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经济政治学（1）：引论 -- 唵啊吽

邓小平说，发展生产力最重要，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就围绕着发展生产力来展开。既然改革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就应该有个《经济政治学》，否则怎么改？

改开三十年，中国生产力上去了，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摸着石头过河在于积累经验，经验积累起来了就应该总结出理论。现在是研究逮住老鼠的那只猫究竟是黑猫还是白猫的时候了。应该有个《经济政治学》的学术领域。应该有个《经济政治学》的学科建设。

笔者抛砖引玉，先吃螃蟹，开个头，请各位大牛加入切磋。

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政治学》？

中国这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进步最块的三十年，中国的工业化是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工业化，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人类史无前例的事件必然推动学术界研究领域的扩展。

人文科学有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由于研究人类的不同的领域的问题就产生了人文科学的不同分枝。然而，各个人文学科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相互的联系，因此有了交叉学科。

古典经济学是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涉及全社会分工合作，生产过程的有效性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因此，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原因在于现代的工业化生产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经济生产已经不能脱离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而独立存在。不是种棉花那样，奴隶制的政治制能种，封建制的政治制度能种，资本主义制度也能种。现代化大生产是全社会分工合作的结果，这个分工合作能否成功，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是否合理。

经济学是研究的是人和自然资源的关系，政治学研究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人和自然的关系主要是科学技术问题的时候，经济学就是主要的，政治学对其影响比较小，因此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学问辅助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学问。在人类战胜自然之前，在人类进步主要是摆脱自然灾害的痛苦，那时候人类进步在于减少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限制，经济学与政治的学的相互渗透的交叉学科中以经济学为主学科，政治学是辅助学科。

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人类进步不是为了减少痛苦的问题，减少痛苦的问题在科学技术层面上已经解决了，如果人类还有痛苦，那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问题，而不是人类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无法驾驭自然界的问题。人类今天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增加幸福的问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主要问题。特别是全球市场的大社会生产时期，经济生产的组织实在是有有赖于高效率合情合理的政治制度来实现生产的社会化，这就是今天的难题，今天物质丰富了，经济系统却依然充满变数极具风险，人的幸福程度远远滞后滞后于物质丰富程度的提高，全球第一高频词汇是“安全”，如此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反倒是人人都失去了安全感。政治和经济的交叉学科中，政治学成为主要的了。高度社会化的生产需要合情合理的政治制度来保障高效的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作。

如果以前是以政府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如今就是以经济措施实现政治改革。如果说，中国政治改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是被动的改革，是为了适应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那么，今天中国经济上来以后，在中国准备步入小康的时候，中国政治改革就不是被动第适应国际经济结构了，而是以国际经济结构演变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来主动进行国内政治制度改革。

如果说人类历史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政治制度做为上层建筑被动地适应经济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今天政治改革就是主动地释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

根据笔者《物质循环的世界》追朔了人类经济发展过程，得出人类生产社会化是不可逆转的结论，今天人类经济发展的障碍主要不是科技的落后，而主要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落后。制约人类今后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而是人类对于人类自身本质认识的局限。人类今天的文明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今天这个人类文明主流政治制度建立在《圣经》界说的人和上帝的关系之上，引用的还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是上帝面前的平等，上帝创造下的人人平等，这种基于《圣经》对人类的认识显然不足以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

对人类的认识有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这些人文学科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许多知识，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定位人类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是，如何定位人类未来的政治经济制度，还有待于政治和经济的实践者和学者一起研究探讨，这就是《经济政治学》的由来。

是为了与经济学区分的，经济学原意来源于古希腊文是对家庭财产的管理，相当于现在说的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意为对国家财富的管理，相当于现在说的宏观经济学，翻译和历史变化的原因

原本想自己发帖的，结果手机上压根找不到那两字，只好借老兄的地盘了。

中学时候，我们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今天资本又仿佛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还在为贪腐义愤填膺，为微薄的薪水疲于奔命时，却也开始对资本这个看不见的怪兽充满了敬畏。那么资本是什么？它究竟如何控制了这个世界呢？一切就象个魔术。

银行是最常见的金融机构，通常我们都把它看作服务机构，因为它不仅帮助我们保管钱财，还付给我们利息。难道它当真是现代社会的雷锋机构？前些年，有一个词屡屡吸引我们的眼球，那就是“准备金率”。简单的说，准备金率就是每笔存款的一定比例被封存。比如如果准备金率是20%，那么你存100块钱，其中20块是不准“动”的。但是重点其实是那80块钱发生了什么？于是我们听到了一个词:贷款。

