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分久必合为何只出现在中国？(原作：孔门弟子) *** 强烈推荐！*** -- 煮酒正熟

分久必合为何只出现在中国？

原作：新浪三国论坛 孔门弟子

(一):问题提出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三国演义的这个开篇语给人的感觉象一个老人阅尽沧桑后的经验之谈，当我们以理性反省之，会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但当我们真正走进中国的智慧，又会慢慢理解这其中似乎不合逻辑的道理。

先从理性分析上说，合久必分，基本符合历史的经验，它讲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会永远存在下去，不论中西，对传统的王朝政治来说，这是没有疑问的，任何一个帝国，不论它曾经如何辉煌，最后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崩溃瓦解。但这一点是否对现代国家使用呢？带有帝国性质的，都难以摆脱这一规律，但对于那些民主的共和国呢，至少我们迄今为止无法依据历史经验作出论断。而从理论上分析，由于现代民主制的共和国在性质上与传统的帝国已经根本不同，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了很多传统帝国无法克服的难题，比如王位继承问题，比如分省统治问题，比如阶级矛盾问题，等等，所以对合久必分的规律是否依然会在现代社会延伸，我们无法论断。

那么分久必合呢？我们先把问题讨论限制在传统社会。但即使如此，我们首先也会发现，这一规律在西方并不适合。对于中国，从历史经验上讲，分久以后是合了，但其中是否有必然性呢？这个“必”字又是从哪个意义上说呢？又如何证明那长时间分裂之后的统一不是历史的偶然？

(二)：西方的情况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何西方没有出现分久必合。

西方社会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统一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分裂瓦解以后，西方社会就一直“分”下去了，由封建社会下的邦国分立一直到民族国家的兴起，各国并立成为成为西方社会的常态。即使出现了象奥托大帝、拿破仑或希特勒这样欲统一整个欧洲的狂人，也会因为反对与分离的力量过于强大而功败垂成，因为在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他们首先会意识到自己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欧洲人。他们会感觉到彼此之间巨大的差异，这种对差异的感觉远远超过对共性的感觉，虽然共性也不少――在中世纪时，共同的语言拉丁语，共同的信仰基督教，曾经起到巨大的融合作用。但这些共性因素无法阻挡地域性的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的基本组织形式，地域性的民族语言成为主要语言。

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虽然如果做细化的统计，中国分裂的年份可能比统一的年份要长，但自秦汉以后特别是宋朝以后，大多数中国人首先把自己看作汉人或说华夏，其次才会想到自己是哪个州或哪个郡的人（春秋战国时候还不是这样的，人们首先会想到自己是秦人、楚人，等等）。即使出现分裂割据，割据的君王如果足够强大，都会以统一作为诉求，而不会只满足于偏安割据。

(三)：地理因素

为这一现象寻找根源，地理是一个必须分析的因素。

中国文明区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到黄土高原及四川，基本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这种地形使中国文明区基本成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很难有一个或几个区域具备形成独立国家的条件。

由于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导致交通的便利性，即使有部分区域形成割据，由于人事等方面的作用，总会使强弱发生变化，较强大的割据势力便能够吞并较弱的势力。即使有象四川盆地这样相对独立的区域，如果其他平原地区被一个势力所统一，天险便不足以保护位于盆地内的割据势力，因为它在综合实力上比中原地区的势力相差太大了。

地理因素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不能过于夸大。比如欧洲有比利牛斯、阿尔卑斯等高大山脉保护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有英吉利海峡保护了不列殿，但却无法解释欧洲中部大平原的国家为何分立，甚至也包括法国和德国，因为他们之间的自然分隔同样是极易跨越的，但他们却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地理因素无法解释大多数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为什么更喜欢呆在一个民族性的国家中，而不是热衷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国家。因为即使在拿破仑或希特勒，他们扩张的动力更多的是为了法国人/德国人夺取更多的土地和财富，而不是要把其他国家的人都变成法国人或德国人。

(四)思想因素之基督教

下面我们探究精神性或说思想性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有一个预设：如果我们排除系统性的思想的指导因素，那么，在一个分-裂割-据的人类社会中，在利益的驱使下，两种相反的力量同时在影响局势的发展：每个独-立势力的统治者首先会追求自保和不被吞并，其次，较为强大的势力的统治者会追求扩张。第一个驱动因素是优先的，第二个因素必须以第一个因素为前提。如果割-据势力足够多，追求均势比追求统-一更加容易实现，割据并存而不是统-一更加符合自然的状态。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原先的蛮族日耳曼人在废墟上建立了新的国家。原先罗马的文明与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耳曼人的文化是非常落后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更多得受到直接利益而不是精神性的思想的支配。这是欧洲长时间分-裂的一个因素。

