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解放战争期间的卫立煌到底是不是共谍？ -- 黄河故人

常凯申对于卫立煌，是怀疑兼运用。卫立煌抗战时期通共，是有把柄落在常公手里的；卫立煌能打仗，常公也是知道的。卫立煌主持剿总期间，身边大小特务成群，卫立煌自己也不知道谁是谁不是。辽沈战役常公对卫立煌动态的掌握，可与平津战役周公对傅作义动态的掌握相媲美，而且还有过之。

比如，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常公嫌特务汇报不及时，干脆直接打电话给赵家骧，赵家骧汇报“卫立煌呆若木鸡”，加上后方杜聿明求情，才派飞机把卫立煌接了出来。这个赵家骧就是后来在金门炮战被击毙的三个副司令之一，他是陈诚的人。留他在东北，本身就是不信任卫立煌。

常公御下有术，让卫立煌恶心的事情可不止这么点。军统派在东北的高官之一，便是抗战期间出卖了他卫立煌的共党叛徒袁晓轩，原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上面是项乃光，也是抗战期间共党的叛徒之一。项乃光的叛变比袁晓轩的威胁还大，被项乃光出卖的人中就有何基沣，要不是常公慧眼识共谍，何基沣就危险了。

说卫立煌，还是先说两个人，赵荣声、袁晓轩。赵荣声和卫立煌是老乡，曾经是卫立煌的秘书，卫立煌看中了他的文章，把他要到自己手下当秘书。卫立煌被袁晓轩出卖后，赵荣声也离开了卫立煌。解放战争期间他本来有机会去卫立煌身边继续工作的，但是在路上遇到了当年的出卖者袁晓轩，只能仓皇逃走，他后来的党员身份也被袁晓轩给害了一辈子。

袁晓轩则是《潜伏》里被取了脑袋的那个叛徒的原型，抗战期间袁晓轩的叛变出卖了卫立煌，不过现实中的袁晓轩在1975年被特赦，留下了脑袋。袁晓轩不是什么被捕叛变之类的，在他叛变之前，袁晓轩就曾经向赵寿山（共谍）表露过要投国军的想法。只是赵寿山没有明确的依据，自己又没有动手锄奸的权利，只能向彭德怀汇报说此人有问题。彭德怀说这个人是老革命，让他不要疑心。彭大将军这个错误啊，老革命也不是不能反革命，得亏赵寿山老共谍做事谨慎，没有露出什么把柄。

先说抗战期间卫立煌的通共吧，从赵荣声开始。Daharry的父亲是一二九运动出来的，赵荣声也是，他们入党时间差不多，也许就是同一批。赵荣声这个共谍不是周公线上的，是胡服下面的。

七七事变前，赵荣声等人去了延安，接受了一些教育；七七事变前，赵荣声回安徽搞抗日宣传；12月回八路干起了记者；第二年一月份在早已派到卫立煌身边担任秘书的刘毓珩（即陈其五）的力邀下，经总政副主任傅钟亲自做工作，才去往卫立煌处担任少校秘书。

卫立煌手下秘书很多，赵荣声是他比较交心的一个。除了建议卫立煌带点礼物去探望林彪，还有就是建议卫立煌撤退路上顺便去延安。在延安期间，卫立煌有一张和太祖的合影，这张照片给了他不少麻烦。

卫立煌入党的想法，也是向赵荣声提出的，林伯渠婉拒的信息，也是赵荣声带回去的。想入党的国军高级将领有一些，但是像卫立煌地位这么高而且有军权的，当时的共军确实没见过。

因为袁晓轩叛变，赵荣声被迫和上级失去联系多年，卫立煌也断了和TG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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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轩的叛变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单独拉出来讲比较好。和卫立煌的关系是，出卖了卫立煌和卫的亲信陈铁。卫立煌处事极为谨慎，通共这件事除了他和陈铁，也就是赵荣声和另外一个参谋知道，共军这边直通袁晓轩，然后他叛变了。再就是解放战争期间袁晓轩去了东北的军统，正好让这厮看着卫立煌。

