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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动态平衡的丧失——毛泽东对大跃进判断的失误和邓小平的改革 -- 思想的行者
河里几乎没有几个人懂经济学，这与教材有关，实际上写那些书的人对经济学也不太懂。
怎么理解毛对大跃进的责任以及怎么理解邓的改革的必要性？
一 毛泽东对大跃进毫无疑问负有历史责任
我们从1956年周恩来对经济的调整说起:
1，1956年周恩来的“反冒进”
2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尖锐地提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有些同志叫冒了”；另外两个东西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但他还没有点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周恩来再次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又就反冒进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3毛泽东与陈云关于是否需要保持平衡的争论
周恩来、陈云分别就经济、财政、粮食问题作报告后，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了平衡与不平衡的观点。他主张：在经济建设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说：“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313-315页）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表明：他不赞成反冒进，他主张要促进，而且，毛泽东关于打破平衡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要保持平衡的观点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对陈云提出反冒进意见时讲的要压缩1957年的预算和计划指标，有很大保留。
但是，陈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八届二中全会闭会不久的11月19日，陈云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他提出了一个“紧张平衡”的概念，但紧张平衡“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此后，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反冒进。
从以上的历史事件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大跃进即大冒进的发动者，他主持批判了陈云周恩来的反冒进政策，进而在中国开启了一场大跃进运动。
我们也知道，此后大跃进运动加上全国性天灾导致大量的人饿死，以及此后在陈云主持下，大量城镇居民返回农村等等。
作为大跃进的发起者，毛泽东毫无疑问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
当然了，我们重温一段历史，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追究责任，如果仅仅追究责任，那最多只能得出诸如…: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这样的结论。
小时候看电影就只会分辨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但长大以后只有这样的观点肯定不行，对于历史的思考也是这样，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追查历史人物的历史责任。
二，毛泽东犯的错误实际上是一种“好的错误”
好的错误是什么意思？一种文字游戏？
不
好的错误的意思是指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开创性的错误，纠正了那个错误，人们往往会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
反之平庸的错误就像中国中小学学生习题集上学生做错的题，做错了纠正了你也不会因此发现一门新的学科。
著名的日本数学学者志村五郎，曾经对与他一起就费马大猜想做出奠基性工作的谷山丰做出评价说（费马大猜想等价于谷山——志村猜想）
他天生就有一种犯许多错误，尤其是朝正确的方向犯错误的特殊本领。我对此真有点妒忌，徒劳地想模仿他，结果发现要犯好的错误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毛泽东的错误也是这样一种好的错误，即所谓朝正确的方向犯的错误，历史证明，要克服毛泽东的错误就只能进行改革开放
三，为什么动态平衡机制会丧失？
毛泽东实际上是用动态平衡的概念对陈云周恩来的静态平衡观念进行批驳进而进行批判。
毛泽东的批驳实际上也揭示了一点社会主义传统体制要走出静态平衡不容易，而这也是苏联在前面几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成就并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以后经济逐渐僵化的原因——陷入静态平衡而没有在发展中不断产生动态平衡。
毛泽东试图发动全党和全国人民来挑战这种静态平衡结果失败了。
为什么动态平衡机制会丧失？
很简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动剥离了经济主体的生产——反馈的信息机制。
这个经济主体的生产——反馈的信息机制是什么？就是市场机制。
这里的信息主要是价格信息。
而价格信息往往包含了供求信息
即在一般情况下（市场没有发生逆向选择），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
这样生产者仅仅关注价格的变动，就往往能够把握一种商品的供给是多了还是少了的情况
待续
也就是说，价格的信息信号以及生产者随后采取的调整计划就是市场提供的一种平衡机制
这种平衡机制的反应速度是快的，生产者随着反应速度很快的价格信号而调整，这就构成为一种速度较快的动态平衡机制。
计划经济也不能说没有反馈机制，陈云，周恩来他们根据各种收集上来的情况发现了某些供给的不均衡，并且做出调整，这也是一种反馈机制，但是这种反馈机制太慢，供求信息一直达到计划经济委员会计划制作者的案头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么长的反应时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静态平衡机制
四，为什么邓小平要进行改革？
如上所述，市场本身具有一种反应迅速的调控机制，而计划经济的调控速度太慢，这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二战后很快的陷入了停滞状态。导致社会主义经济体和条件基本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例如朝鲜和韩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新加坡，香港
文革可以认为是一场全民的大辩论，这种大辩论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一场思想的解放
这场思想的解放也让人们更深入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论述的科学性问题。
在这个历史关头，同时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邓小平站了出来，主持了中国的改革。
同时，邓小平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各项产业政策
日本友人热情的向邓小平推介了日本的十年收入倍增计划，而邓小平的国民收入翻两番的计划其实就是日本的十年收入倍增计划*2.
