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33：宋兹父——小国争盟 -- 桥上

宋兹父，兹父是名，宋是氏，他是宋国国君，谥襄，后人尊称他为宋襄公。

宋国是个特殊的诸侯，严格说来并非诸“侯”，当时在《春秋经》中，一般受了周王室册封的各家诸侯生前的正式称呼都是“侯”或“伯”，未受周王室册封的则是“子”或“男”，而宋国国君生前的正式称呼是宋公，只有极少几家诸侯有此待遇。

关于“公”、“侯”、“伯”、“子”、“男”的地位，我曾有系统些的讨论，您如有兴趣可移步 《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上》和《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下》。

当初，周王朝刚建立时，周武王虽已“克商”，但殷商势力还很大，在周王室和好几家诸侯那里，都安插了很多刚降服的“殷民”，所以为安抚他们，就不能不安顿这些“殷民”逝去的祖宗。几经周折，周王室最终搬出了一位殷王室的支系微子-开（微子-启）作为“殷民”的族长，主持对他们祖宗的祭祀，让他们在殷商故地建起他们的“国”——“宋”。而且，虽然周家族长占据了“王”位，但还是把自家族长原先的称号——“公”给了殷家族长，许他“于周为客”，即周王室不把他当臣子，还许他们家保留了自家原先的天子乐舞等一般诸侯家不可以有的仪典。

据《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微子）遂亡。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桥：此时恢复的乃其小家之地位，祭器也是其自己小家的祭器。）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史记》中华书局1973 五 世家一 一六〇七）。

因此，后来微子既是那些“殷民”的族长，也是宋国的开国之君。当时，他小宗变大宗，成了殷商祭祀的主持者，宋国也成了所有散在四方的“殷之余民”的精神家园。

下面是微山湖内微山岛上微子墓的图片，所谓微山即微子之山陵，图片出自360百科《微子墓》：

微子以后，宋国经历十二位国君才到春秋，春秋时期宋国又有十四位国君，分别是：宋穆公、宋殇公、宋庄公、宋闵公、宋桓公、宋襄公、宋成公、宋昭公、宋文公、宋共公、宋平公、宋元公、宋景公、宋昭公。宋襄公——宋兹父是其中第六位。

到春秋时期，经历三百多年，周王室和各家诸侯那里的“殷之余民”已经融合到当地的“民”之中，宋国对他们的号召力已经不大。宋国国君虽然还称“公”，但独特地位却不再突出，需要和那些“候”、“伯”一起，按实力排座次了。

再到公元前七一〇年（鲁桓公二年，周桓王十年，宋殇公十年，齐僖公二十一年，陈桓公三十五年，郑庄公三十四年），宋国发生了宋殇公被杀、宋庄公上位、华家执政的事变，实力进一步削弱。其后，又有齐僖公崭露头角，于是宋、齐两国的地位发生转换，齐国小霸，地位排到了宋国前头。

又过了二十八年，到公元前六八二年（鲁庄公十二年，周庄王十五年，宋闵公十年，齐桓公四年），宋国平定了南宫万的叛乱，宋襄公的父亲宋桓公上任，当时齐桓公已经上任四年，开始成为霸主。宋桓公本想挣扎一下，不参加齐桓公主持的联盟，不承认其霸主地位，但两年后，公元前六八〇年（鲁庄公十四年，周僖王二年，宋桓公二年，齐桓公六年，陈宣公十三年，曹庄公二十二年，卫惠公二十年，郑厉公二十一年、子仪十四年），宋国就被打服了。以后，宋国只能接受齐桓公的指挥，跟着四面出击了。

宋桓公干了三十年后，公元前六五二年（鲁僖公八年，周襄王元年，宋桓公三十年，齐桓公三十四年），他得了重病，当时位居大子的宋兹父就向他请求，由自己庶出的哥哥目夷（子鱼）继任国君，但子鱼竭力推辞。

下一年，公元前六五一年（鲁僖公九年，周襄王二年，宋桓公三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五年），宋桓公去世，还是由宋兹父当了国君，成为后来的宋襄公，他让公子目夷（目夷，子鱼）担任左师并听政，而且此人的后代（鱼家族长）几代担任左师。

七年后，公元前六*四四年（鲁僖公十六年，周襄王九年，宋襄公七年，齐桓公四十二年），宋都出了两件怪事，一件是天上掉下了五颗陨石，一件是上空有六只鹢倒退着飞了过去，宋襄公心里不安，就问正好在宋国访问的周内史叔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这都是什么事的征兆？代表了什么地方的吉和凶？）”，周内史叔兴就告诉他：“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本年鲁国有多次大丧，明年齐国有乱，还有，主上您虽然召集来了诸侯，却没结果。）”。

下一年，公元前六*四三年（鲁僖公十七年，周襄王十年，宋襄公八年，齐桓公四十三年），齐桓公去世。在这之前，齐桓公和管仲已经立后来的齐孝公为大子，还把孝公托付给了宋襄公。后来齐桓公死于五公子争立，虽然齐孝公已经为大子，还真得宋襄公出马扶他一把。那是在再下一年，公元前六*四二年（鲁僖公十八年，周襄王十一年，宋襄公九年，齐孝公元年），宋襄公率兵“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于是，宋襄公成为齐孝公的大恩人。

宋襄公平定了前霸主齐国的内乱，也让他冲昏了头脑。转过年来，公元前六*四一年（鲁僖公十九年，周襄王十二年，宋襄公十年，曹共公十二年），他马上纠集几个小国盟会，自己当盟主。还把犯了小错的滕国和鄫国两国国君都抓起来立威，甚至让邾人把鄫国国君献祭到了东夷的“次睢之社”，企图招揽那些东夷。