袁晓轩叛变出卖的另一个共谍是河南省内大学唯一的一个55年院士，也是党人碑党公的师爷，这里不多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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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被选中接替陈诚主政东北和他联系上中共，时间上差不多。

卫立煌出国前，陈诚开始执掌东北大权；卫立煌出国期间，陈诚一败涂地，然后凯申公就只能再找人了。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做封疆大吏够资格；论人脉，廖耀湘、杜聿明、郑洞国都是当年远征军他的部下；论和美国人的关系，卫立煌也足够近，而且美国人也认可他；和美国人交流问题也不大，卫立煌英语还好。正好这时候，卫立煌回国了。

为了请卫立煌出山，凯申公可称得上三顾茅庐了。先是召见卫立煌，卫不答应；张群做说客，卫还是不去；派卫的好友顾祝同劝说，卫还是不去；最后没辙了，陈诚的老婆谭祥哭上门来，卫立煌有所松动；凯申公再度召见，卫立煌遂勉为其难，走马上任。

卫立煌走马上任，第一个不同意的就是他老婆韩权华。卫立煌和中共再度联络上，就是在这次出国期间的巴黎。卫立煌用中文拟电报；韩权华翻译成英文；后来的声学所所长、院士汪德昭把英文翻译成法文，转给法共；法共把电报转给莫斯科；莫斯科再把电报转给延安；如此再一路返回来。卫立煌仰天长啸“老子通共容易吗？”

据说卫立煌说服自己老婆的一句话是“要革命就不能怕死，干革命的人还能像你教书一样风平浪静？”这句话说得太有水平了，就算特务用窃听器听到，也没有半点嫌疑。

卫立煌和中共的联络员是汪德昭，他和卫立煌之间有一本密码，连卫夫人都不知道。在如何安置这条联络线的问题上，卫立煌极为谨慎。

常凯申对卫立煌，尤其是他的秘书，那是很不放心的，万一他再带一个赵荣声呢？。临去东北前一天，凯申公特意请卫立煌家宴，让他把秘书带过来看看。卫立煌那也是聪明人，找了个以前的秘书就带去赴宴了，汪德昭是他去东北安顿好之后，才过去的。

汪德昭给卫立煌带去的信息是“见机行事”。卫立煌能做到的也仅仅是见机行事。汪德昭回国之后并非休眠，也曾经尝试过策反廖耀湘。初试之下，发现廖耀湘并非可策反之人，于是作罢。后卫立煌坐最后一架飞机逃离沈阳，命令手下把住舱门，汪德昭不上飞机不准飞机起飞。

卫立煌只能见机行事的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手下多是常公嫡系，而且规模庞大；第二，自己受到严密监视；第三，和中共联络极为困难，汪德昭没有国内的直接关系，又没有别的可信任的人。

卫立煌最大的麻烦在于没有自己的军队，陈诚、顾祝同都有，但是他卫立煌是嫡系中的杂牌，就是没有，连剿总的警卫团都控制不了。淮海起义的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等人是杂牌中的杂牌，但却是有自己的队伍的，虽然部队少了点。没有自己的队伍，即便是韩练成，也只能在关键时刻放弃指挥，他可没能力搞定桂系的46军。

卫立煌想自己抓兵，一次也没有搞成；想和原东北军的人联络，发现这些人早就被常公掌握，说话办事都为常公着想；想要指挥权，常公喜欢越级指挥，屡屡被搞得郁闷，往往是下面的兵团司令、军长、师长纷纷赞同卫立煌的意见，然后被常公否决，常公再亲自指挥国军去送装备，廖耀湘就是被常公撇开卫立煌调出去的。

卫立煌想干革命，就是这么不容易。他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这几个月，林彪就在东北不停地清扫据点，直到辽沈战役前，国军成了在三个据点内的三股孤军。

