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二鬼子真容 -- 萨苏

只好第二了……

另外越南（安南）有没有？

还有泰国的我觉得好像不该算

应为泰国当时是作为独立国家参战的

除了中间那个戴眼镜的加来部队长，都是台湾籍士兵，他们作为“薰空挺队”，乘飞机前往美军占领的冲绳机场进行自杀攻击，结果全部战死，大部分是在空中就被美军击落死亡。

从台湾籍士兵的脸上，我没有看到所谓的“骄傲”，我看到的是另一种让人心头发紧的感受。

日本好像也不能算是“单一民族”吧？

政府倒是一直这么宣传的。

少数民族好像已经不干了。

国军的抗战宣传资料常常有日本人茹毛饮血的照片，就是虾夷族。但是日本基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特别是国民性上，没有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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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单一民族国家，所谓单一民族，都是指一个民族站绝对主导地位，不论从人口还是文化。按这个标准，日本可以算单一民族。

“国民”与“民族”好像不太一样啊。

找篇文章支持一下。

日本岛上的孤独者

文/黎 曦

提笔写本文时，正是日本右翼分子在大阪举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所谓“验证集会”之时，愤怒之情不禁从胸中喷薄而出。在留学日本的日子里，我曾不止一次目睹过这群疯子的表演：东京街头时常发出他们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叫嚣声、挂着太阳旗的宣传车一路呼啸、身着二战军服的日本老兵招摇过市。面对这种场面，惯于忍耐、为生存而忙碌、焦虑的日本民众大多表现出一种漠视和沉默。个别不明就里的人则围观或“捧场”。人们大多不去注意在这被视为亚洲“礼仪之邦”上最煞风景的一幕，似乎这一切与他们无大干系。而右翼势力的抬头与猖狂也正是日本文化、日本民众对其姑息的结果。所有在日华人、留学生、还有韩国及其他在二战中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的人们和富于正义感的日本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铁证如山面前，日本政府至今还不肯道歉?日本社会上至政府下至民众为什么对日本右翼分子的行为持暧昧甚至纵容的态度?从靖国神社内的日本战争史展览到日本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为什么都找不到一丝有关二战期间日本作为一个侵略国给被害国人民带来灾难的记录?反之被极端渲染的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日本倒成了受害国。真是谜一般不可理解的行为!

在日本大和民族这样的固执背后，隐藏着一种使他们极其痛苦但又无法摆脱的深切的生存忧惧，这似乎已变成了一种遗传基因，流淌在这个民族的血液中。记得我初次踏上日本国土时，那清新的空气、文明守礼的人们，风光明丽的环境都让我无法将之与残忍的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久后随着对日本的了解，我又深感这是“一个让人可怜心痛又让人悲哀的民族。”前者指他们资源贫乏、台风、地震、海啸频发的生存环境，后者指他们对外扩张的本性。日本人见面、告辞总会说：“加油啊!”似乎“不加油”，就无法生存下去。

后来，我与一位极富正义感的日本朋友讨论起上述问题时，她却与我谈起了日本本土的阿伊努人以及日本南端的琉球文化。阿伊努人是令许多普通的日本人都感陌生的民族。因为在日本人眼里，日本只有一个大和民族。话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日本岛上的最早先住民阿伊努人在被挤进“给与地”之后尚不被大和民族所认同而被视为另籍对待，那么对其他他所侵略过的国家，他岂肯承认其罪恶?更不会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向被害国道歉。来看看日本阿伊努人的历史和今天的境遇，再看看鲜见于日本史的南方琉球文化，也许更能理解日本今天的行为。事实上，日本岛国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一个单一民族。在北方，有几乎被人们忘记但仍在为自己的生存权奋争，发出微弱呼声的阿伊努人；在南端的冲绳，则存在着与这个号称单一民族国家所不同的文化和不时发出“独立”呼声的“琉球人”。

(上)