对日本的访问，日本友人的介绍等等使得邓小平最终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
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发表的这一段话可以认为是他建国以来探索的思想的总结，从而使得中国实际上在思想领域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跨越。
五：简单的论述一下，为什么有了市场，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饿死
有了市场，当粮食减产的时候，粮食价格就会上涨，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种粮，从而使得粮食产量增加
六 从系统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马克思经济学的优缺点
马克思的经济学可以认为是一种系统经济学的雏形，其中具有的很多的概念不仅指导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到今天依然具有着巨大的理论发展空间，但是马克思的不少的理论是相当粗糙的甚至是错误的，需要后来人进行更多的改进。
我们选择几点进行阐述
1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对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效用论的背叛
马克思之所以弃用效用论，是因为效用论强调商品拥有者对商品的主观的心理感受
用心理感受来定义商品的价值，就显得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不确定性的定义，马克思试图用一种客观的标准来定义商品的价值，就是用所谓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用这个基于客观标准所定义的价值的概念，马克思进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进而可以定义资本对工人的剥削
但是怎么定义这个“平均”
没有经过劳动的各种资源就没有价值了？
消费者的个人感受确实也很重要，排除了这一点就使得概念的使用领域受到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的，所谓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说是在经济学中的微积分的应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要使用到微积分等基础的数学概念就很困难
那么怎么定义一个兼顾马克思的理论的优点又能够规避其缺点的价值的概念呢？
个人认为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商品的系统效能比较好
首先系统效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同时系统包含了商品和使用者，使用者的心理体验也是系统效能的一个方面
系统效能可以定义为一个多元的函数，从而可以使用微积分工具进行分析
当然，系统效能本身怎么定义，也是系统科学里面的一个大问题
2，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分工的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他认为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的有机构成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的提高，从而导致资本需要雇佣的工人越来越少，进而导致资本和工人的越来越激烈的矛盾
所谓资本的有机构成，指的就是机器和工人的比例，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就是机器越来越多，工人越来越少
随着自动化生产的不断发展，我们确实观察到了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的有机构成的不断的提高，工厂所需工人越来越少的情况
但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是资本的有机的构成的提高，机器的使用的增多，特别是机器本身的复杂性的增加，使得制造机器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
例如光刻机就是一个例子
在半导体制造工厂，确实不需要多少工人，随着技术的发展，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工人还会越来越少，但是半导体设备的制造却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半导体设备所需要的原材料的加工提炼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
还有随着制造的自动化的提高，导致人们的休闲时间的提高，进而导致了服务需求的增多，进而服务业本身又可以增加更多的工人。
因此，由于机器设备的生产，原材料的提炼加工以及人们的休闲服务需要更多的人，这一方面的增多抵消了自动化生产带来的工人的减少，因而从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够得出资本主义一定会因此产生剧烈的社会矛盾的结论
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是错误的
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确实很可能发生剧烈的矛盾
我们确实在战后特别是昧国这样的垄断比较严重的国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剧烈的矛盾
怎么论述这个矛盾
我认为应该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
简单的说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资本更容易只顾及个人的或者是一个小系统的局部的利益，而对于一个更大的社会，一个社会的，甚至是整个地球的整体的利益不顾及
小系统的利益的最大化和大系统的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产生矛盾