从我们的问题角度考量，中世纪影响欧洲人精神领域的主要是两方面的思想，一为基督教，一为自然法。也就是说，正是在中世纪的欧洲，来自希腊和希伯来的两种传统开始汇合。

基督教预设了尘世与天国的区分，对应于社会层面，就是世俗国家与超国家的教会的区分。基督教虽然是一个促进欧洲整合的因素，却不是一个促进统-一的力量。一方面，它在理论上宣扬的是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关注世俗国家统-一与否；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基督教会为了不使自己被世俗国家所控制，更倾向于支持分-裂割-据的局面。事实上，正是由于中世纪欧洲政治上的分-裂才使基督教会的影响空前强大。

(五) 思想因素之自然法

自然法的思想来源于希腊-罗马传统。古希腊斯多亚等学派都论述过自然法思想，这一思想在罗马时期得以现实化，并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罗马统治下的各民族都对罗马的法律印象深刻。

自然法之最重要的意义是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理念，自然法认为法律并不只是人制订出来的，它有深刻的根源，宇宙本身有固有的规律，人类社会也同样如此，制订法律者是在模拟、体现、展现那些本有、固有的律则，所以法律是高于国家及政权之上的。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国家应当而且也能够按照从根本上说是相通的法律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事务。因此，割据并立的势力之间就有了大家都认同的游戏规则，并且他们都认为这一游戏规则具有高于国家之上的神圣性。

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同盟与条约才有基础。而均势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相关的势力或国家对条约的信守程度。如果没有自然法的观念，相关的国家随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背盟，均势便很难维持，这正是中国战国时期所出现的局面。

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中世纪欧洲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这两个因素在理论结构的深层是相似或说相通的。

基督教最重要的文本是《旧约》和《新约》，所谓约，就是上帝与人所订立的约定，而约定就是法，约定因为有上帝做保障而确认其神圣性，这与自然法的论述是类似的，只是在自然法那里，自然和宇宙规则替代了上帝的位置。

在基督教和自然法的论述中，世界的结构都是二元的，在自然法中，法律来源于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与基督教中超越于世俗世界的天-国相类似。

同时，基督教和自然法都落实于对个体的规约，并以规约为个体提供基础与保障，所有个体正是因为站在同样的基础上（不论是相对于上帝还是相对于自然或自然法），所以才确立了个体之间相对的自由与平等。而这样一种基础，不仅形成了平等并立的个人，也形成了平等并立的国家。

(六) 周公与周王朝的分封制 之概述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以前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从一个大的区域和长的时段来讲，分立并存是常态，中国大一统的理念及状况都是一个异数。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中国文明开始走上独特的发展进路大致是从周朝开始的。周朝的制度特色集中体现在以分封制为代表的一套制度设计上。周公在这里是一个符号，象征了那一套制度的设计者。我们之所以拿周公来作为象征符号，是因为周朝这一套制度设计的意义要经过孔子的阐发才得以显现并影响后世，而孔子是把制度设计的功劳归于周公的。

周朝所行的分封制与西方中世纪的分封制是有很大不同的。周朝的分封不是在已征服的国土范围内分封，而是一种扩张。扩张是从两层意义上说的，首先，对于燕、齐、秦、楚等边疆诸侯，周王分封给他们的土地是尚未完全纳入疆域的土地，他们诸侯们必须靠征战周边民族才能建立自己的诸侯国。事实上，周朝的分封制由于将扩张征伐的权力下放到诸侯，使周天子辖下的土地有了大规模扩张，这也可以看作华夏文明圈的一次大规模扩展。

其次，这一扩张是国家机构及权力在纵的方向上的扩张。在周以前，由于国家机构非常松散，中央的权力很难深入到地方层次。周王朝之所以能够有气魄以分封诸侯的方式扩张，就是从文化和制度上较好地维持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

(七) 周公与周王朝的分封制 之探讨

这一依托于分封制的扩张是非常有效的，其有效性在于很好地解决了任何扩张中必然遇到的一个矛盾，即保留原有地方特性与统一融合的矛盾。

扩张意味着征服新的民族，被征服者有与征服者不同的文化与习俗。历史上的征服者往往面临这样的两难：要么强迫被征服者改变自己的文化习俗，以服从于征服者，但这往往非常难于推行，会受到激烈的反抗，并种下仇恨，面临被征服者报复的危险，也使统治难以稳定。当然，如果征服者的人数与文化全面超过被征服者，最后可能会完全消灭和同化被征服者，比如欧洲人对于印第安的情况，但在现代以前，都不曾发生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情况，这一条路一般较难走通。