1948年10月，也就是辽沈战役期间，沈阳的某些前东北军将领秘密开会商量如何通共。这是办的不利索，被其中一个国军少将报告给了沈阳市长董某，董某再密报卫立煌，卫立煌只得帮办事不力的家伙们擦屁股。

常公派人去沈阳搞爆破，要把沈阳的重工业炸烂，卫立煌就是不批准执行，一直拖到负责爆破的这位司令害怕自己当俘虏提前逃跑。

卫立煌回到南京就被扣押，直到宣布战犯名单里面有他，对他的监视才有所放松。

卫立煌的态度，相信起初中共也看不清，也是在东北战事的变化中，慢慢看清了他的思想，到宣布战犯名单，帮了他一把。

卫立煌后来去香港，也有他的苦衷。韩练成回撤，是孤身一人，但是卫立煌不是孤身一人，有家眷，有跟随自己的老部下，而这好几十人里面，有没有保密局的人他也不知道，贸然行动，无疑找死。

赵家骧在杜建明当东北保安司令时就是参谋长,当陈诚接手时想要罗卓英来当参谋长,可罗不肯来,就让赵以副参谋长的身份代行参谋长事.到卫立煌来接手,赵又重新担任参谋长.从这看来,赵好象并不是陈诚的人,至少陈诚并不看重他.他应该就是个陆大毕业,学期担任参谋长,因为国防部里陆大的人多,凡是非陆大的参谋长报上来的文案常被打回,所以几乎每个司令都要请一个陆大的人当参谋长.

赵家骧是杂牌出身，只能当参谋长。

写到赵家骥，好像跟杜聿明很铁。

前一阵子刚刚看了《辽沈战役亲历记》，好像是一个姓彭的回忆，他与陈铁属于卫的老部下，所以卫去东北请他们俩去帮忙，主要是帮卫拉拢廖耀湘等人，到打锦州时，卫命令陈铁与彭去葫芦岛组建指挥所，指挥调来的几个军攻打塔山。可是老常来了，理都不理陈、彭，另行指定侯镜如、阚XX指挥，这俩人既尴尬又庆幸，尴尬的是在那儿呆着不是，走也不是；庆幸的事攻打塔山看上去是苦差事。到10月15、16日，眼看着锦州要打下，老常急得把侯镜如、陈铁叫去：再不攻下塔山，把你们就地正法。

当时我觉得好笑，记住了陈铁，陈铁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咋把他拉上去垫背呢？看了lz贴，还真有可能，趁机干了个疑似共谍。

战犯中有军官，有特务，一接触就感到他们身上的烙印。军统中统特务在外面是特务，在牢内还想当特务。一个姓高的，一个姓张的，我们在休息时，在院内散步时，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会凑上来听，听到一言半语就会向管理人员打小报告。最突出的是一个名叫袁晓轩的人，他原是共产党员，并担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后投奔国民党，一次孙守一处长给我们全体训话时，点了他的名说：“袁晓轩，你来改造的还是来做情报的？每天你给我打报告说某人某事，一核对，都是假的，好好改造你自己吧！”可是这个人仍每天一张小报告，真是本性难改！

来自耶稣会士金鲁贤回忆录，从中看来，此人令人摇头，不知怎么在共产党混到那么高的位置。

像袁晓轩这样出卖那么多人、级别又高，TG为什么还留他一命？应该

凡亲信和委以重任者几乎都是安徽同乡，如戴允荪、吴君惠、温广汉和刘毓珩等，而且不乏名校毕业生。

清华大学在“一二·九”运动和“六·一三”游行后，开除4人学籍，即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陈元、黄诚、吴承明、刘毓珩。其中，黄诚为1936年党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处长。“皖南事变”中被俘，牺牲于上饶集中营。“学霸”吴承明被赶出清华理学院化学系，转考入北大史学系，建国后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经济史学家。

