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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统计的二三事 -- 不器
我不太喜欢喝酒。
其实我挺享受那种喝酒之后晕乎乎的感觉，每当此时我的话都会比平时多一点，笑的比平时开一点，看什么也都更顺眼一点。只可惜我酒量太浅，喝过酒后总是头疼欲裂，常常疼的整夜都睡不着。于是久而久之我也只好尽量远离酒精了。
所以当领导告诉我晚上要陪上级审计局的人喝酒的时候，我绷着脸很不情愿。
“我酒量不行，晚上只喝啤的。”回到办公室我对李站长说。
没想到一向都表现的对什么事情都不太在乎的他，对喝酒这件事情极为重视。从上午一直不停地找机会给我做思想工作。我是真心怕头疼，死活没松口。
最后他说：“唉！你以为我能喝吗？还不是硬撑着。还有咱们领导，他酒量更差每次都吐。咱们这样不都是为了做好工作嘛。”
是的，之所以要舍命陪这些上级统计局的人，都是为了工作上的一个词——“砍数”。
我没有打错字，不是“砍树”，而是“砍数”。这大概是每一个搞统计的基层工作人员最头疼也必须面对的一个词。
那我们来说说看为什么数需要被“砍”呢。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之前有种奇怪的现象曾经在网上遭到热议，就是每年各省公布的GDP增长率都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长率。这种现象的原因国家统计局讳莫如深，说什么“需要改革统计方法和统计程序”，其实都是胡扯。真正原因就是各省需要好看的增长数字来作为政绩，而如果把这些数字汇总上去会远远超过中央ZF年初设定的GDP增长目标，而且超的太多太假。国家统计局也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拿出手，只好算了个稍微合理的数字出来。于是就出现了各省增长都很高，全国增长却稍低的滑稽局面。
这种事情的常态化自然搞的国家统计局很尴尬，最终他们决定举起大刀，开始“砍数”。也就是说我今年就大致是这么个数，你们要报太多太超了我就把它“砍”掉。
上行下效，既然统计部门从下往上都在多报超报，那咱们就一级级的砍吧。
这也就造就了目前搞统计甚至于各级地方政府的都把上级统计部门当爷爷供着的原因——因为人家有砍数的刀。既然各县区都超报，那砍谁放过谁、是抡圆了腰斩还是削个头皮算了，就是人家说了的算。俗话说：“数字出官。”，那么这砍数的权利就像是悬在各级地方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锋利无比、杀气十足。
领导曾经教育我：“你业务方面没什么说的，重要的是要跟你们李站长学学怎么和人处关系。什么时候你能像他一样和统计局的领导们搞好关系我就放心了。”
我只有点头，无话可说。
当天晚上某酒店里，我毅然端起一杯白酒：“我敬各位局领导一杯，希望以后对我多多批评指导。”一仰头，一饮而尽……
记得那天夜里回家吐了三次，天旋地转、一夜无眠。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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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工作有两套人马，一个是统计局，一个是统计调查队。后者是直属单位，理论上是不受地方政府影响的，数据质量会好一点儿。
调查队和一般的统计部门之间在调查对象上是有明确区分的。
比如价格情况，一般统计部门不需要去查，这是调查队的工作范围。
比如三上企业的经营状况统计，这就是统计部门的职权范围，调查队不会介入。
但是到了最上边，就可以用两者的数据相互印证了。
好奇害死猫之——lz一个月的工作任务一个小时完成、一年的工作任务一天完成——你工作之余干了啥？
税收方面是尽往低报，报高了明年会加任务嘀……
与地方有关的只有劳动力和土地，其它事项有专门的程序走，地方部门管不了。但象万科这类的税收也须按计划，不能按本年收入多了就多缴的思路来做。
早些年有些省喜欢往低里报，不过胡温时代好像这个风气没有了。
CPI似乎各省有一个直属中央的调查大队在采集和修正数据，GDP的统计修正不晓得是怎么做的，我以前问发改委的同学，她说她们直接拿国家统计局送过来的数字，不过问数字可靠性。
cpi就像您说的，是统计调查队在做，和地方上没什么关系，应该靠谱些。
gdp的统计里起码投资这个数字假的很。而国内投资占gdp比重还特别高。所以...