那么征服者的第二种选择就是只在政治与军事上要求被征服者服从，并以收取贡税的名义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对被征服者本有的文化习俗不与干预，这就是罗马帝国所采取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帝国的上升和稳定时期是有效的，但任何帝国在时间的磨蚀中总会走向腐败，中央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后，周边原先被征服的民族便会从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新凝聚力资源，并寻求摆脱帝国的控制。由于文化是形成认同感的主要资源，因此，被征服者此时很容易便建立新的国家，并且是与原征服者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因为在帝国时期，他们也根本没有融合在一起。

(八)周公与周王朝的分封制 之实践

在华夏文明圈的周边地区，原来有一些相对独立发展的部落文化，比如被成为东夷的诸民族及长江流域的部落和民族。这些民族的文化并不一定比周落后。

周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其组织性。由于在分封过程中授予诸侯相当大的自主权，诸侯们能够因地制宜地根据所处地域土著民族的文化习俗采取相应的变通措施，因此周文化与各诸侯国的地域文化逐渐融合。

而同时，周王朝又通过朝贡制度等一系列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措施，来保证中央与各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周公特别重视周文化的传承与保存，使周朝在分封式的扩张中，很好地保存并发挥了文化的作用，使中央与各地方诸侯国之间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关联，更有文化上的血脉相连。

正是由于有这种文化上的血脉相连，所以即使后来政治形式发生变化，各诸侯国离心力增强并逐渐独立以后，各诸侯国之间的人民才会感受到他们彼此来自同一个祖先，相通性大于相异性。这一点也使周天子的地位保存的时间得以延长，以致于战国时期，虽然各国彼此对立、互相征战，但他们对同处周天子名下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因而与欧洲加洛林帝国分裂后法、德、意三国的情况有根本性的不同。

(九) 孔子与公羊学派

周王朝的这些努力如果没有孔子的话，依然无法对中国文明后来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周王朝事实上是如何做的，而关键在于孔子依据周王朝的政治实践阐发出这样一套思想和理论。

孔子学说的主要意义不是像后来部分儒家所阐述的那样局限于道德领域，虽然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把他的一套学说落实于对个人修养的要求上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脉贯通的，“克己复礼”希望成就的主要是一套政治秩序。

回到我们的论题。我们说孔子讲述了大一统的学说，实际上这一学说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容易理解。这里又不得不提到《春秋公羊传》，是在这里面，孔子大一统的学说才得到系统的论述。

孔子著的《春秋》，只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后人（与孔子相隔时代不远）解释春秋的有三本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严格说来，《左传》并不是解释春秋的书，它是一本独立的历史著作，只是因为所记述的时代与《春秋》基本重合，并且记述比较详细，某种意义上可以构成对《春秋》的注解。《公羊传》、《谷梁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谷梁传》影响较小，并且没有建立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公羊传》是依托《春秋》阐释了一套系统的思想。

(十) 大一统之深刻内涵

依照《公羊传》作者的说法，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字里行间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孔子所修订的《春秋》是否一定包含《公羊传》中所体现的那些政治思想，我们不能断定。但《春秋》中确实可以看到一些有规律性的“义例”，比如它称呼某个诸侯为“伯”或“子”有时前后并不一致，有时还与历史记载不相符，但本身却有一定的规律。在《公羊传》的解释中，这是孔子将自己的褒贬蕴涵在这些称号中，对行仁义的诸侯，他通过某些称号来赞扬，有恶行的诸侯，就贬低。

孔子的《春秋》很少有直接性的评论，多是一些事实性的记述。《公羊传》指出，孔子通过这些事实性记述，不仅表达了自己的褒贬，还通过褒贬建立了一套政治思想，大一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

大一统中的“大”是“以……为大”的意思。大一统首先是从区分开始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这里面实际上有深刻的哲学道理。大一统并不是无原则地要把所有的民族都统一，因为对差异性的忽视或强制抹杀恰恰会导致差异性的反抗。要淡化差异性，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差异性分成层次。“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结果并不是把夷狄完全排除在外，而是通过把差异分出层次而表达了差异的可跨越性，所以夷狄可以进为诸夏，诸夏可以进为国人。大一统学说的本质正是要阐述这种通过文化的力量能实现民族融合的可能性。

(未完，待续)

语言，文化优势，经济纽带，是关键。

当这些不再是优势时，分裂是有可能的。

华族血统比欧洲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