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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民国往事（1）二十几岁能做成什么大事？ -- camelry
武昌首义震惊天下！辛亥革命那场起义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人们一般都知道一点那段历史，但年代久远，细节就模糊了。近来准备对那个时期的政军故事做些了解，写一点民国往事与河友交流。
二十几岁能做成什么大事？
现在二十几岁的年青人，主要在忙些什么？想些什么？能做成什么大事？
别说年青人，对于现在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又做能成什么大事？有一本厚厚的书，叫做“巨婴国”，不是谈年青人，而是谈成年人，谈成年人的国民性。本书观点敏感，用词偏执过激，被下架叫停后，反而在网上火了一阵子。
回到“二十几岁能做成什么大事”的问题，一百多年前的湖北省武昌城，见证了一件惊天动地，影响至今的“大事”，而成事者正好是一群“二十几岁的年青人”！
“八月十五杀鞑子”
1911年秋冬之交，“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言在湖北武昌坊间说得纷纷扬扬，一时满城风雨，清方非常恐慌。总督瑞澂立即召开防务会议，增兵武昌城，令兵舰夜间升火待命。同时收缴【湖北新军】各营士兵的子弹，宣布八月十五日（1911年10月6日）中秋节戒严，士兵不准外出。
中秋节暴动还真不是空穴来风，1911年9月24日，革命党（共进会、文学社）在武昌召开联合大会，会议确定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起义日期，推文学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临时参谋长，并商定起义后的湖北军政府组成人员。就在联合大会召开的当天午后，武昌南湖炮队发生了自发的暴动，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震动，清方“中秋节戒严”的肃杀措施，使得起义总指挥部不得不将起义日期改成10月11日（农历八月二十日）。
起义“杀鞑子”，光用刀是不够的，动枪动炮少不了，还要动炸弹。同兴酒楼经理邓玉麟是起义总指挥部的军事筹备员，也是未来湖北军政府的调查部部长，1911年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和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这两天，邓玉麟如“神行太保”般，脚踩“风火轮”，在江城三镇间奔走，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尽力完成起义总指挥部布置的重要任务。
1911年10月9日一早，离预计的起义日期只有两天，邓玉麟和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革命党机关装配炸弹，同时准备起义时使用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和钞票。中午时分，邓玉麟外出购物后回到革命党机关，发现宝善里有爆炸弥漫后的浓烟，孙武受伤已被紧急送医，俄国巡捕已赶到，发现是革命机关，把机关内的起义文件物品全部抄走，并把住在机关内的人员抓走。邓玉麟顿觉五雷轰顶，转身奔赴江边，紧急过江，到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报告突发的危情。
武昌小朝街，此时蒋翊武和刘复基、彭楚藩（同为未来湖北军政府调查部副部长）等总指挥部成员紧张地分析上海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的消息，正好邓玉麟赶到，报告宝善里机关失事，指挥部的气氛立即紧张万分。蒋翊武开始有点犹豫不决，但刘复基主张应当机立断，并取出了事先已绘制好的地图和行动计划，得到总指挥部成员一致同意。当天下午五点，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发布了起义命令，时间是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一齐动作，所有起义部队一律左臂系白布为记。
命令下达后，紧急分送到湖北新军各标营，由邓玉麟负责通知武昌城外第八镇南湖炮队（邓玉麟原在炮队当过兵），杨宏胜（总指挥部军火运输负责人）分送子弹、炸弹。邓玉麟和杨宏胜得令后，很快来到紫阳湖边，与武昌小朝街一步之遥的工程第8营，邓玉麟向熊秉坤（革命党工程营总代表）传达起义命令，今夜口令“同心协力”，强调“今日起事，炮队先行发动。军械所系汝营驻守，今夜无论如何困难，一听炮声，必须即行占领。少数子弹、炸药，由杨宏胜随后送来，作为响应之用。”
邓玉麟和杨宏胜随即到武昌胭脂巷革命党机关搬运炸弹，一直忙到晚上十点，邓玉麟手提炸弹奔赴武昌城外南湖，在文昌门受阻，等赶到南湖第八镇炮队8标已经过了晚上十二点，冒险入营，虽然传达了起义命令，但“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的命令来不及执行。邓玉麟完不成任务，五内俱焚，只能停留在炮队8标营中，等待天亮。
1911年10月10日天一亮，邓玉麟离开南湖炮队8标，赶回武昌城内，突然发现城门紧闭，不许出入，清兵在严拿革命党。邓玉麟绕城打探消息，得知惊天的噩耗，所有武昌城内小朝街，胭脂巷等地的革命党机关昨夜均被破获，总指挥部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捕就义，蒋翊武逃走。邓玉麟在江边万念俱空，内疚和悲愤使他几乎投江自尽。后一想个人渺小，一死不足谢同志，既然幸未遭捕，不妨死中求生，渡江去汉口，找同志，卷土重来。
到了汉口，邓玉麟先找到革命党共进会会长刘公，在一处隐蔽地点，与养伤的孙武，为昨夜仓猝的失败，相对痛哭。邓玉麟向起义军临时参谋长保证，“今晚必图大举，君静养伤体，破坏事有我一人担任，当毋庸虑。”
