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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我对BO的看法（回答丰言时政QQ群友总结） -- ameng8000
这几天 一直 在丰言QQ群里聊天，大家还是在热议 BO的 去职。看上去，总的倾向是Bo做了很多好事，他是冤枉的......我对Bo其实是有些看法的，有些话，说了好几遍，还是有人问。现在我就把我的思路整理一下，给大家批判用。
一、我认识的Bo
我91年的时候在大连，那个时候就知道他，他那个时候是一颗政治新星。大连的城市建设也刚刚开始起步。
后来一直有些大连的朋友，也拉拉杂杂听了不少关于Bo的 消息。什么小草市长、海滨公路等等。大连的几个节包括时装节、啤酒节也去参加过。
再后来，他调到辽宁省去了，那个时候就听说了不少他的负面消息，但是大多是个人品德方面的，我的一贯观点是政治人物不讨论私德。所以也就没当回事。
再后来，他调到商务部，那两年工作特忙，也就没顾上，了解不多。
然后就是重庆了，从打黑到唱红再到民生，然后就是王督军夜走美术馆.....
我直说我的印象：Bo有想法，有冲劲，是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搅局类型人物。但是他的教育积累不够，好做表面文章，好搞花架子。
有人说：哪个官员不搞花架子？是的，但是花架子是面子，既要要面子，也要要里子，我没见过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在Bo主政大连的日子，那个时候的里子是GDP，是疯狂追求GDP的年代。但是他恰恰在里子上面暴露了他的弱点。
二、网友们认识的Bo以及重庆政策
几个月前，我在微博，问雪洱，Bo到底在重庆怎样，因为他那时在重庆访问，雪洱的话是：政治人物，论事不论心，不管他是怎么想的，只要措施对民生有利，能缓和社会矛盾，就行。
我在王立军事情出来之后，也曾经发过帖子问：到底重庆的经济是 “好得很”还是“糟的很”? 按司马南的说法，是“好得很”，按照叶檀等人的说法是 “糟的很”。最近越来越多的说法是“糟的很”，也许有人说这是Bo倒台之后的落井下石，但是如果你说人家落井下石，也得拿出证据来不是？
在丰言QQ群里的网友们，支持Bo的比较多，净是给他鸣冤叫屈的。还有网友列出来了他在重庆的若干政绩:
"公租房全国真干，户籍改革全国最好，农村土地交易所全国首创，蛋奶工程，全国第一，民主监督的四公开，四个重庆建设，交巡警平台，行政复议创新制度，养老金比国家规定高出25%，实现基本药物零利润，针对招待费的：四个一律，集群式引进宏基 惠普等等大型企业，金融创新支持中微型企业发展，你去做到里面一半，我叫你爷爷"
好玩吧。这里面的若干政绩，大家在群里议论了一下，只有公租房和交巡警平台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别的要么有点虚，要么争议不小，比如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制度），就有网友严重质疑。
另外的网友说：Bo算是那个集团里，唯一能够为百姓说话的人，他做的事至少是为百姓谋福利。
而我的想法是： 看一个政策 好不好，看三点：
1、老百姓拥护不拥护？
2、政策可不可持续 ? 尤其是从经济上可不可持续
3、政策可不可复制？能不能变成其它地区学习的榜样和旗帜？
议论下来，1大家都比较一致，2和3就大成问题。 对于2来说，政策的资金支持是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资金支持，那2就是空中楼阁。3是说政策是不是可复制，就是说重庆是不是唯一的特例，如果是特例，那也没啥好评价的。
中国的人均生产力水平就那么高，人均GDP就那么多，重庆又想搞建设，又要想做到这些民生措施（以公租房为例），一定要弄钱。钱从哪儿来？
要么，GDP以超常规增长？难道Bo是神么？天上掉人民币？
要么，寅吃卯粮，把将来的钱拿到现在来用，重庆搞了那么多“金融创新”，就是要走这条路。这条路，不可持续，而且风险相当大。
要么，动用人脉，从中央搞钱。这点他做到了，据说是上千亿的规模，但是这种做法，不可持续，也无法复制。
他还动了招商引资的脑子，花大力气引进了不少企业，但是到现在没有太多的产出。
我的判断是：他做这些事，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眼前的“民意”，为了博上位，不管将来怎么收拾这个摊子。典型的野心家做法，但是这个套路跟他一贯的作风是一致的。
我唯一欣赏他的就是交巡警平台，极大地改善了重庆的治安。这个算是花钱不多，让高高在上的警察老爷们跑起来，为人民服务的好事。
三、Bo真的懂经济么?
从大连的实际看，这个问题真的得打一个大问号。
几个大连的哥们说，在大连，最喜欢Bo的是居委会老太太，最不喜欢Bo的是国企和知识分子。喜欢的不说了，为啥国企不喜欢他呢？
Bo在大连的那段时间，他没有给这些老国企申请一分钱的优惠政策，反而热衷于摊派。
Bo在大连搞的这些“政绩”：种草、城市建设、各种节。明面上没花太多政府的钱，但是经常给这些企业摊派，今年你绿化一条路，明年他负责一条街的照明.....
