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江湖请教：请温相来评论 -- alan123

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对门的"叶师傅"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

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 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又不知道对方 有没有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 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 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 师傅还会腌雪里蕻，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他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 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轶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 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 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 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 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名酌句地写了 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

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上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是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讲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毛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

　　楼上的新邻居

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 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 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 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秘 书的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 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藉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 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 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 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覆推敲，各方徵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 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 牢房送饭。经过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 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 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 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 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 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 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 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锺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 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西西的宗旨之一是对事不对人。请阿兰兄斟酌一下题目并作改动，为继续讨论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如何？

题目改了，从《江湖擂台》改为《江湖请教》请问可否？就是怕温相不教。

聂元梓答季羡林教授

　　五柳村编者按：这是一位年轻网友从《聂元梓回忆录》中摘出的一段文字，

是对季羡林《牛棚杂忆》中一些她认是为不实之词的辩正，我想纵然聂元梓有她

自身的问题，但为恢复历史的真相，也应有她说话的权利。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

也许永远也达不到一致，但事实总只能有一个。对有关事实如有其他的材料，可

以留言或来稿补充或纠正。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

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

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住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

季羡林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和迫害，我

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

道歉和永远向这些师生作深刻的检讨。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羡林

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

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因

为，季羡林讲了很多涉及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

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季羡林先生在书中，甚至还要使用

“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

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羡林先生是做学问的人，现在还对当时反

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失水准。

　　说到我的其它事情，季羡林也有许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

头，其实，我并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

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革委会那

是工军宣队进校后的事，这话说了两次。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

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

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

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参加“五一”

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了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

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

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羡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何说起。全校那么多

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都能注意到啊。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群众

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

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

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应该

归结到我的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

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

“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时期，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

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先生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这是可能的，也是不幸且令人同情的。

但群众整他，我当时确实不知道。连他参加“井冈山兵团”我当时也不知道，他

怎么反对我，我至今还不知道。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

与我的原则区别又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学生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

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不对当年的“业绩”深刻反省呢？难道二十年之后，

还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

己洗刷的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客观的说，大家都参与了悲剧的

上演，又都承受了恶果。痛定思痛，皆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