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EL -- 隐字术

DEL

看最近房产商的那个兴奋劲,真是应了厉股份的一片苦心:城镇化又是另一场红利的开始。

不过，如果象城市房地产一样搞，必乱，如果搞成城镇化大跃进，必生大乱。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还很漫长，过剩资本出不去在国内兴风作浪，股市又被一味圈钱搞成半残废，TG搜肠刮肚地要为资本积累提供牧场，总体思路还是两大块：国内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后者远水难解近渴，只好驾轻就熟选了前者。所谓对内开放、扩大内需注定成了一句空话，看来在TG的眼里：P民天生没有资格与资本共享红利，福利资本主义的选项被TG先天排斥。这就注定了阶层固化加速，岂能不乱？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提到中国农民现状处于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境况，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可以进城务工，形势不好了还可以退回农村务农，其境况要大大好于拉美和印度的农民。关键是农民手中还有土地。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进行到今天唯一没有能够完全撼动的一块。但这却不符合资本的意愿。

回首近些年，部分农民的日子的确好过些了，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化的推进，大搞基础建设导致了农民工的紧俏，收入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是因城市户口优势不断弱化使得农业户口反而开始吃香，曾经严格的农转非已无人关注，令人意想不到的非转农的要求倒不断出现，但非转农却没有相应的政策许可（我想这种情况可能更多的是由于传统上农与非农的之间的鸿沟，导致了政策思维的惯性），在户籍管理一块无据可依，无法操作。也就是说，曾经歧视性的户籍制度近些年竟成了一道阻碍资本进入农村的屏障，成了保护性的制度。

最近种种迹象看来，正在对农民成合围之势，具体有1、关于城镇化红利的宣传；2、关于户籍制度阻碍农民进城的宣传，这个意图很明显，是要拆除最后一道对农民的保护屏障；3、各地对农民土地的重新测量登记并进行了田地调整处理，清理出了大量被农民以占地头的方式多占的土地；4、将农民宅基进行统一规划，很多地方让农民住进商品房，这又清理多出部分土地。

资本要下乡做地主啦！这下可好，在城里做房叔做寓公，到乡下当地主当土豪喽，一夜回到解放前，一个蕴育毛那样伟人的时代的又来了？

听一个温州的朋友说，温州人现在不炒房，不买矿，而是全国各地农村买地去了。

警惕资本下乡

贺雪峰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双向城乡一体化显露生机”（2012年11月12日）的文章，以他最近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他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障碍，应该通过城乡发展一体化来缩小城乡差距。他尤其强调了鼓励资本下乡的重要性。厉以宁教授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具有极大社会政策影响，因此，笔者对厉以宁教授此文主要观点进行评论。

　　一

　　厉以宁教授的文章首先讨论了资本与城乡差距的关系，他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结合创造了财富，从目前来看，三种资本中的任何一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属于劣势。

　　更严重的是，农村有本事的人都进城了。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残。这些人留在农村种地，产量低，收入少，跟城市相比，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怎么办？厉以宁教授认为，能人外迁是对的，留在农村的老弱病残，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将土地流转出去，比如出租，同时，由政府给他们安置，有些人还可以进行社会救济，这样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能人进城了，老弱病残的土地流转出去了，将来谁来种田？厉以宁认为今后种田的主要是以下三种人：

　　一种是种植能手、种植大户。他们通过转包、租赁的办法，扩大耕种面积，实现规模经营。其他农民要么进城务工经商，要么当雇工。

　　第二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由农民自己组成，土地入股、民主管理、账目公开，领导人员是选出来的。

　　第三种是农业企业下农村。农业企业下乡租地，采用高新技术，带资本下乡，带技术下乡。农业企业下乡，其中有民营企业，有港资企业，还有台资企业，从农民手中租到了土地，规模经营。要鼓励更多的农业企业对农业进行投资。

　　厉以宁得出结论：今后中国要改变农民进城这种单向的城乡一体化，要走向双向城乡一体化，愿意来农村经营的就来农村，农民愿意进城打工的就到城里去。这样不但农业生产率会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缩小。

　　二

　　厉以宁教授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国家养农村老弱病残。这样既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

　　但是厉以宁教授的观点有若干缺乏操作性的方面，且似乎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当前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当前中国有大约9亿农民，其中2亿多人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留在农村的大约有7亿人，这7亿人以386199为主，即以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为主，就是厉以宁教授讲的老弱病残。但我们要注意，这个老弱病残，不仅仅是人数众多（占到全国人口一半），而且大部分是具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或半劳动力，数量大约是3~4亿，这些人，要么是因为年龄比较大，不合适城市务工，但务农正好，要么是因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无法离开而呆在农村。这么庞大数量的农民，国家安置得了？养得起吗？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家庭，一般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一家两代，既务农又务工，获得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从而可以维持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如果没有务农机会，中老年父母随子女进城，在目前农民工有限的工资收入下面，他们不可能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与就业条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农民全家进城，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上，要远低于目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活质量。