随后邓玉麟与腰缠革命党十八星军旗的同志，雇小舟过江，经鹦鹉洲，白沙洲登岸。由于武昌城门有邓玉麟画像，清兵待捕，邓玉麟只得绕城重返南湖炮队8标，召集革命党同志，准备当天起事，决不更改。正好有革命党人带来武昌城内工程营会率先发难的消息，邓玉麟和炮队8标的同志当即决定，全体动员，白天“各同志务饱餐，武装，佯卧以待时”，一旦城内打响，马上响应工程营，推炮进城。
楚望台军械所
在武昌城内中和门街（现在的首义路南段）的紫阳湖畔，驻守着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8营。工程营后队第一排正目（班长）熊秉坤，1911年10月9日傍晚接到邓玉麟传达起义号令，“晚九时半熄灯就寝，竟夕以待，不闻炮声，实深诧异。”夜间工程营戒严，有革命党同志被发现有装实弹的步枪，立即被官长看管。熊秉坤“闻讯，愈加不安，辗转床褥，一夜未曾合眼。”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一早，消息传来，各机关被破获，彭、刘、杨已遇害，城门紧闭，清军巡防营已在新军第十五协至工程第8营左右各街实施放哨警戒。工程营内革命党同志人心惶惶，总代表熊秉坤借中午会餐时避开官长，召集各队代表相商。熊秉坤为鼓舞士气，命令道，“今日奉总机关令，责工程营首先发难。因军械所为我营所守，如各营响应，亦必先到军械所领取子弹，如我营不先动，别营必不敢有所举动。”
当日午后，工程营后队传达兵送来命令（工程营官方命令），今日由熊秉坤棚接守卫班，轮值工程营警卫，可安排一切。“守卫班长名曰卫舍长，虽在卫兵司令指挥之下，而换班接哨，均由班长指挥，无形之中增加许多便利。”
熊秉坤转悲为喜，马上紧张地联络同志，分发子弹准备发难。同时以守卫班长名义发令，“在营督率造饭，”（吃饱好打战），并监视官长。随后取腰牌两面（出营证件），与一同志佩戴出营，急赴与工程8营靠得最近的驻扎在右旗军营的第八镇29标和30标，通知革命党同志，今日工程营首先发难，请各标响应，直趋楚望台军械所会合。
熊秉坤回营后，率卫兵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今天革命党要起事的传言，许多营中官兵略有所闻，有的排长、队官均向熊秉坤表示对革命党的事情不加干涉；有的普通士兵问熊秉坤，革命党起事，“我辈应如何？”熊命令其照样武装，听从指挥。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傍晚，紫阳湖畔的第八镇工程第8营响起枪声。
事发的情形大概是，清军排长查棚，发现正目金兆龙（革命党人）臂缠白巾，手持步枪，就吼叫起来：“你要造反！”金兆龙回答：“老子就造反，你将怎么样！”清军排长扑上去把金扭住。金大喊：“同志们快动手，还等什么？”革命党人士兵程定国在旁，用枪托猛击陶的头部。清军排长负伤外逃，程就举枪射击，击中清军排长的腰部。适值熊秉坤赶到，见清军排长对面跑来，也打了一枪。
这时工程第8营全营轰动。代理管带、右队队官、司务长几个官长赶来弹压，堵住楼梯门，一面放枪，一面大呼：“汝等均有家小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做不得，要灭九族的！赶快觉悟，各回本棚，不要胡闹！”革命党人士兵向代理管带打了一枪，代理管带还手被击毙。士兵一拥下楼，神枪手程定国又发一枪，把右队队官和司务长同时击毙。熊秉坤立即鸣笛，首先集合了四十多人，扑向楚望台军械所。
楚望台是一块高地，逼近中和门，有军械所藏有大量枪支弹药，由工程营士兵负责守卫。自从传说革命党人在中秋节起事后，总督瑞澂即派督练公所的军官监守。
军械所由工程第8营派兵守卫，其中革命党人士兵听到枪声和人声，知道工程营已经发难，正准备响应，监守官过来对士兵们说：“非抵抗不可！”革命党人士兵反问监守官：“我们连子弹都未见一粒，怎么能抵抗？”监守官只得命令军械所主任把库门打开，搬出两箱子弹，分发给各士兵。士兵们得到子弹后，立即向空中鸣枪响应。监守官见势不妙，同其他官佐一起越墙逃走。军械所就顺利地被革命士兵占领。
占领军械所的革命党人和熊秉坤率领的工程第8营暴动士兵，在楚望台汇合。武昌起义第一时间就按计划迅速占领军械所，控制大量枪炮弹药，为起义的成功打下稳固的基础。
驻扎右旗军营各标营焦急地等待信号的革命士兵，听到枪声，都纷纷起来响应。第八镇29标的革命党人代表蔡济民是排长，他以出巡为名，率领本排士兵首先冲出营门。他边冲边喊：“打旗人！”营内同志于是一齐呐喊：“打旗人！”此时，第八镇30标革命党人代表也已集合起队伍。第一营旗人管带率旗兵百余人逃走。29标30标两标士兵纷纷奔向楚望台。第八镇29标统带和30标统带都躲避了。
测绘学堂离楚望台很近，有学生八十名，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年，听到枪声很紧张。革命党人代表李翊东挺身高呼：“同学们，不要怕，今晚是革命党举事，我就是革命党。愿意革命的跟我到楚望台去领取枪弹。”测绘学堂学生平时都同情革命，这时就全体集合，向楚望台进发。
第八镇工程8营其他士兵约四百人，在熊秉坤率第一批起义士兵暴动后，也纷纷离营到楚望台集合。
此时，楚望台聚集了成百上千的起义士兵。
1911年10月10日晚八时二十分，在楚望台军械所，革命党工程8营总代表兼大队长熊秉坤，发布起义第一道命令：
一、本军应冠以“革命军”三字，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暂袭用旧制。
二、本军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
三、本军作战以清督署为最大目标。敌方张彪、铁忠、李襄麟等，在大小都司巷，恤孤巷、吴家巷、望山门正街、水陆街、豹头堤等处布防。
四、敌人兵力为教练队二营、辎重第八营、机关枪一连、水机关枪四挺、第八镇警卫一连、宪兵一连、消防救火队一百名，约共一千五百名左右。
五、本军以楚望台、蛇山为炮兵阵地，自阅马场、大朝街向南至保安门正街，为步兵防守线。暂以楚望台为本军大本营驻地。
六、金兆龙带后队第二排及右队第一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往南湖威胁炮队第八标响应，并掩护进城。
七、林振邦带左队第三排占领千家街，向第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寺方面警戒。
