝了。 虽然我们去中国的目的，仅仅是教授英语，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跨过了由于中国革命导致的封锁。很多人，和我们一样，不仅带来了外语，还带来了现代中国所没有的联系。教授乌尔都语（一种印度语言），斯华西里语（一种非洲语言），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语，代表了中国在与外界交往的突破。这些教授外语的外国人和编辑等，已经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民族和国家的代表。他们与其说是老师，不如说是学生，来到中国见证和学习中国革命的成就，希望能学点东西应用于家乡。不管中国是否打算成为一个中心，在各种演讲和评论中，人们都能认识到，世界革命的基地是不可能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的。
面对中国革命，美国有两种选择，在北京的美国人包括了这两种观点。早期中国革命者的朋友，如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乔治 哈特姆（马海德）在中国，还有麦卡锡恐怖下的受害者，例如，美国财政部非常有前途的职员Frank Coe和Sol Adler也在中国。我们到达时，越南战争正在进行。我们发现我们的前辈建立了良好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庆祝十五周年，不同于延安窑洞时期了，中国人认为，我们应该带一家人，包括3个孩子来中国。1964年来到中国的很多外国人都是这样。正如希望我们教授中国人英语一样，中国人也建立了学校，来教授我们的孩子汉语。
1964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两篇关于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宣言。两篇都是针对美帝国主义。在第一篇，毛发言支持微小的巴拿马收回运河区控制区的斗争。第二篇是挑战美国统治世界努力的一个方面，爱日本建立F－105D核动力航空母舰和潜艇基地，军事基地，同日本的安全条约，以及控制冲绳。巴拿马人的斗争是第三世界国家典型的斗争，但被殖民者和帝国主义所削弱。日本是正在成长的经济体，但被美国军事力量威胁。并非巧合，毛给予支持的两国斗争是世界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斗争前线的两个不相关的组成部分，两个声明的总结部分几乎相同：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各大陆的人民应该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以及所有受到美国入侵，控制，干涉和欺侮的国家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形成最广泛的团结阵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这是新的纯粹的革命中心发出的有吸引力的联合宣言，它在这个十月带来了大批客人，包括国王，革命者，大家聚集在北京。
当年草民还在上小学，也传抄了一份四人帮组阁名单，相信了官僚们对他们的污蔑。
为什么“粉碎四人帮”时人们“热烈庆祝”
范醒
“粉碎四人帮”又称“打倒四人帮”，发生在毛主席刚刚去世后不久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距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了，由于时间的久远，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那时侯还没有出生，自然没有能够有一个亲身感受的机会，只能听过来人通过各种形式来讲，即便是过来人，有些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对当时的细节尤其是时间点上记不大清楚了，因此本文意在帮助文革后出生的年轻朋友能够对当时的情况有个更清楚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对从那个时刻过来的一部分老同志在“回忆”时起些许“提醒”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全国老百姓对当时的“党领导们”施行“粉碎四人帮”措施是什么态度呢？是反对呢？还是拥护呢？是多数拥护少数反对呢？还是少数拥护多数反对呢？事实求是的讲，反对的有没有？有，如事件发生后不几天上海被镇压下去的“反对”就是一例，但总的来说的确是少数。大多数老百姓呢？大多数老百姓是拥护的，而且众多干部群众是按照当时通行的方式敲锣打鼓、放鞭炮、打标语、呼口号、扭秧歌、上街游行集会等来表达的。同现在不同，这些如游行示威、集会等民主形式在当时是对老百姓开放的，是老百姓的权力，是当时党对群众充分信任的表现，反过来人民群众也通过这些形式很好的来表达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心声。因而，当时人民群众确确实实的是“热烈欢呼打倒四人帮”的，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
那么，当时老百姓为什么要那样的兴高采烈的去“欢呼打倒四人帮”呢？是因为“四人帮”搞了“文化大革命”吗？否。“粉碎四人帮”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份，当时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老百姓不是白胡神仙，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不会知道此后至少两年以后的当政者要对文革进行否定，即使到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通过的（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才失效）宪法上对文革的结束还表述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呢，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老百姓怎会因为“四人帮”搞文革而“热烈庆祝粉碎”呢？
老百姓要搞“热烈庆祝”或“热烈祝贺”当然不是平白无故的，当然是有原因的。大家知道，人们的集会活动都是在接收了某种信息，并对这些信息产生影响的而作出的行动反映。那么当时人们对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所获得的是些什么信息呢？我们先说一下当时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形式，再来说人们获得了些什么信息，以便让年轻的朋友更好的理解。在当时，领导传达或者叫组织传达是一个最重要的传达信息方式，除了单位的领导传达或组织传达之外，老百姓所获信息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报刊。当时还没有电脑网络，电视有，但还不是特别普及，电影比较慢而且也不多，小道消息不可靠，只有在一小部分多少有些心理阴影的人之间才传播，其他形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包括单位领导层层传达在内的各种形式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同一信息来源、同一信息内容通过不同的方式传递给人们罢了。这也不是只有那时的中国才是这样，现在的中国还是这个样子，尤其在一些重要事件讯息传达时最为明显，外国也一样，只不过做的比较隐秘比较忽悠人，让一般人看上去好像有不同的声音似的，现在的中国跟外国学习变的也很快，这些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我们要说的吧。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即当时人们都接受了些什么具体信息。