老这么干，国企都亏损了，你还摊派，难怪人家不鸟你。
那么这种“经营城市”的思路，给大连和大连人民带来了什么呢？
引用一段话“90年代初，大连与青岛的自然条件、城市结构、工业基础基本相似，但论综合经济实力，青岛远不如大连。由于大连开展城市经营比较早，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善。于是在1994年，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出青岛要学大连。从那时起，青岛基本照搬了大连的发展战略，城市的定位——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旅游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与大连如出一辙。不过，青岛是在突出工业品牌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学大连。然而，经过7年的发展，到2000年，青岛的综合经济实力首次超过了大连。青岛的GDP达1151.2亿元，大连为1110.8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青岛为80.9亿元，大连为77.6亿元。2001年，青岛GDP达到1316亿元，增长13.7%，大连GDP为1235.6亿元，比上年增长11.8%，GDP总量和增速明显落后于青岛。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青岛为100.5亿元，增长25.3%，大连为95.2亿元，增长22.6%；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和增速，大连也已落后于青岛。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青岛的工业品牌经济模式的后劲明显强于大连的城市经营模式。” http://www.chinacity.org.cn/csfz/fzzl/53861.html
Bo恰恰主政就是1991年到2001年期间。一句话：花架子不能当饭吃。
而且，更不好的是，这种“经营城市”的模式，让大连在实体经济没起来的时候，房价先起来了，这对老百姓是福是祸，大家可以想象吧？
好玩的是，Bo到了重庆，一反他在大连的思路，开始搞公租房等民生工程了，大家都快忘了他是经营城市政府炒地皮的先行者。这一方面说明他身边有谋士，帮他出主意；另外一方面，他变脸之快更显露出他的政策的投机本质。
Bo也非常想搞经济，尤其是看到青岛的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那可是硬邦邦的政绩啊，所以他也花力气帮了几个企业：珍奥核酸、蚁力神、华录.....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这几个企业要么就是决策失误，投资打了水漂，要么就干脆是骗子。
所以说，像Bo这样独断的人，他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好事，也会集中精力办坏事。问题在于他决策了，即使事情办糟了，也没有一个机制来制约和纠正。他的教育背景和独断性格，造成了他在经济问题上的短视和无知。如果他这种独断又短视的人上了位，国事交到他手上，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呢。
四、关于唱红、打黑和黑打
唱红没大问题，但是该怎么唱，个人感觉，Bo搞得有点过了。其实组织老头老太们，唱唱歌没啥了不起，如果把唱红歌当个名片（人家都给重庆起了个“西红市”的外号），就过了。
唱红的钱从哪儿来？ 我不想唱，行不？还是必须要唱？ 这不连重庆卫视都改成“唱红台”了么？这种打着“人民支持”的名义推行强迫命令的做法，我看不惯。
他今天可以用“人民”的名义来唱红，明天就可以用“人民”的名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后天就可以反对一切他认为的“低俗文化”。这就是搞一言堂，用人民的名义封你的嘴！这是我对Bo的最大疑问。
打黑，如果是真的打黑，没问题，我赞成。
但是 我也要问：辽宁没黑社会么？为啥那时候他不打？非要到重庆才开始打？而且一打就要搞成牌坊式的政绩？
另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遭遇，事涉具体人和事，在帖子里就不多说了，让我对打黑还是黑打有了直观认识。这点上我同意中央的说法：不在法律框架下的打黑，会对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
五、对重庆政策的思考以及我关心的重点与主张
首先我要声明：
我不反对重庆现在的政策，我只反对Bo这个人。他的政策方向是对头的，但是他利用了民意给他自己背书，同时透支了未来的收入来讨好民意，这是不可持续的。套用一句文革语言：这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
但是我们要坚持重庆的民生政策方向，要让这些权贵们把吃到嘴里的利益吐出一点来。
现在的权贵阶层，里面是没有人为老百姓说话的。不管是Bo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是一路货，他们只是利用百姓，利用民意，而不管他现在的措施是不是可持续，可复制。这就是典型的政客嘴脸，用小恩小惠，寅吃卯粮来欺骗人民。
他们聚敛财富的速度和贪婪，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衡。
对于中下层的权贵，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聚敛亿万财富，但是上层已经没有能力制约他们挥霍人民财产和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所以公款吃喝、消费、愈演愈烈；油价、乱收费，越发猖狂。
所以，未来要么 有力量能够制衡权贵阶层，要么他们聚敛的速度过快造成自我爆炸，没有别的道路。