八、徐少斌带领前队第三排占领楚望台、中和门高地，向津水闸方面布防。
九、其余部队均作总预备队，在本军械所待命。
十、今夜口号为：“同心协力”。
“今夜如不将敌击溃，一待天明，吾辈为所虏也”
第八镇工程第8营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原是日知会核心会员（干事），近来革命意志有些消退。设于武昌城内高家巷的日知会，曾集合了一批有革命思潮，图谋民族富强的人士，日知会会员来自军界最多。革命党人吴禄贞与蓝天蔚曾和吴兆麟等日知会核心会员有过交往。
吴兆麟聪明能干，在湖北新军工程营当兵后，考入随营将校讲习所，后入工程营专科学校。升任工程营左队队官后，还考入湖北参谋学堂。吴兆麟有军事才能，编写了《太湖秋操纪实》，编著有《战术实施》、《参谋旅行》等军事书籍，同时吴兆麟有带兵的经验和威望。
1911年10月9日晚，吴兆麟与在湖北新军第八镇司令部当参谋的哥哥在家中会面，“相谈近日情形及外面种种谣传。”吴兆麟得知“督署衙门内外防御极严，所虑者就怕放火，倘衙门周围烧起来了，即无路可走。”
正说话间，有人敲门，有护兵来报告：现在营内有紧要事，请队官即刻到营。吴兆麟回营得知，今天汉口俄国租界有一革命党机关被破获，新军第八镇司令部通知，“各位官长各维持各队，不要听革命党煽惑，好为劝导，免冒昧从事而受诛戮。”
第二天早上，吴兆麟又得知，武昌城内的多处革命党机关也被破获，革命党人在督署衙门被砍头，侦缉队四处捉拿党人。
从1911年10月9日晚到10月10日白天，作为左队队官的吴兆麟，只能执行第八镇工程营下达的一道道指令，尽管在白色恐怖下革命意志消退，但他还是尽所能暗中保护了革命党的士兵。但是到了10月10日夜晚，吴兆麟再也不能在朝廷和革命党之间犹豫摇摆了。
10月10日傍晚，工程营枪声大作，人声呼哨，炸营的士兵纷纷到楚望台集合，熊秉坤除在楚望台布置防务，同时派两班侦探兵力，巡视楚望台周边地段。左队队官吴兆麟在楚望台西南城墙附近，其鬼鬼祟祟的人影被侦探队发现，有一段对话，侦探问，“汝等是人是鬼？”吴答：“是我。”侦探听出是吴队官声音，问道，“汝为何不出？”吴答：“恐遭杀害。”侦探释然：“均属同胞，何得如此，我带汝等去见熊代表。”
革命党工程8营总代表熊秉坤只是一位正目（班长），在楚望台发布第一道命令后，感到“精神上极不自在，良以责任重大，稍有差池，即功亏一篑。盖军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
侦探队带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来到楚望台，汇集的士兵们无不喜形于色，熊秉坤即召各队革命党人代表集合会商，“为发挥全军攻击精神起见，即推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勉强接受临时总指挥后，还是感觉有点不放心，随后率护兵到各防地巡视一周，每到一地，即大声问众士兵：“汝等代表推余为总指挥，汝等愿否？”众答：“愿。”吴继续问“愿，须听指挥。”众答：“听。”吴再问：“违令者斩！”众齐声道：“诺。”
1911年10月10日晚十时半，在楚望台军械所，工程8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以“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名义发布命令：
一、前队排长伍正林带前队第一、二两排，经津水闸向保安门正街搜索前进，攻督署前。
二、右队排长旷名功带右队第一、二两排，经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攻督署后。
三、马荣带兵一排，向宪兵队东南端进攻；黄楚楠带兵一排，向宪兵队西南端进攻，互取连络，即时将宪兵队扑灭之。
四、周占奎率兵两排，固守楚望台北端阵地。
五、徐少斌、郑廷钧汪长林、杨金龙带兵两排，由徐少斌指挥，先夺取中和门，策应金兆龙迎接炮队。
六、张伟、任正亮、饶春堂等带兵一小队，由张伟（靖川）指挥，出中和门掩护炮队进城。
七、陈有辉带兵一班，往通湘门附近侦查；唐荣斌带兵一班往中和门附近侦查。
八、楚望台附近交通，着罗炳顺、程定国、杨云开、刘定基、孙元胜等，分途彻底破坏。
九、其余为总预备队，由临时副总指挥熊秉坤率领，在楚望台北端待命。
十、今夜口号改为：“兴汉”。
富有军事常识的吴兆麟告诫众起义士兵，“今夜如不将敌击溃，一待天明，吾辈为所虏也。”随着起义的各路人马纷纷集中到楚望台，10月10日晚十时半过后，在吴兆麟的指挥下，一场围攻武昌城内代表满清朝廷的大本营——湖广总督署的激烈战斗就要开始了。
【武昌起义时的湖北新军，为清末推行“新政”之后的常备军制，编制列为“镇、协、标、营、队、排、棚”（大约对应为后来的编制“师、旅、团、营、连、排、班”），各级军官称为“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
感觉西西河最近又兴旺了， 好文章越来越多，加油！
河友一起努力, 兴旺西西河! 
辛亥革命嘛，换个角度看，其实更有意思。
比如说，辛亥革命与颜色革命的比较研究什么的……
表尺二千二百米 排炮齐射
炮兵是技术兵种，操作复杂，讲究训练和配合。驻扎武昌城外南湖的炮队是第八镇炮队8标，和城内工程第8营一样，是湖北新军革命党同志大力经营的目标。
炮8标第二营右队队官张文鼎，虽不是革命党，但与革命党人汪性唐（共进会核心会员）是熟悉的朋友，且与孙武有一面之缘。张文鼎知道炮8标各营各队，革命党人遍布，隐约知道第二营管带姜明经是同盟会同人。
孙武曾派汪性唐会晤张文鼎，请张加入共进会协力革命，张文鼎与吴兆麟的犹豫态度相似，答复孙武，“允诺，以军纪关系，惟心照而已。”
1911年9月24日午后，武昌南湖炮队发生了自发的暴动，第二天夜深，张文鼎的直接上司管带姜明经找他问话，“你得着什么信息没有？你认识的有党人吗？”张答：“日来传说，各标营的兵都是革命党，老百姓也说要造反了。”并如实告知孙武曾派汪性唐会晤的事宜。
听到这里，姜明经也明说了，“既然如此，须谨慎而行，惟无官长加入，大是缺点。一旦起事，不但难出建制队伍，稍有不利，还恐弃炮而逃，乌合之兵，反致误事。你何不见机联络队级以下的官长，届时也好得个帮助。”
