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无间道之新四军版 -- MacArthur

1943年2月初，我苏中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局势犹如骤至的春寒：日军调动大批兵力，将“清剿”的锋芒首先对淮苏中第四分区所属的通海五县（即南通县、如皋、海门、启东、崇明），欲切断江南新四军与苏中军区的联系，以优势兵力围而歼之。各种相关的情报集中到了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陷于极度的焦虑不安之中。通海五县临江面海，是通往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甚为重要。然而军事上无险可依，易攻难守。要是失守的话，非但切断了新四军十八旅与军区的联系，成为孤军被敌所灭，而且扼制了江北的军事物资运送。通海不保，苏中军区则岌岌可危。

不仅是粟裕，苏中军区参谋处、作战处的人员，都在考虑下一步的对敌策略。其间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兵不厌诈，指令我新四军通海自卫团假装投敌，在敌人驻地内控制大江南北的通道，待到一定的时机，再与主力部队里应外合，打破日伪的清剿，以确保通海区域的安全。

这一设想被提到了军区党委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这一举动要冒极大的风险，一个团那么多的官兵，人多嘴杂，难保不走漏风声，同时还怕有人在敌区被熏染变质，内部出现叛徒。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现万一的可能性很多，只要有一个，非但前功尽弃，还得白白断送这个团。所以有些人反对冒这个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只要对部队控制得好，还是能够实现预定计划的，再说就是出现紧急情况，也可以一跑了之，不至于落到被敌人吃掉的地步。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众人都把目光投在粟裕身上，等他拍板定夺。

粟裕对于搞假投诚的问题，脑子里已经考虑了很多。此间，他见大家的意见发表得差不多了，应当有个结断，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会议上。他环视众人，以坚决的语气说道：“有句大家熟悉的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眼下的局势来得这么突然、危急，容不得我们有更好的对策了。这样的事情，谁也作不了万无一失的保证，该要冒的险还是要冒。”针对一些仍有顾虑的同志，粟裕又说：“由我来找汤景延布置这一计划。”

汤景延――新四军通海自卫团团长，站到了粟裕跟前，举手敬礼之后，问道：“司令员找我有什么指示？”

“找你来共同商量一个对策。”粟裕语气平缓地说。当他讲完军区党委的决定后，汤团长双眼瞪得溜圆：“这，这要冒多大的风险呀？”

粟裕淡淡地一笑，说：“看起来是有风险，但不得已而为之。让你们投到敌人那儿去就是像孙悟空那样，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到时候再闹个肠腾肚翻。”接着，粟裕针对汤团长心里的种种担忧，一一作了剖析，最后沉声地说道：“景延同志，这是不得不走的一着险棋，局势来得这么突然，舍此别无良策呀。”

汤景延已经从最初的惊讶转入冷静思考，他迎着司令员信赖的目光，用力地点头回道：“请军区放心，我们竭尽全力走好这一步棋！”

汤景延，这个作为“孙悟空”角色的新四军通海自卫团团长，有着特殊的背景。他毕业于上海华东体专，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因局势剧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风潮，又把他推上了抗日前沿，他投入国民党军队任炮兵中校营长。后来在华中抗日战事中，他与党组织接上联系后，便脱离国民党军参加新四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像他这种旁人看似反复不定、几易阵营的旧式军官，最宜于扮演这种红心白皮的角色。

从战场的枪林弹雨中滚过来的汤景延，当然明了钻到敌人肚子里的凶险，稍有不慎就死无葬身之地，就是死了还得背上无法解释的政治黑锅，受到群众的误解和憎恨。但是，面对军区党委的布置，他顾不得什么了，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一特殊的艰巨的任务。

汤景延“无耻投敌”

围绕着如何使“汤团”顺利钻进敌人的肚子里，苏中军区紧张而秘密地进行一系列行动。先是给该团配备政委顾复生、副政委赵济民，加强全团的政治思想工作。赵还携去了由5名短枪手担任警戒的秘密电台，负责与上级保持联系。在军事上配备了很能打仗的副团长沈仲彝，军区保卫部还指派梁皓担任联络员。根据汤景延的提议，调走一些不适宜参加这次特殊行动的官兵，另外调进了30余名基层骨干，使党员人数占全团的1/9。在此基础上，全团召开排长以上干部和党员骨干会议，秘密传达军区党委的决定，告诫每一个与会者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泄露军机。