刘毓珩在清华哲学系读书时曾是“一二·九”学生领袖。据说“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一载入史册的名言正是出自他口。刘毓珩37年底到武汉八办，由叶剑英介绍至山西卫立煌部任秘书和战地工作团主任。赵荣声（化名任天马）最早也是他引荐给卫立煌的。不过，赵荣声早在1936年4月即于燕京大学入党，而刘毓珩到1938年才由赵介绍在延安入党。1939年1月，刘毓珩离开卫立煌部到新四军工作。胡服为他改名陈其五。后任华野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48年12月遵毛泽东之命起草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陈元本来是卫立煌的上校主任秘书。胡宗南41年6月到洛阳见卫立煌时，陈主动跟校友熊向晖讲：他认为卫没有前途，要求投靠胡。胡宗南后来调陈元到西安，任劳动营主任上校秘书。再往后，陈元赴中央训练团受训，由熊向晖介绍给蒋经国，出任其行政主任秘书。熊向晖排场很大的婚礼，即由证婚人蒋经国交待陈元一手操办，陈元还跟吴承明、陈忠经和申健一起出面做了熊的“四大红媒”。他进入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校长老蒋，教育长小蒋）研究部第一期学习，日后和同班同学王升、李焕一道成为蒋经国的嫡系亲信。（关于此人的资料网上一鳞半爪，但有文献直接称他为“中共秘密党员”，个中玄机不得而知）

这么多秘书中，经常跟袁晓轩打交道的，还是吴君惠和温广汉。特别是温广汉，卫立煌专门批给他一笔交际费款待来访的袁晓轩、程乔夫妇。八路军生活清苦，而袁晓轩两口子偏偏又注重享受，每次在温广汉家，都免不了水果、点心、大鱼大肉一番款待。袁晓轩叛变后曾对高崇民讲离开共产党是受不了彭德怀的批评，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袁晓轩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旧军人，外号“袁胖子”（由照片可见一斑）。

袁晓轩和朱德、卫立煌、郭寄峤等合影。

此人八面玲珑，熟谙军阀部队的一套交际应酬，善于套近乎、拉关系，跟青帮也有关系，据说还曾留苏学习情报。据覃应机回忆录《硝烟岁月》记载，1937年3月红军总部从全军各部队中抽调七、八十名干部，在陕西云阳镇组成政治训练队。覃应机参加了政训队的学习和训练。主要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课程，以及侦察业务技术、汽车摩托车驾驶、马术等知识和技能，还学习拉丁字母和日语、英语的简单会话。其中一门侦察、情报和社交常识课，由袁晓轩担任教员，袁妻程乔负责教授拉丁文。在接任洛八办处长职务前，袁晓轩曾在天津受军委指派从事情报工作，在八路军总部任联络参谋和第二科（侦察科）科长。

以袁晓轩的资历和条件，按说从事统战是人尽其用。不过，正因为其“长处”太突出，像赵寿山这样“于国于民敢问心”的耿介之士接触之余，心生疑问，说他“世故很深，流里流气”，也不奇怪。替换袁晓轩跟赵寿山联络的河东特委委员薛涛（后任1野15军43师政委），对袁的看法就跟赵寿山惊人地一致，绝非偶然。

此外需要澄清一点，袁晓轩严格讲不算被“特赦”。1975年3月19日特赦第七批国民党人员，有10人被另案处理。袁晓轩和余乐醒、庄祖芳、徐梦秋4人作为原共党高级干部、后叛变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特务继续收押，直到1979年才被释放。

袁晓轩出狱后到山西泾阳随其子生活，后担任县政协委员，1983去世。

也是共谍？

具体损失不太清楚.

先有人说原稿是陈其五写的，引起争论。后来就有人考证。发现

按文章中陈其五当时的经历和写稿时间看，这篇雄文里有些军情

是陈其五当时所不知道的。而且提出这一说法的人，说陈其五的

原稿丢失，也不是很让人信服。

廖耀湘就算让卫立煌整也不至于稀里糊涂就全军覆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