此时担任司马的子鱼（目夷）就感叹：“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饗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早年间，六畜各有各的用处，小事不用大牲，怎么可能用“人”呢？祭祀，是为了“人”的。“民”，才是“神”的依仗。要是用了“人”，你让谁来享用呢？齐桓公挽救了三家亡国，才成为各家诸侯的领袖，但还是有义士认为他底蕴不足。现在我们一次盟会就残害了二国之君，还把其中一位献祭给淫昏之鬼，想靠这个来当霸主，可能吗？我要能平安死在家里，就谢天谢地了。）”。

会后，因为曹国不服，宋襄公又去进攻了曹国。此次盟会除宋国外，只有曹、邾、滕、鄫四国参与，结果有三家都不和宋国一条心。

也在这一年，还有另一批诸侯在齐国盟会，想要抱团取暖，宋国却没去。

到下一年，公元前六*四〇年（鲁僖公二十年，周襄王十三年，宋襄公十一年），宋襄公又动了心思，要更大规模地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让自己成为霸主。鲁国的卿臧文仲（臧孙辰）评论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如果让自己的愿望服从大家，那就有戏；可要让大家的愿望服从自己，那就悬了。）”。

再下一年，公元前六三九年（鲁僖公二十一年，周襄王十四年，宋襄公十二年，齐孝公四年，楚成王三十三年，陈穆公九年，蔡庄公七年，郑文公三十四年，许僖公十七年，曹共公十四年），春天，宋襄公又请了齐人和楚人在“鹿上”盟会，希望借助他们尤其是楚人的帮助能够召集更多诸侯举行盟会，好让自己当盟主，公子目夷（子鱼）又感叹：“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小国出头要当盟主，那是灾难。宋国会亡了吧！要是运气好也会打败仗吧。）”。

这年秋天，楚、陈、蔡、郑、许、曹六家诸侯在“盂”集会，宋襄公也去参加，子鱼（公子目夷）预言：“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这回就会发生灾难了吧！主上太贪心了，怎么可能不出事？）”，结果那些诸侯不但没奉宋襄公当盟主，反而扣住他当人质，带着他攻打宋国，还好公子目夷守住了宋国。

到这年冬天，鲁僖公也赶了过来，那些诸侯最终放了宋襄公，和他一起在“薄”再度盟誓。子鱼又预言：“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灾难还没完，这次不足以警示主上。）”。

过了半年，到公元前六三八年（鲁僖公二十二年，周襄王十五年，宋襄公十三年，卫文公二十二年，许僖公十八年，郑文公三十五年，楚成王三十四年，），夏天，宋襄公又纠合了卫、许、滕三国，去进攻一直和楚国站一起的郑国。于是子鱼指出：“所谓祸在此矣。（看来灾难就在这一次了。）”。

楚人得知此事，发兵进攻宋国，宋襄公准备应战，他们的大司马“固”（公孙固）进谏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老天早抛弃咱们“商”了，主上还惦着让“商”发达起来，老天不会放过咱们的。）”，但宋襄公不听他的。

这年冬十一月己巳朔那天，宋、楚两国部队在泓水边对峙，宋军已经整好队，楚人还没完全渡过泓水。于是宋国司马（公孙固）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对方人马比我们多，趁他们还没都渡过河来，请下令攻击他们。）”，可他们“公”（宋襄公）却说：“不可。”。等楚人完全渡过泓水，还没整好队时，那位宋国的司马又建议出击，他们“公”仍说：“未可。”。等楚人列好阵，宋军这才发起攻击，结果大败亏输，他们“公”伤了大腿，他们由各家继承人组成的核心部队全军覆灭。

宋国的国人都对他们这位“公”不满，可他们“公”却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贵族不会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会对付头发已经花了的人。早先，部队出征，不会利用地形障碍发动攻击。寡人虽是亡国之馀，也不能趁对方没整好队就擂鼓打上去。）”。

于是子鱼（公子目夷）评论：“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耉，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我们这位主上根本不懂军事。对方强大，但由于地形限制还没整好队，这是上天帮我们；擂鼓迎头打上去，不正好吗？还怕不能取胜。要知道那些强国，都是我们的对头。就算敌人是老人家，有机会也要杀掉，哪顾上管他头发花不花？让“民”知道荣辱，懂得军事技术，就是让他们杀敌的，伤未及死，怎能不再彻底伤了他？要是怜惜被再次伤害的人，还不如根本不伤他；要怜惜头发花了的人，还不如直接投降对方。召集了三军，就是要整备起来用在战场上的，预备了金和鼓，就是要它们发声指挥战斗的。部队整备好就得投入战斗，敌人遇到地形限制正该迎头痛击；金和鼓宏大的声音是用来统一军心共同行动的，敌方出乱子我们当然要马上擂鼓。）”。

又下一年，公元前六三七年（鲁僖公二十三年，周襄王十六年，宋襄公十四年，齐孝公六年，楚成王三十五年，晋惠公十四年），春天，齐孝公竟也来进攻宋国。于是到这年夏五月庚寅那天（杨注：庚寅，二十五日。），宋襄公（宋公-兹父）就因为伤重去世了。接替宋襄公成为宋国国君的是他儿子宋成公。

这年早些时候，晋国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经过宋国，宋襄公不像有些国君那样不肯善待重耳，而是“赠之以马二十乘”。这一有远见的行为在四年后有了报偿，当时宋国遭到楚国围攻，派人向晋国求救，已经是晋文公的公子重耳发兵救援宋国，随后，就发生了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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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043宋襄伤股5节、047宋杀大夫4节）：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其实宋襄公的做法以现代政治的角度看也无可厚非。春秋早期只有国人服兵役，野人不用服兵役。打仗是贵族的责任，战争就像一场体育运动，目的仅限于夺取土地和人口的统治权，不杀无辜，和平民无关。宋国是商代后裔，历史久远，如不遵守贵族的军事传统，那早就玩不下去了。《公羊传》的解读，是认为宋国和楚国相互约定日期而战，楚国渡水列阵，也是堂堂正正按规矩和宋国作战。宋襄公既然是盟主，不能带头破坏规矩，但他帮助了日后的晋文公。几年后，晋国进行了全面改革，平民一律服役，军力倍增，在城濮之战阴险狡诈手段齐出大败楚国，拯救了宋国。这实际上开启了总体战的时代，战争的目的变成了毁灭敌方战争潜力，那么水源投毒、暗杀敌方要员、抓壮丁、坚壁清野、焚烧城市、破坏水坝制造洪水、劫掠百姓、屠杀俘虏、围城屠城、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统统都是合理的策略了，这些先进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有人用过，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还在用。）

