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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说说朱令案中的单位与面子 -- 达雅
自从铁手改革西西河，搞匿名审稿制以后，我就懒得在西西河发主贴了。但是今天破一次例。
关于朱令案的讨论，大多集中于“谁是凶手”这个层面，说不好听点，其实是在满足大家廉价的正义欲、八卦欲。而真正深层次的、体制性的东西，却被有意无意忽视了，那就是该案涉及三个大单位：协和、北京公安局、清华。朱令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单位及其互动。这三家都有问题，但是又都没有问题。
先说协和。协和在朱令案中的问题是误诊。可以说，没有协和的误诊，朱令案根本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如果协和没有误诊，第一时间确诊是铊中毒，那朱令的智力就可以恢复，就可以详细回忆可能疑点，警方的侦查就会更有成效，案情可能早就真相大白了。反过来，如果协和把朱令治死了，那又是另外一个局面，同情朱令的人会大大减少，而拿朱令案搞事的也不会有了，因为死人不太容易获得同情心。
协和的误诊，从医学上当然要检讨的，但是从法律上是没法追究的。首先误诊是一个学术问题难以避免，其次协和的误诊是因为家属和清华方面否认了铊接触史。协和后来把朱令和其他几个铊中毒病例放一起，写成论文发表了，其实就是说明：“不是我协和水平差，是病人家属方面提供了错误信息。”所以后来朱家告协和告不赢，因为协和从这点上看确实没有问题。
其实协和乃至整个中国医学界都是朱令案的严重受害者。直到今天，协和仍然是中国顶尖医疗水平的代表。朱令案当时是作为互联网求助的成功案例被宣传的，给大家造成的印象是：“中国顶尖医院搞不定的，通过互联网，国外医生几下就搞定了。”协和的声誉和公众形象受到了极大损害，我的一个同事在父亲病重期间就企图通过互联网求助。
其次说北京公安。北京公安的问题是没有破案，而且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破不了案。如果北京公安一方面不破案，一方面又装作努力破案的样子，派个无能的闲人，让他今年走访一下这个，明年调查一下那个，去问就说“我们在侦破中”，再问就是“涉及机密”，那大家也没什么话说。
北京公安在这个案子上有很多难处。案子发生在清华这样的大单位，所以是北京公安和清华联合侦破，这是中国“条块分割”的特点决定的。北京公安是“块”，清华是“条”，所以要联合办案。要是遇上更猛的条，例如铁路或者解放军，那根本就没你公安什么事，人家自己有一套的。
北京公安在朱令案上其实是戴着镣铐跳舞，由于种种原因破不了案。拖到97年，朱家通过国家领导人要求加强侦查，于是北京公安只好把孙维找去讯问了8个小时。我觉得这更多是应付上级的需要，你总得做点什么吧。然后在“三长会议”上，由上级领导拍板不再继续侦查，算是把烫手山芋给扔旁边了，代价就是得很没面子地承认破不了案。这对于北京警方来说也是很难受的事情。
最后说清华。清华在这件案子中的作用，现在看起来是有很多可以指责的地方。比如说，4月28日接到受害人报案，5月5日才向市局报案。再比如说，把孙维当做“唯一能合法接触到铊的朱令同学”给抛出去，以及扣发孙维的毕业证。基本上，清华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正面作用不大于负面作用。
但是，站在清华的角度，其种种作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华作为一个大单位，有一个“声誉”或者说“面子”的问题。比如说报案这事，如果一接到家属报案请求就跑去市局报案，第一，清华保卫部门面对清华领导，就有一个“养你们有什么用”的问题。第二，去市局报案，由于条块分割的特点，就有一个在市局同行面前“没面子”的问题，因为清华保卫部门也是有级别的。所以，站在清华保卫部门的角度，那肯定是要先自行调查一下的。有一种说法，说是宿舍被盗事件，其实是清华保卫部门做的，我觉得这也有可能。
再比如，清华内部要求控制朱令案件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各单位“保面子”的通行做法。中国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因此各单位的策略都是“家丑不可外扬”，能捂就捂。你可以抨击这是劣根性啥啥的，但其实这对于各单位来说是个最优策略。清华的保卫部门也好，学工部门也好，维护清华的面子其实是职责所在，而要维护面子，那就要付出侦破方面的代价了。
