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安多佛王——嘉木样呼图克图【中】 -- 京华烟云AMIP

公元1682年，西藏一代雄主、六十八岁的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第司桑结嘉措接管了西藏地方政权，他对外隐瞒了达赖去世的消息并开始大权独揽。此后，桑结秘密寻访到了其恩师的转世灵童，也就是生于藏南（其家乡今天已经被印度占据）的仓央嘉措。

达赖活佛系统迄今已传十四世，去除早亡的四人外，剩下的十人中竟然有六人出身卑下，另二人出身虽非农奴百姓但家世也并不显赫。一方面可见王侯无种，生于寒微之家的孩子也有机会登上西藏最高权力宝座，某种程度上是佛教众生平等观念的体现；另一方面，这也是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制约的结果，当势力均衡相对均衡时，掌权者们就往往不得不折中选择没有派系根基的贫门子弟以避免更大的纠纷。

与许多位达赖喇嘛一样，仓央嘉措也生于贫苦的农家，但与那些一直被当作宗教领袖培养的小活佛们不同，他直到十五岁之前都生活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之中，不必像他的前世和后世那样从小便面对青灯古佛。

直到公元1696年，“柜中的骷髅”终于被揭穿——康熙皇帝意外得知了西藏摄政桑结嘉措隐藏五世达赖死讯达十六年之久的惊天秘密。恐慌之下，桑结嘉措只好一边向朝廷谢罪，一边把早已寻访出来但一直被他藏匿在民间的转世灵童仓央嘉措迎至拉萨，六世达赖喇嘛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政治傀儡生活，一直到其二十三岁遇害才得以解脱。

虽然仓央嘉措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根据历史记载以及西藏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些故事，桑结嘉措对他的教育还是十分重视的。关于桑结究竟是俗人还是僧人，历来都有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他应该是出家的僧侣，不过嘛，他身为僧人却不守戒律，公然娶妻生子——史载“他虽作出家人装束，却又公然找了二个女人为‘主母’，且与其生有子女”——让僧俗官员对自己磕头礼拜，后来竟试图把摄政职位世袭给自己的儿子。

因此即使在桑结嘉措权势最显赫的时候，反对他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或者说，已经破戒的他是不具备主持黄教的资格的，因此西藏摄政很可能打算把小神王培养成一位学识渊博的顶级僧侣，将来第司主政达赖主教，两人配合着来。

既然这样，就要给年青的仓央嘉措找一位顶级学霸做老师，那么，黄教喇嘛哪家强呢？桑结嘉措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同学，名声如日中天的嘉木样协巴，两人都是五世达赖的学生，嘉木样比桑结大五岁。

于是，在同学的再三邀请下，嘉木样不得不结束二十年的隐居生活，接受了郭莽扎仓堪布的职位，成为哲蚌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据说得知他到哲蚌寺任教的消息，各地学生从西藏和西藏之外蜂拥而来，除了普通僧人外，还有来自蒙藏的大批王公贵族与成名活佛。

据后人统计，在担任郭莽扎仓堪布的八年多时间里，嘉木样培养出了四大赛赤（黄教名誉教主甘丹赤巴的尊称）、十大国师、五大堪布、五大格西、四大成就高僧、二十九名弘法大师等众多高足，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声誉也达到顶峰。藏族传说里，黄教祖师宗喀巴正是文殊菩萨——藏语为“嘉木样”的化身，因而人们都称颂嘉木样协巴为“宗喀巴再世”。

其中最有名的学生有两个，第一个便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这也是桑结嘉措请嘉木样出山的主要目的。也许有人问，不对啊，你前面不是写过仓央嘉措拜五世班禅为师了吗，怎么又出来一个师父？这就要说说藏传佛教中上师与经师的概念了。

我们都听过皈依“三宝”的说法，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对藏传佛教信徒来说，却是要皈依“四宝”而非“三宝”的。这多出来的一“宝”，便是上师，也就是藏语中的“喇嘛”——藏语中， “喇”为“上”，“嘛”为“人”，有上座法师之意，《射雕》里有个番僧叫灵智上人，实际便是灵智喇嘛。

而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法王”一词，本来是佛教中对佛陀的尊称，也用来称呼菩萨和阎王等佛教高层，元朝时这个词专指总领天下宗教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即花教）领袖，比如帝师八思巴等人，后来逐渐演变为具一定地位的大活佛之敬称。有意思的是，对于罗马教皇，明清时中国东南沿以及日本、朝鲜的基督徒竟称之为“罗马法王”。