《僖八年传》：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p 0323）（05080501））（043）

《僖九年经》：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p 0323）（05090001））（043）

《僖九年传》：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p 0325）（05090101））（043）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p 0331）（05090701））（043）

我的粗译：

在位三十年后，到我们僖公八年（公元前六五二年，周襄王元年，宋桓公三十年，齐桓公三十四年），宋桓公（宋公-御说）得了重病，大子兹父（后来的宋襄公，宋公-兹父）多次向他请求：“目夷（子鱼）长且仁，君其立之！（“目夷”岁数最大而且能爱惜人，主上还是该让他继位！）”，于是那位“公”（宋桓公，宋公-御说）就召来兹父庶出的哥哥子鱼（目夷），准备立他为继承人，但子鱼竭力推辞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他能把“国”让出来，谁又比他更爱惜人呢？臣下可比不上，而且还“不顺”。）”，说完马上跑开。

下一年，我们僖公九年（公元前六五一年，周襄王二年，宋桓公三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五年），春王三月丁丑那天（杨注：丁丑，十九日。），宋桓公去世，还是由大子兹父继位。没等为宋桓公下葬，襄公（宋襄公，宋公-兹父，即原来的大子兹父）就去参加了与各家诸侯的会见，所以《春秋经》在记载这次会见时称他为“子”。

凡还在丧期内，如果是“王”，《春秋经》上就称之为“小童”，如果是“公”和“侯”，《春秋经》上就称之为“子”。

宋襄公（宋公-兹父）即位后，认为公子目夷（目夷，子鱼）懂得爱惜人，就让他担任左师并听政，宋国由此安定了下来。所以此人后裔鱼家历代族长都担任左师。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遂走而退”之后注云：

《宋世家》云：“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年表》亦云。“兹甫”即“兹父”。本与下年“春，宋桓公卒”云云为一?传?（，此乃后人割裂分置）。

杨伯峻先生注“九年春王三月”曰：

（此年）冬至在正月十六日乙亥（二十五日乙丑），建子，有闰。

杨伯峻先生于此（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注云：

此释《经》书“宋子”之故。小童之称，于《经》、《传》无徵。《曲礼下》云：“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但徵之经籍，“予小子”乃天子通称，未除丧与已除丧皆用之。《周颂?闵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郑《笺》云：“成王免丧，始朝于庙而作此诗也。”《论语?尧曰》“予小子履”云云，尤非在丧之辞。至《金縢》云：“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则周公摄政亦用天子自称之词。（则予小子且非独天子自称之词。）公侯包五等诸侯言之。《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不论已葬未葬，当年称子，踰年称爵，已详桓十三年《经?注》。叶梦得亦知其例，故其《春秋传》曰：“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不以爵见。内外皆称子，子般、子野卒，宋襄公以‘宋子’会葵丘，陈怀公以‘陈子’会召陵是也。未踰年，虽既葬，内亦称子不名，子赤卒称‘子卒’；外亦称子，卫成公以‘卫子’会盟于洮是也。旷年不可以无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称爵，郑厉公以‘郑伯’会武父是也。虽未葬，亦称爵，卫惠公以‘卫侯’会诸侯及鲁战，宋共公会诸侯伐郑是也。”然此例通于会盟，非会盟亦有不然者，宣十年，齐惠公卒，既葬，《经》仍书“齐侯使国佐来聘”；成四年，郑襄公卒，已葬，《经》仍书“郑伯伐许”，皆未踰年，不称子而称爵。至定三年之于邾隐公，书“邾子”，“子”是爵，抑是在丧之称，则暧昧难明。

桥：愚以为“子”乃族长之通称，非爵。没正式成为国君时无爵于是称“子”，或有混淆。关于“子”我曾有详细些的讨论，你如有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下》和《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子”的一生》。

杨伯峻先生注“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曰：

《宋世家》云：“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年表》“目夷相”亦列之明年。宋国官位轻重详文七年《传?注》。宋用商正，以建丑之月为岁首，九年鲁建子，十年鲁亦建丑，盖当时历法粗疏，各国自行其是，因此不同。

杨伯峻先生注《文七年传》“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云：

宋以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为六卿，文十六年《传》及成十五年《传》所叙次序与此同，惟成十五年司寇分大司寇、少司寇，又有太宰、少宰耳。昭二十二年《传》则以大司马、大司徒、司城、左师、右师、大司寇为序。哀二十六年《传》又以右师、大司马、司徒、左师、司城、大司寇为序。盖因时世之不同，六卿之轻重遂因之而移易。殇公以前，皆以大司马执政，华督则以太宰执政。僖九年《传》云：“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 则宋襄之世，左师居右师上。（（p 0556）（06070301））（047）。

杨伯峻先生注“故鱼氏世为左师”曰：

目夷字子鱼，其后以鱼为氏。

“宋”——“商丘”（杨注：宋，国名，子姓，成汤之后裔。及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图恢复殷商王室，与管叔、蔡叔联络举兵，而为周公-旦所败，改封纣父帝乙之长子微子启为宋公。或称殷，或称商，皆仍其旧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传至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止于此年。自昭公传六世，一百七十年，据《史记?宋世家》及《汉书?地理志下》，为齐、魏、楚三国所灭。但吴师道注《战国策》曾疑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直云“灭于齐”。#阏伯相传为高辛氏之苗裔，详昭元年《传》并《注》。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五有《商丘叔簠》，盖以地名为氏。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有商丘，周三百步，世称阏台。），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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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十六年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p 0368）（05160001））（043）