一切准备就绪，汤景延按照计划行动起来。发生在他身上的明显变化是“腐化堕落”――开始抽起鸦片烟，常常把别人叫到一起打麻将，上馆子吃喝的次数越来越多，汤景延的这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情状，被汪伪苏北特工站的特务侦悉了，报告给站长姜颂平，引起了姜的注意。这时候，汤景延有意识地向姜颂平靠近，终于，两人“情投意合”地聚集在一起，汤景延在谈吐中流露出对共产党的满腹牢骚，却对重要事情引而不发，点到为止，让姜看不出破绽。姜颂平急于扩大自己的势力，干出成绩取悦于上司，便在一次酒宴后与汤景延推心置腹，提出让汤 “率部反正”。汤景延起先装作大吃一惊，末后支支吾吾地敷衍。姜颂平见状认为有门，加紧了攻势。经过几次讨价还价，汤景延答应接受汪伪军的称号，但提出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建制不变，不插入别的人，说这是我的个人本钱；二是驻地防区不变，这是嘴边的一块肥肉。姜颂平犹豫一番后答应下来。经上级同意，汤团改为 “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汤景延为团长，沈仲彝为副团长。

是年4月19日，“汤团”在驻地打响了“公开投敌”的枪声，正式通电汪精卫政府，宣布投汪反共。日伪集团与日军南京当局闻讯大喜，当即发布两条命令。一道公开令是重奖汤景延，给全团官兵发钱犒赏，另一道密令是要求苏北清乡公署和苏北特工站，严密监视汤团，防止其中有诈。

汤景延为了表示对汪伪政权的“忠心”，由姜颂平领着，来到苏州拜见汪伪江苏省主席、特工大头目李士群，言谈中乖巧机智，使李甚感高兴，当即晋升汤景延为旅长，授少将军衔，由他自己去拉人找枪。

得到升迁的汤景延，回到驻地大肆操办酒席，招待敌伪的各方头面人物，扩大政治影响。沈仲彝等人也与这些人吃喝套近乎，在与他们的谈笑、敬酒之中，汪伪敌军的清乡计划、兵力部署和进攻时间等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汤景延那里，再由赵济民的秘密电台发报给苏中军区。

晋升为“将军”的汤景延，不但升官，还要发财。他指示团部后勤股出面，在通海城开办“协记公行”，自任经理，公开贩卖粮食和经营盐、布、药材等物资，还在几个港口设立分行，经营同样的项目。“协记公行”的经营经理便是顾复生政委。“汤团”利用这一特殊的合法地位，暗中维持新四军的南北物资运送，包括军火、西药、食盐、布匹等日伪禁运的物资。我方的过往人员也通过得十分顺利。

汪伪敌军当然对“汤团”没有完全相信，不断变换手法进行考察。一是常常空袭性的“点验”和“检阅”，盘查汤团的家底。汤景延对此早有准备，将一批精良的武器隐藏起来，什么时候都能以良好的队列动作应付点验。二是经常派特务频频出入部队驻地，向官兵们东打听西询问，企图发现可疑迹象。汤景延指示部下对一些来头大的特务招待吃喝，还献上“孝敬费”。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特务站站长姜颂平等人，两次派人送来请贴，邀请汤景延去南通游玩。汤不顾个人安危，欣然前往。

敌人从外象上找不到破绽，就加紧实施了 “分开训练”的计划，下令将“汤团”改为“教导二大队”，开到南通以连为单位受训，并事先将汤景延作为人质扣押起来。还规定各连训练时不准携武器去。对于这些情况，团党委经秘密研究后，决定全部遵照执行，不给敌人发现任何破绽。两个月的集训结束了，敌人从“汤团”中并未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自卫团破腹而出

尽管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汪伪敌军对“汤团”仍未丧失警惕。集训结束后，将该团改编成5个连，调离原来的防区，转到内地二线，分布在200里范围内的十几个集镇上，中间还隔着一些敌伪部队，而沿江的重要港口则由汪伪嫡系部队把守。

置身于这种险恶的环境，自卫团党委思想上不敢有半点懈怠。汤景延与顾复生、赵济民、沈仲彝等人一起研究，认为敌人这样做的险恶用心，是最终分化、吞并的一种部署，等于说敌人已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自卫团决不能掉以轻心。团党委将情况密报给军区党委，要求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抢先敲断他们的脊梁骨。军区党委很快复电说，鉴于收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基本完成，为防止部队被敌人吞掉，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从敌人肚里破腹而出，回归新四军。并指示团党委必须切实掌握部队，了解官兵的思想状态。在获得上级的明确指示后，团党委分工布置，指派了各连的联络员，各个连也都上报了行动计划，确保到时候部队收得拢。

9月中旬起，汪伪敌军开始配合南通、如皋的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以烧杀为主、重在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的军事行动。“汤团”党委觉得再也不能延误，于9月23日下达指令，布置各连于9月29日晚11时发起行动，消灭驻地附近的敌伪力量后，向指定地点集中。

