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 我的南疆 -- 故乡在喀什

新《办法》让人理解与否，真的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这给我们诠释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形态，即：国家中枢直接对新疆有关事务直接进行管理，重要的决策从中枢直接发出，结果直接由中枢进行评判。与其他各省区一样，新疆在1990年代还有援助西藏任务。现在没有了。大概新疆和西藏在许多方面都趋同了吧。

在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下面的场面绝对震撼：来自蛮荒之地的化外之人跪倒在大殿之前，礼官高颂礼单，并高歌“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皇上龙颜大悦，太监高喊：赏。

高台之上，看得见成行的屁股。之外呢？赏赐的落实呢？没有人在意。这些蛮夷的意义也就在于盛世的点缀。但这实在是短视的很。因为物产丰富的中原，必须要从这些地方输入马匹。在马匹上，日本人实在是比我们做得好得太多。因为这千多年来，马匹改良上我们实在是落后的太远。

其实这些蛮夷未必是真的想要朝觐，人家也许只是想把马卖个好价钱，然后着了通司的道而已。自说自话的演义，让许多历史事件经不起推敲，这倒给解释今天的局面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打金枝》是许多戏曲都有的一部戏。陕西华县出生的郭子仪要过生日，儿媳妇不愿意去，就被老公家暴了。今日的中国西部，尤其是南疆，大约就是升平公主的处境吧。

从托木儿峰向北，向西北看，不尽的草原，湖泊，没有污染的空气，森林。有宝藏，还有海洋。

从乔戈里峰背向中国眺望，可以看见石油，不尽的资源，也有海洋。在中国以外的这片土地上，波斯人，希腊人，匈奴，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和美国都来过。走了的，成为了历史。没有走的，就是霸权。。毕竟，能在乔戈里峰以西以北立住的霸权，没有一个是勺子（新疆土话，翻译成英语就是：stupid）。不要说望霸权项背，我们连中国西部的价值都没有看懂。2000多年了，不要说历史没有给我们机会

这片中国人可望可及的土地财富无尽。举个例子，英国在二战后活了下来，支持其的财富相当多的就是来自这片土地。美国人早就说要从阿富汗撤军，但只是听见楼梯响。为什么？因为走了以后，再回来就不可能了。

财商不够，可以去读MBA。但视野不够，则是千年的遗憾，因为没有人会给你讲这样秘密。

今天的中国，危机和压力随处可见。为了发展，“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就是开出的药方。其实，这两个规划和之前的“西部大开发”及“东北振兴”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市场。没有把市场找到，规划和水中月，镜中花仅一纸之隔。

美国人也知道自己在走下坡路。但美国之后会是谁呢？一定是掌控了市场的人。中国与霸权的距离，真的很远啊。因为中国现在连市场在哪里的问题都没有回答好啊。

陕西咸阳人班超在东疆和南疆三十一年，但长安对他的监督非常到位。他娶了一个当地的媳妇，当时没有登记和计生，但长安硬是让他休了这个妻。因为长安认为，许多东西要从长安来，到长安去。班超老了，长安一定要让他回乡。为了挽留他，当地的王把自己倒悬在城门上，死相留。王死了，班超走了，这片土地就又乱了。

在西域经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巨大的财政负担是中枢直辖的一重要原因。不过，晋商之发家之于军粮，胡雪岩之于左宗棠，又可以给我们另外一个思考的维度。为什么英国人能从山那边找到和德国死磕的本钱呢？

不把南疆对于中国，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讲清楚，搞透彻，不仅南疆发展无望，国家也头痛。拧巴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看南疆的人其实有过。他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看见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当地人说是从东南边的身毒（音：图毒）来的。为了寻找这个身毒，他去了四川宜宾，并派出了四支队伍。尽管后来这个地方当时没有找到，但他的发现对于中国开发西南依然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就是张骞，陕西汉中人。

2000多年后，我们讨论的其实依然是一个旧的设想。如果没有把这件事说明白，讲清楚，实在是不应该。张骞那个年代可以讨论凿空，我们现在应该踩石留印，抓铁有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没有碌碌而为。我们之后，如果南疆或者西部还只是给长安或者北京送点缀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这几辈子真的白卡了（新疆话，浪费了的意思）。毕竟，我们身上的担当不仅是为了我们，还为了那些不仅奉献了青春，还奉献了终生的先辈们。

南疆不能再长安，长安，北京，北京的空转了。

西部不能再长安，长安，北京，北京的空转了。

南疆是块福地，西部更是一块天赐的宝地。

如果南疆和西部是一块美玉，这上面一定刻着“受命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只是，我们不会是卞和了。

不过还是要观其行。

都知道新疆不能丢，所以死死地坚持着。自己苦，旁人看着也苦。

你说要找对市场，这当然好啊。以民间的商贸先行，扩大影响力，加强亲和力，自然，省力，双赢。可为什么行不通呢？这边几乎是白送，那边还不领情。如果真是平等地做生意，那边能撑得住吗？

