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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定价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

ACE

欧美、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非常繁荣，但日常的衣食住行都不便宜，尤其是人工贵，大陆人去了一方面羡慕起经济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一方面又摇头“太贵了！”。“贵”有最吗？虽然贵，但相比当地的薪资占比来说，其实都不贵，只不过是大陆人有这个感觉而已，再看自己，那么点卑微的收入，从支出比例来看，大陆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贵得离谱。这里面必然有问题，对此我研究了很久。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贵，其实是建立的公平定价的基础之上的正常价格表现。我们觉得“贵”不是人家有问题，而恰恰是我国目前的定价系统整个是畸形的，是自己眼斜，却看人家楼歪。我国的价格系统是非常不公平的，由于人口红利存在，对劳动力的定价不合理的偏低，而对高端商品（汽车，房产等）的定价又不合理的偏高，这种定价的不合理进而又让我过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和结果更加趋于不合理。以香港为例，一个保安，售货员，水管工，建筑工人，敬老院护士，饭店端盘子的，薪资都不低，从大陆人的眼光来看，那工资简直是“逆天”般的太高了，但这恰恰是对劳动力的合理定价，结果是全社会的经济繁荣，数着大陆人的薪资，觉得香港东西贵，但从香港人的收入来看，绝大部分商品的定价是相当合理的，大部分人都消费得起——比如iPhone。大陆人总喜欢慨叹，欧美超市东西品质高，定价占薪资比例低，尤其体量和中国差不多的美国，买个房子对于一个天赋正常，勤奋肯干的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当然不能是在CBD或者豪宅区，我们这里谈的是公平定价，而不是均贫富。社会定价公平，底层老百姓的焦虑感就砸可控范畴，社会就表现为和谐特征。

社会向公平定价的过度不是个轻松的过程。欧美是靠一次又一次的声浪越来越高罢工大潮和经济危机来完成的这个转变。权贵与资方当然不希望公平定价，这样不仅有利于资方巩固他们的既有优势经济地位，而且还可以不断加强优势经济地位——越是社会资源定价不平等的社会，对资本家就越有利。资本家通过向权贵让渡一部分收益来换取权贵运用手中的种种政府特权来努力维系社会定价的不平等。中国智慧是，凡事物极必反，社会定价不公平会慢慢侵蚀大众心态，侵蚀社会和谐，当公众的情感超越一切宗教和宣传教育工作能够handle的极限的时候，就通过罢工的方式声势浩大的爆发出来，或者充满暴力，或者非暴力但声势更大，几乎所有的罢工诉求都是逼迫资方修订和改善不公平的社会定价。老百姓手里只有这种双输的手段可以依靠，当然在西方民选社会，会有新晋政客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通过迎合广大手持选票的选民，主动用社会公平定价的政治诉求来寻求上位——动口不动手，动口不动手，动口不动手，动口动点手，动口动点手，动口动点手… …民众期待社会公平定价的诉求，就一点一滴的通过掌握国家强力的政府开始在全社会内逐渐实施。同时，社会定价不公平导致资源扭曲聚集，广大人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越来越小，而资方聚集了远超需求的资源控制权，当这个不平等突破一定限度，市场经济社会的再生产就会受到严重侵蚀，以至于大面上难以维续，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所以我们在学历史时曾经看到一方面是资本家在销毁产品，一方面是广大老百姓生活极度困窘。商品已经无法有效的去到需要他们的老百姓（消费者）手中，整个社会好似一个极度高血脂的肥胖病人，经济危机就是一次高血栓梗塞。罢工和经济危机可以同时发生，威力则更加巨大，迫使资方与权威思考如何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规则——社会公平定价。这就是我眼中罢工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都是推动社会公平定价的终极手段。有了这些手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公平定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少数资方和政治精英的改良思考并不能有效的影响资方群体的巨大惰性，公平定价也不可能平均平稳的在社会的每个领域同时发生，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有很多次的经济危机和几乎是无数次的罢工。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的定价已经总体公平，一个街头清洁工，一个保姆，一个按摩师，一个护士都有了较为公平合理的社会定价，于是，我们看到经济危机已经很久没有降临这个世界。但也正如我所说，社会公平定价不会平均平稳的在社会的每个领域同时发生，而且公平定价本山涉及一个伴随社会总体经济发展的不断修正，所以我们看到在西方世界，罢工还是此起彼伏在各领域之间轮流发生——就是社会自身在进行公平定价的细节修正力量。

中国目前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初遇到的问题——社会定价不公平。我们政府调查的基尼系数（0.474）高得吓人，很好的表征了社会分配不公。而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是社会定价不公，基本劳力定价不公，基本生产资料定价不公，缩小社会贫富差别如果着力在扶贫，那就南辕北辙了，只能是依靠对不公平的社会定价的修正，这才是正本清源的正确做法。基于我上面的分析的分析，摆在我们国家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按部就班的走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对社会定价不公听之任之，既得利益的资方和权威最喜欢这种情况。不仅如此，资方和权威还要联合起来进行阻碍其修正过程。也许我们可以立法禁止合法罢工，但实际上罢工本是工人的基本权利，已经不是我们大陆社会鲜见的个案。更何况谁也无法立法禁止经济危机的爆发，到时候内部危机爆发，还有敌对的外部势力虎视眈眈，结果不得而知。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积极介入社会定价修订的推动和推进，恩威并施的推动和加速资方和权贵进行社会公平定价改革进程。我认为这条路也绝非坦途一条，关键是人心的私利和狭隘性，人一般不会放手到手的既得利益，所以西方世界的修正过程并不是依靠少数人的觉悟和良知，而是依靠带有毁灭力量的罢工和经济危机。理论上，只有人口素质极高的社会才可能发生以觉悟突破为根基的社会改良和变革，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从头至尾的平稳完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转变，这可能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现实。中央从去年开始启动了社会最低工资的上浮，这是积极进步的举措，依靠立法的强力来修正社会基础劳力的定价偏低问题。大批的中外“砖家”板砖齐飞，在他们眼中看不见此举对修正中国社会定价不公的积极意义，只有“受损”的中国民企，可怜的资本家，以及在全球经济大形势不佳情况下的不合时宜。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合时宜”的时刻呢？我想这大批砸砖的“砖家”是不知道的，他们是只管打砸抢，不管建设。社会必有阵痛，但我希望中央能够坚持不懈的将社会公平定价的各种举措坚持实事，不会在未来有某个“最佳时机”存在，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当下。当中国的社会不合理定价情况得到稍微的改善，稍微取得一点阶段性的成功，就会迸发巨大的经济上升动力，而这种锦上添花的腾飞动力是西方世界所深为恐惧的，他们甚至希望看到一个更加色厉内荏的“强势”中国，也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通过对社会定价不公的修正而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动力。而中国想要真正获得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的实力，积极、稳妥、快速的推进社会公平定价是基本前提条件。拉动内需，缩小贫富差距等等这些都是问题表象，只要我们能够顶住各种压力，顶住人性的私利，坚持不懈的推进社会定价公平，内需和贫富差距都不是问题，不仅如此，我们的社会发展活力会被全面而深刻的激活。

这个过程最短需要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