所以要防止革命（革命的社会代价太大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来制衡这些权贵，唯一的道路就是民主。
在这里我也要说清楚，一些网友一听说民主就说：你说的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你原来就是民主柿油Pussy派..... 谁说民主就一定是西方民主？你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制度，不是把民主的定义话语权拱手相让了么？
为什么可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有社会主义民主？
只有推进民主，让百姓真正地监督政府，才能有效制衡权贵阶层，才能让这些在百姓面前穷凶极恶的官吏们变得俯首帖耳，才能制止他们聚敛的手！
怎么做？
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我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参与政治，我只能从我身边的事做起：参与小区业委会，组织选举，贯彻民主程序与民主理念。（小区业委会的事我另外再写）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积极参与到身边的“小事”，我们离民主就不远了。
以上是我对Bo的一些看法，可能有不完整、偏颇甚至错误的地方，请各位网友指正或者批判。
补：
另外我说一下我在群里聊了几天的感想。
现在我们都倡导理性、讨论、学习，都说 “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大家都觉得扣帽子、打棍子的事好像离自己很远，至少自己是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但是聊着聊着，问题就来了：
“你这是民主柿油Pussy”---“原来你是Pussy派啊”
“你又反对这个，又反对那个，原来你是无政府主义啊”
“你这么说话就是因为你是小资产阶级，有一种说法叫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拜托，你说话的时候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了解过历史上“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没？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狂热”？
这不是“扣帽子，打棍子”。是什么？
分析一下，有些人遇到自己不想听的话，一上来就先拍个帽子给别人（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帽子到底是什么，只是似是而非的一个帽子），然后自己就安慰自己“那人说得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是个XX派，所以跟我想的“正确思想”不一样也很正常”。难道这不是动不动就给别人扣帽子的根源么？
这种作风，往小了说，会毒化我们网上交流的氛围，你扣了帽子还讨论啥？
往大了说，更凸显我们身边的群体里，民主素养和民主意识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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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例：
要么，GDP以超常规增长？难道Bo是神么？天上掉人民币？
钱从什么地方来， 花到什么地方去。这是判断一个人的立场的关键依据。可惜， 你没有仔细听过重庆的做法。 公租房的钱从何而来？薄熙来用了几个办法：政府提供土地； 拆迁的市民可以得到相应的住房；住房的建筑成本只有1000多每平， 把十分之一的房子建成商业用房，店面用房，按照正常的价格卖出去，一般可以卖到1万多每平；用卖商业房的钱偿还建公租房的成本；还有少量不足的地方先问银行借， 用公租房的房租还。薄熙来的这一方法实际上让全国那些哭喊建公租房没有钱的官员傻眼了，因为薄把他们贪污商业房黑钱的路给断了，底牌掀了。
你写到：
你的数据引用完全， 不像是随手之作。我特地去青岛大连的地方网站查了一下， 青岛1990年的GDP是175.4亿
大连的1990GDP是178.6亿，基本上是不相伯仲，2000还是伯仲， 2010他们双双跃上5000亿，依旧难分高下， 甚至大连人均还是略占上风。我看了一些研究文章，除了宁波、苏州等少数城市，可以媲美青岛的全国屈指可数，大连以半个马鼻落后。虽败犹荣。而你老兄引用的文章连一个署名都没有，故意隐瞒起始点的经济数据不相伯仲，用压低起点的做法来说明薄熙来也不高明，这是典型的政客写手文。
其他的， 不说了。尤其是
空一格叶檀，这位网上著名的自相矛盾JJ学家，总是令人捧腹 却能得到您老的信任， 白白赔上自己的信誉。
“薄熙来用了几个办法：政府提供土地； 拆迁的市民可以得到相应的住房；住房的建筑成本只有1000多每平， 把十分之一的房子建成商业用房，店面用房，按照正常的价格卖出去，一般可以卖到1万多每平；用卖商业房的钱偿还建公租房的成本；还有少量不足的地方先问银行借， 用公租房的房租还。”
“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设需要1000多亿资金”每平米只有1000多？
“4000万平方米理论上一年收入近50亿，一年的利息按5%算就是35亿，大体上租金能平衡利息。”
“是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周边将配套300万左右平方米的商业设施，这些商业设施作为商品房买卖，1平方米1万元左右，300万平方米会有300亿，”
“如果有一批人把房子买下来，比如买了1000多万平方米，按照3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将有400亿元收益，”
加上前期的政府投资300亿，确实好像这个帐能算平。