汤景延与沈仲彝等人精心拟定了集中后的行动路线，并派联络员向新四军十八旅和第四分区的地方武装进行通报。

恰巧自卫团第二营营长周英才的未婚妻于前几天到驻地看望。团党委决定让他们在9月30日举行婚礼，借此名义，一方面邀请四周驻敌和特工站的头目赴宴，在宴会上将他们打掉；另一方面将团里一些人员的家属以喝酒为名，于29日下午全部集中，由部队保护起来，送到安全地方。

关键时候到了，29日傍晚，“汤团”团部附近的敌军头目，包括特工站的姜颂平等人，应邀来到团部喝喜酒、打牌。众人分为两桌，闹哄哄地玩开了。玩不多久，汤景延把牌往桌上一放，对几个敌特头目说：“诸位稍等片刻，我解个小手，一下就来。”汤团长出了房门，等候在外的几个警卫人员各持手枪冲到门口，向敌特头目们连连开枪，当场击毙五六个人，俘虏了其余敌特。

当晚11时，自卫团的各个连在所在地同时行动，摧毁敌伪的区公所，打掉公安局，然后带着缴获的枪弹，赶到集中地点。次日凌晨2时，汤景延、顾复生指挥全团向新四军十八旅的防区开发。

9 月30日，“汤团”官兵不少1人，高举新四军旗帜回到苏中第四分区。苏中军区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庆功会，粟裕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汤团” 的干部战士以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胜利地完成了钻进去。打出来的计划。正是他们的这一“卧底”行动，对粉碎日伪向通海区域的清剿，起到了牵制敌人和掌握敌情的重要作用。粟司令还豪迈地讲道，以一个团的人员向敌人假投诚，没有发生任何差错而圆满完成预定计划，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才能做到。在台下的“汤团”官兵们听到这里，人人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通海自卫团假投敌163天，其间历经了汪伪敌人多方面的严密审查，没有出现任何纰漏，最终就像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在捣碎敌人的心肝五脏后破腹而出。这种高超成功的斗争艺术，在我军的作战史上写下了罕见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一页。

• 表扬不要，要
• 【文摘】新四军通海自卫团的无间道

就是当时, 这事也是有争论的, 反对的人认

为这事在当地群众中影响极坏.

汤本人作为苏浙游击纵队的领导人,48年在

上海郊区与蒋军的作战中被俘, 后被枪杀

于江湾监狱里.

活过文革的领导人只有一个姓汪的副团长,

在福州军区.80年代中面对江苏省委的调查

组, 一个字都不肯讲, 死活不开口.

按正史的说法，1948年初为了牵制蒋军，减轻正面战场压力，华中军区决定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即任命丁锡山为司令，汤景延为副司令，由他俩率领由军政干部组成的先遣武装，从苏北泛海南下，在杭州湾北岸拓林登陆，开辟以太湖为中心的游击区。丁汤登陆后，即遭到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和京沪杭两路护路司令郭履州追剿;在激战的关键时刻，忠义救国军封企曾、黄八妹，张熙明、张为邦等部又赶来助战，致使先遣队全军覆没，丁锡山战死，汤景延被俘。曾同上海电厂共产党人王孝和同囚一室，后被杀害。

在网上看到的传奇说法是司令带着大家跑到自己家乡去吃酒席，被其外甥告密，第二天就被国民党军包围。司令酒醉被杀，汤弹尽被俘...

当年的通海自卫团副团长沈仲彝因受“汤团行动”的牵连，文革中被关进水牢 -- 所以汤要活到文革注定没好果子吃。

还有，其他资料指称该行动为中共苏中四分区策划，决策者乃是姬鹏飞、陶勇等，与粟裕无关...

江苏省南通中学 杨志冲 邮编226001

1943年3月，在长江和黄海交界处的江海平原上，中共苏中四分区“导演”了一场新“木马计”传奇。汤景延团长率600余众，打入日伪军内部，度过了极不平常的167个日日夜夜，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史称“汤团行动”。这一过程，既体现姬鹏飞、陶勇等决策者的胆识，也反映了汤景延等具体参与者的英雄气概和应变能力，这在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无论那一个军事行动，在计划制定时只能考虑到理论价值，无法评估其实际效用。在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后，再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评价“汤团行动”在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乃至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价值，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符合史学研究的本意。从“汤团行动”反映出的理念的更新、实际的功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坚持的基本特性，即以人民利益为重，以最终胜利为要。

革命理念的大胆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开始建立起，就受到“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尽管这些错误在抗战前基本已克服，但客观上在执行政策时往往受“原则性”所限，在工作中带来被动。战争的态势是瞬息万变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事特办，这一革命的灵活性具体实施，要有一定的革命胆识和勇气。