　　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城农民都很难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有保障的收入，农民进城往往是与城市贫民窟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与制度和政策无关，而只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体面生活的收入保障。中国之所以没有大规模贫民窟，是因为中国还有广阔农村地带，农民可以从农业中获取收入，尤其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使在城市无就业优势的中老年农民仍然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收入。且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随时返回农村生活。进城成功，有了稳定就业和有保障收入，农民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可以安居乐业，当然好。若达不到？那不要紧，那就返乡，因为返乡可以务农，可以在村庄这个稳定的有预期的熟人社会生活。返乡的基本人权，使中国至今避免了城市出现大规模贫民窟。

　　在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国家根本不可能为如此众多人口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让农民退出农业，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资本下乡。从笔者调查情况来看，资本下乡，一般是不愿种粮的，因为种粮不赚钱。且笔者调研发现，几乎所有规模经营的种粮，单产都不小农经营。厉以宁教授在文章中所列举的资本下乡，也都是租地种经济作物。资本下乡越多，种经济作物越多，之前可以靠种经济作物赚钱的农民就越少。在农业GDP份额不超过GDP总额10%且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下乡，无论资本能否赚钱，客观上都是在与9亿农民争夺农业GDP的份额。本来农业蛋糕就不大，9亿农民来分，9亿农民所得就少，现在资本又在政策鼓励和政府扶持下，进入到农业里面来，资本就将农业GDP的蛋糕切走一大块，所剩更少，农民可以分到的就更少，农民因此只可能更穷。

　　也就是说，无论资本下乡能否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个存疑，至少在粮食生产领域是不存在的），资本下乡都会挤占农民本来不多的农业收益，这个大账算起来并不困难，遗憾的是，厉以宁教授及很多人都不愿意算，很奇怪。

　　再次，厉以宁教授认为，双向城乡一体化，让资本下乡，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个结论有陷阱。我们一般讲缩小城乡差距，是要缩小市民与农民之间收入及社会保障的差距。现在厉以宁教授的办法却是：让农村穷人进城，让城市资本下乡，这样一来，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吗？但这样的城乡差距即使缩小，又与弱势农民生存条件的改善有什么关系？反过来，之前农民在农村还至少有一个熟人社会的关系，有稳定的生活预期，有一个农家小院可以居住，生活可以维持温饱，现在进城了，生活不稳定，居住无定所，漂泊、孤独，在城市贫民窟煎熬，这样一来，就导致中国出现城市内的二元结构，这样的城市二元结构不仅对农民有害，而且城市稳定恐怕也会大有问题。

　　资本有逐利的本能。如果农业领域有利益，资本下乡逐利是一定的。但当前中国农业担负着9亿农民生存的巨大责任，农民需要通过农业GDP来维持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是中国可以成为全球化中优等生的廉价劳动力的原因，是农民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理由，而且是中国农村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重要前提。在农业GDP仍然担负着如此巨大的社会甚至政治功能的情况下，在农民人数仍然极其庞大且必须要以农业收入来获得生存保障的情况下，限制资本下乡就应该是当前中国农村政策和农业制度安排的基本方面。

　　厉以宁教授认为应该鼓励资本下乡，其中理由是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样“目中无人”的缩小收入差距，与农民何干？与中国的社会安定和谐何干

贺雪峰从地权的逻辑出发对厉股份的“城镇化大法”进行了批驳，然而，从当前政治经济环境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来看，这场地权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的PK中，资本逻辑的巨轮将会无情地辗向地权的逻辑，这几乎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将城镇化放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地权的逻辑就显得异常虚弱了。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思路

学术界总体思路可概况为以下几点：

1、两个市场的建设：上海为在岸市场，香港为离岸市场。以香港金融市场为基础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并加快开发人民币金融产品，一方面可以暂缓资本项下全面开放的压力和冲击，另一方面可以将香港金融市场作为人民币的境外蓄水池。

2、建立回流调控机制：不管流出，只管资本项下流入；多口流出，资本项下单口流入。这样经常项下的流进流出不予以管制，而资本项下的流入必须由香港单独处理，处理方式是使香港指定一家或数家银行与内地人民币银行形成固定的人民币清算安排，例如中国银行（香港）与内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清算安排；或内地或在港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筹措人民币通过特殊安排调入内地使用等等。

3、有序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金融市场准入－有序开放资本账户－完善外汇交易市场－丰富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衍生品市场。以上各项均在进行中，但学界争论较多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自由化是否必须同时推进，占上风并正在进行时的做法似乎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先行，比如通过对外援助、货币互换等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及困难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时机问题，一致公认08年危机是大好时机，一则美元流动性问题及以美元计价的价值储备问题使得各国都有所认识，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前景突现；一则是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因此要抓住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一旦错失就时不再来。不过这又与以下两个问题纠结：

1、特里芬难题，国际化的货币一般都要做到经常项下持续的逆差和资本项下的顺差，但中国目前尚处于贸易顺差增长的背景之下，且中国目前出口型经济依赖还很大，因此，要学习日本运用好贸易顺差积累的储备，加大对外直接投资；