我觉得吧，朱令案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可以用剖析当代中国“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单位扯皮，个人遭灾。单位之间，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以及面子，扯皮是免不了的。比如说，讯问孙维这件事，很可能就是北京公安在上级压力下，要求清华给线索。清华要是不给线索，那北京公安就可以把责任推给清华。清华在北京公安的要求和压力下，就把孙维当线索抛出去了，于是北京公安讯问的孙维。如果审出来了，那两家皆大欢喜。但问题在于，不但没审出来，反而孙维哥哥证明了清华化学药品管理极其松懈，那清华的线索就成问题了。于是北京公安和清华肯定要底下扯皮，北京公安说，你那给的是啥线索，干脆诬告嘛；清华会说，还不是你哭着喊着压着我才给你找这个线索的啊。这时候两家其实根本都无心办案了，只是想把上级对付掉完事。翻过来，因为孙维兄妹严重地伤害了清华的面子，于是孙维被扣发毕业证、不开出国证明，这跟朱家告协和败诉是一个道理，面对单位，个人是渺小的。
看看有没有掺和的人
邪恶派也可以有同情心的，
我觉得你要问的是朱令的这19年青春谁该负责，你的板子打了半天，就是没有凶手，最可恨的不是凶手吗？？
还有，说了这么多，有什么用？看完你的洋洋洒洒，合着最后谁都没错。
就朱令倒霉？？
我说大牙兄，离开西西河，你倒退了啊。
你要喊口号：“严惩凶手！”那我可以和你一起喊。但问题是，这个凶手是谁呢？
我反正不知道凶手是谁。
至于同情心，我本来就没什么同情心啊。
警方同样无法立案， FBI涉入,化了一年时间获取嫌犯信任,取得证据. 主要证据是存装硝酸铊瓶子, 和重封瓶盖的压盖机.不过我对制冰毒要使用硝酸铊存疑, FBI取证也有问题. 但压盖机的问题很大.
话说George Trepal和其太太Diana Trepal自80年代早期开始居住在佛罗里达中部农村地区的一个小镇Alturas。Diana是个医生，业余是个侦探小说爱好者。George懂电脑，也有化学知识，性格有些怪癖，穿着也不和世道，1975年曾经因非法制造贩卖冰毒被判入狱。而制造冰毒的原料之一就是硝酸铊（TiNO3）。夫妇两都属高智商，IQ在人群的top 2%。他们两都是当地一个叫Mensa的“天才俱乐部”成员，经常自编自演一些悬疑小品。Trepal的一对朋友夫妇说他是佛教徒，为人异常友善，不杀生，连跑到屋子的虫子都保护起来放生。他们在俱乐部的朋友也都喜欢他们。
受害人家庭Peggy carr和其新婚的丈夫Parealyn于1988年初带着各自以前婚姻的两个孩子共四个搬来做邻居。在临近的地方住户隔得挺远，只有这两家互为近邻。7个月后，丈夫被怀疑婚外恋，两人关系岌岌可危。几个孩子之间从一开始也相处不和，经常闹矛盾。他们还经常大声放音乐，在房子周围吵吵闹闹，Trepal夫妇对他们很有意见。Diana因此还和Peggy大吵了几架，就在投毒事件发生的前几天还闹得不可开交。
1988年10月Peggy和两个儿子（分别来自peggy的前次婚姻和其丈夫Prealyn的前次婚姻）生了莫名其妙的怪病。10天后被医院诊断为铊中毒。Peggy因为中毒过深进入长久的昏迷状态，丈夫最终决定对其实施了安乐死。两个孩子后经治疗康复出院。
FBI介入调查后发现在厨房的八个可乐瓶子被人开启投毒后重新盖上，Carr家的所有人都不确信谁买了那八瓶可乐。Alturas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小镇，适合拖家带口的家庭生活。Carr家从来很少关门，警方断定，要将投了毒的可乐放到Carr家厨房下而不被发现，这个人要么是Carr自家的人，要么是他们的邻居Trepal夫妇。Peggy丈夫自然是第一嫌疑人，但是很快排除。理由是Peggy丈夫自己体内也检查出铊，他钟爱的亲生儿子也
严重中毒住院。
FBI分析员认为投毒者具备“高智商”“熟知化学毒品知识”“不愿意和人发生直接冲突”的特点。他们例行去分别询问邻居Trepal夫妇时，Diana说案发几天前她的确和Peggy争吵过，不过只是平常的争吵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还说他们的新邻居的确不是他们的那壶茶，可也仅此而已，不至于发展到投毒的地步。