北海道“孤独的牧羊人”――阿伊努人

阿伊努人自明治时期结束后，几乎不为日本人所记起。他们为生存而呼吁的微弱呼声更是被置若罔闻。1993年，是联合国的“国际先住民年”。有关的研究、调查才纷纷公诸于众。还在60年代，一位姓茅边的日本女作家曾到阿伊努人居住的日本名景之一阿寒湖畔、十胜采访，并于80年代出版了叙述阿伊努人生活的《生活在阿伊努人的世界里》一书，使人们对这个民族有了一种具体的了解。而富正义感、并一向痛恨侵略、掠夺的日本学者堀内光一写的《不屈的人们――阿伊努》更是被阿伊努人视为理解自己的一部著作。阿伊努人有着远比自称祖先“是从天上下来的”或“是由大陆蒙古腹地迁来的”大和民族更悠久的历史。他们是日本列岛最早的居民和主人。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本擦文化时期，也就是旧石器时期或新石器时代。由于被歧视、欺压，1980年阿伊努人人口竟减少到2.4万人。而古代阿伊努人曾是一个渔猎民族，驾着独木舟在海上游弋，持枪在林中逐鹿奔跑，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属蒙古人种和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他们不高的身材、淡褐色的皮肤及波状翻卷的黑发，都显示出其与大和民族不同的特点。他们信仰万物有灵和多神，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熊祭”和“鲑祭”仪式。广袤的北海道森林和原野、蔚蓝的大海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故乡。

然而，随着和人(阿伊努人对大和民族的称呼)的到来，昔日的田园生活成为了永不再来的回忆。每年，当如织的游客奔向这里赏雪、观草原、呼吸着清新透明的空气时，这里的真正主人阿伊努却退缩在日本政府划给的“给与地”里，并因此成为日本岛上最孤独的也是最贫寒的一群，被日本社会所遗忘。他们的处境与这个经济实力位居第二的强国一点也不相称。那么，号称自己是“天上下来”的大和民族对日本岛上的先住民干了什么?在今天，又给了阿伊努人一片什么样的生存地呢?

《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阿伊努人的恶梦

对于阿伊努人，日本在18世纪以前的史书记载中是将之归于“异国人物”、“外夷人物”范围的。日本古代一直称阿伊努人为“虾夷”，并根据其地理分布分为东虾夷、西虾夷、渡岛虾夷、渡觉虾夷等。“虾夷”一词带有贬义，直译是“毛人、囚俘、蕃人”的意思。和人对于生活在日本岛上的这些居民的掠夺在古代就开始了，而到了明治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育，对阿伊努人的掠夺更是达到了顶峰。此时，阿伊努人基本上开始失去自己的生存空间。明治三十二年，在猎够了野鹿、贩够了兽皮、侵占了土地、甚至几乎将野鹿猎至濒临灭绝之后，为使掠夺合法化，天皇干脆让地方政府制定了赤裸裸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合理”地把妨碍和人“开发”的阿伊努人赶到划给的“给与地”圈内。阿伊努人的大片地转眼通过所谓的“保护法”变成了蜂踊而至的和人商人的财产。而弱小的阿伊努人犹如一匹野马变成了羊圈中的羔羊。

当年，北海道雅内市一个渔村里的一位阿伊努老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悲愤地对学者堀内光一说：“日本人这样的家伙从很早时就是这样(掠夺)的。而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不也是这样开始的吗(开拓团进入)?日本人十分狂妄自大，不仅轻视朝鲜人、中国人，就连对(日本国内的)阿伊努人也充满轻蔑。说什么‘阿伊努人就跟狗一样’之类的话。这些日本人的祖先侵略了一直生活在和平之中的阿伊努人，但在历史书中从不写。日本政府让我们在‘土人教育所’学习的东西与日本人也是不同的。日本人侵占了阿伊努人的领土，并以《旧土人保护法》让不能自立的阿伊努人交纳税金，服兵役。我在昭和十三年就被召集到中国的独立守卫队呆了三年。在中国，日本人自身却不知道自己所犯下的是罪行。他们用武力侵略中国东北，派日本满州开拓团移民去中国人辛劳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他们将中国人用汗水劳作收成来的七成粮食榨取为己用。他们还制造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妇女、儿童，他们的这些禽兽行为日本人还不知道。还说什么‘阿伊努人毛发和狗、和熊一样多’这样没有人性的话。”

这位老人最后用谴责的语气说：“阿伊努族中没有小偷也没有乞丐，那是我们的祖先和亲人教导的结果。日本人才是小偷，他们借助天皇的名义成了一个从阿伊努民族这里掠夺丰饶土地的最大的小偷!”