2、可能触动美元霸权的神经。这一点学界较为担心，普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长期的过程，如果说能达到挑战美元霸权的地步至少还要五十年左右时间，从历史上看，美元挑战英镑先后也花了三十多年时间。

这些专业性的学术及实际操作，P民不参与实践很难窥其动态及影响，好在还是有专业人士道出一点端倪，下面两段话是引自刘煜辉的微博：

“看了3季度国际收支表，短期债务清偿构成资本项逆差主要因素，-469亿美元，货币与存款项也不小，-322亿美元。统计内中国短期外债存量6000亿，这部分或构成未来一段时间资本项的主要出项，企业私底下借的外债量可能也不小，关键在于经常帐，经常帐若萎缩至无法支撑资本项逆差的时候，预期恐怕就真坏了。“

“8至11月所谓残差(外汇占款-顺差-FDI）剔除掉外币存款上升和我们对外直接投资（ODI），该指标（残差+外汇存款+ODI）累计为-6669亿，而该指标1-7月份累计是4165亿，可看出有什么反差了吧，而8-11月央行通过影响中间价形成人民币即期汇率强势。”

刘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近期资本流出量很大，人民币实际已有贬值压力，但央行却通过操作维持了强势，但近期一段时期人民币曾触及多个涨停板，这样的操作无疑绝不是简单地通过市场操作了，谜底就在“企业私底下借的外债量可能也不小”，这些外债都是人民币债务托底（向外资银行借出人民币转兑美元用于进出口贸易），实在不知央行对国内的外资银行采取了什么手段能够将迫使其突然大量向企业施加结算压力。近期资本流出，人民币信用地位似乎有所下降，这也说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受阻了。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及其与当下高调城镇化的潜在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用官方语言来说就是要融入国际资本市场、获取铸币税等等，好处很多，但本质是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并升级积累方式。从以上可以看出，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实际隐含着金融自由化的必然逻辑，这实际预示着顶层资本自身正在积极地试图转换积累方式，所谓金融自由化其实际就是金融垄断工业成为工业经济的食利者，这是资本发展的必然演化；另一方面即使对国内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有所损害的举措也已进入选项，例如央行不惜通过干预来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虽然，学界引以为傲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也有极强烈的体现，比如结合内地实际充分发挥香港金融市场的特殊地位，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学术智慧。但同时要看到，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以西方金融经济为最终模板的，是戴着镣铐跳舞。学者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最终实现金融自由化与国际接轨。（而就这一点来说，就不可能突破美元霸权，因为我们试图融入的正是人家的游戏规则，而远不是挑战这样的规则。）这样的创新、这样的特色思维里其实只有“资本”二字。

TG正不惜一切手段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这些年人民币清算试点的迅速扩张及近期对境外贷款业务的不断试水，TG想让资本走出去的心情很迫切，而要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长期性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但就国内产业升级的态势看来个人觉得不太乐观，因此人民币持续升值必然会损害出口贸易不利于储备积累。这就要求FDI的持续增长（FDI在学界被视为可增长外汇长期头寸的稳定性较好的外资），因此必然要在国内挖掘吸引FDI的投资渠道，但在产能过剩、城市房地产被炒烂的背景下，最终的着眼点即落在了四、五线的小城镇上，厉以宁在今年5月23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2012江浙工商业领袖(紫金山)峰会”放言：全世界最大投资机会在中国城镇化”。我认为，这不仅是为了给国内过剩资本再启积累渠道，更是为了吸引或留住FDI，这是与TG当前维持人民币升值态势决心走向人民国际化的思路是高度契合的。

因此，我判断人民币国际化受到的阻力越大，则城镇化推进力度就会越大。这是唯资本马首是瞻的必然逻辑，正是在这样要将野蛮积累进行到底的逻辑之下，贺雪峰的地权的逻辑就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国际货币也有强势弱势，二战结束后的美元是强势，顺差加资本输出。之后转弱势。欧元走的是消灭邻国的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高度整合别国，比如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资源国家，也可以走欧元的道路。

从资料看，主要是现阶段过快输出条件不成熟，一是蓄水池还不够大，市场厚度还远不够；二是输出渠道有限，输出要有人接受才行；三是回流机制建设还不完善，主要是资本项下还未完全开放。

首先是宅基地流转。 我敢言，土地流转之日，便是农民灭顶之时，也是伪共彻底撕下面具的号角。

在这个关键时刻，家里有人在农村的，切不可放弃农村户口，这都市财富啊

前两天读"读书", 首篇文章,就是吴敬莲市场万能的老调调,把三十年改革导致今天局面的根由全推到官僚资本身上,提出解决方案,就是民主政治改革,名曰"坚持深化改革", 手段是给资本更大自由,借口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政府更进一步地退出对资源配置的控制.

全然无视现在西方国家危机下政府参与的力度.

只须取消户口性质即可，过去叫就地农转非，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就地城镇化”，这方面都有书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