问题是：这里面没算回迁户啊。他们怎么着也得占个1/3走吧，因为“小区容积率为3.5―4.0，”你拆掉的房子，回迁怎么也得占掉1/3吧？回迁户，你能收他的租金？能卖回给他？
这样，在政府的前期投资300亿的基础上，又多了1/3的窟窿也就是另外一个300亿吧？这不是钱？
“重庆采用“1+3”的投融资模式解决资金来源：“1”即财政投入300亿元；“3”，即另外的800亿元通过银行、保险公司、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等金融机构筹集。”这就是你说的“少量不足”？
“从公开的资料中显示，重庆正在建设中的两江大桥、重庆两江新区万寿片区50万平方米公租房项目均是以BT模式进行建设”如果像您说的那样公租房是花小钱办好事的方法，为啥还要搞BT方式？随便哪儿搞不来点小钱啊。
1999年大连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产值 360亿元，盈亏相抵实现净利润5亿元，分别占辽宁省的1／4和1／2。
姜波 李天斌 单超哲 站在高高的电视塔下俯瞰大连市全景，只见一排排大烟囱、大吊车沿海湾北去，大连港务局、大连造船厂、大连造船新厂、大连钢厂、大连化工厂……一些万人 大企业一字排开，而且大都是各行业“摇篮”级的“老家伙”。风景如画的大连，其实跟沈阳、哈尔滨、天津等城市一样，是一个老的重化工业基地，也背着债务沉 重、冗员繁多的历史包袱。在国企扭亏脱困的攻坚战中，记者在大连感受到一种气氛、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一个企业一个月精简了5000人
赵明远：
有时，就靠一股劲
“大钢建于1905年，是我国特种钢的摇篮，大冶特钢、贵阳特钢、陕西特钢等，都是我们援建的；长2捆火箭上，有我们大钢158个产品。建国以来，国家 给我们投入了1.1亿元，我们向国家上缴了27亿元。可是到了1995年，却成了行业里最困难的企业。”大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明远， 带领五位班子成员接受三个记者采访。（记者点评：记者去另一个大企业采访，尽管事先就约好，但总经理突然出差，副总经理出去接人，经营办主任不愿谈，记者 只能在厂区转了一圈，两手空空离去。而在大钢，就感受到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
“我们1996年3月接手时，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呀！院里电话给 掐了，暖气给断了，我两三天就跑一趟电业局，求人家不要拉闸，买油买料也没有钱，随时都可能停产。这仅仅是历史包袱沉重的原因吗？疏于管理使人心涣散。 58个寄生公司用大钢的钱、资料、场地，却一分钱也不交；有的车间主任几个月不上班，帮人建小钢厂，用大钢的料帮人建了78个。资产负债率说是73％，其 实超过了100％，有7亿多元的款项收不回来；6600多个客户剩了600个，其中还有不是为订货而是为债务找上门的。当时，不少人认为破产无疑，而且高 层已经研究大钢如何破产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就眼看着企业完蛋吗？我们就当‘末代老总’吗？不！我们还有希望，百分之百靠贷款上马的棒线材轧机项目进行了 一半，这是世界第一流的。”（记者点评：越来越像大钢这样的老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就越多。是得过且过，还是知难而进？赵明远一班人选择了后者。）
“棒线材的工程咬牙也要干下去，可大钢的当务之急是减员增效，否则，企业无法前进。大家如都等到最后跟船一起沉下去，不如一些人修船，一些人坐救生艇先 走。大钢的人是太多了，没办法，干部三人下两个，工人两人下一个。1996年减员2000人，1997年减员400人，1998年减员5000人！那两 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对话。多的时候，广场上上千人；少的时候，会议室里几个人。尤其是1998年，一个月下岗5000人，气氛达到了白热化状态。几百 人、上千人整天围着。要是顶不住，前几年的改革就前功尽弃了。我们冷静耐心地作干部职工的思想工作，这是为了企业而不得已的。尽管有人骂我，甚至扬言将来 要揍扁我，但是，大部分职工还是通情达理的；有职工问我‘我们下岗，大钢能搞好吗？’我回答‘能！一定能！’，职工们大都理解了。我们应该感谢大连市政 府，为安排这些职工，出钱出力出人。国有部分的职工从14800人减到6900人，大集体部分的职工从5000人减到700人。整体关闭了锻钢、三轧、铸 钢、钢管、石灰窑和医院、食堂等。我们公司领导、中层干部和工人一样，在最困难的时候，每个月开三四百元的工资，大家同甘共苦。”（记者点评：正如赵总所 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往往就在于那股劲儿。咬牙顶过去，海阔天空；如稍微松劲后退，可能就一溃千里。）
“人的包袱减了，还有债务负担。这应该 感谢各级政府，为国企扭亏脱困创造条件。通过转贷降息、增值税还贷、债转股和股票上市，我们卸下了压得喘不过气的债务。如全部到位，资产负债率可降至 50％。负担卸了，浑身轻了。我们的销售收入由1995年的10亿元提高到去年14亿元；年人均产量从1995年的21吨提高到去年的50.5吨；去年实 现了扭亏为盈，有了1100万元的利润。现在，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客户交预付款排队提货。不过，我们是刚刚脱困，以后的风浪也许会更大。”（记者点评： 记者非常欣赏赵总的一句话，在企业里，观念比产品重要，而精神比观念还重要。在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困难并不比大钢多，但却总是抱怨，总是找上级，要钱要 项目要市场。国企脱困，首先是企业班子精神上脱困。）
困难重重的“大华录”扭亏了
陈志君：