1911年10月10日上午，张文鼎接到汪性唐相约见面，近中午时分，张文鼎前往武昌城内千家街汪恒春药房与汪性唐会面，汪严肃告知张文鼎，“定本晚起事，除已由各代表通知各营队外，因炮队关系特别重要，特派我来接合，此时不能见姜管带，即请你转达，今晚闻得城内枪声，务必即时响应，拖炮入城进攻。”张答“随时都在准备中，尽管放心。”
第二营管带姜明经被风闻是革命头目，有督练公所课员两人，每天来炮标加以监视。10月10日下午四点钟，监视姜管带的人回城去了，张文鼎急忙向姜报告。晚上七点钟，管带姜明经召集第二营各队官长问话，告知，“监视我的人，今天来得很迟，回去又极早。照此看来，必有急变。我这有手枪弹千粒，每队领三百粒去，分给官长和头目，各自速为准备。”
张文鼎等各队官回队，一面安排将五生七口径山炮撞针换上正规簧，一面给手下头目分发手枪弹。
南湖炮队参加武昌起义的方式很特别，邓玉麟到营中多次，士兵中的革命党同志都明确知道起义的命令，早早在做准备（不在乎有危险，不怕杀头）。
而南湖炮队中同情革命党的官长和头目，则有各种顾虑，尽管大清朝廷的大船不稳了，但谋反起义不光是杀头，还诛九族。队官回队安排换上正规簧和分发手枪弹，只把紧急的情况显出来，又不能明说。
但不管怎样，炮队第二营管带姜明经和各营队官张文鼎等最后还是随军反正，在起义中立下功劳（他们的指挥能力是普通士兵不具备的）。第八镇炮队8标起义之夜，统带在北方观操未回，第一营管带和第三营管带逃走（与起义士兵作对肯定会被杀死），也是炮队起义成功的其他原因。
10月10日晚上七点钟过后，吹点二道名号，马上要起事，还点什么名？各队士兵自动武装起来，抱着枕戈待旦的样子。
突然，远远传来数起枪声，接着城内枪声四起，远处可见火焰映在夜空。一直隐蔽在营中的邓玉麟跃起大叫：“工程营业已起义，我军宜急响应。”
炮队革命党代表孟华臣开枪击毙在9月24日南湖炮队自发暴动中冒犯士兵的排长后，到操场大呼：“革命党军起事，推倒清朝，各同志须同心协力，拖炮进城。”
炮队革命党核心同志拖炮至操场，砸开库房，将炮弹取出，装入炮膛，向尚未行动的炮队各营轰击。
炮声在夜空中震响，各营革命党人士兵纷纷奔出营房，聚集操场，冲向炮位拉炮、冲进库房搬炮弹，顿时秩序纷乱。邓玉麟见状，拔刀大喊：“一律站队，乱动者斩。”
炮队第三营左队革命党同志拖炮两尊；炮队第二营革命党同志拖炮两尊，同时先行出发。
第一批炮队革命党同志拖炮四尊出发后，轮到炮队主力组队出发，还得到同驻南湖军营的第八镇马队8标第一营马枪兵的有力支援。
由于有炮队管带和队官指挥，炮队主力组织有序，队伍齐全，炮兵备马拖炮行进，马队8标马枪兵骑马编队掩护，前有马枪队搜索前进，后有马枪队殿后戒备，主力八百人的第八镇炮队8标官兵和一部分马队8标马枪兵，成建制沿巡司河岸向武昌城中和门挺进，这是武昌起义最大的一支完整成建制的力量，对起义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炮队第二营管带姜明经派革命党同志渡巡司河，通知驻武建营的第八镇32标，说革命军起事，炮队已进城攻杀，请贵标统率留守队伍，至武泰闸听候指挥。
炮队马枪队尖兵先行进城报告一切情况，主力队伍与赶来迎接的第八镇工程8营一班士兵，一起行军到达中和门，有工程8营前队队官指挥号兵奏号，欢迎进城。仪式简单，意义重大，振奋炮队马枪队起义官兵的人心。
成建制的炮队推着16尊山炮在马枪兵骑马掩护下，大队人马入城参战，聚集楚望台的起义官兵士气大振，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强调“炮火宜集中，阵地须疏散。”
军情火急，吴兆麟对炮队下达命令：
炮队第三营左队山炮两尊由孟华臣指挥，相机进占保安门城上，须能射击督署及望山门城楼之敌为要；
第二营中队山炮两尊、第三营右队山炮两尊统由王鹤年指挥，就原占楚望台阵地，向督署射击；
第一营右队及第二营左、右两队山炮六尊，又第三营中队山炮四尊，统由张文鼎指挥，迅至蛇山选占阵地，急向督署、第八镇司令部射击。
张文鼎得令后，指挥炮队主力各营，整队出动，推山炮10尊，进入蛇山指定阵地。正布列阵地时，发现蛇山东北麓百步梯有部分溃逃的旗籍乱兵，张文鼎即令马枪兵布置警戒，驱散乱兵。同时组织炮队马队在蛇山炮阵地和楚望台军械所之间运送弹药，警戒掩护。
从蛇山炮阵地朝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望去，阴雨的夜空下，那个方向模糊漆黑，无法分辨目标。山炮朝督署方向进行轰击，但不知着弹点具体位置。蛇山炮队阵地的炮兵，为无法确认炮击效果正在焦急时，突然督署附近的王府口起火。火光映照下，炮兵观察员可以看清并确认督署目标。
张文鼎指挥炮队选得督署旗杆为标准点，口令各用二千四百米达表尺，开始试射。
火烧得越来越大，火光中炮队试射督署取得二千二百米达表尺为准确距离后，即行快速射击。
张文鼎此时下令，“表尺二千二百米，排炮齐射！”
炮队10尊山炮，从蛇山炮阵地“排炮形式”向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反复轰击。
隆隆排炮声中，督署大堂、签押房等处及第八镇司令部马房，均被炮火轰毁。
张文鼎看到火光中的炮击效果，命令加快射击。各队步兵士气大振，跃起勇猛进攻，清军防线崩溃，纷纷败逃。
年青人的命与血换来黎明
从开始熊秉坤率兵到楚望台军械所，到推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起义官兵一致的核心目标是攻占督署，10月10日首义之夜，大批起义士兵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前后向督署发起了三次进攻。
第一次进攻在午夜前，吴兆麟以“临时总指挥”名义发布命令后；第二次进攻发生在午夜十二点；第三次进攻是在午夜之后，起义军步队火攻督署，起义军炮队排炮齐射，一举攻克督署（先攻克清军第八镇司令部）。
清末武昌城原有城墙和九座城门楼，城垣略呈长方形，东西五里，南北六里。北城墙只有一座城门 - 武胜门，南城墙有三座城门，自西向东排有望山门、保安门和中和门（起义门）。东城墙靠北是忠孝门（小东门）、中部是宾阳门（大东门），西城墙面对江边，从北向南有汉阳门，平湖门和文昌门。湖广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位于武昌城西南角文昌门内。
督署附近有两条主要大街，长街（大概现在的解放路位置）南北贯穿武昌城，王府口街（大概现在的张之洞路位置）横贯东西。起义士兵汇集的楚望台在武昌城东南角中和门内，从楚望台攻打督署，是从东往西攻击前进。
第一次进攻