其实，苏俄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已有这样成功的先例。十月革命胜利后，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就果断地退出帝国主义的一战，并与德国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当时乃至以后恶评如潮，但客观上为俄国人民赢得喘息之机，调整了力量，为保卫革命成果粉碎帝国主义的干预作了准备。在德国失败后，及时废除了这一条约，客观上减少了对俄国的损害。无独有偶，1939年，随着英法绥靖政策的不断深入，苏联有可能被其出卖，首先成为德国法西斯进攻的对象。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确有弊端，也遭到众多非议，但从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乃至赢得最终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苏中四分区的领导们是否具有导师领袖们的水准实在难说，何况这些先例是否传到苏中四分区也实在难说，但他们“导演”的“汤团行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定程度上更带有主动性，更加的精彩，难怪有“东方特洛伊木马计”的美誉。

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对敌斗争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42年底，汪精卫秉承日本侵略军的旨意，以“清乡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限令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自1943年1月起，对我苏中四分区（今南通市的如东、通州、启东、海门）进行“清乡”。随后，日伪调动一万五千余军警特云集南通，妄图在六个月内彻底伪化我苏中四分区，进而摧毁我党领导的整个苏中乃至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此番“清乡”，还是汉奸先行，日军的马前卒是伪“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和伪“特工总部南通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这两人阴险毒辣，使出各种招数，利用自己的旧关系，秘密策反。

一方面是大兵压境，另一方面想釜底抽薪，分化瓦解我抗日长城。山雨欲来风满楼，苏中四分区面临严峻考验。

按照常见的方法，敌进我退，化整为零，坚持游击战，打退敌人的进攻。四分区的决定完全是一种逆向思维，利用敌人迫切希望分化我部队的愿望，将计就计，主动出击。不仅没有被敌限制，反而在敌占区开辟了一条通道。这要担当一定的风险：一是这支部队万一被敌人解除武装怎么办？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始终都存在，敌人以验枪为名就做过多次尝试。二是群众误解怎么办？这种假“投降”会让群众丧失取得最终胜利的勇气。但是，与打破敌人的“清乡”，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相比，这种眼前的忧患已算不了什么。正是因为苏中四分区姬鹏飞等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创新思维，做别人想不到的事，抓住了时机，最后取得了成功。应该说，“汤团行动”是思想解放、创新思维一个成功的范例。

有效牵制敌人的战略意义

《红楼梦》中有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也假”。如果对“汤团行动”中汤团的真假再进行讨论，敌人是否真的信任汤团再作研究，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从“汤团行动”开始计划制定时，汤团的目标设置重点并不是放在真假打扮上。把真真假假的这个皮球踢给敌人，充分利用敌人的不信任，前后不间断的甄别，有效地分散敌人对根据地进攻的精力，达到减轻遭敌“清乡”的压力。

实际上，“汤团投诚”后，敌人虽然有短暂的额手相庆，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疑虑。伴随着一次次的试探，敌人的精力受到有效的牵制，不同部门间由于利害关系的影响，矛盾也不断加剧，这正是“汤团行动”战略意义之所在。

“汤团行动”一开始，汤景延团长就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主动靠近姜颂平。在汤团行动开始后，姜颂平特别的卖力，他考虑到汤景延拉出了部队，比张北生手中多了一张牌，双方竞争中增添了实力，所以尽管对“汤团”有怀疑，但还是对“汤团”比较客气的。

到1943年5月，张北生和日军日早小林师团长把“汤团”划归为直接管辖指挥并调入南通，敌人开始对“汤团”开始不间断的测试，希望找到破绽。尽管这些测试让“汤团”的斗争更加艰难，但牵制了敌人的注意力。

挑动敌人之间争权夺利，达到牵制敌人的目的，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手段。通海地区自5月份“汤团”调离以后，游击队突然活跃起来，三天内就摧垮了各乡的伪政权，撬掉了门牌，烧毁了户口册，还到据点里打开了日本人的一所洋行，缴获伪币六万元，短枪两支，打得日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些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特工，此时全成了惊弓之鸟、缩头乌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纷纷向姜颂平告状：“汤团”是特工的部队，为什么让“清乡公署”改编，拉到南通去？弄得我们工作都无法进行。这些话犹如火上烧油，姜颂平越想越气，越想越恨，汤景延掌握了这些情报后，乘机从中挑动，对姜说：“张北生有什么能力领导我们？站长在苏州没替我们争一争，可不能再丢下我们不管。”回过来，汤又对张说：“部队归主任领导，我是求之不得。别看姜颂平至今还缠着我，我不会听他的。”姜、张听了汤的“表白”，明争暗斗更加激烈。张为了压住姜，笼住汤，对“汤团”的刁难有所收敛，戒备渐趋放松。但张北生、姜颂平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对“汤团”的争夺也进入白炽化状态。7月底，在姜的煽动下，李士群在苏州再次“召见”汤景延，委汤为（汪伪）中央调查部少将专员，并指令姜每月津贴“汤团”伪币数万元。