日本人从明治年间对阿伊努民族居住的北部广阔的山川河流、海洋的侵入不仅给阿伊努人带来了灭顶之灾，也给大自然带去了极大的破坏。此前，北方岛屿上天然资源的恩赐使得阿伊努人能够以比较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获得充足的渔猎产品，并因此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关于这一点，从90年代初从北海道各地挖掘出来的阿伊努人遗址中的文物可以得到证实。日本人的到来，剥夺了阿伊努民族与大自然这种共生的和谐，他们被和人以“弓箭狩猎不安全”为由没收了古朴的狩猎工具，而强行租借给他们猎枪。但擅长弓箭捕猎、独木舟捞鱼的阿伊努人无论如何也不是络绎不绝进入这块土地“淘金”的和人的对手。仅明治十三年一年日商在此收购的鹿皮就有12500张之多，有一年竟高达70000多张。官府制定的低价收购政策将阿伊努人的生活逼向了绝境。这里的动植物在疯狂的掠夺下，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不得不将阿伊努人的营农地划出来，作为维持他们最低生活水平的保证。

“薯部落”――阿伊努人今天的境况

在日本岛本州日本海一带，有一个名叫穗别的小镇。这里壕深路陡、杂木丛生，年代久远的茅屋和木屋里生活着阿伊努人。冷清的村落和灰暗的屋子显示着这里的贫穷。年轻人在农闲时就早早到和人开的渔场上去找打工的机会，但微薄的收入改变不了阿伊努人生活。受歧视、低雇金，像山一样压在阿伊努人身上。尽管如此，他们为了糊口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干。自视优秀、先进的和人把阿伊努人聚居的村落蔑称为“薯部落”，即又土、又粗、又穷的意思。这种蔑称集中体现了日本岛的阿伊努人生活在今天日本社会的境遇。他们尽管被日本一些研究者和日本社会描述为“现在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已与日本人无别”，但阿伊努人的妻子们仍不能像普通日本人家庭那样，由丈夫在外工作，、劳动，妻子作“主妇”专门操持家务、带孩子。为了生活，她们也要外出做工挣钱，成为日雇工人、临时工、小时工，回家后还要干繁重的家务劳动。贫穷使阿伊努人的不少家庭被疾病所困扰。有的家庭由于没钱治病、无力抚养孩子，竟发生过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存活下来的事。根据《旧土人保护法》，他们理应得到医疗方面的优惠照顾，但事实上，能兑现的很少。

弱者的呐喊――阿伊努人为新法制定而战

1992年12月，阿伊努人的组织――北海道同胞协会理事长野村作为阿伊努人的代表，在联合国集会上发表了演说。演说陈述了阿伊努人由于日本政府的同化政策被否定其传统文化，剥夺了领土(北海道、桦太、千岛群岛)和生活手段的事实，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根据《国际人权规约》，为阿伊努人的生存权利制定新法。但日本政府强词夺理作了拒绝：“享有自己的文化，实践自己的宗教，以及使用自己的语言是被我国宪法所保障的每个人的权利。但在联合国《人权规约》中规定意义的少数民族，在我国不存在。”这种说法显然与先前制定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是相互矛盾的。阿伊努人的抗议一直未断。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存在事实再三向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来。摄于当时国际先住民自立运动的高涨，日本政府曾于1957年以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为目的，修改过《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中的107号规定。但几十年来，日本媒体、政坛很少涉及这一问题的落实情况。日本还是以“单一民族国家”姿态出现。近年，在阿伊努人中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日本国宪法终于决定包含“尊重阿伊努人权利”的若干内容。其中包括人权保护、振兴民族文化、创设自立化基金及设立审议机关等项内容。阿伊努人的抗争由此获得初步的胜利。

但是，从明治年间的日本政府实行强制同化政策以来，阿伊努人已经过了一百二十多年的受歧视、被剥夺的生活。要让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尊重并承认阿伊努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存在，恐怕大和民族的文化、心理及他们放不下来的“面子”，都不会让他们这样做。阿伊努人抗争的前景仍十分渺茫。而未来的他们，是否还能最终拥有这片可怜的“给与地”，尚不得知。他们孤独的声音还能在日本列岛回响多久?更让人们揪心!