一开始吴兆麟虽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但作为工程第8营队官，其指挥工程营起义士兵，较为顺手。以工程营为主力的第一次进攻在十一时左右，兵分三路进行。
第一路经过紫阳桥沿王府口街搜索前进。非工程营士兵的29标队伍，由蔡济民率领参加了第一路的进攻。
第二路由工程营左队革命党代表马荣率领，向水陆街搜索前进，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和督署的背后。
第三路由熊秉坤率领，经过津水闸向保安门正街搜索前进，进攻督署的大门。
那时其他标营的起义部队还没有全部出动，进攻的兵力比较薄弱，对清军敌方的布防情况也没有探明，因此前进不久就被敌方的火力所阻。
只有第一路蔡济民率领的29标队伍，顶着弹雨，顽强挺进，到达王府口（王府口街与长街相交的路口），直逼督署的背后。
但是第一路的工程营主要兵力发生伤亡后，一路退回楚望台，吴兆麟大怒，拔刀要斩第一路的领队，被士兵劝阻。
第二次进攻
到午夜晚十二点时，炮兵在蛇山上稳固了阵地，第二次进攻时机成熟。
这时来自湖北新军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各标营人马在楚望台陆续到齐。有来自武昌城北武胜门外塘角军营的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的士兵；也有来自武昌城内左旗军营混成协31标和41标的留守军人，革命军兵力得到加强。
第二次进攻，第一路蔡济民部，得到了混成协31标和41标等部支援。
第二路马荣部，有来自武昌城内右旗军营第八镇29标和30标的部分兵力支援。
第三路（进攻督署的主方向）熊秉坤部，加强了第八镇29标和30标的主要兵力。
各炮阵地的炮队进行轰击，各路步兵奋勇进攻，都有进展。
10月10日白天夜晚都在下雨，炮队难以辨认目标，没有发挥威力。
清军敌方还在顽强抵抗，黑暗中水机关枪不停扫射。第三路熊秉坤部沿城墙主攻督署大门，清军抵抗最为激烈。
清军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在白布上大书招降告示，要士兵们“速即归诚”。张彪指挥督署卫队，教练队，机枪队，向革命军发动了两次反扑。马荣、熊秉坤等商量，组织敢死队把清军敌方的反扑打退。
午夜督署前的拉锯战激烈万分，战况陷入胶着状态，革命军起义官兵的紧张心情，完全可以体会到。
战况报告到楚望台，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分析局势，关联日前“督署衙门就怕放火”的情报，果断下令“火攻”。
第三次进攻
午夜以后，为打破胶着的战况，第三次进攻以放火烧房开始。
焚烧督署附近的民房，引起大火，便于炮兵观测，以消灭顽抗之敌。但烧老百姓的房子影响不好。
第一路蔡济民找到王府口街一家布店，向布店老板解释，“保证赔偿，并以后为他们修房子”。
料不到布店老板表态说：“只要能消灭满人，烧自己的房子心甘情愿，要么事赔偿咧？！”
大火在布店燃起，布店老板还从库房不停取出布匹，投入火中，火越烧越大。
周围居民知道是为了打清兵，不顾损失，纷纷加入“放火”的行列。
火光烛天，各处炮兵看清了目标，校准标尺，开花炮弹呼啸飞来，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内外，炮弹炸声四起。
这时第一路蔡济民部和第二路马荣部进攻的部队已经会合，首先向大都司巷第八镇司令部发起猛攻。
马荣部工程营队伍中冲出两名壮士，伏地蛇形前进，猛然跃起大呼，扑向机枪阵地。起义军年青勇士们，不畏清军敌方的机枪猛烈扫射，在炮弹的爆炸声中，不怕牺牲勇猛冲锋，先消灭清军机枪阵地，后一鼓作气在呼喊声中占领了第八镇司令部。
这是首义之夜第一个决定性的胜利，革命军与清军敌方较量的天平，就要倾斜了。
作为总督的瑞澂，发现督署背后的第八镇司令部已被革命军占领，督署前后被起义士兵包围，文昌门的通路也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逃命要紧！”
瑞澂一面命令张彪固守，一面慌忙催使卫兵在督署后墙打洞。随后一群督署官人狼狈地钻洞而出，窜向文昌门，忙不择路地直奔江边楚豫兵舰。
总督瑞澂一逃引起武昌城内清军抵抗意志的崩溃。
第三路熊秉坤率领敢死队冲到督署东辕门，与清军守卫对射。起义士兵一勇士冒着密集弹雨，抱着煤油箱，跃进到东辕门纵火。起义士兵另一勇士抱起煤油箱冲入门房纵火，一会延烧到大堂，清军守卫慌忙逃散。两位纵火勇士都壮烈地献出了生命。
张彪顽愚，傻乎乎地“固守”了一阵，无情的炮火把他打得魂飞胆丧。在督署清军守卫逃散时，张彪见大势已去，也不“固守”了，带着卫队和第八镇辎重营逃往汉口刘家庙。
树倒猢狲散，清军指挥张彪的逃亡使武昌城内清军顿时土崩瓦解。
1911年10月10日天亮时分，经过一夜血战，起义士兵占领了督署，武昌全城克复，革命军十八星旗在城头飘扬。
天亮后武昌居民推门出来，只见满城都是臂缠白巾的革命军。武昌革命军年青志士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了东方的黎明。
首义之夜 人物留名
彭楚藩 27岁 湖北鄂城人 日知会共进会会员 宪兵营什长 起义总指挥部军事筹备员
刘复基 26岁 湖南常德人 同盟会会员 文学社发起人 混成协41标士兵 起义总指挥部军事筹备员
杨宏胜 25岁 湖北襄阳人 文学社会员 第八镇30标正目 起义总指挥部交通员
蒋翊武 26岁 湖南澧县人 文学社社长 第八镇41标士兵 起义总指挥部临时总司令
熊秉坤 26岁 湖北江夏人 共进会会员 第八镇工程第8营(正目)总代表 起义之夜领队楚望台军械所集合 率敢死队进攻督署
金兆龙 22岁 湖北新洲人 共进会会员 第八镇工程第8营正目 武昌起义的首先发难者之一 率兵出城迎接南湖炮队
蔡济民 24岁 湖北黄陂人 文学社共进会会员 文学共进联合大会参议长 第八镇29标(排长)总代表 率敢死队进攻督署
吴兆麟 29岁 湖北鄂城人 日知会干事 第八镇工程第8营左队队官 起义军临时前线总指挥
刘 公 30岁 湖北襄阳人 同盟会会员 共进会会长 起义总指挥部政治筹备员
邓玉麟 31岁 湖北宜昌人 共进会会员 同兴酒楼经理 起义总指挥部军事筹备员
孙 武 32岁 湖北汉口人 同盟会会员 共进会领导人 起义总指挥部临时参谋长
二十几岁能做成什么大事？!