张北生见姜颂平、李士群重新插手“汤团”，心中十分不快，但他不露声色，悄悄在背后谋划将汤等军官调出“汤团”，以便由他彻底控制这支部队。阴谋，很快为汤景延获悉。汤在姜和张之间挑拨揭发，使张北生夺兵权的阴谋未出笼，就这样流产了。

8月20日，“汤团”接到日军驻南通指挥官安藤和张北生的命令：结束集训；归日军山本大队长节制；配合日军驻防刘桥、石港、季家灶、骑岸镇、金西、金沙、金余、东社、三余各据点。

下达这道命令，张北生是绞了脑汁的。他的用心是来一个一箭双雕：一是借联防之名，分割监视“汤团”部队。整个防线长达百里，大半据点都驻有日军。“汤团” 团部驻扎的金沙镇据点，除四周驻防的伪物工站、伪水警队、伪保安队、伪教导一大队外，西北角还有日宪兵队的一个碉堡。而团部只允许配带一个直属队（两个排）。二是把“汤团”调离原驻防地区，送到交火地带，如果新四军有军事行动，首先受损失的是“汤团”。

于是，汤景延一面向上级报告了面临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一面和沈鼎立研究并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由沈以巡视防务的名义，随时掌握基层动态；每三点设一联络网，确保部队分而不散。二是对各处联防的日军表面上采取合作态度，以解除其疑心。三是对军警宪 特大小头目，由汤出面巩固旧关系，发展新关系。四是由了解实情的党员干部出面，以保住团体实力的名义，对战士秘密传达下乡时的行动要领：响枪开路，避免交火，吃饭站队慢慢拖。

在抗日军民的顽强反击和“汤团”的密切配合下，日伪的“清乡”已成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内讧中，李士群于9月9日被汪伪“显赫”头目周佛海和日本上海宪兵司令部特工科长冈村等毒死，整个汪特奉令停止一切活动，听候改编。南通城内如临大敌，日军架起机枪，把所有特工，连同姜颂平等赶到公园扣押起来，以防止“叛乱”。

检验并提高了部队的整体素质

“真金不怕火炼”，这是古理。换言之，经过火炼真金就会发光。汤团从开始时算起，比不上根据地带出来的红军部队，许多人有“落草为王”的经历。自从在抗日的义旗召唤下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这支部队已锤炼为人民的子弟兵。领导是对他们放心的，将这一重任放在他们的肩上已见一斑。但是，部队的素质能否担此重任，实践的结果同预期的完全一致，而且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更高。

1、服从命令，军纪严明。

自从四分区的领导制定这一奇策时，汤景延等同志有思想负担，怕背上当汉奸的恶名。除了领导这几百名新四军战士也是有这一负担的，不仅自己背恶名，家属也受影响。还有以后的历史怎么写等等。但是，反 “清乡”斗争的大局是第一位的。党的决策必须执行。全团同志从钻入敌腹，粉碎敌人的多次测试，纪律严明，没有因为个人的松散而打乱全局部署，在敌人的心脏部分坚持斗争这么长时期，圆满完成任务。体现人民军队极高的纪律素质。

2、抢占要地，合理部署。

穿上伪军服后，“汤团”换上了“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的番号，团部移驻茅镇、部队分驻茅镇、姜灶港、张芝山一带。这样，“汤团”实际控制的地区从过去的（南）通、海（门）公路以北一带向南扩展到长江边。但由于姜对“汤团”此次“投诚”抱有戒心，江边的几个港口仍不准“汤团”染指。

4月下旬的一天，汤景延根据与顾复生密商的计划，带着一堆礼品，驱车送到南通城姜颂平宅上。

汤说：“我今天来，并不是向站长伸手要钱，只是恳请站长允许我自己挣点钱。我想开个商行，在港口做点生意。”见姜不吭声，汤又说：“如今是特工治天下，只要站长肯让我借用你这块金字招牌，就算合股，具体的事并不用站长操心。赚了与你分成；亏了，算我的。”

当时，汪伪政府正在苏、浙、皖和上海、南京两市实行《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时条例》，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但是，私下里日伪部队兼营商业甚至贩卖军用品以牟取暴利的现象，乃司空见惯。姜正苦于不能捞一把，送上门的财岂有不要之理；可他又怕出事，想了想，问：“你想搞些什么业务呢？”