《僖十六年传》：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p 0369）（05160101））（027、042、043）

我的粗译：

七年后，我们的僖公十六年（公元前六*四四年，周襄王九年，宋襄公七年，齐桓公四十二年），春王正月戊申朔（“朔”，阴历每月初一），有五块石头掉到“宋”，是星从天上掉下来了。还是这个月，又有六只鹢倒退着飞过“宋都”上空，因为顶风。不久，周王室的内史叔兴代表王室到宋国访问，于是宋襄公（宋公-兹父）就问他：“是何祥也？吉凶焉在？（这都是什么事的征兆？代表了什么地方的吉和凶？）”，周内史叔兴回答：“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本年鲁国有多次大丧，明年齐国有乱，还有，主上您虽然召集来了诸侯，却没结果。）”。但他退下去以后却对身边的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主上问的不是地方。这些现象都属于阴阳之事，不会影响到吉和凶。吉和凶是由人产生的。我只是不敢不顺着主上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曰：

冬至在正月初五壬子，建子。

下面是城阳世纪公园重达3.7吨的铁陨石和新疆铁陨石银骆驼的图片，出自《陨石价比金贵超九成是假货》：

下面是临沂-坪上镇-大铁牛庙村-孙镗纪念堂内铁牛陨石的图片，出自《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铁牛陨石》：

杨伯峻先生注“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曰：

“鹢”，《谷梁》作“鶂”，金泽文库本亦作“鶂”，阮氏《校勘记》谓《三传?经》文皆作“鶂”，《说文》作“鶃”。司马相如《子虚赋》云“浮文鹢，扬旌栧”，古代船头画鹢，当是水鸟，而能高飞。

我在《GBT_15628.1-2009_中国动物分类代码_第1部分：脊椎动物》之鸟纲AVES那些鸟的中文名里没找到含“鹢”或“鶂”字的，或云“鹢”乃鹭一类水鸟，而上述《GBT_15628.1-2009_中国动物分类代码_第1部分：脊椎动物》之鹳形目CICONIIFORMES内有鹭科Ardeidae，因此我下面找了两张鹭科之中鹭属的模式种苍鹭Ardea cinerea Linaeus的图片，出自《满树的苍鹭【原创－摄影】》，聊以塞责：

杨伯峻先生注“是何祥也？”曰：

杜《注》：“祥，吉凶之先见者。”昭十八年《传》云：“将有大祥，民震动，国几亡。”《书序》云：“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祥字皆与此同义。《中庸》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祯祥乃是吉兆之义，此则统吉凶言之。

杨伯峻先生注“今兹鲁多大丧”曰：

今兹，今年也。兹盖借为载。《孟子?滕文公下》：“今兹未能。”《吕氏春秋?任地篇》：“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诸兹字皆与此同义。季友、戴伯之卒，所谓多大丧也。

杨伯峻先生注“明年齐有乱”曰：

指桓公卒，孝公奔宋诸事。

杨伯峻先生注“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曰：

“生”或作“在”。谓陨石与六鹢退飞，其事由于宇宙中之阴阳之气，不关人事吉凶。《荀子?天论篇》亦云：“夫星之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僖十九年经》：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p 0379）（05190001））（043）

《僖十九年传》：

宋人执滕宣公。（（p 0381）（05190201））（043）

我的粗译：

三年后，我们的僖公十九年（公元前六*四一年，周襄王十二年，宋襄公十年，曹共公十二年），春王三月，宋人扣押了滕宣公（滕子-婴齐）。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九年春王三月”曰：

正月初八戊辰冬至，建子。有闰。

杨伯峻先生注“宋人执滕子-婴齐”曰：

《春秋》书执国君者十有三，惟此滕子-婴齐及哀四年“晋人执戎蛮子-赤”书名。杜《注》：“书名及不书名，皆从赴。”

杨伯峻先生注“宋人执滕宣公”曰：

《经》曰“滕子-婴齐”，《传》曰“滕宣公”，所以存滕之世系也。无所补充、说明而为《传》者，为下文子鱼之言“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张本。

“滕”（杨注：滕，国名，周文王子错叔-绣，武王封之，居滕，今山东省-滕县西南十四里有古滕城，即滕国也。此滕侯不知其名与谥。自叔绣至滕宣公十七世，乃见于《春秋》；滕隐公卒于鲁哀公之十一年，滕隐公以后，尚有六世为君，孟轲犹得见滕文公。《战国策?宋策》谓宋康王灭滕。孔《疏》引《世族谱》谓齐灭滕。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主宋灭滕说。彝器有滕侯????[魚木]簋、滕虎簋。“滕”字并从舟从火作“[腾-月+舟-马+火]”。《魏三体石经左传残石》则作“縢”。一九八〇年于滕县-庄里西村发现一套青铜乐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8，北纬35.04（滕，滕州-东滕城村周围，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城？：东555，西590，南850，北800。周-汉）。

《僖十四年经》：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p 0346）（05140002））（043）

《僖十四年传》：

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p 0347）（05140201））（043）

《僖十五年经》：

季姬归于鄫。（（p 0350）（05150008））（043）

《僖十六年经》：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p 0368）（05160003））（043）

《僖十九年经》：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p 0380）（05190002））（043）

《僖十九年经》：

鄫子会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p 0380）（05190003））（043）

《僖十九年传》：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饗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p 0381）（05190301））（043）

我的粗译：

当初，五年前，我们僖公十四年（公元前六*四六年，周襄王七年），我们“公”（鲁僖公）的小女儿、嫁给鄫子（鄫国国君）的鄫季姬回来探视我们“公”，可因为鄫子不来朝见，我们“公”发了脾气，不让她回去。

那年夏天，鄫季姬和鄫子在“防”那里不期而遇，经她劝说，鄫子后来来朝见了我们“公”。下年，鄫季姬回去。但再下年，我们僖公十六年（公元前六四四年，周襄王九年），夏四月丙申那天（杨注：丙申，二十日。），鄫季姬就去世了。