另外问一个基本问题，那边的正式名称是“自治区”！不是新疆省！

这里面有奥妙吗？能做文章吗？

你把水倒在地上，你会担心它往哪儿流吗？不担心。

中国的一带一路应该着眼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降低贸易壁垒和人员流动的壁垒，降低教育成本。然后就听其自然，最多配合得好的国家适当投资。

不知道信伊斯兰教的人对鬼啊僵尸啊怎么看。貌似他们对死人没有我们这么恐惧，但害怕精灵，魔怪什么的

中国西域因为地处东西交汇的十字路口，所以长期以来都由黄白混血，就是华夏人种与印欧白人混血而成的人种，而语言也是很多民族和部落共享的，以有利于彼此交流。而政权确实不断更迭，经常演变。比如突厥当年就是典型的一个过路政权，是柔然人的奴隶，因为擅长冶铁而给柔然提供武器。后来反叛后推翻了柔然政权，在西域称霸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被唐朝击败了。后来有人别有用心的混淆人种，民族和政权的概念，才有了所谓东突厥斯坦的伪命题概念。

新疆之苦，在于没有看见巨大的市场和自己的生产力与资源的契合。

硬件，法律，生产能力都有。

但视野和政策则是较大的障碍。

我不认为新疆的暴恐和相对滞后的硬件是不可解决或改变的。

我认为发展是解开这些锁的钥匙，市场的发现则是第一步。

新疆的发展不会是水到渠成的。

已“中巴经济走廊”为例，460亿美元的中方资金已基本确定主要投入在巴中部与南部的道路建设上。

广东人认为：财即是水。所以，这次的“水”基本与新疆无缘了。

不过。我所要讨论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开发。这个市场一旦被认可，聚财则是肯定的。只是，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先展开，这才是一个比较科学和客观的逻辑。毕竟，讨论和忽悠还是有区别的。

回教的最大特点是可以通过读经来自己释意。就造成了底层信徒因为文化知识有限而盲目跟随，而高级教士可以独立地、任意地诠释教义，制订仪规，来引领和控制自己的信徒。所以回教内部派系林立，良莠不齐，从维稳派到造反派差异很大。特别是每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不满现状的教士通过重新诠释教义和制订仪规来控制同样对现状不满的底层信徒成立所谓新教，以极端方式对抗当时当权和既得利益的传统回教教派，（当时的）旧教说东，则（当时的）新教一定说西；（当时的）旧教让信徒打狗，则（当时的）新教一定让信徒骂鸡。于是新旧两教对杀对砍，以重新瓜分自己内部的势力范围和生存空间；然后再发展成一致对外，去抢夺教外其他民族的生存空间，最后发展成针对全社会的大仇杀。当年的苏菲派、哲合忍耶派就是扮演着当时的＇新教＇即，极端造反派的角色。而现在的瓦哈比派同样扮演着＇新教＇即，极端造反派的角色。而现在的IS更是比瓦哈比派还更新，还极端。这和该教派的教义与仪规的具体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总之，就是为了制造分歧而制造分歧，为了造反而造反，为了捣乱而捣乱。

绿教的极端恐怖造反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外来输入。中国政府在明朝就接纳了回教，定名为清真教，并有官定的经文和建筑规范，融合了很多儒家思想和文化，所以有明以来，汉回关系非常和睦，与其他少数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主流的过程是如出一辄的。但苏菲派、哲合忍耶派、瓦哈比派等极端恐怖造反派都是从中东变异产生后，短时间内以极快速度输入中国进行捣乱活动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新教如苏菲派、哲合忍耶派已经在中土落地生根，收获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扩大了自己的教众，也碰到了扩张的极限，因此稳定下来了，捣乱和迫害力逐渐降低了，但中华民族为此付出的历史代价是非常惨痛的，是几百万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生命，也包括回教老教人民的生命和受蛊惑的回教新教匪徒的生命。

而中东地区的别有用心者不会因为中国现在接纳了过去的所谓新教如苏菲派、哲合忍耶派就停止捣乱，而是会继续制造其他的新新教，更新新教，不管是叫瓦哈比，还是叫其他什么玩意儿。

所以要治理绿教，就必须首先要切断本土绿教与国外的隶属和联系，同时要扶持自己本土的汉化清真教，走独立发展，爱国共融的道路。

同时，中国应该积极倡导世俗化，现代化和知识化。所以，禁止未成年人在没有自主认知的能力是被家长强迫信教，这是中国政府非常明智的政策，必须长期坚持。

我们给政策，给优惠，给教育，给样板，给项目，给资金，除了政权，我们什么都给，哪怕自己人抱怨不公平。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感激，不接受，不跟随，不学习，不改变？

我们希望共同进步一起富裕，可他们为什么偏要抱残守缺拒绝文明？

这些都是我的疑问。也是想从兄台的文章里找到答案。

http://pan.baidu.com/s/1eRW6f4Y，感谢故乡在喀什不弃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