我们知道，“热烈庆祝”、“热烈祝贺”所表达的是人们愉悦的心情，是对“粉碎四人帮”事件表示支持的心情，是对“四人帮”表示愤恨的心情。对于中国这样的以亿为单位计算人口的国家，有多少人在当时亲身认识、了解“四人帮”具体做了些什么呢？还不都是从前面讲到的获得信息的那几种方式中得来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判断、选择的吗？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时党对“四人帮”的定性是什么，当时“四人帮”是个什么形象，才能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热烈庆祝”、“热烈祝贺”，才能明白人民群众支持的是什么、愤恨的是什么。
我们用证据说话。为了简明有力而又避免争执，我们既不引用当时搞过“热烈庆祝”的人的回忆文章、口述、日记等，也不引用后来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而采用两份无法篡改的、无可争议的、权威性的材料来说明问题。
第一份材料是《吴德同志在首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该文在《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十期刊出时排在当期《红旗》杂志“粉碎四人帮”系列文章最前面，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首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乘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之机，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家变色的现实危险。我们党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刻。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揭露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航向胜利前进。
......我们热烈欢呼我们党战胜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路线的实质，就是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篡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投降帝国主义。毛主席曾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就上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于返修防修，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特别上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进行反对帝、修、反，特别上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十一月一日出版，第17、18、19、20、21页，《吴德同志在首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第二份材料：《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全国各地亿万人民连日举行盛大游行，首都北京百万军民昨天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为我党消除了一大祸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一再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
......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使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危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无产阶级的雄伟气魄，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他们完全背叛毛主席谆谆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采取种种手法，搞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四人帮”结党营私，篡党夺权，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中国人民将陷于严重的灾难之中。
......粉碎这个反党集团，......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十一月一日出版，第22.23.24.25.26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这就是当时的“基本调子”，其他的有关“粉碎四人帮”文章，基本都是按照这个“调子”写得、播的、传的。
从以上两份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老百姓之所以要为“粉碎四人帮”而敲锣打鼓扭秧歌搞“热烈祝贺”，是基于以下原因的：
第一，“四人帮”是党内的走资派，崇洋媚外、卖国投降；
第二，“四人帮”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第三，“四人帮”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重新成为殖民地；
第四，“四人帮”搞修正主义；
第五，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为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粉碎四人帮”就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者”战胜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者”；
第六，华国锋是毛主席满意的，“四人帮”是毛主席不满意的。
也就是说，老百姓是在为毛主席满意的接班人粉碎了走资派而庆祝的，是为粉碎了资产阶级典型代表而热烈庆祝的，是粉碎了资本主义复辟而热烈庆祝的，是为了粉碎了修正主义分子而热烈庆祝的，是为了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而热烈庆祝的，是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干部革命领导人粉碎了党内企图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从而保证了中国人民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继续道路前进而热烈祝贺的。换句话说，人民群众支持的是毛主席满意的接班人，愤恨和反对的是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支持的马列毛主义（思想），愤恨和反对的是修正主义；支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愤恨和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支持的是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愤恨和反对的是走资本主义邪路、剥削阶级卷土重来；支持的是国家独立自主，外交平等互利，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广大亚非拉国家革命群众尽国际共产主义义务，愤恨和反对的是崇洋媚外、卖国投降、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至于现在有一些人对当时人们“热烈庆祝”说这说那，纯属时空穿越，那时有几个知道以后形势会怎样发展？朝那里发展？老百姓没有时空穿梭机，没有谁当时会按照现在某些人，某些受所谓“揭秘”文学、“真相”影视的人和部分所别有用心的人胡诌的那样，说什么是当时老百姓恨谁谁谁，爱谁谁谁，没有的事。不受后来国内、国外当权者们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所宣传出来的有关“四人帮”的“罪行”的信息影响，你老百姓能够知道些什么“四人帮罪行”？即便是当官的又有多少人知道？不要做自觉不自觉的“马后炮”。