很多人都以为贷款和自己八杆子打不着，但是其实只要你在银行里有存款，哪怕仅仅是工资卡，这其中的大头都会被用作上至国家大型工程下至各种小额贷款。说白了，银行其实就是借贷公司，它借所有储户的钱放贷给借贷人和“法人”，而究竟谁能拿到贷款，这些贷款需不需要还，怎么还，这其中的监管者就是银监会。我们平时很少关注这一部门，虽然它似乎决定着我们的存款是否被滥用。当然实际上关注了也没大用，因为真实掌握放贷权的是各级地方行政和银行官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千变万化，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但最终目的基本相同，那就是通过各种特定的工程、项目进行套现。我们常听到的“层层转包”，就是最常见的手段。今天的很多官僚惧怕财产公开，那是因为其敛财方式还没能向美国看齐，尚处于“半合法”阶段。整个利益输送均在银行内部间划帐即已完成，而即使把相应账本扔到平头百姓的面前，估计多数人也完全不懂发生了什么。也因此才会出现“官员退休后拿一笔卸任金”，“给官员太太每月10000元生活补助”之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洗地提案。总之老百姓对腐败的理解还停留在送礼、塞红包之类初级状态，也难怪官员们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不过话说回来，腐败其实已经不足以概括整个利益输送链了，因为整个过程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地方总是希望搞截流，以便不时之需，而中央则也会有限度容忍这一行为，这样可以保持一定的弹性，既保证地方活力也使国家危难时还有“备用金”可用。但今天，地方官员显然捞过界了，这有两个关键性因素。

其一是老百姓太“蠢”太好欺负，但凡有点钱就拼命存银行，或者各种依托于银行的股票证券，同时却对各种放贷环节根本不关心，等于不停地把钱塞进官员口袋，于是形成了百姓一面高喊反腐，一面“自愿”资助腐败的诡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官员干脆大造豪华办公大楼，明目张胆地把钱往怀里揣，结果大家依旧无动于衷，还拼命考公务员、进“公家”单位，以图分一杯羹。

其二，加入WTO和美国放水给了官员们两次天赐良机。由于RMB与USD绑定，疯狂涌入的外币直接造成大量对应RMB被创造出来参与分配，而这些钱的大部分始终都在银行体系内部循环，就没迈出银行一步。原本官员们还要担心一下民众挤兑银行造成穿帮，比如四大行上世纪的亏损坏账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秘密，现在巨量增加的货币轻易抹平了所有的账目，而“多余”的部分怎么划拉就很考验官员们的创造力了。

改开和入WTO是一种货币良性循环，因为外币和各种进口产品、原材料、能源等是同步进入的，因此虽然货币超发了，但对应分配物跟得上。只是在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虽然全国人民多少都利益均沾，但官僚+先富~城市中产~农民+民工，形成一个倒三角。其基本手段是经由“新三座大山”等控制货币流向，再以工程项目贷款套现。至于澳门、少林寺之类，那更是花样百出，创意槓槓的，如果反腐真的赤膊相见，我相信各种诡异的抢银行版本也会争相上演。

相比之下，由08年开始的美元洪水就更偏向于货币恶性循环。虽然国家在军事科技等环节获益颇丰，但民用物资进口和分配相对于持续超发的货币还是跟不上趟。再加上RMB升值，外贸放缓，一条极重要的货币分配渠道开始节流，民众对新三座大山的耐受性显著降低，这是这些年群体性事件的外因。内因则是官员和先富们依然我行我素，丝毫不降低套现的速度。最终一边是大量套现的货币积聚在房地产市场形成超买，一边是货币分配渠道大量萎缩使得中下层出现货币断流，即上层通胀，下层通缩。总流通货币自08年以来至少增加两倍，如果这四年来个人折算总货币获取量没有增加两倍以上，那就都属于被掠夺了，“跑赢CPI”其实根本没太大意义。

某种意义上说，银行是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它也是资本控制的终端机构。虽然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正面用途，但今天它对普通人的盘剥已经远远偏离了正轨。正是因为官员的收入似乎都是通过银行而非民众，故而官员更为资本负责而非百姓(税收)。甚至连我们的科技发展也因此被带入歧途，很多我们热衷的创新都不一定会给社会带来良性结果。相关内容另行发文吧。

不知所云，你是不是该想一下该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也不是指责别人，是这样的东西都容易写成这样，话题大了就没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