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社会因教育而光明”——民国社会教育先驱陈礼江 -- 三个Ｃ盘

江南名园拙政园内，立有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旧址纪念碑，以纪念民国时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曾在此办学的经历。该校校训“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正反映出学院创办者、民国著名社会教育家陈礼江的教育理想，也记录着民国教育史上鲜为人知的一段光荣往事。

陈礼江，字逸民，1895年生于江西九江庐山区新港乡荷塘村，早年入九江教会主办的南伟烈大学就读，毕业后曾任九江市第六中学教员，后自费赴美研究教育及心理学，就读于普渡大学及芝加哥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22年，27岁的陈礼江回国，任武昌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参与的院系建制规划详尽，为该校以后改制为武汉大学奠定基础。1927年，陈礼江受江苏省主席朱培德邀请，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任上陈礼江即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如解决教育人员薪金拖欠、推行新学制、创立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普及乡村义务教育等，还设立智力测验所，对数千名中小学生进行智力测验，主持公费留学生考试及筹办江西大学，成效卓越。

1931年，时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的陈礼江受邀到无锡参观江苏教育学院，发觉该院办学与其一贯奉行的教育理念有不少契合之处，他向全校学生演讲说：“我在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都找不到教育改革的出路，我很彷徨，但在贵院找到了一条道路，就是民众教育（mass education）。”陈礼江遂接受该校邀请，担任教务主任，同时讲授心理学。开始推行其教育理念。

随着学校影响扩大，参观者开始增加，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参观，曾有丹麦教育考察团参观后，评价说“这很像我们的教育家格隆伟（gruhunch）在丹麦所干的民众教育”。同时，陈礼江的办学实践也逐渐引起了教育部及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介绍在南京宅内会晤陈礼江，说“你们在无锡办民众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特约你来谈谈。”陈礼江说了二十余分钟后，蒋介石说“以后还要请你来谈”，并对朱家骅说“我们教育部也当注意此事”

在无锡的五年期间，陈礼江根据其讲义编著著作，阐发社会教育思想，编著出版了《民众教育》、《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著作。同时进行若干专门研究。他本人还指导着手编写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针对当时小学课本生字缺乏关联的缺陷，将知识讲授与识字结合，后请商务印书馆印行该书。

在这些著作中，陈礼江提出“我民族，近百年来，遭逢厄运，国家危亡，日甚一日。今后我们要真正挽救民族厄运，自非从教育大多数着手不可”。因此他倡导“用教育力量，来改造民众生活，增高社会效能，挽救民族危机，并创造人类正常文化”。并提出“民众教育对象主要是年长失学的成年”。认为从事社会教育的学生应具备三种技能，一是认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二是研究历史，三是要参加实习，成为不仅能说，而且能做的人。陈礼江正是依据这些成人教育理论之外，积极进行教育实践，他在无锡指导成人心理研究室工作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如各年龄左手书写能力之比较实验、成人阅读兴趣与习惯之调查及研究、成人学习意见调查、乡民社会心理调查、成人用非文字团体智力测验的编造，同时翻译了桑代克《成人的兴趣》一书，以供参考。陈礼江的重要工作是到学生实习的地点去指导实习，他回忆说“因为农民活动多在夜晚，所以有时我要留宿在乡间或深夜才能回家”。

1935年，陈礼江接受了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一职，拟定普及中国社会教育草案，训练社会教育人员，并完善司内机构，针对原只注重识字，讲政治、卫生、体育、音乐、戏剧、图书博物馆等均纳入工作范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到到重庆后，陈礼江设法救济敌占区逃出的社会教育人员，成立三个工作团，每团约有150-200人，凡是从事社会教育到重庆的均可报名，根据家庭人口和资历发放薪金，根据团员所长，安排宣传抗战及办理民众教育。又在重庆乡间的青木关设立民众教育馆，宣传日寇残暴，展览农业知识，开办成人识字班。同时继续推行电化教育，分电影和广播两项。赴香港采购电影材料及影片，通过中央广播电台，每晚派人演讲教学节目。开办国立音乐院。

1941年秋，陈礼江在重庆创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为民国社会教育的最高学府，目的是“培养社会教育高级人才并训练社会教育干部人员”，陈礼江亲自拟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作为校训。时处抗战期间，创业艰难，筚路蓝缕，校址选定几费周折，经多方筹措，选定师生已迁往乡下的重庆璧山县县里中学校舍为校址增建，陈礼江组织人员砍伐树木、采购物资，1941年抗战期间的璧山办事艰难，需至县城30华里的西山买下几片山林，雇人伐木，除去树皮，以人力抬到现场制作家具、房屋，1941年10月，学院建成学生入学。甚至学校建立以后的1943年秋季，还因校址产生过风波，璧山县中师生在乡下，觉得生活不便，校长率师生占领社教学院，并准备打架，陈礼江命令全校停课，让出教室给县中师生休息，和气相待，供应茶水饮食，往教育部请款40万元供给县中，又请军训部部长白崇禧调停，方平息风波，颇见其管理之才。

社会教育学院的系科设置、课程安排及教学方式充分反映了陈礼江本人的社会教育思想，实践了其撰写的《民众教育》一书中的想法。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诚“院长一职落到我的肩上，一方面感到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也为有了实现我的社会教育理想的机遇，感到兴奋。”该校为公费，学生的学费、膳费、杂费一律免收，招收国统区及沦陷区青年，当时无电灯，两个学生合点一盏菜油加桐油的灯，但学院书声琅琅，学风蔚然。