不调整，就是等死 “不 管事先的愿望多么美好，设计多么完美，可是，市场的变化太快了，也太无情了。一个企业如果不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就是等死。”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志君说话有了底气，因为“大华录”去年扭亏了，实现利润1552万元。（记者点评：由于调控得力，录像机没有形成重复建设，但“大华录”的亏损如挥之不去 的阴影，引起不少人的议论纷纷。“大华录”扭亏了，可真是一条新闻。）
“吸取了电视机引进的教训，我们中国华录是国家为避免录像机重复建设而 于1992年由有关部委牵头，南京熊猫、大连华录等10家国内企业采用专项贷款投资组建的录像机关键件生产专业化公司，投资总额达14.5亿元。主要产品 是录像机机芯，一期工程1993年底建成，年产150万台机芯；二期工程1995年底建成，年产300万台机芯。为了区别，人们习惯把大连华录称为‘小华 录’，把中国华录称为‘大华录’。在公司成立之初，录像机市场非常好，国际市场年需求量约3000万台，国内也有1500万台；可是当我们二期工程建成投 产后，每台机芯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从1992年的95美元降到63美元，1996年又降到38美元。偏偏是屋漏又遇连天雨。这时电子产业的一个怪胎VCD迅 速崛起，打得录像机是一败涂地。1997年国内录像机市场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到50万台，现在大概只有10万台了。这一下子给我们打懵了，到1997年底， 累计亏损6.2亿元，欠贷4.4亿元。被国家经贸委列入88户重点跟踪监控的亏损企业目录。”（记者点评：几年前记者采访“大华录”时，看见国内少见的崭 新洁净的大厂房，看见严格的现场管理，看见被亏损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生不逢时”。）
“市场是无情的，怨天尤人只能等死； 必须顺应市场潮流，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杀出一条血路来！即使是调整不成功，那也是悲壮的死！”（记者点评：听陈总的侃侃而谈，记者想起了《沙家浜》中的几 句唱词：“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既然国内对录像机机芯的需求几乎为零，出口 国际市场也只是机芯的关键部件，那么，我们就与合资的日本松下公司多方面协商，停止了录像机机芯的生产，将闲置的固定资产逐步变现了1.2亿元。磁头是我 们的优势，我们就扩大产量；而且松下公司也很合作，把所有的磁头生产都转移到我们这里。在没有增加设备的情况下，磁头产量从设计能力的150万对，增加到 1997年的300万对、1998年的500万对；现在每月生产100万对，占全球产量的25～30％；而且全部出口国际市场。把磁鼓的设备减少了 1／3，年产120万套～150万套，全部外销出口；把闲置的设备变现6400万元。录像机整机只搞一点儿，主要是国内业务监控系统所用。这样，经过调 整，录像机产业部分就不再亏损了。
“尽管国际市场每年对录像机的需求量仍在4000万台左右，但毕竟是模拟技术，属于夕阳产业，我们必须跟踪 最先进的数字技术。1998年4月，建成年产120台DVD机芯的生产线；1999年7月，建成年产1100万只DVD—ROM激光头生产项目；1999 年8月，建成年生产能力500万张的DVD光盘生产线，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盈利，今后3年要扩充到20条线，年产1.5亿片，形成国内复录、制作、 发行和出版的一条龙数字光盘供应基地。录像机事业在全公司销售比重从1998年的78％下降到去年的53％，今年会下降到16％；而数字技术部分今年将上 升到84％。三年调了一个‘个儿’。
“我们员工不多，但摊子很大。没有一分钱的资本金，利息负担很重，一年近1亿元；投资规模大，折旧也很 大，平均每年2亿多元。要扭亏为盈，除了调整产品结构，还要加强管理，提高全员成本意识。公司下属的华录·松下公司通过严格管理，每年管理费用平均下降 13％，材料库存从83天下降到45天，费用下降12％，一年减少利息支出1400万元；流动资金周转期从1998年的148天压缩到去年的46天，光这 一项就节约利息支出1200万元。”（记者点评：累计亏损3260万元的“小华录”破产，使解除了委托经营责任的“大华录”赢得了喘息之机，每年少亏 1200万元。去年，中国华录的销售收入是13.4亿元，出口创汇1.2亿美元。他们计划在2010年实现利润2.4亿元，全部收回投资。“大华录”的扭 亏实在没有什么新招。就是在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下，扎扎实实地研究市场，扎扎实实地调整结构，扎扎实实地严格管理。许多国企有人才，有技术，有设备，就是 没有市场观念，没有三年脱困的必胜信念。）
“大华录”扭亏了，记者在采访的返程路途中，一直非常兴奋。
16个月没接到一份造船订单
沙均刚：
走出去，志在必得 “一个企业16个月没接到一份订单，是什么滋味？但这却让我赶上了。从1997年10月起，不要说是大船东，就是个体户来找我订小 船，我都当贵宾接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丧失信心。在劳动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造船行业里，我们的设备、设施、工艺流程都是世界一流的。难道茫茫大 海上，就没有一条新船下水？只要有一条，我就志在必得。”大连造船新厂厂长沙均刚踌躇满志。（记者点评：“从来没有丧失信心”，这话说得多好呀！前途是光 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国企遇到种种困难的今天，信念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大连造船厂有102年的历史，是我国造船工业的‘摇篮’，曾创 造了无数个中国第一。90年代分成新老两个厂，10万吨以下的船，主要由老厂造；10万吨以上的船由我们新厂造，我们有国内最大的30万吨的船坞。谁一进 入大连，就都能看到我们那900吨的大吊车。我们这样一个新厂，固定资产18个亿，全是贷款，长期贷款12亿元，最高年份光利息支出就达2.6亿元（幸亏 最近国家给我们安排了10.5亿元的债转股）。到1997年，尽管我们年造船吨位达到63万吨，销售额达到20亿元，但企业还是陷在亏损的泥潭里。在国内 造船行业重复建设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能生存下来，就是靠国际市场。主打国际市场，是坚定不移的方针。