兄台大手笔，竟然将大时代信手拈来，栩栩如生，深夜读来，但觉身临其境，惊险刺激，目不稍瞬，妙哉，深盼连更不停，以慰掘泉之渴。
不敢当，河友大家共勉。
城市里17,8的独生子女面刚刚“断奶”，妈宝一堆。
刷一个帖子嘛，大家都候着呢，哈哈
那是一个年轻人做大事，趁年轻做大事的时代。
武昌首义，傍晚发动，黎明成功。首义这件事，说起来短只有一夜，长不过两天（10月9日和10月10日）。而首义之前许多相关的事情，说起来就长了。
看着叙述那个时期军政往事的文字，记起了经历过的两个场景。
改革开放后的年代，邻居家小弟小妹(中学生)去老家探亲，喜欢说话的小妹回来后十分兴奋，告知在邻省有一大家亲戚，专门提及一个人名，说那是她家的前辈，问大家知不知道。
邻里一干听众的反应肯定是一脸懵懂，邻居小妹不屑地抛出“这都不知道，他是武昌起义总指挥啊！”（很怀疑小丫头刚知道）
当时自认学过社会发展史和党史，似乎不记得这个姓氏人名的人物，印象中武昌起义不是孙中山指挥的吗？好像记得起义时，黄克强手擎炸弹冲向督署敌阵？
多年以后，有一次送孩子去同学家聚会，那家的爷爷原是报社记者，孩子们的家长当然喜欢围住同学爷爷，打听报社的轶闻。
老记者健谈，介绍了一些报社内部运行的套路，采写报审的流程，并说年青时刚入报社，跟着老记者采访过荆江分洪。一位家长和这位爷爷攀上同乡，谈起从城关镇去爷爷老家那个“大湾”，走过哪条河，绕过哪座山。
同学爷爷回忆道，“好多年都没回老家了，我父亲早年离开那个大湾，去武昌读书，后来上了军校”，“改革开放后，我们还去台湾探望过失去联系多年的父亲，那次见面后不久，老父亲就去世了。”老记者最后不经意地提了一句，父亲去世时，大陆有报道。
在网上查过，老记者父亲是“当年参加武昌起义志士中在台湾的最后一位”，早年入湖北陆小，陆中（预备学校），然后入伍见习，再入保定六期步科，陆大七期。武昌起义时加入湖北学生军，参加了固守武昌长街藩库及官钱局的战斗。
一百多年前的武昌，长街是条中央大街，北有藩署（藩库），南有督署。长街的位置现在叫解放路，现今北面与藩署相关的是有名的“户部巷”，南面督署旧址座落着一个“造船厂”。
解放路（长街）和首义路平行，现在是武昌一条主要的热闹大街。平日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多是在解放路逛街购物，少有关注解放路南端那座可造柴电驱动水下移动器的船厂。沿解放路南行，过彭刘杨路和张之洞路，在武昌造船厂东门内，有三烈士亭，亭内立“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石碑，碑阴镌刻三烈士生平事迹。
武昌户部巷，现在成了武昌一处“著名地标”。从早到晚，这里香烟（油烟）缭绕，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流连在户部巷的大批人群，不妨往北移几步路，可见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街，藏在绿荫盎然之中。
小街上的几栋不起眼的旧屋，以及旧屋里的物件，也带来一些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幽静的街上，一些环卫人员在工作，街面干净。
小街背靠武昌公园，公园另一面是解放路，跨过解放路，北面有座“实验中学”，“政委”理科转文科之前像是在此就读过，政委的武汉话是汉口江岸（浙江村）口音。
有实验中学校友回忆，在中学运动场活动后，会去学校北面的小土坡(山)上玩，实验中学现有叫“凤凰山下xx班”的微信群。
凤凰山，海拔44.9米，山顶（坡顶）是武昌起义时的副攻炮台，革命党人的炮兵阵地之一。凤凰山下，实验中学旁有得胜桥街道，中山路的得胜桥街口附近，原来有座武胜门。
清末武昌城原有城墙和城门，分别是北城墙 - 武胜门；南城墙 - 望山门、保安门和中和门（起义门）；东城墙 - 忠孝门（小东门）、宾阳门（大东门）；西城墙 - 汉阳门、平湖门和文昌门，文昌门内是湖广总督署。后来张之洞又在东城墙南部增修了通湘门。
北城墙武胜门外江边，原是湖北新军的塘角军营 - 武恺营，驻有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11营及工程队辎重队，塘角军营的革命党人是最早发动起义的义军之一。塘角这里现在是积玉桥地段，后来也曾有过武汉国棉四厂、五厂和曾家巷码头，曾有轮渡来往于汉口王家巷码头，当时主要是服务于上下班的国棉职工。
南城墙外，巡司河沿城墙流到中和门，转向南面流去，六里路外有南湖军营 - 武建营，其中在巡司河西边现在的余家湾车站附近，曾驻扎着湖北新军第八镇步兵第十六协32标。
与32标隔河相望，驻有第八镇炮8标，马8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马队第11营，现在地点在南湖路红旗村，此地去首义路口的中和门距离3200米，步行约40分钟。
南湖炮8标的大批革命党人拖着大炮进城，是首义胜利的关键之一，南湖军营有上千的军人跟随炮标参加起义，在进攻督署的战斗中是主力军。
在武昌城内，湖北新军有两个主要屯兵处，都在现在的首义路附近。
驱车从汉阳过桥到武昌，经过黄鹤楼边就到了阅马场，不远处是财经学院，品三国的“易先生”学生时代在此成长，说的武昌“阅马场话”与汉口的“六渡桥话”口音有点不同。
现在这里是中南财大首义校区，百年前是左旗军营，当时叫黄土坡街，驻有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41标，第八镇步兵第十六协31标。
首义路南段，当时称为中和门街，现在的中船七〇一所（承担水面、水下移动装置研究设计）附近，坐落着右旗军营，驻有第八镇步兵第十五协29标和30标。首义路边紫阳湖畔驻有第八镇工程第8营，革命党人多年经营的大本营，在此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随后占领楚望台，组织进攻督署，立下头功。
首义路与张之洞路相交，即黄土坡街与中和门街交界处，清末是个热闹的商业地点 - 黄土坡，“同兴酒楼”就在此地。这里离右旗军营和一些军校学堂很近，新军士兵和学堂学子经常在这家酒楼聚会。革命党人在同兴酒楼设有联络站，用于发展组织和举行会议。
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主要在集中上述四座军营里，即武昌城外的塘角和南湖，以及武昌城内东部营区的左旗和右旗。
效忠朝廷的清军兵力主要在武昌城内西部的中央大街 - 长街（现在的解放路）一带。计有第八镇辎重第8营，宪兵营及刚调入武昌城内的巡防营，还有督署卫队，教练队，机枪队以及散在各标的旗人官兵。清军主要兵力集中防守长街南部的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辎重第8营从平湖门外的驻地调入城内，以加强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的防守兵力。
详图可看一下 民国往事（1）二十几岁能做成什么大事？（续）中的武昌起义地图或百度地图
以下罗列武昌起义发生前的湖北新军编制、分布及兵力人数，看起来略显枯燥。
武昌城内右旗 :
首义路x张之洞路 (紫阳湖畔 近黄土坡 中船七〇一所)
第八镇 步兵第十五协 第29标
第八镇 步兵第十五协 第30标
第八镇 工程第8营 （打响首义第一枪的起义主力）
武昌城内左旗 :
中山路x武珞路 (中南财大首义校区)
第二十一混成协 第41标第3营
第八镇 步兵第十六协 第31标 - （全标入川）
武昌城外南湖武建营 :
武昌南湖路红旗村 （余家湾车站 巡司河两边）
第八镇 步兵第十六协 第32标 - （第1营入川）
第八镇 马军第8标
第八镇 炮兵第8标 （首义之夜胜利的关键兵力）
第二十一混成协 马军第11营
武昌城外塘角武恺营 :
曾家巷码头 （积玉桥江边原国棉四厂五厂）
第二十一混成协 炮兵第11营
第二十一混成协 工程队