George在面对询问时，表现却很奇怪，不和探员眼神接触，讲话紧张而结结巴巴。他表示他很不喜欢邻居孩子的吵闹，而且显示出很深的敌意。探员说他为什么有人想毒害他邻居时他的回答不是通常的“我不知道”，而是说，有人想要他们离开此地。这和贴在Carr家信箱上的一张小纸条的信息和语调极其相似。88年6月出现的这张匿名纸条威胁Carr家搬离此地，否则他们全家都会有生命危险。除了Carr家，没人知道这张纸条的内
容。通过第一次调查，警察认为George Trepal的表现符合FBI对投毒者的性格分析。
除此之外，Trepal还对警察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就是他说他从来不知道硝酸铊是个什么玩意。可是警察一查他的criminal record就知道他制造过需要硝酸铊作原料的冰毒。从此George Trepal变成了第一嫌疑人。
现在的问题是：他究竟是一个杀人犯，还是仅仅性格古怪行事奇特的天才？
可是除了怀疑，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连拿到search warrant的证据也没有，警察此时还不能搜查Trepal夫妇家。于是FBI派了一个女卧底试图接近George Trepal。这个女卧底假装不堪丈夫的家暴从休斯顿逃到佛罗里达寻求新的生活，借Trepal夫妇组织了一个自编自演的谋杀小品活动的时机和其接触。在自己的小品剧本里，George使用的一段话说收到字条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食物和饮料可能被下毒了，这和Carr家收到的字条语气和内容是惊人的一致。
和George的最初接触过程中，女卧底发现George知识丰富，很容易接近且表现非常和善友好。后来深入了解到George有着复杂的性格，且对智力比他低下的人是无比鄙视，但是并没有拿到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与投毒有关。有一次女卧底带着一个假装从休斯顿赶来的“丈夫”当着George的面吵了一架，George的反应是不知所措，一言不发拔腿跑了。这个符合FBI对凶手的另一个性格分析：不愿面对直接冲突。
转机出现在1989年12月，Trepal两夫妇决定搬家到40哩外的另一个地方去，并且同意把旧房子租给此时已成为他们“好朋友”的女卧底并让其自由支配里面的房子里的所有物
品。这下在法律意义上卧底带来的警察不需要搜查证就可把Trepal的老房子翻了个底朝天。
与此同时，FBI女卧底终于可以当面和George Trepal提到邻居有中毒事件发生和警察搜查老房子的事了。George对这个事件反应很敏捷而仓促，直接说有人因为某种原因要拿邻居报复有针对性地投毒，而不是随便四处撒药。说警察如果调查他的话就是因为邻居中毒了，希望他本人不是首要嫌疑人，还不停追问警察到他的旧房子想找什么和找到了什么。George的表现非常反常，经常罔顾左右而言它，和女卧底会面结束时浑身发抖，焦虑不安。
稍后警察从车库里找到的一个瓶子被FBI检验出少量残余硝酸铊。这个证据使得警察逮捕了George。
在George的新居里，警察搜到了各式各样的化学试剂和一本关于化学毒品的书。在详细介绍铊的毒性效果的章节的纸页上找到了George的指纹。
自此，检方控George一项一级谋杀罪，及其它十四项罪行，并因为罪行特别严重恶劣寻求将其判处死刑。
George被逮捕后，很多人都不相信，包括作为受害者之一的邻居儿子。他说他只不过有些nerdy，peculiar，但不至于投毒杀人。
庭审过程中，很多juror发现George让人不舒服，那么高智商引不起普通老百姓组成的陪审团的共鸣也正常。他面无表情，不和陪审团目光接触，接触了也让人觉得怪异。
检方的起诉点就是陈述从审查满世界的人开始，最后将目标缩小到只有George一个人有机会，有知识，有动机来犯下这个滔天罪行。他以为他是天才，可以巧妙的行凶而逃脱法律的惩罚。证据是，从其车库搜出来的带残余硝酸铊的空瓶子；带George 指纹的讲述铊的毒性的图书章节；“天才”俱乐部写的剧本的情节对话和送到受害者家信箱的note极其类似；警察第一次询问他时的撒谎行为；FBI女卧底和他谈起邻居中毒时的反
常反应；以及后来在Trepal夫妇家的新居搜到的开盖压盖器。
特别特别注意George Trepal这个反常反应，这个是很多人认为不能作为证据的。可就是纪录他的反常反应的录像带，对George后来的定罪起了及其重大的作用。