“造船是个高风险行业，国际市场不好 时，即使你按合同把船造好，船东这时也会找各种理由拖着不接船，甚至可能有弃船的事情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对海运业、造船业的影响十分严重，我们竟16个月 没有接到一份造船订单！真是让人着急上火呀！”（记者点评：国际市场就是这样在给我们上课。伴随我国即将进入WTO的进程，如何预防风险、化解风险，就成 为企业必须研究的严峻课题了。）
“你问我这16个月我们是怎样生存的？我们可不是消极等待。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干海洋工程，干半潜式钻井平 台，这是挪威定购的4台世界最先进的第五代大型海洋石油钻井船；干钢结构件的大厦工程，这是大连世界贸易大厦定购的。半潜式钻井平台我们是第一次干，推迟 一天交货就罚款2万美元，我们硬是提前交货了。现在我们的海洋工程和造船的产值是一半对一半；而且海洋工程的盈利更大。”（记者点评：有风险，不能遇难而 退；而是要像大连造船新厂那样，善于化解风险，围绕主业开展多元化经营。机遇，看似好像从天而降，实际上是在拥有实力的基础上苦苦寻求的。）
“尽管16个月没有造船订单，我们可不能像挪威哈瓦娜、韩国大宇那样退出造船行业。因为造船太重要了，我们一个厂可以拉动国内200多个相关企业的生产。 我们采取了足球比赛中‘人盯人’的战术，只要有了新船的信息，有专人跟踪盯住不放。去年5月，得知中远公司要订造两条新油轮，便多次主动上门接触；中远集 团总裁因其他公务到大连，我‘贴身陪同’。终于在去年5月28日签订了正式合同；中远手头暂时没钱，还是靠我们的信誉在银行贷的款，结束了16个月没有订 单的局面。7月份跟丹麦签订了11万吨成品油轮的合同，8月份跟伊朗签订5艘30万吨超大型油轮的合同。这30万吨超大型油轮，前后谈判了17个月，得到 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我国造船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打破了日本、韩国多年的垄断局面。去年，我们共接订单201万吨，相当于正常年景全国的总和， 这些足够我们干到2003年。今年8月18日，在我们造船新厂成立10周年时，30万吨超大型油轮就要开工了。”（记者点评：走出去，国际市场上海阔天 空。关键是能不能像大连造船新厂那样，不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锲而不舍地研究、跟踪、盯住国际市场，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
8年安排了30万国企职工就业
薄熙来：
不当水手，而是导航 “都说我愿种花种草，其实种花种草，也是为了国企改革。
我们多种花种草，城市环境美化了，外商就愿意来投资；而且土地在城市美化中升值，政府就增强了加快国企改革的财力。土地，是大连市经济发展的龙头。这是 一个基本的思路。”（记者点评：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兼市长薄熙来的这番话很有新意。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全面前进。但最基本的思路一定要清楚。）
“城市环境美化了，外商来投资的多了，他们就要付给我们土地转让费。我们用这笔钱，把市区里污染重的重化工企业搬迁出去，市区的烟囱少了，大货车少了； 这种搬迁不是平移，而是在搬迁过程中进行改制、减员增效，诞生一个新企业。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污染的企业搬迁出去了我们的城市环境更美化了，对外商就更有 吸引力，土地也会进一步升值，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像最近搬迁的大连染料厂，毗邻大连港，占地55万平方米，却污染严重；企业在搬迁中改制，在市郊与北方氯 酸钾厂组成大连染料化工有限公司，员工从5000人减至3000人；腾出的地皮开发了海之韵广场、华乐广场和东海公园，成为大连新的景观。我这个人就愿意 搬厂子。”（记者点评：5年间，大连市搬迁了90户市内企业，腾出土地240万平方米，已获得17亿元的资金。）
“一个城市如果经济没有大发 展，就国企来论国企改革，恐怕难以有所作为。国企改革的第一关，是减员增效。大连原有百万企业职工，其中国企占了70万。人们看到大连有绿树、鲜花、蓝 天，像是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其实大连是个典型的重化工业城市，103家重点国企的平均年龄为60岁；第三产业的产值1992年为32％，去年才提高 到44％；作为老工业基地，减员的负担是很重的。这些人往哪里去呢？总不能靠建新国企安排吧。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1992年时大连的民 营企业职工不到10万人，现在达到了50万人；现在大连有7500家三资企业，几十万人就业。我们坚持了‘两个超越’超越所有制局限和隶属关系（中央、省 属、市属）的局限。一保就业，二保税收。”（记者点评：从大连市安排下岗国企职工的投入来看，的确“发展就是硬道理”。没有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国企减员 增效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很羡慕南方一些城市的轻型产业结构，可是我们这些重化工业怎么办？我们可不能搞休克疗法。国有资产要保值增值，下 岗职工要安排。前几年，像大钢、大化都颤颤悠悠，到了破产的边缘，我们硬是死保下来了。这两个企业有25000多职工，怎么办？精简。这也迫使我们及早动 手建立社会劳动保障体系。一般安排下岗职工是企业、劳动保险和政府‘三·三·三制’，可有的企业十分困难拿不出钱；我们就搞‘二·三·五’，甚至是‘三· 七’，政府财政给兜底。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压缩基建投资、压缩办公经费，把土地转让费让给企业。现在，只要下岗职工不挑不捡，24小时内就可以找到工 作。”（记者点评：大连市把安排下岗职工就业作为国企改革成功的突破口，是抓住了“牛鼻子“。）