(下)

日本岛南端的守礼之邦――冲绳

冲绳与白雪皑皑的北海道相比，是另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冲绳的海滩被日本人称为最充满真夏情调的地方，那里的阳光如此热烈明丽，让人留连忘返。在二战期间，冲绳作为亚洲的战略要地为人所知。以冲绳为中心环视亚太地区，可以看到，它与相距最近的台湾之间仅有640公里，而距东京却有1400公里。冲绳的风土人情、甚至独特的文化都让你置身其中却感受不到一丝大和文化的痕迹。在日本留学时，我曾读过一篇关于冲绳岛人文化认同的文章，并惊讶地了解到，在这个日本十分重视并且喜爱有加(冲绳不仅作为日美军事基地，也是日本旅游热点)的岛屿上很多人不认为自己属于大和民族，属于日本人种，他们更愿称自己为“琉球人”。他们说三弦琴、扇子是他们温良文化的象征，而不像日本人一样“把剑吟花”，既有惨烈的一面又有忧郁脆弱的一面。一方面赏着樱花，吟唱生命的灿烂和短暂，一方面又手执武士刀，杀人如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守礼温良的冲绳人还有一种“独立”意识，并不止一次试图实现它。但都在日本政府的重金及日本国经济实力的压力下流产了。众所周知，由于冲绳作为亚洲战略的枢纽地，一直有美军驻扎。尽管当地居民的抗议从未停止过，日本政府还是用种种手段安抚当地居民，以至没有引起太大麻烦。而岛上旅游热的加剧，使冲绳人所执的“琉球人”的概念曾一度蔓延，引起日本政府的警觉。为保住“单一民族――大和民族”国家的形象，日本政府使用老一套即金钱笼络来投资冲绳岛屿，使其“独立”的意识，不致得到强化。

关于冲绳人的“琉球文化”意识

提起“琉球文化”，今天在现代史及日本史书上已很鲜见。“琉球文化”是指琉球群岛独有的文化。琉球群岛在日本西南部，位于九州岛同中国台湾之间。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一百多万。古代称之为“琉球国”。这里盛产甘蔗、甘薯、凤梨等作物，渔业也十分发达。古代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琉球岛的文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据说大多数人的祖先是从中国台湾、福建省而来。他们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甚至他们的传统工艺、服装，都携刻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痕迹。冲绳人崇尚礼仪，将冲绳称为“守礼之邦”。从骨子里认为自己独特的方言、文化是根本有别于日本文化的“琉球文化”。这一点，即使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自古以来，冲绳岛上就没有产生过日本文化中森严的等级观念。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来看，大和民族一般都是将女性及其生殖行为视为“不净”，不能进入日本人民间的精神仪式中。女性很难进入社会，只能成为“家庭主妇”，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而冲绳女性与此完全相反，她们在岛民的精神生活和祭祠活动中扮演的是“圣洁――神圣”的角色，政治上才是由男人们掌握。所以在冲绳有一句话，即“祭祠为女，政治为男。”且冲绳女性的主妇权被作为“火神”来信仰，身着白衣的女性是这个岛屿上重要的祭祠活动的神职者，位于其后的才是控制着冲绳政治生活的男性。仅就这一点就与日本大和文化相去甚远。难怪乎，在日本有名的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女性的文化人类学》中，编者特意将“日本女性”与“冲绳女性”一分为二，单独立章来写。

很多冲绳人身为日本“大和民族”一员，却无法从日本文化中溯本追源，除了说自己是“琉球人”，拥有“琉球文化”传统来一释这种不服于与大和民族的“同种同宗”外，别无他法。毕竟，列岛从头至身都站着强硬且具经济实力的大和民族，要日本承认冲绳岛屿的文化乃至自主，不愿再作日美企图控制亚太地区的基地，不愿再受日本政府任意“发落”只是一个梦想。历史的风风雨雨让琉球岛上的人们很清楚日本政府的面目，也更了解日本文化中那些难以改变的本性。

古老云南孕育了日本人? 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此后，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日本列岛兴起的“云南热”非但无衰减之势，反而一阵紧似一阵。云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红土高原，怎么突然间就成了孕育日本人祖先的洞天福地？怎么转眼就成了日本人的“祖先”？

　　一、日本列岛―“云南热”风潮的策源地

　　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最早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

　　1982年，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一批批日本学者又直奔云南，他们踏入了滇南的西双版纳密林中，进行了艰苦的实地社会考察。在这批著名的学者中，自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鸟越宪三郎。

　　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又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个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4年夏秋，鸟越宪教授再次率队抵滇，随行考察的有大约30余名著名学者。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随之，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也卷到了顶峰。