而到我们僖公十九年（公元前六*四一年，周襄王十二年，宋襄公十年，曹共公十二年），夏六月，宋公和曹人、邾人在“曹南”会盟，鄫子没去。这年夏天晚些时候，他才赶往“邾”参加这个盟约，却在己酉那天（杨注：己酉，二十一日。），被宋公（宋公-兹父，宋襄公）指使邾文公将他献祭在东夷的“次睢之社”，企图招揽那些东夷。

宋国此时担任司马的子鱼（目夷）为此感叹：“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饗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早年间，六畜各有各的用处，小事不用大牲，怎么可能用到“人”呢？祭祀，是为了“人”的。“民”，才是“神”的凭仗。要是用了“人”，你让谁来享用呢？齐桓公挽救了三家亡国，才成为各家诸侯的领袖，但还是有义士认为他底蕴不足，现在我们一次盟会就残害了二国之君，还把其中一位献祭给淫昏之鬼，想靠这个来当霸主，不是太不靠谱了吗？我要能赶快平安死在家里，就谢天谢地了。）”。

一些补充：

如以上《春秋经》所载，鲁国的“季姬归于鄫”不足一年即去世，本章《左传》的鲁国作者大概认为虽然鄫子被“用于次睢之社”不像话，但他的下场也是自取的吧。

杨伯峻先生注“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曰：

季姬，杜氏《世族谱》以为庄公女，据《公羊》家言，则以为僖公女。以《传》文“来宁”观之，当是僖公女，盖归宁父母。

杨伯峻先生注“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曰：

严可均《唐石经校文》谓《石经》只作“公怒之”，今各本衍“止”字。据《谷梁传》范宁《注》引此文及敦煌初唐写本残卷俱无“止”字。以下年《经》“季姬归于鄫”推之，应有“止”字。止，留之也，留之而不使归也。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丙申”曰：

丙申，二十日。

杨伯峻先生注“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曰：

无《传》。“宋公”，《公羊》作“宋人”。“盟于曹南”与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同例。范宁《谷梁?注》云，“曹南，曹之南鄙”，得其意矣。《曹风?候人》云：“荟兮蔚兮，南山朝隮”毛《传》云：“南山，曹-南山也。”曹-南山在今山东省-曹县南。《大事表》以为即此之曹南，理或然。杜《注》，“曹虽与盟，而犹不服，不肯致饩，无地主之礼，故不以国地，而曰‘曹南’”云云，则谓此盟本在曹之国都，以曹不尽地主之谊，故不曰曹，而曰曹南，于《传》无徵。

杨伯峻先生注“鄫子会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曰：

鄫子何以会盟于邾，《公羊》以为“后会”。杜《注》亦云：“不及曹南之盟，诸侯既罢，鄫子乃会之于邾。”《谷梁》则云：“微国之君因邾以求与之盟。人因己以求与之盟，己迎而执之。”“用之”者，谓杀之以祭于社也，书法与昭十一年“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同。“用”义与“用牲于社”之“用”同。《公羊》、《谷梁》解“用之”为“扣其鼻以衈社”（《公羊》作“血社”，“血”盖“衈”之坏字。“衈”，《周礼?夏官?小子》作“珥”，《山海经?东山经》作“[耳申] ”，《中山经》则言“刏”，云“刏一牝羊献血”，《周礼?秋官?士师》则“刏衈”连言，《说文》有“刏”字，无“衈”、“[耳申] ”诸字），则不主杀之，但取其血而已。此说恐不确。《孟子?梁惠王上》言衅钟，明谓“吾不忍见其觳觫而就死地”，则杀之可知。衅礼尚且杀牲，祭礼断无不杀牲之理，《周礼?小子》“掌珥于社稷”，郑众云“珥社稷，以牲头祭也”，得其义矣。

杨伯峻先生注“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曰：

邾文公名蘧蒢，卒于鲁文公十三年。昭十年《传》云：“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仅谓祀亳社始用人，非谓祀社始用人也。昭十一年《传》云：“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岡山。”《论语?雍也篇》云：“犂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杀人以祭，杀牲以祭，皆谓之用。属东夷，使东夷诸国来附己也。与下文“属诸侯”之“属”同意，即子鱼所云“求霸”也。社详昭十一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昭十一年传》“盟于清丘之社”云：

社为土神之木主，此指土地庙。详俞正燮《癸巳类稿》。古代凡村里皆可立社，《周礼?地官?州长》，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则二千五百家为之，其小则二十五家亦为之。《传》有清丘之社、次雎之社（僖十九年《传》）、亳社。《礼记?月令》有民社，则人民有立社者，足见人民立社不始于秦。（（p 1324）（10110402））（124）。

杨伯峻先生注“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曰：

六畜，马、牛、羊、豕、犬、鸡。杜《注》：“六畜不相为用，谓若祭马先不用马。”则杜意谓古人于六畜之祖皆有祭，祭牛之祖不用牛，祭马之祖不用马。然考之古籍，仅《周礼?夏官?校人》有“春祭马祖”之文，此外不见有祭牛、羊等先祖之文，杜说未必可信。六畜不相为用者，用马之祭，不用牛、羊、豕、犬代之耳。至于《孟子?梁惠王上》言梁王以羊易牛以衅钟，盖战国时已不甚遵循旧礼矣。据《礼记?杂记下》，庙成则衅之，衅用羊，门、夹室皆用鸡。衅门与夹室仅用鸡，所谓小事不用大牲也。