见姜松了口，汤说：“我想主要经营粮食、猪羊、禽类、八鲜、蔬菜等过载业务，决不会做惹事的生意，你尽管放心。”汤与顾已商量过，经营过载业务，成交量大，进出商人频繁，不仅便于我偷梁换柱，夹运军火、药品等根据地急需的物资，而且，也便于我方人员混杂在商人中进出港口与“汤团”团部。

回到茅镇，汤景延紧锣密鼓，挂起了“协记公行”的招牌，自任总经理，聘顾复生为帐房先生，党员陆飞鹫等为协理，并在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设立了分行，分别委派可靠的人当分行经理。

分行中，青龙港地处交通要冲，商业较发达，但港口日伪机关密布，敌人耳目甚多，因此，该行在生意之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日伪情报。牛洪港地处偏僻，过去群众基础好，所以，该行以生意为掩护，侧重承担我地下运输和人员来往任务。两港之间的宋季港，则见机行事，以分散日伪注意力。

3、合理处理突发事变。

验枪是缴枪的惯用手法，一声口令“枪放下！向后转！开步走！”整团整营的武器就被人缴去。失掉武器的士兵，只能束手就缚。张北生想出要“汤团”验枪的主意后，颇为得意。他早已作好打算，如果汤景延不敢来，就是心中有鬼，马上以抗命的罪名，武装缴枪。

公园里，全团官兵在副团长沈鼎立指挥下，秩序井然，列队“欢迎”伪军官。一见这阵势，平日在公署里居于人下的几个伪军官好生高兴。他们按程序逐连“点验” 后，又发表了一通例行训话，对“汤团”的合作表示满意，对交点的人员和武器笃信不疑。他们根本不知道，一部分精良武器早被打了埋伏。

4、调虎离山，完美谢幕。

9月25日，顾复生返回金沙镇，向汤、沈传达了上级的决定：日伪“清乡”败局已定，为了再给其沉重一击，命“汤团”27日夜全线暴动，返回根据地。

27日上午，按照事先的计划，汤景延的徒弟、驻守金余的第五中队队长周显才兴冲冲地跑到金沙，当着特工的面，对汤说：“我明天结婚，特来请师娘和沈副大队长的太太去喝喜酒。”

晚上，汤景延在团部摆酒宴客。伪特工组长翟光耀一请即到。日本宪兵则屡邀不至。酒酣饭饱，汤又请客人搓麻将，抽大烟，说：“太太们都出去了，我落个清静，今晚痛痛快快玩一玩。”

9点钟光景，宪兵队突然打电话给汤；“外面狗咬得厉害，要注意。”汤说：“太君放心，我这里没事，要不要派人给太君增防。”

“不要！”鬼子一口拒绝了。

10点左右，镇外突然响起几声枪响。宪兵队又来电话：“外面情况紧张，不可大意。”

“这是新四军骚扰。我马上加强防务。”汤放下话筒，转头问翟光耀：“你们防守的碉堡，有没有把握？”

翟说：“把握不大。”

汤随即派人带20名战士赶去增防。那些特工平日只知鱼肉人民，今晚有情况，见有人来替他们站岗打仗，真是求之不得，乐得丢下枪去睡觉。于是“汤团”增防的战士分别占据碉堡上下，待时而动。

12时到了。汤景延突然把烟具一摔，指着翟光耀的鼻子骂道：“你的死期到了！”

这时，团部内外，碉堡上下，到处短兵相接，当场杀死六名特工，缴获30余支步枪、一挺机枪。随后，在南通警卫团接应、掩护下，“汤团”团部胜利地撤出了金沙镇。

与此同时，其它点上的“汤团”部队，也在我方接应下顺利地撤出，并摧毁了石港、季家灶伪区公所，平毁了金余碉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史上，“汤团行动”跟北方的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一样，成为江海平原上抗击日寇的一个经典战例，也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充满悬念的“东方新特洛伊木马计”演义。其实，“汤团行动”的价值更在于其理念的超前，战略上的博大，战术上的成熟。从这一点上说，创新的作用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代，价值都是一致的。

主要参考书目：

（1）《大江南北》1993年第1期。 《 “汤团”打入伪军167天纪实》。

（2）《南通市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 <中国民兵>杂志

为收集整理军史资料而殚精竭力、八方跋涉，这位普通的离休干部，２１年如一日，其精诚感动了党和国家及有关部门４０多位高层领导人――

王强：脚步不停为后人

□赵国庆

1996年5月，迟浩田在南通接见王强。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０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来到绿水环抱的江苏省南通市文峰饭店，接见在南通休养的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一走进大厅，迟浩田就大声问道：“王强同志来了没有?t”

　　年逾古稀的王强，是个普通的离休干部。他１９７９年从南通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上离休，从离休第二年就开始为收集整理军史（主要是新四军史）资料而栉风沭雨。他与迟浩田的友谊，就是在收集整理华东抗日革命斗争史以及海安县角斜“红旗民兵团”的史料中结下的。