“说到大连市的国企改革，远不是总结经验的时 候。我们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大连的国企，就总体上说，只是脱困，还没有脱险，有的企业还有可能返贫。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毕竟保住了一批国有资 产，毕竟进行了有一定成效的结构调整，毕竟安排了几十万的下岗职工。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有竞争，就有潮起潮落。以后大连的企业会怎么样，主要靠他们自 己由他们自己去闯市场。不是讲政企分开吗？我不会去管企业，我也从来不从银行点贷资金给哪个企业。如果说企业是条船，我不会去当水手，当然也不能让他自由 飘泊。我们政府的责任是导航，是引航，是帮助减人减债，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有一点是坚定不移的，尽管比例上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国企在大 连不会萎缩，而会稳定发展，搞活搞好大连的国有企业，我们信心十足，这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记者点评：1999年大连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产值 360亿元，盈亏相抵实现净利润5亿元，分别占辽宁省的1／4和1／2。大连市国企改革的举措同其他地方一样，无非是减人、减债、卸包袱，但是，在饱满的 精神状态下，坚定信念，把整个城市经济这块“蛋糕”做大做强，为国企改革提供一个“大蓄水池“，这是大连市国企改革给人们的最主要的启示。）
《经济日报》 2000年04月25日
我弟弟开一个不大不小的房地产公司。房子的建安成本高层不过1200~1500， 多层1000上下， 建筑质量相当不错；
道路建设，水电煤通讯配套、医院学校成本等叠加最后才会上升到2500一平米。而道路建设、医院学校等是政府收税后理当投资的领域， 怎么能在这儿计算进公租房成本中去呢？
4000万平方， 多建400万平方作为商业房卖掉， 假定每平米一万， 卖出400亿，足够支付400亿建设费用；剩下的600亿医院学校道路人防等配套费用， 一部分可以在政府的预算中逐年拨发，以20年计算， 不过每年20亿。
就像你提到的， 资本主义创造了BT的方式。BT的本质不过是替政府代劳了琐碎的经营事务， 当精神一致。
你可以去查查。难道那些成本不该算成本么？在远郊泥巴田里盖的楼。没水没电没学校没医院没道路，你去住?
你的数据证明你的结论是错误的
4000万平米建设资金1000亿，300亿来自政府，400亿来自销售1300万平米商品房，300亿平米来自300万平米商业设施，资金是平衡的，你提到还有回迁户占用1300万平米，也就是说，实际只有1000万平米是给公租房。
重庆每年财政收入2900亿，其中55%用于民生，也就是每年约1500亿用于民生，每年拿出300亿解决住房问题，得到1000万平米住房，每人20平米，可以解决50万人。如果拿出600亿，则能解决100万人住房问题。重庆现有人口3200亿，城市人口应约一半，10年解决1000万，应就能解决住房问题了。
顺便解释一下，BT是建设移交的意思，就是公司盖房子，交给政府，政府掏钱。这种方式，建设期是公司掏钱，政府可以延后掏钱，实际需要多掏钱，给公司利润。上述数据应该包括了公司利润了
“4000万平米建设资金1000亿，300亿来自政府，400亿来自销售1300万平米商品房，300亿平米来自300万平米商业设施，资金是平衡的，你提到还有回迁户占用1300万平米，也就是说，实际只有1000万平米是给公租房。”
你算错了几个数，应该是400亿来自销售400万平米商品房，但是这400万米是额外的，不算在这4000万平米里。
回迁户他没算，至少要占1000万米，也就是说给公租房还剩3000万米。
但是少了这1000万，那么相应的租金、销售收入就都该按比例下降才是。
“重庆每年财政收入2900亿，其中55%用于民生，也就是每年约1500亿用于民生，每年拿出300亿解决住房问题，得到1000万平米住房，每人20平米，可以解决50万人。如果拿出600亿，则能解决100万人住房问题。重庆现有人口3200亿，城市人口应约一半，10年解决1000万，应就能解决住房问题了。”
我给你贴一下去年重庆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其中，一般预算（含国资经营预算，下同）收入完成1488.2亿元，增长46.2%；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420.6亿元，增长46.1%。
全市地方财政收入2908.8亿元，加中央补助、上年结转等1843.4亿元，减上解中央21.5亿元后，全市支出预算由年初2614亿元变动为4730.7亿元，实际完成3961.7亿元，增长44.2%。其中，一般预算支出完成2573.5亿元，增长45.5%；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388.2亿元，增长42%。当年收支平衡。”
也就是说，你又犯了几个错误，要算长期的帐，只能用一般预算收入来算，因为多出来的差不多都是卖地收入，你能指望高速卖地20年么？重庆2011年的一般预算收入只有1488亿
在这个大数下，你怎么拿出钱来做公租房？
我当然知道BT是什么意思，问题是，建设好了再移交，难道没有额外的资金利息支出么？这个钱谁出？现在的问题就是BT的利息和本金，快付不出来了.....