杨伯峻先生注“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曰：

三亡国，古有二说，《齐语》云：“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天下诸侯称仁焉，是故诸侯归之。”《管子?小匡篇》文与此大同，是以鲁、卫、邢为三亡国。然《大匡篇》云：“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明年，狄人伐卫，卫君出，致于虚，桓公筑楚丘以封之。”隰朋、宾胥无谓“三国所以亡者绝以小”，是以杞、邢、卫为三亡国。《春秋繁露?王道篇》亦云“桓公存邢、卫、杞”。然城缘陵以迁杞，实在鲁僖之十四年，而在筑楚丘之后，《大匡篇》以为在前，与《春秋》不合，恐误。《晋语二》于葵丘之会，述宰孔论齐桓之言云：“三属诸侯，存亡国三。”葵丘之会在鲁僖九年，在城缘陵之前，则是三亡国不应数杞，韦注《国语》、杜注《左传》皆谓鲁、卫、邢为三亡国，盖得其实。

杨伯峻先生注“义士犹曰薄德”曰：

此盖泛论齐桓，虽存三亡国，其德犹不厚也。杜《注》谓“欲因乱取鲁，缓救邢、卫”，仅就存三亡国言之，非。

杨伯峻先生注“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曰：

指执滕宣公与用鄫子。诸，“之于”之合音词。淫昏之鬼指次睢之社，杜《注》因谓之妖神，非所当祀。

杨伯峻先生注“得死为幸”曰：

得死犹言善终。哀十六年《传》“得死乃非我”，亦此意。若不得善终，则曰不得其死，《论语?先进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可证。以宋襄得善终为幸，恐宋国亡也。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邾”——“郰”——“訾娄”（杨注：郰，鲁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约四十余里。#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 《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1，北纬35.37（大律村）。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鄫”——“鄫衍”（杨注：“鄫”《谷梁》作“缯”，鄫、缯在古书多通用，《周语中》云“杞、繒由大姒”，《周语下》则云“杞、鄫猶在”，尤可证。鄫，国名，姒姓。襄六年灭于莒，昭四年鲁取其地。后又属齐，见《吴世家》。故城在今山东省-峄城县东八十里。（枣庄市东，苍山县西稍北。）一九七八至八一年山东-临朐县-泉头村出土般殷鼎，铭云“上曾大子般殷”云云。《战国策?魏策四》云：“缯恃齐以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缯。”即此鄫地，但已是战国初事。恐非姒姓之鄫矣。由传世彝器考之，古代有姒姓之鄫，亦有姬姓之鄫。《曾侯簠铭》云：“曾侯乍叔姬?邛[女（日/爾）]賸（媵）器”，则为姬姓之曾。他若曾伯陭壶、曾大保盆、曾子仲宣鼎、曾诸子鼎等，则难定其何属。近年湖北省-京山县发掘曾侯墓，葬以九鼎。又一九七七年，随县亦发掘得大量曾国遗物，而此曾国，先秦古籍俱无丝毫记载，疑是楚所封附庸国。#杜《注》：“寻鄫盟。”鲁哀会吴于鄫，见七年《经》、《传》，《传》云“夏盟于鄫衍”是也。#杜《注》：“鄫衍即鄫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7.91，北纬34.89（鄫城前村北，有故城遗址）。

下面是鄫国故城遗址一带天地图卫星影像，图中城垣遗迹隐约可见：

“防”——“祊”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18，北纬35.28（方城镇）。

“次睢之社”——“次睢”（杨注：杜《注》：“睢水受汴，东经陈留、梁、谯、沛、彭城县入泗。此水次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依杜意，次睢之社当在睢水之旁，然则《续汉书?郡国志三?注》所引张华《博物记》，谓临沂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顾栋高《大事表》谓在今山东省-临沂县境者，则非睢水所经，与杜意不合。以地理考之，当在今江苏省-铜山县附近。说参沈钦韩《补注》。），推测位置为：117.27，北纬34.40（丘湾古文化遗址，铜山县-茅村镇-檀山村东，东西两山间平地上）。

“东夷”（杨注：东夷，杜《注》谓指郯、莒、徐诸夷。循海而归，沈钦韩谓按其道当沿淮河而下，由今之河南省-潢川县、安徽省-六安县东至安徽省-泗县、江苏省-东海县而入山东省-临沂地区再回国，甚辽远迂曲。#胡渭《禹贡锥指》五谓东夷，即淮南之夷，在今江苏-清江市至扬州市以东近海之夷。#江永?考实?谓三夷当在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三地区间。敖，东夷地，东夷亦在浙江滨海处。），我估计当分布在今豫-皖-苏-鲁一带，北包沂、潍，南至长江，东濒黄海，西达淠（pì）、颍。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下面是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以及邾人执鄫子用之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僖十九年经》：

秋，宋人围曹。（（p 0380）（05190004））（043）

《僖十九年传》：

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p 0383）（05190501））（043）

我的粗译：

但经过上面的事以后，曹人又对这年夏天的盟会反悔了，于是宋人去包围曹国。子鱼（目夷）就劝宋公（宋公-兹父，宋襄公）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当年，听说崇国胡作非为，文王率兵去问罪，攻打了三旬对方还不投降。于是他撤兵回家反省，然后再去问罪，结果队伍一开到原先营垒对方就投降了。《诗》里说：“做给老婆看，兄弟跟着学，就能管好家和邦。”，现在主上您的品行恐怕还是不足，这样来问罪，怎么能行？还是退回去完善自家品行，完满了再来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曰：

崇，崇侯-虎也。《尚书?大传》云：“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说苑?指武篇》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崇国在今陕西省-户县东五里。

杨伯峻先生注“军三旬而不降”曰：

《说苑?指武篇》云：“宋围曹，不拔。司马子鱼谓君曰：‘文王伐崇，崇军其城，三旬不降。’”似解《传》文之“军”为崇军，恐非?传?旨。军三旬而不降者，文王之军攻之三旬而崇军不降也。与下文之“因垒”，均指文王言。

