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2）：公共信息委员会 -- CHS1

【导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国内厌战情绪高涨。以“他让我们远离战争”（He Kept Us Out of War）为竞选口号上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面临着需要在短时间内扭转国内舆论，以利于美国参战的艰巨任务。他为此下令成立了进行舆论审查和战争煽动的公共信息委员会，挑选曾任丹佛市警察总监、做过记者且为自己竞选支持者的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并辅以国务卿、战争部长、海军部长等政界高官。该委员会受总统行政办公室直辖，并下辖包括新闻社和电影局在内的20多个部门，对美国人民进行了饱和式战争宣传。该委员会的宣传手段包括：

• 为志愿者培训演讲技巧，并帮助他们熟悉各种战争信息的获取渠道。

• 利用7万5千名志愿者，在各种社交场合进行为时四分钟的战争宣传。

• 与邮局合作，对反战宣传进行审查。

• 制作发行各种小册子、报纸、杂志广告、电影、学校宣传和《四分钟演讲者》的演讲。

• 制作战争海报投放于每个商店的橱窗。

• 针对不同族裔，使用不同的语言和形式进行战争宣传。

• 指派历史学家撰写宣传小册子以及关于欧洲战争起因的深度历史。

• 创建图片宣传部，召集当时最优秀的插画家制作了1438张宣传海报、卡片、徽章和卡通图案，以及2万张与演讲同时使用的幻灯片。

• 在海外的宣传则由在该地区有经验的美国记者领导，根据受众量身定做。

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活动进行得十分彻底。后世的历史学家以美国中西部一个典型的农场家庭为例，指出：“他们看到的每一条战争新闻——无论是乡村周刊、杂志，还是偶尔在杂货店里看到的城市日报——不仅仅是官方审查过的信息，而且还与数百万同胞同时得到的信息完全一致。每一篇战争报道，都根据公共信息委员会制定的‘自愿’规则在源头、途中或是报社被审查过。”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风云之声”。

【译文】

原文来源：维基百科英文版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ittee_on_Public_Information

部分图片来自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文章《美国的宣传大师》（https://www.pbs.org/wgbh/americanexperience/features/the-great-war-master-of-american-propaganda/）以及刊登在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杂志上的文章《伍德罗·威尔逊的宣传机器如何改变了美国新闻业》（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how-woodrow-wilsons-propaganda-machine-changed-american-journalism-180963082/）。

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英文缩写CPI，也称克里尔委员会，是美国政府建立的一个独立机构，旨在影响公众舆论以支持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1917年4月14日至1919年6月30日的短短26个多月里，公共信息委员会利用各种可用媒介营造战争热情，并争取公众支持以反对国内外企图阻止美国参与战争的企图。宣传手段是其实现目标的主要方式。

组织历史

成立

1917年4月13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通过行政命令第2594号，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1] 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和时任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时任战争部长牛顿·贝克（Newton D. Baker）和时任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2] 公共信息委员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宣传机关。[3]

克里尔曾敦促威尔逊创建一个政府机构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宣传，即‘信仰的传播’，而非德国人所定义的宣传”。[4] 在接受威尔逊任命出任公共信息委员会主席之前，克里尔曾在《丹佛邮报》和《落基山新闻》从事多年了的记者工作。另外，他与国务卿兰辛的关系颇有争议。[5]

活动

公共信息委员会是威尔逊创立的第一个现代宣传机构，由乔治·克里尔领导。[6][7] 克里尔开始系统性地向每一个美国人多次发出爱国信息，告诉他们如何为战争做出贡献。公共信息委员会还与邮局合作，对煽动性的反站宣传进行审查。克里尔在委员会设立了几个部门，制作发行了无数本小册子、报纸、杂志广告、电影、学校宣传和《四分钟演讲者》的演讲。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制作了五颜六色的海报，投放在每个商店的橱窗，吸引路人几秒钟的注意。[8] 当时电影院的上座率很高，公共信息委员会培训了数千名志愿者，让他们在换片所需的四分钟休息时间里发出爱国呼吁。他们还在教堂、旅馆、兄弟会组织、工会、甚至伐木营地发表讲话。英语是演讲的主要语言，对于少数民族则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克里尔夸口说，在18个月的时间里，他的7.5万名志愿者为3亿人次的听众做了超过750万次的4分钟演讲，而美国的人口当时只有1.03亿。这些志愿者通过当地大学参与培训，获取有关自由债券购买、应征入伍、食品配给、招募非熟练工人从事军需工作以及支持红十字会项目等各类主题的小册子和学习演讲技巧。[9] 历史学家则被指派撰写宣传小册子以及关于欧洲战争起因的深度历史。[10][11]