估计是没有办法解决偏见的：
1、 看不出来，你引用的4000万是不包括400万平米商品房，就是不包括，也就是增加100亿造价，增加400万公用房而已，不影响结论：政府掏300亿，将提供1000万平米公租房。
2、 关于租金，你的原文是说租金支付利息。可是原文根本就没有贷款，哪有利息？租金基本上是收入，应该对付的是这1000万平米的维修维护，这两者显然是能平衡的，政府出租房给老百姓，老百姓交的钱，如果都抵消不了维修，还要政府另掏维修，这是不可能的。
3、 重庆每年从中央政府那里还拿到1000亿，拿300－600亿给老百姓盖房子，会有你证明的那么困难。按照你的数据，政府一年可支配资金4700亿，就是没有地方支出300亿，你的意思，政府就是不能掏钱？
是没有办法说服你，因为偏见遮住了你的眼球。
你把叶檀的言论打出来看看，她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正话反话都说一次，隔两天打自己脸。“自以为是”兄总结的好：叶檀说的话肯定有一半是对的，就是谁都不知道是哪一半……
知识产权是您的，被我安到忙总头上去了
而且引号里都是原文，尤其是大段大段引用去年黄奇帆的讲话，公开报道的。
他的讲话里也涉及了利息，是原话，请先查了再回来跟我争论。
重庆从中央政府拿的钱，不是所谓的“额外预算”，都是已经在账上规划好的，重庆去年的4700亿，真正的一般性财政收入只有1488亿。如果像您这样靠政府解决1000万人的住房。那地卖得掉么？商品房卖给谁去？
如果地卖不掉了，那每年1000多亿的预算外财政收入哪儿来？
如果这些预算我财政收入没了，重庆的一般性财政收入+中央的转移支付，还够重庆的日常开支么？
换个角度说，重庆现在不少大项目，尤其是公租房是靠BT方式来运作的，照您这么说，都是些小钱，政府肯定能应付，为啥还要搞BT？BT难道不要支付额外的资金利息么？现在的金融环境下，这种资金利息低过每年10%都不好意思！你算算，这又是多少钱？这笔钱谁出？重庆政府已经紧张到宁可支付这种利息也要搞BT了。
之前我发过帖子，问重庆经济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的很”？
木有人正面回答哦。
那您说说，到底是怎么样呢？
说实话，我是不信Bo搞那么多“金融创新”，就是弄来玩玩给大家听个响。
还不是要弄出真金白银，给现任政府用？
那是根据政府负债率推算的利息，政府投入300亿，政府负债率，相比政府财政收入，是60%，就是其中有180亿是借贷，利息5%，就是一年9亿，而租房1000万平米，收入约12。5亿，两者也基本平衡。
所谓BT模式就是建设移交，BT模式实质就是总承包模式，政府一直是这样做的，因为没有人手去做建筑公司。和利息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另附重庆债务和我国地方债务情况：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全国平均27%
参见：新华网刊登的黄奇帆的访谈
主持人：去年1-5月全国20个重点城市的财政收入对比表，仅有重庆财政盈余率是负20%，其他城市都是正的。为什么会这样？你本人是否有压力？
黄奇帆：你说的还真没错，但对我而言这是比较愉快和骄傲的地方。按照分税制，在上海等沿海地区，如果地方产生税收有一部分交给中央，有一部分留给自己，沿海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如果有3000亿，那一年的支出也就是3000亿。
中央从沿海城市所得的税收，转移支付给中西部地区，所以中西部地区就会出现地方财政收入2000亿、支出3000亿的情况，其中有1000亿是中央转移支付给西部的。西部12个省市，平均每用5块钱，有两块钱是转移支付。
重庆一年支出3600多亿，但地方财政收入是2900亿，我们透支的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平衡，这个钱600多亿，所以是负的百分之二十几，其实我们这个比例是中西部地区最低的。
主持人：重庆这几年发展迅速，尤其五个重庆建设方面，支出也是很多的，是否存在寅吃卯粮问题？是否透支了未来的财政？
黄奇帆：寅吃卯粮问题就是财政性问题、债务问题。地方政府有没有赤字、有没有欠债，就是所谓的财政债务。事实上各个省都是有财政债务的，这种债务就是所谓的地方债务余额，就像美国政府欠债一样的。
经济学上有个基本观点，政府债务如果超过GDP的60%，就进入了危机报警阶段，到100%就要暴发危机了，超过60%就过警戒线。美国、欧洲 现在都过了100%了，已经暴发了危机。中国政府现在的负债是40%多一点，离警戒线60%还有一定的空间，说明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比较有效，所以我们现 在还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
重庆各级政府去年的债务余额是1800亿，这里包括财政的直接债务，还有财政担保的贷款。我们GDP是一万亿多一点，我们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到20%，所以我们是比较安全的。
去年五月全国31个省级债务、地方债务和GDP比重安全度对比中，我们排在全国前四，是非常好的。我自己认为，地方债务绝不要超过30%，中央债务也别超过30%，叠加起来不超过60%，这是安全的警戒线。
温家宝在3月14日答记者问时，告诉记者，2010全国地方债务10.7万亿，当年gdp40万亿，比例为27%，参见：
[UR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lh/zhibo/zongli/wz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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