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身边的革命——王伯伯 -- 属虎的懒猫

（早些时间的拙文，是纪念建党的。河友斧正）

我身边的革命——王伯伯

这个王伯伯我出生的时候是我爸的领导，没有小时候的印象。

等到一个楼住着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了，那时候王伯伯是正局。

没去过他们家，好像家里没有电视机。

和王伯伯真正熟悉了是老人家退居二线以后。

那时候，本人刚中学完事，呆在家里闲着。 （我那中学上的哩哩啦啦，不叫毕业，叫完事）

于是，老头就有时候叫我陪他走一趟。

也没大事，白天走着去北外礼堂看北京市盲人乐队的演出，

晚上走着去军乐团的礼堂看演出。

还有一趟好像是党校的礼堂，有院里的班车。

都是些政治正确，没意思，没人看的节目。

老人家是“四爷”， 新四军的侦查员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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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讲故事。

有一次出发去侦查，临行前战友送给他一顶礼帽，戴上挺高兴就出发了。

任务顺利完成，回来的时候有麻烦了。

在解放区的边上，被站岗的民兵截住了，问话，搜身。

“叫什么？？？？”“哪来？？？？”“哪去？？？？”---------等等等等 。

回答完了，那个民兵上来就是一个耳光。

“唉，你怎么打人，凭什么打人”

那个民兵把帽子了搜出来的一个证件往桌上一摔，

“看看这上写的什么名字，跟你说的不一样”

王伯伯一看，真是！

礼帽有一个内垫圈，那时候一般人喜欢把信啊，证明啊，证件啊，放在这个帽圈里。

须知，那时候中国小城镇和乡下的服装基本没有什么兜，布料太贵。

具体到王伯伯的事，肯定是上次用这个帽子的侦查员完成任务就忘了。

幸亏不是关键时刻，否则就要了亲命了。

王伯伯又一琢磨“呵，能认字，说明还是个民兵头目，头目凶，但能讲通政策”

于是，王伯伯略作试探就交底要求联络。

联络人来了也就放人了。

打人的，被打的，都没觉得那是一件错事。

王伯伯后来还送我一双草鞋，太扎脚了，这是鞋吗？？？！！！

想想红军也都穿这个，也就释然了。

这老爷子还给我讲了一个我爸爸的事，更有意思。后边说

晚年的时候，王伯伯偶尔天气好的时候出门，拄着棍，由保姆陪着，看见人就握手。

脑子不行了。

• 别等了，再等包子都凉了！

他们是信念坚定的一代，令人钦佩，敬仰！

我身边的革命——李伯伯

这位老人家自从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我妈的领导。

领导的官衔是处长，虽然只是处长，但那是1960年代最初期的处长。

和现在的处长不可同体换算。

那时候，1960年代初期，李伯伯家有浴缸，还有电视机了。

那时候，美国人还有不少没有这玩意。

现在的官员，有什么新奇的东西那绝对是受贿来的。

那时候，那叫待遇。

组织上的话叫“上待遇”。

到了“文革”了，我妈出门“革命大串联”，我爸在外县劳动，姐姐放在院里的幼儿园全托。

我由于先天不足，身体不好，就把我放在李伯伯家养着。

印象中，他们家除了电视机就是许多的哥哥姐姐。

只记着有人给我吃的冰棍，好像是自制的。（小孩就是记着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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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本猫长大了，家里的老相册中还能认出李伯伯年轻时两口子的照片。

那时候关系好的同志们就送一张照片留念。

老爷子退休后有一次来我家，我正好在家，瞎聊。

老爷子说当初在山西宣传抗战，站在路边上对懵懂无知的老百姓讲演，一讲就是半天。

那时候也没有扩音设备，嗓子都喊哑了，喝生鸡蛋清保护一下嗓子，接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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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不少年，李伯伯和老伴相继去世了。

妈妈跟我说，老两口自己没孩子，几个孩子都是抱养的。

几个孩子还为老两口的那点财产和房产打架。

我又想起那几个大哥哥姐姐，以及那根冰棍。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我身边的革命——老薛

知道这个老薛还是由于一个哥们，他是 楼上邻居 + 同校同级同学 + 发小。

有一天，他叫我到七号楼一个单元找他。

进屋我就奇怪，这谁家？（我们俩家是上下楼邻居，在干部楼一号楼）

他说，你爸处里波兰语的申徒家，我就有点明白了。

他爸是驻外武官，有级别有背景，有个元帅的儿子还在他爸这个手下当过海军武官。

他爸单位有一个手下娶了我爸的一个姓申徒的下属。

我们就说这事是“中统”嫁给了“军统”。

这两口子去外派了，武官助理和夫人。

这哥们说，这两口子都是外地人，就托我妈给看房子。

这里安静，能静下心复习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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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我就把这事一说，口气中不无羡慕。