不光是在当时那几个月，至少到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开全国人大这样的重要场合，还在这样讲：去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作了全面的总结。这场斗争确实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是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实行“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们同“四人帮”之间，正是围绕这样的中心问题，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见《人民日报》19780307 第1 版）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华国锋）
易立人 (2012-3-28 10:19:02)
在他们眼里，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不过是他们弄权窃国的玩物。骗子，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一向搞阴谋诡计的人，至死本性难移！马楚生 (2012-3-28 11:00:43)
早晚要还原历史真相，人们不可能永远被谎言欺骗。一口丁 (2012-3-28 12:22:10)
好呀。四人帮被打倒的6个原因，现在由打倒他们的人全都实现了。太搞笑了。红线 (2012-3-28 15:30:12)
真象已大白于天下，人们己经觉醒，这一大堆的帽子这些制造帽子的人正好符合你自己去戴吧！香山的红叶 (2012-3-28 15:48:01)
谁在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大家看看吧。美好的回忆 (2012-3-28 15:52:46)
哈哈.扣了这么多帽子.对照起来而他们自己带上正合适.可笑.可笑.云游郎中 (2012-3-28 16:42:35)
毛主席曾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章在引用毛主席教导上，有就错漏。把“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的不字漏掉了，希望改正过来。云游郎中 (2012-3-28 16:53:02)
当年安在“四人帮”的罪恶，被打倒“四人帮”的人及其继承者们全部落实了。西夏月 (2012-3-28 17:48:56)
所谓打倒“四人帮”也就是扫清一切障碍，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法西欺专政，大行其道的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谬论，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残酷的打压和迫害，这后30多年倒底是谁背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谁又在把中国带回封建没落的旧中国，是谁又在背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就一目了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反毛就是反人民，与人民背道而驰的跳梁小丑必定会被人民锤弃！x899105 (2012-3-28 21:04:41)
这些帽子套在邓三发头上再合适不过了,做帽子的人真有先见之明
作者介绍（来自原书简介）：
戴维 米尔顿二战期间是商船船员，40年代和50年代是工会运动活跃分子。他目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系博士研究生。
南希米尔顿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创造性写作，获得旧金山州立大学硕士学位，目前是旧金山社区大学教授，也是《一段丢失日记》共同编辑（Pantheon,1973）.
南希和戴维均于1964－1969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且和Franz Schurmann一起，是人民中国杂志共同编辑（Random House， 1974）。
下面来自作者戴维为加州伯克利大学写的介绍
俄勒冈大学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社会学是我的第二个职业。在我进伯克利读博士之前，我在二战的时候，是一个商船船员，后来十五年，我是钢铁，屠宰，电子和建筑工业内的工会活动家。六十年代，我在中国度过5年，在外交部安排下，教授英语和美国。
当我进入伯克利读研究生时，我随美国著名顶级中国学学者Franz Schurmann学习。在此期间，我与Schurmann教授以及妻子共同主编Random House出版社的《人民中国》杂志。还与妻子一起共同完成了书《风不会止息－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这是目击者对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记录和政治分析。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CIO诞生与罗斯福新政下的美国劳工运动之间关系。略有修改成书《美国劳工的政治，从大萧条到新政》。我从Reinhard Bendix教授, Neil Smelser教授, and 访问教授 Gertrude Lenzer学到了很多宏观历史分析知识。伯克利社会学系证明很适合象我这种远离学术生涯很多年的人。
1978年我到俄勒冈大学任教，度过近20年。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侧重于研究职业，劳工组织，社会运动和环境研究。我同同事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在开始的18年，我是亚洲研究会主席，负责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主要研究现代中国，美国社会，美国劳联运动，社会学原理和国际关系。
在我退休期间，我的兴趣主要在历史，刚刚出版了一部书，关于美国内战的国际事务：林肯的间谍大王：Thomas Haines Dudley 和利物浦的谍报网。
由于社会学对社会的影响，而美国正在成为新时代的罗马帝国，目前的美国政府在国内构建一个警察社会都很艰难，我认为，纪律将是未来的主要挑战。
就TMD贼喊捉贼嘛
所谓“热烈庆祝”，其实是一种狂欢，敲锣打鼓才是目的，大家都很high，至于high的内容是什么，是无所谓的。我至今还能模模糊糊记得小时候被大人抱出去看游行的热闹，那些个红旗已经掉色成了水红色。
我检讨，在我1999年参加反对炸馆的游行的时候，我也仍然是抱着这种不严肃的心态的。当时想的是，十年才有这一回，下次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赶上呢，不去就太亏了。
我相信，如果明天有个无危险游行的机会，许多小年轻也是会很高兴地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