　　在一阵阵“热效应”的冲击下，我国部分学者闻风而动，他们争相对日本人提出的“倭人起源于云南”、“日本的发源地在云南省”等种种推论进行论证。此后，日本人的推论又由“倭人起源于云南”，进一步演绎为“倭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其范围与核心，基本圈定到彝族、哈尼族、傣族(西双版纳)诸族等多种说法，甚而扩展到“佤族说”以及哈尼族支系的“爱尼人说”。

　　云贵高原诸族，究竟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二、“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彝族”之“彝族说”

　　“彝族说”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命方士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渡大海，以求长生不老之药。遇大风，幸存者抵澶州(今日本九州)后成家业，此为岛上最早的日本民族。另据《史记》，秦王室家庭属羌戎。羌戎历史迁徒，最后抵达西南，又成为今天云南彝族的祖先。“彝族说”还认为，因为鸟越宪、佐佐木、渡部等专家到云南考察后发现石林等地撒尼人(彝支系)的“火把节”，类似日本的“孟兰盆节”，即日本的纪伊半岛，同一天也举行“火把节”，而在日本南部纪伊半岛的神户、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由此看，彝族应是日本人的祖先。就“彝族说”而言，当年漂落到澶州的徐福等三千童男童女，其实并非岛上最早的日本民族。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山地民族之一。他们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在青海、西藏的广大草原地带，分布有“细石器遗址”，部分可能属于仰韶文化范畴，距今仅有6000年。然而，在出自羌戎的三千童男女尚未渡海之前，彝人的祖先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就创造了足够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

　　在云贵高原的彝州---楚雄的沃土上，曾栖息着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恐龙，而“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则是距今800万年以前正在形成中的人；上那蚌村的“元谋猿人”，那是距今135万年到170万年间的直立人，而“十月太阳历”则是彝人祖先对世界天文、历法的一大贡献；再从2700年前上溯到5000年以前的楚雄青铜文化中，还有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铜鼓---楚雄万家坝铜鼓。彝族铜鼓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传播，也曾经由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又到大洋州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至今，仍有早先制作粗糙而后加工更为精美的各式铜鼓，珍藏于东京博物馆。彝州大地，毕竟是人类祖先的发祥地之一，它有着丰富的最原始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有着四通八达的传播渠道，但是，仍然没有在血缘和人种诸方面，证明彝族曾经是日本的“祖先”。

　　在日本列岛，“中国山”山脉横贯本州西部，其余脉延伸到纪伊半岛的腹地京都、大阪、神户和奈良。纪伊半岛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最为集中的地方。半岛上每年的同一时节，当地人都与中国西南部的彝族共享着“火把节”的欢乐。从其文化传播途径来看，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和长江支流的清水江，正是从滇川黔等彝族聚居区穿隙而过。那么，“火把节”习俗的源头，正好处于金沙江沿岸的云南北部(含滇东北)、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等三个重要的彝族聚居区，自然，“火把节”习俗也就和长江流域的赛龙舟等等民族传统节一样，经由长江沿岸，传到了日本列岛的九州，再经本州或四国，直抵纪伊半岛。因为，从长江入海口到九州岛前沿的长崎仅460海里，到本州岛前沿的下关也仅为550海里。这一传播途径，不管我们从当时或今天来看，比之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经由朝鲜半岛而辗转日本，都可谓便捷之道。

　　由于受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影响或相处在共同的文化圈内，一部分地域边缘民族如哈尼族、纳西族和白族等，也都有过“火把节”的习俗。

　　如同哈尼、彝、壮、拉祜、朝鲜、日本等民族都有打秋千的习俗的一样。因此，“火把节”、“赛龙舟”、“打秋千”乃至任何一种习俗，都不足以成为某一地某一民族“祖先”的起码旁证。

　　三、“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哈尼族”之“哈尼族说”

　　“哈尼族说”者认为：“在70年代，日本学者最先提出自己的祖先是哈尼族”。日本惊奇地发现，中国云南的哈尼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的信仰都具有相似的“万物有灵”观念，特别是在诸神中，日本族最有权威的“日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日神)”都为女性；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就“哈尼族说”而言，日本族最早的宗教习俗与哈尼族“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一样的。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在日本族称之为神道，即崇拜自然现象如太阳、山脉、树木、水、岩石以及生殖的整个过程。这种“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其定义表现为“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值得提出的是哈尼族和日本族早期“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整个世界和整个中国大陆各民族中都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讲，中国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总是和天上有所联系，中国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又总是和地下相联系。因此，在南方的农耕社会广泛流行的是地母信仰和多神教世界。这样，哈尼族和日本最有权威的日神都为女性就不足为奇。