公共信息委员会使用的材料以事实为基础，但会将之编排成一幅关于美国战争努力的乐观图景。在克里尔的回忆录中，他声称公共信息委员会一贯否认虚假或没有记录的暴行报告，反对国家安全联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和美国国防协会（American Defense Society）等“爱国组织”的拙劣宣传，这些组织喜欢大吼大叫，希望公共信息委员会“宣扬仇恨”。[12]

公共信息委员会使用报纸、海报、广播、电报和电影来传播信息。它招募了大约75000名“四分钟演讲者”，这些志愿者在社交活动中用不多不少刚好四分钟的时间来谈论战争。话题涵盖征兵、配给、战争债券发行、胜利花园以及美国参战的原因。志愿者被要求保持积极的态度，使用自己的话语，避免“仇恨的赞美诗”。[13] 在1917年5月的10天里，委员会期望“四分钟演讲者”在1917年6月5日全国征兵登记之前对“选择性征兵普遍服役的草案（Universal Service by Selective Draft）”进行宣传。[14]

针对不同民族，公共信息委员会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设计活动。例如，爱尔兰裔美国男高音约翰·麦科马克在弗农山庄（译注：Mount Vernon，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故居，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的费尔法克斯郡）为代表美国爱尔兰裔组织的听众演唱[15]。该委员会还把目标对准了美国工人，并在塞缪尔·冈帕斯（译注：Samuel Gompers，美国工会领袖，1886年创办美国劳工联盟）的支持下，在工厂和办公室张贴海报，以宣传美国工人在夺取战争胜利中的关键作用。[16]

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活动进行得十分彻底。后世的历史学家以美国中西部一个典型的农场家庭为例，指出[17]

“他们看到的每一条战争新闻——无论是乡村周刊、杂志，还是偶尔在杂货店里看到的城市日报——不仅仅是官方审查过的信息，而且还与数百万同胞同时得到的信息完全一致。每一篇战争报道，都根据公共信息委员会制定的‘自愿’规则在源头、途中或是报社被审查过。”

克里尔写道，委员会拒绝使用“宣传（propaganda）”一词，他说：“我们不称之为宣传，因为在德国人手中，这个词已经与欺骗和腐败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努力自始至终是有教育意义的和有益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情况充满信心，我们认为除了直截了当地陈述事实外，不需要其他的论据。”[18]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称赞该委员会创造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战争宣传引擎”，使公众对美国参加一战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

“1916年11月，威尔逊支持者的口号‘他让我们远离战争’在助其赢得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群众对战事漠不关心....然而，在美国加入交战国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整个美国似乎对盟国的事业施以了极大的热情，对其正义性坚信不疑，并一致决定帮助盟国取得胜利。这一革命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是由于宣战书引发的潜在反德情绪的突然爆发（译注：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但主要要归功于乔治·克里尔先生领导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的热心业余宣传人员小组的工作。克里尔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策划并执行了一项也许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有效的大规模战争宣传工作。”

组织架构

在其存在期间，公共信息委员会设有20多个局和司，在9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20]

公共信息委员会还成立了新闻部和电影部以帮助传达战争信息。其每日新闻报《官方公报》（Official Bulletin）从最初的8页，增加到后来的32页。《官方公报》被派发到每家报纸、邮局、政府办公室和军事基地。[21] 报道的目的是为了传达积极的新闻。例如，委员会宣传的是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准备面对德国的形象，但这却与从战地归来的国会议员带来的情况不符。[22] 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发布了三部长篇电影：《潘兴的十字军（Pershing's Crusaders）》(1918年5月)、《美国给匈奴的答复（America's Answer (to the Hun)）》(1918年8月)、《四旗之下（Under Four Flags）》(1918年11月)（译注：“匈奴”是一战期间英法宣传机器对德国人的蔑称，最早来自于德皇威廉二世为参加八国联军的德国远征军的祝辞，祝辞鼓励远征军要像匈奴一样残酷无情）。这些电影只是单纯地试图用从前线拍摄的片段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远不及同一时期好莱坞制作的“原始幻想”那样轰动。[23]