对于一个藏传佛教僧人来说，上师喇嘛通常只有一个而且是终生的，除非还没有学完上师便去世了，或者学法者彻底更换门庭，而后者极其罕见，因为此举意为着与原教派一刀两断甚至反目成仇。上师通常是这个僧人的授戒堪布即授戒仪式的主持者，术语叫做规范师。

在藏传佛教概念里，喇嘛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佛法僧三宝的集成，也就是说，只有先皈依喇嘛并通过上师的引导，弟子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皈依三宝。因而对于某个特定的修行者，喇嘛的地位不仅在护法神之上，甚至也在佛菩萨之上，因为上师是修行者到彼岸的唯一入口，而护法神、佛、菩萨其实都遥不可及，现官不如现管。

现在许多人应该已经知道，并非所有的藏传佛教僧侣都可以称为“喇嘛”，这个词原来仅是对高级僧侣的尊称，普通僧人一般只能称为“阿卡”或“扎巴”，后来随着汉藏混居，没那么多讲究的人们叫得也就随便一些，“喇嘛”区分得也就没那么严格了。

元朝以后汉藏交往越发频繁，汉人不仅用喇嘛来泛指所有藏传佛教僧侣，还将他们的教派统称为喇嘛教，其中也不无贬义和轻蔑，具体不多赘述。

而经师则可以不止一位。他的任务是指导学习具体课程，因而不同的课程往往由不同的经师教授。尤其对有地位的大活佛来说，他们从小要学习的经典非常多，术业有专攻，一个人不可能啥都知道，因而通常情况下会由好几位经师来讲授。上师和经师的关系，用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比喻，大致相当于班主任和各科老师，班主任可能兼任某科或某些科的老师，但通常不会兼任全部，无论班主任还是单科教师，对学生来说都是老师。

的确，六世达赖的上师是五世班禅，公元1697年，后者为前者剃发授沙弥戒，取法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简称仓央嘉措。但班禅常驻日喀则很少来拉萨，两人的实际接触并不太多，桑结嘉措另外为仓央嘉措挑选了三名日常讲法的经师以督促他努力学习，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嘉木样。

很快，学富五车的嘉木样就吃了大苦头，被叛逆期的小神王搞得苦不堪言，任你辩尽天下无敌手，如今却是有理说不清。

黄教是藏传佛教中戒律最严格的派别，身为名义上的黄教之主，六世达赖喇嘛面临的规矩无疑更多。他生于自由的红教家庭，又在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家乡长大，突然成为深宫高墙内的傀儡，还被强势的摄政任意摆布，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做为无言的反抗，他既不修法，也不争权，反而修园造林，寻芳猎艳。据说，他私自在布达拉宫正门旁边开了一道小门，夜间悄悄溜出，带上假发，穿上世俗人的服装，混迹拉萨民间，过他的风流生活。

传说，这位年青的神王兼诗人秉性多情，常常偷偷溜出布达拉宫与情人幽会，而民间对他也颇为欢迎，那里不仅有他仰慕的姑娘，而且还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因此佳作频出。但后世许多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而是认为仓央嘉措并非如凡夫俗子般沉浸情欲，更不会破戒，他不过是在花丛中体验“色即是空”的境界而已，那些貌似情诗的作品其实都饱含着佛理。

当年，有欧洲传教士曾来到拉萨传教，从而留下了西方关于仓央嘉措最早的记录。但是，对于这位禁欲到自虐的狂热神父而言，放浪形骇纵意花丛的仓央嘉措简直就是欲望的化身——在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他以非难的口吻形容这位年轻的异教徒领袖如何酗酒、赌博、举止粗俗，而且似乎还是双性恋，“少女，已婚妇女或者不分性别的容貌姣美之人，都难逃脱他肆无忌惮的淫荡。”

很显然在他眼里，仓央嘉措与青春期精力旺盛的街头小流氓没什么两样。但与此同时，传教士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如此，他还是深受西藏人民的爱戴。他们认为他违反教规是受到神灵的启示，来检验他们的忠诚。”

可想而知，做这样一位小混混般学生的老师，该有多么艰难。据说嘉木样等几位经师此后都被小神王弄得狼狈不堪——由于仓央嘉措经常逃学，他们不得不时刻警惕，一旦发现苗头就要跟在少年达赖喇嘛后面求他赶紧回去，以免摄政追究责任。

于是，身为黄教首屈一指的大学者，五十多岁的嘉木样像私塾先生般做起了孩子王，而其实他比私塾先生更痛哭，因为私塾里如果学生调皮，先生便可打手板罚站，训斥一番更是家常便饭，而仓央嘉措是黄教教主，既不能打也不能骂，嘉木样只能用牛刀杀鸡，发挥自己天下无敌的辩才苦苦哀求。