系统科学还是一门非常不成熟的科学，以下仅仅从目前的博弈论
博弈论可以认为是系统科学中的一门学科，更多的从信息的角度来阐述信息占有的不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系统意味着信息的反馈和调整，因此博弈论显然可以理解为系统科学里的一部分
例如逆向选择；当信息拥有的双方拥有不对称的信息的时候，双方可能采取自己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对策结果却损害了每一方的利益
资本家和工人就进行着这样的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这样的博弈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就是工人选择频繁罢工使得自己失业，资本选择解雇工人，使得自己丧失熟练劳动力，这是在昧国等国家经常发生的情况，并且对昧国的产业空心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待续
劳动创造价值
价值是平均劳动时间
这样两个论述就是重复论证了。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系统，它总是趋向于系统能量最低的状态（参加结构力学中的能量法），因此偷懒是人的本性。
用五行的角度来说水趋下如人之逐利（西游记里代表欲望的猪八戒就是水神）
当然还有火之炎上，这里的火可以理解为人的追求。
人以及人类社会是高度关联的系统，与结构力学研究的机械满足能量最小化还是存在不同。
从周易角度就需要水火既济，即水和火的结合，私利和理想的结合才是完美状态。
但那张小凳子在万斤稻穗上展露“轻功”的照片却反驳了这一切。
仅是一张照片？这么夸张且亏心的事凳子都能做出来，难道不能代表他的政治倾向吗？
稻学的“稻”就从此图而来呀，真的不好洗白。
看来你真厉害啊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多次上演。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吃一堑长一智，08年金融危机被称为金融海啸，然而实际结果却远没20世纪初的危机厉害。没有政府倒台、没有社会动荡、没有大范围战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此有新的理论解释。
就是经济体生病的时候，容易和人一样发生失血贫血（流动性不足，银行资金不足，银行到处欠债，银行互相拖欠，整个金融系统崩溃就像人失血以后，一个器官组织失血，其他器官组织的血流过去，其他器官组织也失血，最终全身性失血贫血）营养不足（有效需求不足）
所以08年危机一爆发，昧国马上对其金融体系进行大补血。
这就是我一直批判李克强经济学的原因，李克强实际上是在卡着中国经济的血管（流动性），用所谓的小水滴灌卡死中国经济的血管，这样经济不下行才怪。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价值理论很难数学化，最多进行小学数学一般的一头羊=半头猪，很难进行精确分析，更产生不了西方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流动性等概念。
当然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营养，从系统论出发，本身就可以把很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纳入其框架中并有更深入的阐发。
昧国采取输血加打营养液（实际上打得很少）的方式可以让昧国经济体病情不会剧烈恶化，但是病根不除，只能是慢性死亡。
病根实际上就是昧国华尔街垄断资本的贪婪，他们把金融变成了赌博
关于农业领域的浮夸风有大把资料证明主席反对
但是关于炼钢领域的“1958年钢产量翻番”，这貌似确实是毛主席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于是又见有人转移炮火到这上面来。
详细聊聊。
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讨论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全国工农商的工作。
先下结论：在这个会上，确实是毛主席提出“能不能在1958年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指标，这也是整个大跃进期间毛主席提出的唯一一个“高指标”。
但是提出的前因与过程，总是被后世刻意忽略。
先说“前因”。
这里要说一个背景。1957年11月毛主席带着彭总、叶帅等人从莫斯科参加完社会主义大会回国后，很受刺激，特别是对于苏联的尖端武器和工业化进展相当向往。
加之赫鲁晓夫此前在核武问题上“装B”（不给中国提供原子弹图纸和技术援助，直到毛主席以不去参加1957年莫斯科大会相要挟，才换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毛主席和彭总叶帅等军队人士，确实对中国工业加快再加快，充满着期望。
北戴河会议的两个月前，1958年6月17日，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B1B，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发展向中央做了报告，B1B指出：“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越英国！”
4天后，冶金部党组关于钢产量的报告也送到中央，其中明晃晃地写着：“华东区提出，明年华东区钢产量将达到800万吨……从各大区协作会议的情况看，明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达到3000万吨。”
第二天，毛主席将报告抄送给了刘、邓和黄克诚。
这就是8月份北戴河会议时，毛主席“信心”的来源。
再说“过程”。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主席还是对1070万吨缺乏信心，或者说最主要的是缺乏认知——毕竟论种田，他是农民出身，下面吹嘘的什么“亩产万斤”根本骗不了他；但是论炼钢，主席并不在行。
于是他又召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以及各钢铁大省大市的负责人，加开了一个小会。