辩方律师反驳George被逮捕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的古怪的性格不为人喜欢。警方第一次就决定了他是罪犯，从那以后从来就没调查过第二个人，因为他们不知道George一直是那么个人，说话眼睛不看人，并且反应奇怪，特别和陌生人。并且车库里带残余硝酸铊的空瓶子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任何人都可能投点药在里头。再说了，George那么高智商的人如果做了案，会轻易把个铊瓶留在自己的车库作证据？况且瓶子上也没有任何指纹，任何人都可能接触了那个瓶子。
George的太太也出来作证说，那个空瓶子已跟随他们二十年了，放在从不上锁的车库里，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显然在呼应律师的说法。
控方承认不能说那个瓶子一定和投毒有关，但是投毒的可乐瓶子里面的铊盐也是硝酸铊，和残留在从trepal家车库里搜出来的瓶子里的一致。
辩方反复强调没有直接证据这个事实，还试图说George的老婆Diana有同样多的动机和机会投毒，但是George不想冒险把老婆也扯进去，律师才反复衡量利弊最后作罢。
在总结词中，检方说，每一个间接证据就其本身单个而言意义并不一定十分重大，但是这一连串的“巧合”出现在同一起事件里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这些证据链导致的结论只有一个，George Trepal就是凶手。
1991年3月5日，经过仅仅6小时的商议，陪审团判George Trepal几项罪名全部成立，并随后在第二天投票以9:3的结果建议极刑处死Trepal。
天主教会的性侵犯案件，还有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橄榄球教练的性侵犯案件，都是被长期包庇后败露的。象这种事，说起来不好定罪，但是有两个渠道可以刨根问底：媒体的追究和议会的听证。
我应该没有把“同仁”听成“协和”吧。
不过也许协和眼科有某些病种特别强的专家呢。
补充一点至关重要且被原帖主“忽略”的案情事实，很容易检索：
(原帖主因此被迅速打脸
)
此案被告主观上有动机有能力，客观上有条件，并且都有人证物证关联和支持，足以起诉。从被告辩护律师的角度出发，被告的制毒前科是个负面因素，难以得到陪审团的同情和宽容，一开始就失分。辩护律师采用的是教科书式“他人可能性”策略，但是论证乏力，仅能部分质疑，而不能切断检察官的证据链。如果我们采用批判的眼光去审查检察官提出的一个物证关联，即受害人因铊中毒而被告家中查出铊化合物，的确无法认定此铊必为彼铊之源。但是，此关联并不是唯一证据。被告对受害人的威胁、被告的作案能力和条件都是难以辩护的强大证据。所以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这是美国“程序正义”的必然结果。
让我们返回来考察比较朱令案中孙维的嫌疑问题，不难看出，孙维虽然有条件接触铊，但是如果作为证据，却仅此而已，到此为止。孙维不是朱令身边唯一可以接触铊的人，没有证据表明孙维的确将实验室铊拿走。在动机能力和条件等其他方面的证据更是贫乏得可笑，完全基于臆测。实际上我认为朱令案的侦查一开始出了相当大偏差以致后来无法继续，很可能因为调查人员被铊中毒这个奇特事实吸引了过多的注意力。George Trepal家里的铊几乎是最后才被查到的！
能从机械压痕证明下毒可乐是嫌犯家里的压盖机压出来的. 就属于铁证了.
即使压盖机与压痕吻合，客观上也存在这样两种可能性，首先，被告的确因其他目的而曾打开、然后用压盖机还原可乐瓶，但是真凶在此过程中，在被告不知情的条件下投放毒药并且潜入受害人家中放置可乐瓶。其次，真凶可以利用被告不在场时，单独完成整个配毒投毒行动。
陪审团在量刑时有三人坚持反对意见，可见此案虽证据链完整，但是并不足以支持对罪行轻重作唯一认定。(刚才弄错了。佛州法律对定罪与否要求陪审团全票赞成，对量刑意见只需要简单多数。)
到现在还隔三差五的炒作，到底是政治因素还是其他，两家似乎都不是善茬
能搞到材料的嫌疑人有限，纳闷这么多年就破不了案
换了个律师，新律师总要做点什么吧，不然无法交代。而案子本身几乎没有可操作的切入点，只能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面对大众炒作。如果案子能重开，律师会更多有事做，更多收入。不能重开，捐款也会增加（见相关基金的情况），对客户也很好，同时也显出律师有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