在一部六世达赖喇嘛的传记里，以仓央嘉措的口吻写道：

“那时我正年幼，少不更事，听师父讲法时常常坐不住，走来走去，不合听经的规矩。每当这种时候，我那皤发皓首的经师总是站起来，手执经卷，随我在身后规劝道：‘您圣明！劳驾！请别这样，请坐下来好好听。如果足下您不听的话，第司就该责骂我了。’

“每当他这样双手合十，规劝我的时候，我也就乖乖地坐了下来。师父重又坐到我的面前，继续讲解未完的功课。”

这样多次下来，搞得老师和学生都无比痛苦。此外，西藏摄政桑结嘉措还亲历亲为，不仅亲自挑选甚至编写书籍要求仓央嘉措仔细阅读，而且对其日常行为严加管束甚至经常突击检查，这更增强了六世达赖的逆反心理。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与嘉木样类似，桑结嘉措也是当时著名的大学者，只不过他不像前者那样专心佛学，而是涉猎广泛，在历史、文学、艺术、历法甚至医学方面，都有精深造诣，为后人留下了二十多部经典著作，其名声早在五世达赖生前便已远播藏区内外，六世达赖自然知道。现在，自己既爱玩又会玩的桑结嘉措却只许仓央嘉措埋头念经，此举难免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嫌疑，如何能让花样年华的小达赖心服？

就这样，在背后那双严厉的眼睛的注视下，郁闷之极的仓央嘉措极可能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并最终在他到扎什伦布寺向自己的上师班禅接受比丘戒（此戒是成为一名僧侣的正式标志）时总爆发——就在受戒的最关键时候，六世达赖突然发难，他向着五世班禅涕泪横流大吵大嚷，宣称不但拒绝接受比丘戒，连此前受过的沙弥等戒也一并奉还上师，自己宁愿不当活佛只求自由。最后，达赖哭着向师父磕了几个头，劝老人家不要难过，随即扬长而去，班禅也无可奈何徒然叹息。

据说经过这么一番闹腾，西藏摄政对黄教神王彻底失望，心灰意冷加之政务繁忙，桑结嘉措再也懒得多管，任由仓央嘉措放纵去了。此后，嘉木样与仓央嘉措的师徒关系已经名存实亡，请其出山授徒却搞成一副烂摊子的桑结嘉措深感过意不去，于是与嘉木样商量，征询他有没有出任黄教名誉教主即甘丹赤巴的意愿。桑结保证，只要老同学有意，将来肯定能登上甘丹赤巴的宝座，只不过嘉木样要先担任夏孜法王来暂时过渡一下，因为这是祖师爷留下的规矩，不好轻易变更。

前面说过，甘丹赤巴即黄教祖寺甘丹寺的寺主，代表着黄教祖师宗喀巴的道统继承者。甘丹赤巴在黄教初期曾是名符其实的教主，宗喀巴、甲曹杰、克朱杰等大佬都曾任此职。不过后来，随着哲蚌活佛（达赖喇嘛前身）的兴起，甘丹赤巴的权力逐渐下降，最终成为一个名誉头衔，通常由黄教中水平最高的学霸出任，虽然没有多少实权但地位极其尊贵，堪与达赖、班禅并列。

按照黄教的规矩，甘丹赤巴只能从甘丹寺两大扎仓（即学院）——绛孜扎仓和夏孜扎仓的堪布（即院长）中选拔，这两个职位因而被尊称为绛孜法王和夏孜法王，他们轮流出任甘孜赤巴。绛孜法王的人选来自下密院的堪布及离任堪布，夏孜法王的人选则为上密院堪布及离任堪布。

而这些堪布和离任堪布们则被称为“堪苏”，人数自然很多，也就是说他们难得有机会当上两个法王，成为甘丹赤巴的几率自然更小。嘉木样没有做过上下密院的堪苏，出任夏孜法王已经属于破格，再过渡一下便能坐上甘丹赤巴的黄金宝座，这样一步登天的好事哪儿找去，桑结嘉措显然颇有诚意。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嘉木样却断然拒绝了老同学的好意，不仅如此，他连郭莽扎仓的堪布也不想再做了。最后，在嘉木样的再三要求下，桑结嘉措不得不答应，改任他为担任帕邦卡寺的堪布，那是拉萨北郊的一座小庙，建在两块大石头上，据说当年松赞干布和大臣曾在此创建了藏文，因而成为著名圣地。

该职显然是个闲差，嘉木样之所以坚持从拉萨来这里，一方面是因为被自己的学生仓央嘉措搞得心力交瘁，实在需要休养恢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西藏政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故，他不想淌进浑水。