　　首进中南海

　　２０多年前，根据中央要求，趁老同志还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抢救党史军史资料的工作。江苏省委的老领导管文尉、周一峰首先想到了在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工作过多年的新四军老战士王强同志。他已经离休，又熟悉历史，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是个收集整理党史军史资料的难得人才，便决定聘请他为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特约研究员。紧张了大半辈子的王强，本该很好地享受一下晚年的轻松，可他觉得，抢救党史军史资料是造福后人的大事，我有什么理由不再上阵呢?t

　　王强虽说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但研究党史军史，也是件陌生的事。他一头扎进书籍资料堆里，记笔记，做卡片，碰到难题就向党史专家请教。不久，他参加了《苏中抗日斗争》编写组。

　　这是一本分量较重的新四军历史教科书，涉及大量的史实和人物。王强和其他同志一道，跑了全国各地的１０几家档案馆，采访了近千名新四军老战士，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劳动，终于形成了６０多万字的书稿。

　　书稿形成后，由谁题写书名，成了大家特别关心的事。省委党史征委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王强，派他赴京。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增福堂，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

　　陈丕显曾是苏中地区有名的“红小鬼”，先后担任过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和华中党工委书记，被苏中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为“阿丕”。王强真正面对面地和陈丕显坐在一起，还是第一次。他把这本书连同正在编写的《苏中七战七捷》的内容向陈丕显汇报得十分透彻，着实让陈丕显同志感动不已。陈丕显同志当即让秘书乔晓阳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打电话，请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王瑞林很快回话说：“首长就在办公室，手头事情太忙，他的意见是请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题写。”陈丕显又吩咐乔秘书：“将两书名送到耀邦同志办公室。”在陈丕显同志的关怀下，胡耀邦同志欣然为这两本书题写了书名，王强还未回南京，省委党史征委就收到了胡耀邦的手迹。

　　“做了大好事”

　　研究党史军史，最棘手的是对历史事件、人物如何评价、结论。王强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尊重事实，维护真理。

　　对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历史地位如何看，特别是对反“清乡”斗争时期的“汤团行动”的评价，一直是研究苏中抗日斗争的同志争论的热点。所谓“汤团行动”就是在１９４３年反“清乡”斗争期间，以汤景延为团长的通海自卫团，奉上级命令，以假投降的形式，打入日伪内部，在经过５个月机智顽强的斗争后，又从敌人内部破腹而出，胜利地回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但对“汤团行动”如何评价，却存在着原则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当时这样做政治上是错误的，策略上是冒险的，在根据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负面影响；另一种意见认为，“汤团行动”是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采取的特殊斗争方式，其结果对反“清乡”斗争起了配合作用，应当给予肯定。

　　由于两种观点争论不休，直到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南通市委举行反“清乡”斗争胜利４０周年纪念活动，谁也不在大会上提“汤团行动”。王强根据省和南通市领导的指示，与有关同志一道，对“汤团行动”展开了全面调查。

　　通海自卫团惟一健在的领导人、当年的副团长沈仲彝，正在福州军区总医院养病。冒着酷暑赶来的王强，也已经快要倒下了，一跨进病房就连喝了四大杯水。沈仲彝因受“汤团行动”的牵连，文革中被关进水牢。听说南通来人，以为这次又要被抓了。所以，任凭王强怎样开导，他只是闭目养神，只字不提。

　　首次接触失败了，可王强并不甘心，第二天他又赶到医院，谁知沈仲彝只管睡觉，还是不理。怎么办?t随行人员失望地打起退堂鼓。“不行，他不开口我不走。”沈仲彝终于被感动了。他一边吩咐工作人员送西瓜，一边含泪讲述起当年的斗争内幕，并答应写一篇有关“汤团”的回忆文章。临别前，还将“汤团”健在的部分人员通讯录提供给王强。

　　王强如获至宝，立即出征，在大江南北采访了几十名“汤团行动”的亲历者。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决定前往中南海，听取当年领导“汤团行动”的高层领导人的意见。

　　在解放军３０１医院，原中央军委常委粟裕多次接待王强，抱病写出了肯定“汤团行动”的文字材料。

　　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对王强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段历史写不好。对‘汤团行动’的评价，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本不是汤景延叛变，实际是民族主义。”

　　在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高兴地握住王强的手说：“‘汤团行动’不能否定。这个问题涉及一大帮子人的问题，你做了大好事。”

　　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向王强介绍了与汤景延的交往及分手经过，明确指出“他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

　　一份份当年老同志的回忆资料，一条条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连同王强等同志的考察报告，摆到了省市领导面前，“汤团行动”终于彻底平反了。在之后出版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等史书中，都对“汤团行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汤景延的亲属也享受到烈属的待遇。