　　在日本早期社会的重要特征中，无疑是以女权为基础的。传说中的皇族祖先就是“太阳女神”。公元3世纪的中国史书记载，日本“女王国”在部落中享有霸权，这种母系制度，应该是日本神话中“皇族是太阳女神的后代”的一种印证。总之，人类的父系氏族社会尚未从母系氏族社会崛起之前，世界众多的民族主要崇拜女神，这从古印度树神(女性)雕像，从古希腊文化，从标志出身血缘关系的姬、姜、赢、姚、晏等中国早期姓氏中，我们既可看到母系氏族社会至高无上的尊严，又可以从中了解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西方不同民族对“女神”崇拜的共性。

　　在“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中，哈尼族和日本族怎么又都会崇拜“谷神”呢？在传说中，日本的太阳女神曾在天上的稻田中任职播种，并将一些种子给了天皇的后裔去种植；在印尼巴厘岛，爪哇人的谷种则是地威斯利女神的赏赐物。在东方文化中，泰国的泰族，中国的傣、壮、哈尼等等少数民族都有稻米崇拜，并相信稻米有灵魂。在云南思茅地区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哈尼村寨在亡者出殡前，要在亡者脚前放一碗红米饭，饭上置鸭蛋和双筷供其享用。出殡中，本族本家少男纵列跪拜，八人棺木从其头上抬过，并由长者边撒谷子、红米，边“叫魂”。何以如此？在东方文化中，人们都相信稻米是女神所赐，既然它有灵魂，则可视为亲戚而与之说话，那么，撒出去的稻米就会将其亲人的祈祷和祝愿，转告在天亡灵。

　　日本人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则以龙树为神圣。龙树即落叶乔木的大叶万年青。哈尼山寨每村必有大龙树，隆重的“祭龙”活动在各村的龙林里举行，当“祭龙”进入高潮时芒锣大鼓轰响，铜炮枪声大作，鞭炮回荡远山。哈尼族年年“祭龙”，定期“祭龙”，凡有重大事件，必定“祭龙”。由此看，樱花和龙树分别是日本族和哈尼族之圣物。

　　四、“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之“傣族说”

　　“傣族说”都主要有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和渡部忠世等。他们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以及稻米文化、饮食文化等特点和风俗习惯的共性，提出了“日本人的发源地是云南”的假说。对于泰国西北部的傣族和云南西双版纳傣族，鸟越宪教授的新说认为：“对被认为是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在所有婴儿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时，也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发现了胎斑。”鸟越宪认为：“胎斑说”已从体质方面证明了我的假说，西欧人命名的“胎斑”如果很早就在云南和泰国内地进行实地调查，那么也许可以叫做云南斑。所谓“胎斑”，是指在婴儿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肤出现的青色斑纹。原因是在皮肤真皮上有黑色素细胞，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自然，鉴定某一人种的“根源”，仅从皮肤中的色素细胞定论并不足取。然而，鸟越宪还从血液分析中得出力论：“在西日本(九州、本州)有许多人的血型是Ａ型，这一点同云南和泰国内地相同。”

　　我们知道，北方汉人属于东亚蒙古人种，其体质特征介于北方蒙古人种和南方蒙古人种之间。而属阿尔泰语系的日本人则是蒙古人种的东西类型，这一人种类型既有蒙古人种胎斑的类似性，又有蒙古人种血型多为Ａ型的特点。

　　日本学者还认为，大和的佐咪田古坟中出土的一件房屋纹饰镜，画面上亦有干栏式住宅，而西双版纳傣族的这种干栏式建筑，至今仍散见于日本部分地区；日本平安时代盛行赘婚，现代也还有这种上门婚占压倒优势的习俗，这与西双版纳的婚俗，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亚热带地区，干拦式建筑较为普遍。这种建筑民居南起菲律宾巴拉干人，泰国泰族，中国云南的傣、哈尼族，以及海南黎族，多为干栏式高架住房；至于赘婿婚，除西双版纳傣族外，泰国农村社会和中国云南滇南哈尼族多有赘婚习俗，如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描述当地哈尼族婚俗“贫则入赘多年，始得携妻归”。

　　五、中国文化是日本人的“祖先”