第二十一混成协 辎重队
武昌城内督署、第八镇司令部 :
张之洞路x解放路 （武昌造船厂）
巡防营
督署卫队
机枪队
第八镇 宪兵营
第八镇 教练营
武昌城外江边 督署附近 :
临江大道x彭刘杨西路 （生物所)
第八镇 辎重第8营
武昌城外其他地点 :
第二十一混成协 第41标（第1营调宜昌，第2营调岳州）
第二十一混成协 第42标（第1营驻汉口，第2营驻京汉铁路，第3营驻汉阳兵工厂）
按清末《陆军营制饷章》规定，新军编制以两协为一镇（官兵12512人）、两标为一协（官兵4038人）、每标三营、每营四队。
每镇还辖炮队一标（官兵1756名）、马队一标 （官兵1117名）、辎重一营（官兵754人）、工程一营 （官兵667人）。
步、炮、工每队均为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三排，每排三棚。
1904年，湖北新军人数: 第八镇官兵12071人；第二十一混成协官兵5188人。共有官兵 17,259 人。
武昌起义发生时，“当时驻武昌城内外的兵力约二十个营，共九千多人。当晚陆续参加起义的达三、四千人。辎重八营没有革命党人的力量，结果在起义中完全站到了反革命方面。再加上分布在城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清方的兵力超过五千人。”【中华民国史 第一卷（1909-1912）李新主编】
自立会和日知会
清朝末年，清廷是“洋人的朝廷”，清廷洋人互相利用，华夏大地生灵涂炭。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组织以“推翻清廷”为宗旨的兴中会，推动了在华南举行的一系列起义。从那时开始，华夏中部地区（长江中下游）反抗满清的革命组织就一直在曲折地发展。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维新派的激进分子接近革命派，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与孙中山会晤，“商讨湘鄂及长江起兵计划”。
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湖北籍兴中会员吴禄贞等与唐才常一同回国举事，唐才常成立“保皇”（光绪帝）的“自立会”，又在自立会基础上组织“自立军”，并把自立军总会亲军和先锋营设在武汉，由唐才常直接指挥。
维新派的激进分子在武汉活动，大背景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弃京西逃，湖广总督张之洞参与策划“东南互保”。
唐才常算是湖广总督的门生（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学生），而且吴禄贞等是张之洞派往日本学习军事的“官费生”，维新派将起兵活动的中心舞台放在张之洞统治下的武汉，可能基于有利用张之洞建立“东南自立之国”的计划，唐才常“犹恃张之洞与彼有师生之谊，欲以勤王大义说之”。
张之洞与自立军开始时是“虚与委蛇”，表面周旋应酬，暗地严密监视。一旦发现维新派在革命派赞助下“准备武力夺权，拘禁包括湖广总督在内的政军大员时”，张之洞手段老道，动作十分迅猛。
1900年8月22日凌晨，唐才常等自立军在武汉的首领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督抚亲军逮捕，当天夜晚被杀害。
血的教训告诉当时的各派进步人士，要救国，惟有放弃对朝廷里汉族封疆大吏的幻想，走革命道路。
张之洞一方面剿灭在武汉的自立军，另一方面却继续编练湖北新军，继续将学子派往日本学习军事，继续办各类学堂和实业。
这样若干年发展下去，张之洞为朝廷自掘坟墓，湖北新军无形中成了发动革命暴动，首义推翻清廷的主力。
虽然唐才常自立军失败，但只要引起革命的社会因素存在，革命总是扑灭不了的。
几年后武昌的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成立，旨在宣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主要成员包括孙武、胡瑛（还有吴兆麟）等，活动方式主要包括个别谈心、组织读书会，招募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日知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
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联合日知会的力量响应起义，事情败露后，日知会核心成员胡瑛等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下狱武昌，其他成员逃走，日知会活动即告终止。
此后日知会会员化整为零，组成其他革命小团体，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的形势和环境下，武汉地区的一批革命小团体吸取了教训，把公开活动转为隐蔽串联，革命力量稳步坚实地成长。共进会和文学社是从这批小团体中成长起来的两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
共进会
1905年，中国同盟会由于内部的意见分歧，在日本形成以章太炎为首的江浙派；以孙文为首的广东派；和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两湖派。
实话实说，武昌革命党主要联络的是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两湖派”。孙中山注重同盟会海外和华南的发展，对华中地区反抗满清的武昌革命党，了解指导帮助得不多，这也是克强先生对中山先生颇有微词的地方。
1907年，在日本东京，与同盟会相关的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正式成立，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孙武、刘公等，吴玉章也参与组建。共进会宗旨是联合全国所有“会党”，推翻满清政权。
在日知会被破坏，胡瑛等下狱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只能隐蔽活动，于外界的消息不甚了解，于海外更是隔绝了来往。
1908年末，孙武从日本回到汉口，受到党人热烈的欢迎。孙武大谈孙文、黄兴的才识和同盟会的现况，革命党人在孙武和焦达峰的协商下，决定在湖北成立共进会的组织，开展在两湖地区排满抗清的革命活动。
共进会大力在长江各地纷繁的会党中发展组织，1909年夏天，共进会在两湖地区暴动失败，孙武离鄂逃往南方，湖北共进会方面的活动重点从会党转向新军。
1910年6月，加入了同盟会的孙武自广东返回武汉，同时共进会总理刘公，带着十八星旗由东京返回湖北，共进会重整旗鼓。
1911年2月，黄兴为筹备广州起义，派同盟会员居正、谭人凤去武昌访问孙武等人，以联络武昌新军响应。
为了响应广州起义，湖北共进会孙武等决定除了联合会党，必须加强对新军的工作，着手专门联络新军士兵，由于误传“孙武为孙文之弟”，湖北新军加入共进会的士兵逐日增多。
当南方革命党人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共进会孙武等决心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挑起首义的担子。
自立军起事，日知会活动，共进会发展，革命党人一直在湖北新军中做了长期坚实的工作，加上武汉是近代工业中心（铁厂和军工厂），经济力量雄厚，是首义的理想地点。
筹措经费昏招迭出