在这个小会上，他挨个一对一地询问，结果包括安徽鞍山市委书记赵敏、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武汉市委书记、太原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全部回答：“可以！”
最后问到刘彬、袁宝华和王鹤寿。
刘彬也是回答：“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而袁宝华和王鹤寿则“心里打鼓”，但是这两人也都没有去直接否定，而是做出承诺，“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
但即便如此、即便在小会上所有人都“打包票”，毛主席还是谨慎。最后，他去问了B1B和陈云。
B1B对“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这样大家看到会义无反顾、努力奋斗。”
至于向来对经济数字敏感的陈云，也在私下同袁宝华、王鹤寿经过仔细计算后，对毛主席回答：“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就这样，毛主席才终于下定了决心，定下了“1070万吨即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高指标，交代胡乔木第二天见报。
然而，当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基层问题一大堆后，毛主席一点没有回避，直接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做自我检讨、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不过他的党内通讯被刘压了下来，因为毛主席的检讨里直接点明了基层在搞“浮夸”，这就涉及到了农业领域的放卫星，而作为早就主持一线工作的“接班人”，刘自然无法容忍……
此后，在1961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再次做了自我批评，毫不回避地大谈钢产量高指标的问题。
然而，后世之人却也“借坡下驴”得把“1070万吨”的错误，干脆就扣到了毛主席的脑袋上。
对此，1993年时，袁宝华坐忍不住、替毛主席鸣冤：“1958年北戴河的座谈会，是我们在那里糊弄了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一样，鞍钢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是三十年前确实太浪漫主义了！”
前副总理古牧也有回忆：“1959年7月21日上午，周总理召开全体会议，他说，‘毛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决定，这样一来，毛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大家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是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是封锁毛主席嘛！’……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指标，本来毛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结果大家都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肃教训！’”
这就是所谓“毛主席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定下钢产量翻番高指标”的真相。
●资料见《袁宝华文集》与《缅怀毛泽东》（上）330页-331页。[/cp]
但这不意味着开始他推行大跃进没有责任。
反反冒进的中心思想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没有搞工业的经验，许多指标比较保守，许多行业严守保守的技术规范。经过若干年的建设，中国逐渐积累了一些建设经验，对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信心，反反冒进就是在这样基础上诞生的。
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对大跃进的成绩都是肯定的：大多数部门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定指标。武汉长江大桥原定于1959年通车，因为解放思想，采用苏联专家西林建议的管柱桩桥墩基础而不是传统的沉箱基础，提前于1957年建成通车。这种新型基础苏联自己不敢用，中国拍板试验后采用，运用成功后，世界上大型桥梁的基础就大都采用了，效率低下而且危险的沉箱基础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我国从此自诩为迈入大型桥梁基础建设先进之列，世界上没人有异议。
少数没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门是石油部，这也刺激了大庆油田的开发：按照技术规范，一个油田的开发要按照地质规划，按部就班的逐点逐片勘探进行，但副部长康世恩大胆拍板打破规范，借助1202钻井队打偏了的一口井（本来要填井重打），直接打出了工业油流，把油田开发时间提前了一年多，因出油在建国十周年前夕，油田取名大庆。这都是在大跃进的精神的鼓舞下完成的。
1978年以后，把大跃进取得的成绩一概不谈了，只谈大炼钢铁和粮食放卫星、海瑞上疏被罢黜。而且将这一切都扣到主席头上，大跃进一片漆黑。近年的资料逐渐解禁，让人们明白粮食放卫星是谁主导的，钢产量1070万吨指标是如何定下来的，主席是如何扛下责任的。
综上，不要笼统地把反反冒进与大跃进中的失误建立联系，温铁军有一段问话：建小高炉是中央倡导的吗？都是地方诸侯倡导的，可你们听说过上海有大规模建小高炉吗？
至于小高炉，与钢铁指标过高有关。
然后关于钢铁指标问题，毛泽东确实只是让大家研究，问题在于毛先在58年批判周恩来右倾保守，在59年又批彭德怀，大家不敢了。
小高炉是不科学的，钢铁指标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倒是刘邓推的一干二净把自己打扮成完人
邓说过自己当时也不冷静，这就是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刘和邓是不一样的。
刘到了64年开始和毛对着干，毛把刘当成敌我矛盾，把邓当人民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