尤其是这场变故的引发者，竟为嘉木样的另一个学生。

【待续】

第一个自然是达赖喇嘛，黄教神谱中为祖师宗喀巴的小弟子根敦朱巴转世，民间尊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黄教的一号人物，势力最大覆盖全藏，是西藏事实上的一把手。采用转世形式继承，拉萨哲蚌寺和色拉寺的世袭寺主。

第二个是班禅额尔德尼，黄教神谱中为祖师宗喀巴的二弟子克珠杰转世，观世音师父无量光佛的化身，黄教的二号人物，宗教地位与达赖相当，但政治势力却远远不如，只对后藏即日喀则地区有一定影响力。采用转世形式继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世袭寺主。

第三个就是甘丹赤巴，黄教祖寺甘丹寺的寺主，被认为继承了祖师宗喀巴的法统，因而也是黄教名义上的教主。与前两人不同，甘丹赤巴不是转世而是推选出来的，通常由黄教中最德高望重的长老学霸担任，七年一任，一般不得连选连任。

在黄教初期，甘丹赤巴是最高领袖，宗喀巴、贾曹杰、克珠杰等都担任过这一职务，后来随着达赖与班禅系统的兴起，它逐渐蜕变为一个荣誉职位，虽然没有多大权力，但影响力很大，也有资格出任西藏的摄政王。

四大林活佛是个统称，指的是有资格在达赖成年之前担任西藏摄政王的几个大活佛系统，因为他们在拉萨的府邸都带个御赐的“林”字，也就是“庙”的意思。包括：

功德林活佛，又名济隆活佛，也叫达擦活佛，出过两个摄政王。

丹吉林活佛，又名第穆或德木活佛，出过三个摄政王。

喜德林活佛，又名热振活佛，出过两个摄政王。

策墨林活佛，也叫卓尼活佛，出过两个摄政王。

还有说法认为喜德林不在其中，另一个林是策觉林，但是该林并没有出过摄政王，存疑。

除他们之外，第珠活佛或称德珠活佛也曾担任过西藏摄政王，与四大林是平级的。另外，级别高于他们的两巨头，班禅额尔德尼和甘丹赤巴自然也有资格担任摄政王，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藏族历史也挺复杂啊。毕竟藏区加上蒙古各大小自治区占了中国40%的土地，不认真对待，无法了解蒙藏民族。

关键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系统，在中国除了汉族就数他们了。

松赞干布之前的藏区历史是很模糊的，没有文字，充满神话传说，信奉类似萨满教的原始宗教苯教。自松赞干布引进佛教，并参照梵文字创造藏文，藏区才开始呈现清晰的历史脉络。经过一段时期的佛、苯之前的残酷斗争，苯教也跟汉地的道教一样，“佛规道随”，成为只有表面形式不同而实质内容跟佛教差不多的宗教。曾经强盛的吐蕃也在佛苯斗争期间瓦解，分裂数个地方政权，而地方政权又无不扶持佛教，藏传佛教因此又产生宗派之分。藏传佛教通过与地方政权合流，通过“活佛”转世制度，逐渐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各个地方政权（宗派）之前相互争斗，此起彼伏。同时由于各个宗派力量的薄弱，又不得不依附、仰仗、引进外来势力，使得蒙古、满族势力进入藏区。元、明、清、民国等中央政权，无不通过扶持、笼络藏传佛教领袖来羁靡、统治藏区。佛教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了藏区，藏区人基本上都是佛教徒，佛教文化贯穿藏区人民生活和历史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藏区历史就是一部藏传佛教文化发展史，藏文化几等同于藏传文化。

汉藏之间存在佛教文化这个文化纽带。

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都属于大乘佛教，惜乎某些汉地宗教徒因为片面认识，污蔑藏传佛教为邪教，而更多的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还停留在“双修”、人皮鼓、天葬、“活佛”等神秘偏负面的印象上。

民国时期，汉藏有识之士已开始通过藏传佛教文化时行沟通交流，许多藏传佛教人士来到汉地传法，而汉地人士也远赴雪域学法，形成汉藏交流的一个小高潮。现在，大量的藏文化告别是藏传佛教文化书箱出版，人员来往密集，藏文化已揭开神秘的面纱，有心的人，都可以更全面、客观地认识藏文化，许多误解也可以消除。

藏传佛教继承了印度那烂陀的教育制度，出家僧侣一般都要通过十几年的显宗知识学习和训练，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正确的知见，才能进行密宗训练。起码地佛教理论层面，比汉传佛教更专业、更扎实。自然地，汉藏佛教起码在显宗方面，是可以无障碍地沟通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