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何折腾城市规划（一） -- 开元通宝

这绝B是音乐老师教出来的。

那么折腾的一件事，就是在编制规划中怎么去扩大人口的规模。要知道，土地的供给在当下是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生死存亡的大事。你要说地方上的一把手有什么权利，很多人还以为是过去的那种行政威权金字塔模式领导说啥就是啥呢，实际上这几年越来越“市场化”，各种命令从上面下来，能不能执行靠的是讨价还价利益博弈，要是没杀手锏，空降来的干部根本没人听。所以地方上，一把手的核心权力之一是掌握土地的供给生杀大权。每一级政府的土地指标都是从上面下来一个总数然后向下一级政府分配。土地是钱，所以这个分配就是分钱。分配给你多少大致是有个范围的，但是区间上下的弹性全在个人掌握。总规就是拼命扩大人口，为了好跟上面要土地指标。到了下一级分配的时候，也会编制一堆的技术文件，跟上面说不够用不够用。前几年在一家外资的规划咨询公司，就帮成都某区级政府干过这种事。原因还是之前卖地卖的太猛，跟没见过钱一样在地价便宜的时候卖地把指标卖光了，现在地价上去了傻了眼，想再去市政府批地。如何底下运作不知道，面子上肯定是要游说方案。当时俺那个公司算是国内外资中的TOP2，各种高大尚的感觉，纠集了一群博士齐刷刷飞到成都，现场踏勘领导访谈收集资料打完收工，回到公司就开整。那是第一次见外国游说集团是怎么编材料，在老外的调教之下，有扒数据的，有编模型的，有撰写文字的，有绘制图形的，刷刷刷整了厚厚七八百页。无数的表格数据正常人根本看不下去。最后给区里领导汇报，四个博士各讲一个章节，每个章节都用一个小时，在当时还崇拜外企的气氛下，领导凭耐心听完了，然后很满意结论——未来人口会暴增，现有土地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后来听说领导拿着七八百页的文本去市政府汇报了，结果不知，但后来公司在那个区里又连续拿了几个项目。自己这之后倒是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甭管是高盛的投资报告，还是胡整的xx人权报告，基本就是这么个屌样路数，蒙人罢了。当然游说集团利用技术型报告做建策依据的这种方式，毕竟吃相好看很多，比搞小圈子黑箱决策技术上民主些，广大知识分子写报告的才能还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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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这个路，个人瞎猜测。一个情况是京藏和京新两条高速自东南向西北方向穿行，那么周边的道路要跟他们找关系（起码穿过的时候得是垂直相交吧），所以肯定也有个角度，那么这样的方向再跟东西走向的道路连接，必然是个歪歪扭扭的关系。八号线，从图上看，第一个拐弯就是为了不穿越回龙观那一大片建好的住宅区（拆迁、扰民这些事扯起来没完没了，工程进度第一），所以从最东边绕过去，然后迅速从北边缘绕回来，最后和昌平线相交。整个拐来拐去的，就是想绕过横亘在面前的、巨大的回龙观区域。那么当时，回龙观这群居住区搞建设的时候，如果能预留一条轨道交通的通道，今天建设八号线估计也不会这么费周折。所以城市建设的不少遗憾，恰恰是因为缺少城市规划的顶层设计而起的。

总体规划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城市的总体布局了。哪里是居住区，哪里是工业区，哪里是文化区。再一个就是搞来总指标，总要有一个分配，就是城市下一步向哪里拓展，官话就是城市发展的重心在哪里。

说城市的总体布局得讲下1933年的《雅典宪章》，就在那年一群建筑师搞了一个宣言一样的东西，明确指出，城市规划要按照“功能城市”的理念来进行，把城市划分成居住、游憩、工作几个功能区块，建立三者之间的交通联系。这个宣言批判的是欧洲古典的城市规划（或者叫设计），就是把城市按照古典美学原则，强调轴线、广场，淡化功能，非常不适合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开工厂和安排工人居住的需要。

这个宣言，欧洲和美国说完就完了，除了一些狂热的技术工作者（比如有位建筑大师号召拆掉落后、腐朽的巴黎），这个“功能城市”的理论没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却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渴求快速工业化的古老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思想一直波及到今天。

说到底，我觉得是这个“功能城市”的理论非常契合计划经济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的那种局面下，要投资产生效率，各种集中确实非常有必要。所以每个人都会清晰的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所在的城市，哪里哪片是工厂集中的地方，哪里是商业密集的地方，哪里大学聚集，然后那个片区的生活如何、文化如何，都是一个城市里人们共同的记忆。俺小时候的家乡，一座古城，就是规划成东部是轻工、西部是重工、南部是科教文化、北部是对外交通和物流，然后90年代就有段子，北郊的人见面问：“你娃（从监狱）出来没？”南郊问：“你娃考上没？”西郊问：“你们发工资没？”东郊问：“你们下岗没？”。

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人流物流钱流的逻辑，已经不再遵从行政指挥下的计划。老的功能区逐渐丧失经济基础，逐步瓦解，大量的工人新村、厂区被拆迁，盖起一座座现代化的住宅，跟这片地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迁入，老市民被迫外迁。发展领先的城市，如京沪这样的城市，甚至追上西方的脚步，搞一些工厂变艺术区、老社区变小资圣地的后工业时代的玩法。那么在这样的局面下，人们职住分离的倾向越发严重。越是大的城市，越是房价昂贵的地方，人们的交通出行越痛苦。比如京沪广深这样的地方，每天的地铁来回成了职业者的噩梦。他们父辈过去在城市工作享受的步行上班的待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可望而不可及。

那么很多规划师，这时候就开始反思“功能城市”的理论。规划天通苑、回龙观这样的亚洲最大社区，不是给社会添堵么？已经这么挤了，还搞CBD，还要东扩，不是给社会添乱么？纯粹的居住区，纯粹的商业区，纯粹的办公区，毫无疑问增加了太多太多不必要的交通成本和能源消耗，也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

我最近跟一些朋友讨论，觉得还是《雅典宣言》中说的“功能城市”，压根就没考虑中国的情况，人家说的就是欧洲就是美国。他们太多的urban、city跟中国比就是个县城或者小镇。就是500+万人口的metropolis，在中国也就一般省会城市水准。用搞县城的方法去规划中国的城市，当然行不通。

但是，计划经济下“职住一体”的思路，我自己觉得是解决大城市病的一个考虑方向。那就是企业要配套宿舍，政府不要总想着高价卖地卖房，出面在功能区附近修廉租房，企业、职工各负担一部分，花小钱办大事。政府拥有产权，搞出现金流在资本市场能融来大钱干别的，比今天这种涸泽而渔，弄出一堆债务，好处全归个人的情况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计划经济时代的“职住一体”是当时社会高度组织化体制的产物，现在很难再搞起来了。

个人感觉特大城市搞混合产业的卫星城可能会稍好些，思路仍然是职住一体，按照完整经济体系中小城市的标准建设卫星城，大多数人就近就业，少部分人在特大城市就业。

在产业布局上，卫星城应强调产业的适度集中与混合，如果搞成单一产业的卫星城，则将来产业衰落则很可能出现类似底特律和东北一些地区的问题。

现在从上到下利益纠葛合作博弈色彩浓厚，很难在宏观微观层面都达到较好的社会效益。

很多人说老毛那一代革命者不懂经济不懂建设，其实平心而论，那时候的很多制度安排都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大不放小”、“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思想。

属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