　　彭冲的三次召见

　　１９９４年４月，江苏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南通市党史工委在海安县召开了“粟裕与苏中”学术研讨会，王强不仅参与了会议的筹划、接待工作，还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论粟裕和苏中地方武装建设》的学术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根据叶飞、傅奎清、韩培信等新四军老前辈的提议，１９９６年，王强在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届选举中，当选为理事、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研究会的联络和协调工作。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成立后，首先碰到的是经费难题。研究会负责同志将筹措经费的协调工作交给了王强。从１９９６年夏季开始，王强只身走南闯北，先后在华东地区的１０多个大中城市，找市长，跑公司，仅用半年多时间，就为研究会筹措经费１００多万元。

　　２００１年２月，为了新四军研究会《铁军》杂志创刊及新四军重建军部６０周年纪念大会，王强又来到了北京。在京半个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彭冲先后三次召见他。

　　彭冲对《铁军》杂志要求很高，在仔细听取王强的汇报后，与他一起反复推敲创刊词，并对如何办好刊物作了明确指示。

　　根据研究会布置，王强担起了在京请中央领导题词的重任。他起早摸黑，在中南海来回穿梭，短短几天，就取回了迟浩田、张震、张劲夫、洪学智、廖汉生等５位领导同志的手迹。１０天后，彭冲第二次召见王强，满意地说：“７个计划，你跑回５个，不错了。”

　　在一般人看来，送请柬是件极为平常而普通的事。其实不然。王强在京送请柬的经历，的确使人难以想象。

　　研究会在筹备新四军重建军部６０周年纪念大会中，列出了北京城里的１４人名单，其中多数是新四军老领导或他们的家属。如何将请柬送到他??她　们手中，王强起初也没想到那么复杂。

　　在新四军老政委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家门口，门卫不让他靠近。出示证件和介绍信后，仍一口回绝：王老身体不好，中央领导有交待，她要休息好。王强当然不甘休。一次次上门磨。第四次上门，干脆蹲在卫兵室，不见王光美不肯走。卫兵没办法，只好帮他联系放行。

　　查找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的夫人陈兰时，王强本以为家住独门独院，哪知道挤了半天公共汽车，到地方才知道其住地乃是一片高楼，车来人往，邻里之间几乎谁也不认识谁。他走街串巷，挨家打听，用整整两天时间才找到她家。陈兰接过请柬，紧握住王强的手，感动地说：“你这位老同志办事这么认真，非常感谢你。”

　　原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曾山的夫人邓六金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王强好不容易找到医院，可医院规定，除家人外，任何人不许探视。王强没办法，只好通过熟人预先联系，尔后将请柬寄给她，得到她从医院回音才放心……

　　３月５日，彭冲第三次召见王强，当得知１４份请柬全部送到当事人手中时，彭冲赞扬道：“不简单，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不要光为别人写”

　　王强１９４４年担任当地党的地下交通员，１９４５年加入新四军。先后参加过南通地区的岔石战役、灵甸大捷、启东“六八”战役以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立过战功。从事党史工作２１年来，他先后参与编写党史书籍１０多本，为陈丕显、姬鹏飞、黄火青、梁灵光等１０多位高级领导人撰写回忆录，整理采访笔录１００多篇，发表党史学术文章２０多篇。然而，他却从来不写自己在战争年代的一件事。８０年代初，王强为征集、研究红十四军的历史资料，多次拜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协助他整理有关回忆文章。交往中，黄火青了解到王强战争年代的经历，就曾对他说：“你也是个老革命，战争年代就在机关工作，不要光为别人写，你也要写写自己嘛。”王强只是笑了笑，说：“在你们面前我还是后辈，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

　　２１年来，他平均每年出差在外２００多天，除按机关规定报销正常出差补助外，没有任何额外报酬。在外白天采访，晚上加班是常事。有时办事回来晚了，吃不上饭，就冲包方便面一吃了事。有些年轻人跟着他出差吃不消，他总是说：“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外出期间，他能省则省，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１９８４年前后，他常去河南山区查阅资料，当地有旅馆他不住，每天只花几角钱住在浴室里。每次外出，他从不向老领导要车，也不肯“打的”，要么挤公共汽车，要么步行。北京、南京、南通是他的常住地，他分别购买了这三个城市的公交车月票。一次，一位中央老领导与王强约好时间在中南海见面。王强拿着月票挤公共汽车没挤上，眼看就要耽误会见时间，他拔腿就在大街上跑起来，赶到中南海时，浑身已被汗水湿透，提前８分钟赶到。老领导歉意地说：“早知这样，我就派车接你啦。” （责任编辑／李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