　　其实，“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彝族说”、“哈尼族说”和“傣族说”等等假说，均是在日本人种起源的南来说”、“北来说”、“大陆说”等诸多观点上发展起来的新说。早年，鸟越宪也曾根据胎斑，多次强调了日本族和蒙古人种的类似性，并主张大陆北方是日本人的发源地之一。然而，蒙古人虽有胎斑，却因其不种稻谷而成不了日本人的“祖先”。于此反证之中，鸟越宪教授等又将调研、取证转向中国南方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此后，许多日本人类学专家纷至沓来，并分别提出了“彝族说”、“哈尼族说”和“傣族说”等等假说。

　　但是，在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中，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荻原秀三郎更具远见卓识。他认为：“研究日本文化不限于一国的民俗中兜圈子。”因此，他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为本民族找祖先，而是将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的出发点，放在了中国沿海和南方一些主体民族各种文化的研究中。早在七十年代“云南热”开始之时，荻原秀三郎曾多次从朝鲜半岛到泰国西北部乃至印尼的巴厘岛各少数民族中进行了调查。八十年代，他开始到中国广西武鸣县的壮族聚居区，而后又根据“倭人起源于云南”新说而到云贵高原。1981年春，他经海南岛后再度进入云南，到各少数民族村落中进行察访。“过去一直认为纯属日本固有的民俗，在这些地方却不乏其例”。如日本在春秋特定的日子里，男女有对歌习俗，特别在日本关东筑波山一带更甚。但荻原秀三郎发现，除云南哈尼、彝、傣、佤、白、纳西等族有此习俗外，台湾高山族、海南黎族、广西壮族、湖南苗族、贵州苗、侗、布依等族，云南屏边苗族，均盛行对歌相恋的习俗。这些人类社会中历史文化的共性，启发了荻原秀教授：“如果不把周围民族特别是中国华东到西南地区民族的习俗弄清，对倭人的研究总会使人觉得立论下得不够。”

　　日本由于其岛国固有的特殊性质，社会文化便促成外来诸种民族带入的奇风异俗与当地民风民俗融合而形成今天的共有文化。因此，他既有平原文化，又有着以云南多种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山地文化，同时又融合了古越人、吴人、黎族、高山族等海洋文化的遗风。各民族文化在日本岛展现着自己的特点，最终形成一种多元的复合文化。这一复合文化是从朝鲜半岛南部、中国南方以至西南的云南，再到缅甸、泰国、印度阿萨姆地区、印尼、菲律宾这一广大的照叶森林带之中产生和培育起来的。他以平原文化、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牢固地组合起来，当中既有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为代表的水文化，又有云南楚雄彝族为代表的火文化的因子，从而成就了十分和谐、相融的“水火文化”。在如此广大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我们还能看出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日本族的人种起源有种种假说，其目的绝然不是论理谁是日本人的“祖先”，所谓寻找“祖先”，无外乎寻找出亚洲诸民族之间与日本民族存有什么共通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与民间、民族中找“赵钱孙李”等血缘祖先的提法相去甚远。但是，这种积极的研究方法，对于缺乏文字记载的日本古代史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英国人发展和借鉴了外国的东西，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英国文化。如果日本人将源于中国大陆的正统文化和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抛弃，那么，所谓的“日本文化”也就所剩无几。从汉代开始，日本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都在大量吸收中国的高度文明，他们的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艺术都源于中国，因此，应该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祖先”。在中国近代以前，日本人都喜欢用“同文同种”来形容与中国的关系，这就是长期以来日本人为什么要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又要到中国南方以及云南各少数民族中寻找“祖先”的真正目的所在。（原载青年论坛）

看到你文章里提到缅甸的二鬼子叫昂山部队.这个部队是不是依照匪酋的名字起的?如果是的话,他是不是就是素鸡的老爹?

素姬父亲名昂山，1940年带领30志士赴日据台湾与海南两岛，接受日军训练。１９４３年２月参加了日军的缅甸战役，然后在日军的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不过昂山在利用日本人取得独立后，开始１８０度大转弯，开始加入美英盟军的一方。美英中联军开始对日反击战后，昂山的部队转而加入反攻日军的行列。日本战败后，缅甸的昂山声称１９４３年宣布的缅甸独立有效，英国政府也承认了昂山政权。1947年昂山在仰光被“爱国”极端份子杀害，为缅人推为“国父”。１９４８年１月缅甸联邦正式独立。

1948年缅甸独立后素姬母亲被委任为驻印度大使。素姬在印度长大，在英国上大学，并与英国学者结婚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