杨伯峻先生注“因垒而降”曰：

文十二年《传》“请深垒固军”，孔《疏》云：“垒，壁也。军营所处，筑土自卫，谓之为垒。深者，高也。”因，依也，就也。因垒者，依前所筑之垒，未曾修缮与增筑，既示未尝增兵，亦示决战之速也，与上“军三旬不降”为对比。前人解“因垒而降”为崇军未战而自降，《说苑?指武篇》亦云：“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然《诗?大雅?皇矣》云：“临衝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又云：“临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则未尝无战斗也。刘文淇《旧注疏证》谓《皇矣》所咏“当指伐崇未退以前事”，章炳麟《左传读》则谓“因垒”当读作“闉垒”，《通典》云，于城外起土为山，乘城而上，古谓之土山，今谓垒道是也。闉垒而降者，闉垒才就，以上敌城，而崇遂降也。恐皆不确。

杨伯峻先生注“《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云：

刑同型，法也，今言示范。寡，大也。嫡妻，近代言大太太，古则曰寡妻，犹大兄，《尚书?康诰》曰寡兄；大命，《尚书?康王之诰》曰寡命也。说参俞正燮《癸巳类稿?寡兄解》。《诗?大雅?思齐》文。《晋语四》云：“刑于大姒，比于诸弟。《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寡妻指文王妃大姒，兄弟，同宗诸弟。御，治也。

《诗?大雅?文王之什?思齊?二章（共四章）》：“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85））。

杨伯峻先生注“盍姑内省德乎”曰：

《说苑?指武篇》作“胡不退修德”，省德谓自察其德何如也，《说苑》作修德，则随文易之，非训诂也。而内作退者，内乃[彳内] 之假借，[彳内] 则退之或体，见于《说文》。《墨子?亲士篇》“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精”，“内”亦“[彳内] ”之借字。上文言文王云退修教而后伐之，则此当以退劝宋公确然无疑义。说详章炳麟《左传读》。

《僖十九年经》：

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p 0380）（05190006））（043）

《僖十九年传》：

陈穆公请脩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脩桓公之好也。（（p 0384）（05190601））（043）

我的粗译：

也在这一年，陈穆公提出要改善各家诸侯的关系，把齐桓（齐桓公，齐侯-小白）的恩惠传承下去。于是到冬天，我们和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国盟会，要保持桓公（齐桓公，齐侯-小白）那时的友好关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曰：

《公羊》“会”上有“公”字。据《传》文“修桓公之好”，齐当亦与盟。杜《注》：“地于齐，齐亦与盟。”似谓以国名为地名，则盟地之国必与盟，以此为例，盖不尽然。僖二十七年《经》云：“公会诸侯盟于宋。”宣十五年《经》云：“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虽皆以国名为地名，然宋正在被围中，不得与盟。若二十年之“齐人、狄人盟于邢。”据《传》“为邢谋卫难”，邢必与盟可知，则与此同。故盟地之国，或与盟，或不与盟，无义例之可言。说参刘师培《左氏传答问》。

杨伯峻先生注“陈穆公请脩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曰：

《陈世家》云：“宣公卒，子款立，是为穆公。”穆公卒于二十八年，《经》云“陈侯?款卒”者是也，无《传》。

杨伯峻先生注“冬，盟于齐，脩桓公之好也”曰：

杜《注》：“宋襄暴虐，故思齐桓。”宋不与盟，所言似有理。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蔡”——“上蔡”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5，北纬33.25（上蔡西南卢岗乡-翟村东二郎台周围。蔡国故城遗址，长方形城，东2490，西3187，南2700，北2113。西周至昭十三年（前529），蔡；昭十四年（前528）至战国，楚。昭十一年蔡灭，昭十三年复封于新蔡，哀元年因楚围请迁，哀二年迁于下蔡——州来）。

“楚”——“郢”——“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二至僖二十七，僖二十七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昭三十至定六）。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僖二十年传》：

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p 0387）（05200501））（043）

《僖二十一年经》：

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p 0388）（05210002））（043）

《僖二十一年传》：

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p 0389）（05210101））（043）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僖公二十年（公元前六*四〇年，周襄王十三年，宋襄公十一年），宋襄公（宋公-兹父）又想更大规模地召集诸侯盟会，让自己成为霸主。我们的卿臧文仲（臧孙辰）听说后评论：“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如果让自家想法跟着大家走，那就有戏；可要让大家的想法跟自家走，那就悬了。）”。

再下年，我们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六三九年，周襄王十四年，宋襄公十二年，齐孝公四年，楚成王三十三年，陈穆公九年，蔡庄公七年，郑文公三十四年，许僖公十七年，曹共公十四年），春天，宋襄公又请了齐人和楚人在“鹿上”盟会，希望借助楚人帮助能够召集更多诸侯举行盟会，好让自己当盟主，楚人答应帮忙。但他们宋国的公子目夷（子鱼）指出：“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小国出头要当盟主，那是招灾呢。宋国会亡了吧！要只打场败仗就算运气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曰：

以欲从人者，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也。以人从欲者，强迫他人以逞一己之欲也。昭四年《传》云，“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亦即此意。此数语当与下年“宋人为鹿上之盟”为一《传》。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曰：

齐桓卒于僖十七年，中国失霸主。十八年，郑始朝楚；十九年，楚又与陈、蔡、郑盟于齐，则此时楚已得诸侯矣。故宋襄欲继齐桓之霸业，必求于楚而后可。

杨伯峻先生于“幸而后败”之后注云：

句与十五年《传》“幸而得囚”相似，韩简恐己战死，此则恐宋国亡，战败而不亡即属幸事。《宋世家》云：“襄公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史公用《左传》，而变目夷之言为谏语。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鹿上”（杨注：鹿上，宋地。据杜《注》则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南，距齐远，距楚差近，江永《考实》谓“宋人既求诸侯于楚，必就其近楚之地”，因以此说为是。据《续汉书?郡国志》，则在山东省-巨野县西南曹县东北，王夫之《稗疏》以为宋之鹿上不得远在阜阳，而主《续汉志》之说。《方舆纪要》同。以地理考之，王说较是。），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4，北纬32.59（阮城遗址）。

下面是宋襄几次盟会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僖二十一年经》：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p 0389）（05210004））（043）