学院的院系设置，陈礼江均有教育理论上的考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院系，该校设立五系二科，创下了我国教育史上的多个第一。社会教育行政系是培养到各省办理社会教育行政的人才。社会事业行政学系是为了发展社会事业，陈礼江认为这是中国新兴事业，尤其包括了社会福利服务和改造的实践，包括社会服务、社会救济、儿童福利、老年福利、工矿安全等，该系是我国社会学史和教育史上的首创。图书馆博物馆学系是为了造就专门人才，博物馆学系国内首创。新闻学系，为国内三所办有新闻学的学校。电化教育学系，则是着眼电影广播在教育中越来越大的作用，是国内唯一的院系。社会艺术教育学系，则通过美学及艺术来推广社会教育，又分戏剧、美术、音乐三个专业。国语专修科，是其独特学科，培养高级国语师资，达成统一普及国语，注音识字，扫除文盲为目标。系科设置涵盖了社会教育的所有方面。

根据陈礼江的教育思想，社会教育学院教学方式独树一帜，别开生面，一方面校内延请名师任教，许德珩、刘雪庵、吕凤子等均为学识德兼备的著名教授，一方面多方邀请校外名流学者来校演说，黄炎培、陶行知、郭沫若、叶圣陶、徐悲鸿等人均到学校做过学术或时事演说。而课程设置基础与提高并重，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设置科学，全校公选科目具有特色，体育、音乐、讲演术、注音符号当然必修，体现了社会教育本色。选修科目则根据学科特色设置，就是以今日来看，仍然是科学的。

学院尤为注重社会实践，两处实验区一是国民教育实验区，先后设在四川璧山和江苏昆山、嘉定，二是社会教育实验区，设立在南京栖霞山。重视学生实习，建立了研究、实验、推广等一套特殊机构。如推行中国教育广播方案、组织成人实习困难之调查与分析、设立县单位图书馆。学院组织成人学校，农业示范指导，种植番茄等蔬菜，推广农业技术，乡村国语实验，倡导利用注音符号（即现在的汉语拼音），肃清文盲，普及基本教育，其实验方案中规划细致，如对雨天课程缺席，抽丁、守路、工作、疾病等情况，则考虑“一面分别补课，一面举古今名人穷苦困难中好学不倦的事例，以鼓舞其勤奋好学之精神”，又通过教学表演，艺术教育，巩固学生学习成果。

陈礼江在社会教育学院的办学理念甚至已具有某些当代开放教育的雏形。学院开展校外选读，帮助失学青年，学院课程，凡具有高中学历者，均可申请选读，前六年在璧山偏僻县城交通不便，选课者却有459人。举办音乐演奏会，陶冶性情，提倡音乐教育，前六年举办42次，听众4万余人次。又常组织戏剧公演及美术展览，1948年12月5日，组织开办全国报纸展览会，庆祝建院七周年，共展出报纸1650种，118小类，按杜威编目分历史、学术、特殊等10类。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

除日常管理外，每届新生入学，陈礼江必作报告，讲解学院宗旨、校训、校歌，而各系科活动，更是积极参加，学院师生关系一贯融洽。数十年后，学院学生还能回忆起陈礼江所讲的笑话。那是陈礼江参加系科活动，说“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在家里是很民主的，我和爱人各管两件事，我管孩子，管吃饭穿衣，她管钥匙，还有管我。’”

1945年抗战胜利，社会教育学院东迁，暂借江南名园拙政园为校址，永久校址选定在南京栖霞山，学院承继了在重庆办学的传统，学风陈礼江曾作词回忆此时的办学说“江南好，最忆是姑苏，拙政园中勤灌溉，满园桃李庆丰收，能不永悠悠”。

其时国统区反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教育学院中共地下党团组织是苏州学生运动的重要据点，陈礼江对学生运动未明确支持，但事后学生负责人的回忆，陈礼江对学生运动还是比较温和的。他并非蒋宋财阀的亲信，不过一介苏生，以教育为本职，在政治变迁中很不适应。苏州解放前夕，陈礼江接受了地下党组织建议，签字支取黄金购买粮食、燃料储备，学生当时将金条就放在学生服口袋内，顺利迎接了苏州解放。大批社会教育学院学生随军南下，解放祖国西南东南，也有部分师生远走海外，广泛分布于海内外，从事社会教育、科研、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教育服务，实践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的校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礼江早年就充分认识到统一国语教育的重要性，故特地创办国语专修科。1945年台湾光复，为打破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文化殖民政策，推行国语，社会教育学院国语专修科大批师生赴台湾从事国语推广工作，普及国语教育，很多人从此留在台湾，为密切台湾与祖国的语言文化联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礼江拒绝将学院迁往台湾，但对新政府又怀有顾虑，新中国建立后，他离校避走香港，任香港大学教授，又接受联合国邀请赴美考察教育。但爱国热情最终促使他于1950年回到大陆，后来由于政治原因，陈礼江回乡从事劳动，在生产队看管鸡鸭，时已年近70，陈礼江作诗自嘲“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到七十学看鸡”。改革开放后，陈礼江在故乡九江任政协委员，政府请专人照顾，1984年，陈礼江病逝于九江，时年90岁。陈礼江及社会教育学院在学术教育史上的地位逐渐得以重视，对其政治上的评价也更加客观平和，其爱国情怀、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理应得到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