我妈就说那我也给你找一安静地方，复习功课。

但只能是星期天全天，在九号楼一单元。

（那时候拨乱反正，向科学进军，有的人家里人口多不安静，就叫孩子在办公室复习。

这个机关办公室密级太高，不行）

于是，我在星期天就有了一块自己的空间，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

老爸和姐姐只来过一回，叫我到点回家吃饭。

那时候一周只星期天休息一天。

可惜那时候不懂得泡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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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间就是老薛的。

老薛不住在我们院，住在中央党校那边。

老薛同志那时候已经退居二线了，那时候国家困难，办公面积狭小。

一旦退到二线，就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了。

老薛同志年龄大，身体差，中午需要午休，就给了这么一间生活区的居室。

我妈在机关办公室负点责任，照顾这些头头脑脑，

顺便给‘爱学习’的我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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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薛的资历老，应该是大革命时期的。

（中国革命有“大革命时期”或“北伐时期”，“井冈山时期”和“苏维埃时期”“长征”“延安”“抗日”等等等等）

后来革命低潮，党没了，找不着了。

为了糊口，老薛大概在国府机关工作了一段。

后来又找着党了，就重新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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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懒猫老爸说，我们整个这个机关都是老薛一手建立起来的。

当年在延安，领导找老薛，给他几个人，给了一大堆国统区的报纸，杂志，日本人的出版物，从中找出有用的资料。

以后陆陆续续的各种最新出炉的各种派别的出版物，各国的，各种语言的，都汇集到这里，

找出有用的，上报，存档。 等等

这叫公开资料情报收集。

办公地点就在延安的枣园里，相当于现在的海里。

我们这个大院就是这个延安小组发展起来的。

准确的说就是老薛一个人发展起来的。

先帝爷就是总结了各种各方面的信息，得出结论---------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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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薛的革命道路也是多舛，受康生领导，康生也非常认可。

居然认可到把老薛的档案给“优化”了一下。

大概是想让那段找不到党的阶段更光彩。

结果害了老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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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看到老干部通讯，说老薛虽然是全额报销，但他长期吃的一种药却一直自费购买。

怕给国家浪费钱。

我身边的革命——岳阿姨

前文说到我妈给我借了一间房子学习，这房子是老革命老薛的。

老薛真老了就不用每天上班了，中午休息的房子也不用了。

我妈也真是望子成龙，又给我找了一间房子，也是一个延安时代老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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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姓岳，当初到延安的时候也是含苞欲放的小姑娘，为了革命，投奔圣地延安。

可革命并不都是浪漫的，多数的时候还是残酷的。

小姑娘在延安“整风”“审干”中经不住那些保卫干部的威胁、利诱、折磨、殴打。

屈打成招，成了革命的敌人了。

当然后来被纠正过来了，以后，小姑娘就一直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工作，也没有什么浪漫史，没结婚。

因为资历足够，虽说无声无息，在我们院也是有分量的，在我妈负责照顾的领导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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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阿姨圆盘大脸，白白细细，挺好的人，应该是有福之人。

岳阿姨的福是晚福。

“四人帮”完蛋后，一大批老干部复出。

十年的乱象，有不少老干部此时已经是家破人亡了。

像他们需要平反昭雪一样，他们也需要家庭生活。

岳阿姨于是老树新枝，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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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的这个人亦是一个中国革命的耆宿，1920年代的农民协会组织过，工人运动讲习所被训过，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

后边的资历就不用说了。

“四人帮”完事后，健全公检法，此老就是这时被任命其中之一的老大。

当时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审判“四人帮”。

恰巧，我的一个表姑是天津人，解放初的时候，此老在天津，我表姑是秘书助理一类的角色。

新时期来临，别人使着不顺手，还得我这表姑侧身随行。

我问过表姑，你们发过制服吧？？？

表姑说，发了一大堆，大盖帽，肩章。

老同志们除了照了一张像就没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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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阿姨嫁了以后，大家出主意，档案还留在原单位，不要调到国管局去，房子也还保留着。

国管局里老资格干部多了去了，不如咱们会重视你。

于是，老太太留的这房子就成了我的窝了，一气住了很多年。

宝推了，顺便把这个鞋留住。说不定将来进博物馆。要么也可以给下一代说说。当年真有人穿着这种鞋，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看到这句话，就想起我爷爷和姥爷。他们这代人估计以后都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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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事请教。

想发新文章，却碰见“抱歉：你在新主题候选版面还有若干主题，暂时不能发新主题。”

好几天了，咱这河里-----，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