至于低报，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是有低报的动力的，后来就没什么意义了。据我所知后来有的国家级贫困县为了继续享受中央补贴而少报，但在总量里占比很小。
DHCP的失效期有设的这么短的吗？能设这么短的吗？编故事吧
关上一会儿再开ip会变是别人教的，也的确有用。
当然很多时候ip还是不变，我也不懂为什么，就只有等会儿再试。
另外如果你希望这是编故事，你就当做是编的也没什么。
从2013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的统计部门都把工作重心放在了一项重点工作上——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这的确是一件大事，由国务院牵头十几个部委参与，中央直接经费与地方配套经费投入无算，动用基层普查员人数超过300万。
普查手册里写到：“认真搞好经济普查，对研究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优化经济结构，改进宏观调控，开拓新的就业渠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改革统计调查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统计监测和预警、预报系统，将发挥重要作用。”
李站长早看出来我“创造数据”时骨子里面总藏着股扭扭捏捏的劲儿，放不开手脚，于是和我商量：“要不然你去负责经济普查这块儿？”
我欣然点头。
可以看出国家对这次经济普查真的是很重视的，早在开始之前，我就去参加了好几个“动员会”、“准备会”，有的会还明确要求机关负责人也要参加。接着又参加封闭培训，听省里市里领导做指示，听具体的普查业务培训……
我坐在下面越听越觉得坐不住，觉得像会上讲的和培训的这样认真的查上一次，那地方上的各种猫腻岂不都要浮出水面了。心里有一点点不安，因为我自己也参与到了这种“猫腻”之中。但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我早已经在这片黑雾里憋得难以喘息了，迫切地希望有揭开盖子的那一天。
当然，这种挣扎和兴奋我一直掩饰的很好。
我只把那点不安戴在脸上，去问李站长：“照他们说的这么搞，咱们这些虚拟的企业和项目，还有那些数据可怎么办？”
“其他县区的人什么反映？”他问我。
我想了想说：“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李站长笑着像在念绕口令：“那不就是了。轮不到咱们去想，市里面比咱们更着急想办法，省里面比市里面更着急想办法。到时候总有办法的。”
看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将信将疑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上级要求我们抽选基层普查员骨干来接受普查培训。我从辖区内的各个居委会和村委会要来了人手，带他们参加培训。
这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有3个人，分别是老王、小张和丽丽。
老王是某村的村干部，年纪比较大了，精神也不好，听培训时总是在睡觉。我坐在他身边提醒吊胆的，听他打鼾就赶快碰碰他，免得影响不好。不过李站长特别嘱咐过我，老王是参加过几次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的老将了，真遇到什么问题反而是他最有经验。
小张是个年轻小伙，但我对他印象不太好。因为培训时总是见他低头玩儿手机，我私下问他：“刚刚培训时讲XX情况怎么处理，你听明白了没？”
“不太明白。”他若无其事的回答。
“你认真听呀，不然到时候工作做不好怎么办。”我有些不满。
“没事儿。”他轻飘飘的回答一句，扭头竟自走开了。
丽丽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姑娘，刚到居委会工作不足一年，做事还带着几分认真的学生气。听培训时只见她用个小本不停地记啊记的，休息时还把没听懂的地方拿过来问。让我非常欣慰。有次我对她说所有普查员里我就对她最有信心。她开心一笑，蹦蹦跳跳的走了。
后来大家相处久了，有一次老王不经意的对我说：“我看小不你做事很认真嘛。”
我当时以为是夸我，心里还挺开心。现在回想他当时的语气，回想后来的经历，真是令自己汗颜。
培训过后没多久，普查工作就开始了。
我作为普查指导员，对老王小张他们的培训成果非常了解，于是第一天把他们都召集到丽丽的普查区：“今天上午我带着丽丽一起，挨家挨户开始普查。你们都跟着看，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问。到时候回去学样做就是。”
于是我带着他们在地图上标记地址点，设计路线，按照左手原则对所有经济单位挨家挨户的上门自我介绍，询问情况，填写表格等等。总算是半天下来，看他们都掌握的差不多了才放心下来。
在忙碌了几天以后，各种数据和表格都交了过来，我把这些材料汇总之后给上级统计局做了报告。
没过多长时间，电话打过来说：“你们的数据我们看了，不够。”
“什么不够？”我诧异。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不够。”对方回答。
“我带着他们标地图画路线，他们按左手原则一扇扇敲门统计的，我还专门询问核实，怎么可能漏？”我非常不解。
过了两天，上级部门来复查。在丽丽负责的普查区我和领导陪着他们转了一下午，近两百个调查对象里只漏掉了一两家，误差率绝对合格。
晚上一起吃饭，上级领导说：“肯定还是有漏的，像今天这个规模的普查区起码应该有一千以上，你们这才四五百，还差的远。还有S村，隔壁县一个行政村起码有两百左右，你们只统计出来三十多。别的不说，继续查吧。”
第二天，丽丽下午跑到我们办公室，小姑娘一脸着急：“不器，你让我们接着查，可是怎么也查不出来几家了。我从哪儿再挖出来几百家出来。”
我无奈的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小张上午交来的表，有些脸红的展平放在她面前：“这是S村的表，上级说符合要求了。你参考一下吧。”
丽丽面前的表格上面，S村的三十几个经济单位已经变成了一百七十多个，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排列着小张的字迹：“李大豆腐店，王二豆腐店，张家豆腐店，李三豆腐店，钱四豆腐店……”
那一刻，我站在她面前没有抬起头的勇气。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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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看上了的干部，这统计局愣就砍他的数！
于是，或者组织部事先给统计局发名单下指示，或者事后以反党办他统计局长（相威慑）。
不过，如果像不厚这样红二代强人做统计局长，不怕它什么鸟事前事后，不就等于做了组织部长了？！
俺这胡咧咧，权当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