《僖二十一年传》：

秋，诸侯会宋公于盂。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p 0391）（05210301））（043）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楚、陈、蔡、郑、许、曹六家诸侯在“盂”集会，宋襄公（宋公-兹父）也去参加，子鱼（公子目夷）预言：“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这回该有灾难了吧！主上太贪心，怎么可能不出事？）”，结果楚人把宋襄公抓了起来，带着他去进攻宋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曰：

《经》于楚君称“楚子”始于此。其后间有称“楚人”者，自宣九年以后，则全称“楚子”矣。——桥：楚此次实为诸侯之长矣。

杨伯峻先生注“执宋公以伐宋”曰：

《公羊传》云：“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此《公羊》义。杜《注》：“不言楚执宋公者，宋无德而争盟，为诸侯所疾，故总见众国共执之文。”以下文释宋公亦总诸侯言之，或合《经》旨。

“许”——“旧许”推测位置为：东经114.03，北纬34.00（张潘镇-古城村，成十五年迁于叶）。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盂”（杨注：“盂”，《公羊》作“霍”，《谷梁》作“雩”。盂，宋地。据《一统志》，今河南省-睢县有盂亭，即是其地。《经》于楚君称“楚子”始于此。其后间有称“楚人”者，自宣九年以后，则全称“楚子”矣。），推测位置为：东经115.00，北纬34.48（睢县西北盂亭，梁庄村）。

《僖二十一年经》：

楚人使宜申来献捷。（（p 0389）（05210006））（043）

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释宋公。（（p 0389）（05210007））（043）

《僖二十一年传》：

冬，会于薄以释之。子鱼曰：“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p 0391）（05210302））（043）

我的粗译：

到这年冬天，我们“公”（鲁僖公）也赶过来参加盟会，这些诸侯最终放了宋襄公（宋公-兹父）。十有二月癸丑那天（杨注：癸丑，十日。），和他一起在“薄”再度盟誓。子鱼（公子目夷）又预言：“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灾难还没完，这次不足以警示主上。）”。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曰：

无《传》。宜申即鬭宜申。不书氏，详文九年《经?注》。献宋捷也。不言宋者，事不异年，承上文，从可知也。——桥：本章《左传》作者保留此条《春秋经》恐意在此事与鲁僖公赶去参加“薄”之盟有关。

杨伯峻先生注《文九年经》“冬，楚子使椒来聘”云：

“椒”，《谷梁》作“萩”，盖古音相近得通，如楚大夫椒举（见襄二十六年及昭四年诸《传》）《汉书?古今人表》作楚-湫举。椒是其人之名，不书氏，杜《注》以为“史略文”。僖二十八年《经》云“楚杀其大夫得臣”，僖二十一年《经》云“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文十年《经》云“楚杀其大夫宜申”。得臣氏成，宜申氏鬭，皆不书氏；盖《春秋》于楚之卿大夫，成公以前多不书氏。成二年以后，始备书氏与名。（（p 0571）（06090012））（060）。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曰：

盂之会，鲁未与；薄之盟，鲁与之。诸侯当即楚子、陈侯等。

杨伯峻先生于此（冬，会于薄以释之。子鱼曰：“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之后注云：

《公羊传》云：“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彊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吾不从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复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于是归设守械而守国。楚人谓宋人曰：‘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宋人应之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宋公释乎执，走之卫。公子目夷复曰：‘国为君守之，君何为不入？’于是逆襄公归。”然《宋世家》全用《左传》。《楚世家》云：“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

“薄”——“亳”——“蒙”（杨注：亳即僖二十一年与哀十四年之薄，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北四五十里。#薄即亳，宋邑，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县）北，详庄十二年“公子御说奔亳”《注》。#杜《注》：“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为公享宴而作乱。”鞌有二，成二年鞌之战乃齐地，详彼《注》；此为宋邑。薄即亳，亦即庄十二年《传》公子御说所奔之亳，在今河南-商丘市北四、五十里，接山东-曹县界。汤都于此，故宋景公谓之宗邑，参王国维《观堂集林?说亳》。王国维又云：“鞌，桓魋之邑，地虽无考，当与薄近。是岁魋入于曹以叛，时曹地新入于宋，虽未必为魋采邑，亦必与魋邑相近。”则鞌当在今山东-定陶县之南，河南-商丘市之北之某地。#宋都东北有蒙城，则蒙门为宋都之东北门，出此门至蒙城者。），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2，北纬34.54（梁园区-蒙墙寺，亦蒙）。

是当面说给国君，还是私下里跑去跟太史交流？

都很诡异。

这是古代史官的传统，这不是什么家常话而是进谏，群臣大部分都对襄公的开战和大败充满意见，史官要不在场才是奇怪的。

有些时候能看到国君的反应，比如不能用，不能从，不悟之类的反应，这儿就没看到。

很多时候国君为了自己的纳谏形象不好公开拒绝，但建议送上去没有反应和拒绝没有差别，这点相信孔老夫子最有体会。

口气不像。

可以参照日本战国大名的评议会，与会人员是可以充分表达意见的，大名有时都无法乾坤独断，而要有人替他出头表达。春秋时贵族还保留了共和制的余光，臣子在国面前还不象专制时代那么唯唯喏喏。只要没有危害国家和国君的行为，他们的言论还是自由的。

当时应该经常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大家会自觉聚集的会场，大家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情形稍稍类似于农村常见的各种打谷场会议……

大约当时的集体活动比较多。

宋襄公讲仁义而用人殉，平子始用人殉于亳社。亳，是商汤的首都，宋，是殷的后裔。有个作家说商纣就是征伐东夷以获得大量人殉，倒正好与襄公用殉以求东夷形成对照。

据说玛雅人是商的遗民，而印加人也是喜欢人殉的。

这里面有关连吗？

比如赵盾和士会对晋灵公的进谏就是在业余时间，公子目夷作为襄公的亲属，也不一定非要到朝会才进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