决定首义在武汉，接下来就要筹措革命经费，孙中山黄兴的同盟会，靠海外华侨募捐，支持湖北共进会的款项很少。中部地区党人一筹莫展下，为筹措经费昏招迭出，闹出许多笑话，这是革命党人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的几段小插曲。
辛亥革命元老田桓是湖北蕲春人，田桓之兄田桐，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田桓回忆了一段党人趣事。
1911年3月，同盟会员居正与焦达峰在田桓家住了一晚上，他们不动声色地打听去蕲州达城的路径。
第二天天还没亮，18岁的田桓摸黑送居正焦达峰等到瓮门，渡蕲河，并指明去达城的方向。年轻的田桓不知道这帮人急急忙忙去那里干什么。
居正、焦达峰率领哥老会会员去达城，是计划盗取蕲州达成庙的金佛，以作革命经费。这伙人摸进达成庙，无奈佛像太重（真是纯金佛，革命就不愁经费了），抬起不易逃走，只好大力砸下一支佛手臂，发现金漆在外，泥膏充内。庙中和尚惊醒，毛贼扔下佛手，落荒而逃。
党人邹永成为筹资革命，竟然想出麻翻自己伯母的馊主意。
邹氏舆图世家第五代邹永成，同盟会员，家道殷实，总是慷慨解囊，舍私为公，千方百计为革命筹资。邹永成为了支持革命，竟想盗取金条首饰，居然暗暗地在伯母的酒中放进麻药，万幸麻药剂量不够，等到一干人按时行动，却发现伯母“立于堂前，谈笑自若”，小贼们灰心丧气，“麻翻后盗取金条”的行动也没有成功。
最搞笑要算讹诈辛亥革命领导人刘公。
刘公出身襄阳富豪家庭，清末富户人家时兴为家人子弟报捐道台，这正是个好“借口”，刘公从襄阳家里骗出来5000两银子，理由当然是自己“求上进，捐道台”。
在湖北共进会，当有人知道刘公携巨款从襄阳来汉，就要宰这只“肥羊”，为革命筹资。共进会有一人面露凶相，威逼“要挟”刘公，说是“不交出这笔款子，就要报官。”
刘公有点发懵，本来从家里骗钱，就是支持革命。共进会总理捐款革命，那里用得着“要挟”。
这样为准备武昌起义，共进会“筹得”最大一笔经费（后来用这笔款子在上海采购手枪和子弹）。
共进会领导人，相当多是殷实家庭出身，如刘公、孙武等人。而另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则是由一批平民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的基层士兵中艰难发展起来的。
文学社
1908年3月由原日知会联络员牵头，在湖北新军中召集日知会旧日同志，组织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使得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再度活跃起来。
其后，一批基层士兵成立“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且制定了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只发展士兵，不介绍官佐入社。
因为士兵大多无牵挂，讲义气，不怕死。而军官多半有家庭家族的影响，顾虑多，心眼多，办事犹豫。这个“只发展士兵，不介绍官佐”的发展方针，对武昌起义的成功，及其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的组成，产生了居多影响。
1910年2月，同盟会员湘籍刘复基和蒋翊武，专程到湖北，报名新军当兵（其实以他们的学识和学历，当军官都可以），很快成为群治学社的骨干。
在当年的湖南抢米风潮中，共进会焦达峰准备乘机举事，约湖北共进会和群治学社响应，后来事情败露，鄂督瑞澂下令在军中严密搜查，群治学社改名“振武学社”。
1910年10月，振武学社开代表大会，报告社员已发展至二百四十余人。会议要求社员每月每人必须介绍社员一人，当振武学社社员已近千人时，蒋翊武开始主持振武学社。学社要求社员进行月捐和入社捐，以保证有经费，使得学社可持续运行。
这是为什么学社没有陷入共进会那样的经费危机，但是学社的入捐收入极少，蒋翊武等吃苦耐劳，惨淡经营。
1911年1月下旬在各标营革命党人催促下，蒋翊武、刘复基等集会，制定新方针，为了避免惹人注意，决议改名为“文学社”。《简章》称：“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
在新方针指导下，文学社发展迅速。到1911年3月初，除马队第8标外，湖北新军全军都有了社员；在新军士兵中，文学社社员占多数（相比较于共进会会员）。这种局面，反映了革命日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
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召集代表会议，决定派社员赴马队第8标发展会员，并且将文学社的势力伸展到了学界和商界。
1911年6月1日（端午节），文学社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成立阳夏支部，在汉口设立交通处，至此，文学社在湖北各军中的组织均已臻于健全。
湖北革命党人矢志不移，奋斗不懈，在艰难的条件下默默地组织和积聚力量，为武昌起义做好了准备。
革命党人除了“筹措经费昏招迭出”，还有以下另一件与文学社相关的趣事。
1911年年初，谭人凤受黄兴委托，到武汉联络革命力量。在武昌府监狱胡瑛坐牢的牢房，与武昌革命党文学社同人聚会。
见面时，自以为是的谭人凤大失所望。因为谭人凤发现蒋翊武和王守愚二人外表看起来十分土气，似“乡下佬”，李长龄呆头呆脑，像“冬烘先生”（糊塗迂腐的书呆子），聚会时明显表露出他心里的不满意。
胡瑛了然在心，避开文学社同人，悄悄地对固执的谭人凤说：“你别搞错了，湖北党人自成风气，大都埋头苦干，不靠外观相夸耀。”
同时也看出，清末在武昌，革命党人是多么“猖狂”，公开在牢房开会，清廷真是太“麻痹”！（武昌首义前，“老党人”胡瑛还从武昌监狱不停地发出一道道指令。）
党人的样子
结社自由是要坚决压制的。
否则政权不稳。
辛亥革命嘛，就是在帝国主义支持的背景下，以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力，发起的一场反封建的革命。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赶跑了一个皇帝。
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在于，中国模式的封建帝制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虽然它的统治基础受到了天灾，列强，以及内部体制等诸方面的挑战，但是呢，它还具有很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社会转折期，经常碰到的挑战，只不过清政府的转折太大了点，挑战太凶猛了点，当时操盘的人也颟顸了一点（这一点也可以归结为体制问题）。
革命的目的本来是要催生一个现代化的政权，不过引发革命的合力，各怀心思。革命的前台，我说了，都是好人啊，抛头颅，洒热血，革命的后台嘛，就一言难尽了。
所以，辛亥革命是注定走不通的，阶级基础就摆在哪里。说到底啊，这就是一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利比亚革命”。对比一下，无论是革命的发起，经过，和结局，真的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这么看来，“颜色革命”的预防针，咱们是打过的。
另外嘛，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国退民进”，“军队国家化”等政策对执政基础形成的挑战，都是很有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