为了接触到那些可能不看报纸、不参加会议或不看电影的美国人，克里尔还创建了图片宣传部。[24] 该部门制作了1438张宣传海报、卡片、徽章和卡通图案，以及2万张与演讲同时使用的幻灯片。[25] 查尔斯·达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插画家，也是美国参战的热心支持者。当克里尔邀请他召集一群艺术家来帮助政府设计海报时，吉布森非常热心地帮忙。詹姆斯·蒙哥马利·弗拉格（James Montgomery Flagg），约瑟夫·佩奈尔（Joseph Pennell），路易斯·凡彻（Louis D. Fancher）和纳维尔·康维斯·韦思（N.C. Wyeth）等著名插画家被召集到一起，制作了一些一战期间经久不衰的经典形象。

媒体事件

一件早期事件展示了对真相添油加醋的风险。公共信息委员会曾在报纸上报道说，护送第一师前往欧洲的船只击沉了几艘德国潜艇，而当记者在英国采访这些船只的官员时，这一报道遭到了质疑。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博伊斯·彭罗斯（Boies Penrose）呼吁展开调查，《纽约时报》则称公共信息委员会为“误导公众委员会”。[26] 这一事件使得一度顺从的新闻出版业变得疑虑重重。[27]

1918年初，公共信息委员会宣布“第一批美国制造的战斗机今天正在前往法国前线的途中”，但他们宣布得为时过早。其他报纸获悉，飞机照片是假的，只有一架飞机，并且还在测试中。[28] 在平时，虽然公共信息委员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报纸刊印的内容，但其夸大之词在国会听证会上受到了质疑和嘲讽。[29] 委员会的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相信事实的力量转变成了依靠仇恨来进行动员，比如在海报上印着一名美国士兵一把抓住一了个正在恐吓一个母亲和儿童的德国兵的图片，旁边还写着“阻止匈奴！”这样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兜售战争债券。[30]

海外扩张

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将其工作扩展到海外，但它发现海外的推广必须根据受众量身定做。在拉丁美洲，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工作尽可能由在该地区有经验的美国记者领导，因为一位组织者说，让公众“了解战争的目的和活动，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委员会发现，公众对欧洲竞争对手多年来提供的战争照片和英雄主义的故事感到厌倦。在秘鲁，公共信息委员会发现有群众喜欢造船厂和钢厂的照片。在智利，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回应了人们对于希望了解美国在公共卫生、森林保护和城市治安方面的做法的请求。在一些国家，公共信息委员会还提供阅览室和语言培训。还有20名墨西哥记者被带到美国旅游。[31]

政治冲突

克里尔利用他的海外业务来赢得掌控公共信息委员会资金的国会议员的青睐，例如将国会议员的朋友派往欧洲执行短期任务。[32] 他的一些商业活动也遭到了国会的批评，尤其是他通过竞标出售了战场照片的独家经销权。[33] 尽管听证会上公共信息委员会颇受非议，但调查委员会还是一致通过了拨款。[34]

克里尔还利用公共信息委员会与报纸出版业的联系，追踪有关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的负面报道的来源。丹尼尔斯曾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位政治盟友。克里尔追踪到了海军助理国务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助手路易斯·豪（Louis Howe）那里，威胁要向总统告发他[35]。作为威尔逊的支持者，克里尔对批评他的国会议员不屑一顾，而威尔逊也很喜欢克里尔能够帮助他表达自己无法表达的情绪。[36][37]

终止和解散

1918年7月1日以后，委员会的工作缩减了。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署后，委员会的国内活动停止。1919年6月30日海外活动结束运作。1919年8月21日，威尔逊通过行政令第3154号废除了公共信息委员会。

1919年6月30日，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正式解散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尽管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几个月前就已全部结束。[38]1919年8月21日，该委员会的记录被移交给国防委员会。[38]

有人认为，鉴于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宣传和相关材料的发展上的规模和影响，该委员会对美国营销实践的发展和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39]

回忆录

克里尔后来出版了关于他在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的回忆录《我们如何宣传美国》，他在其中写道:[18]

“公共信息委员会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算是审查机构，也不是隐瞒或镇压的机器。它自始至终强调的都是开放和积极的一面。它也从来没有根据那些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战争法寻求或行使权力。所有一切，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或改变，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宣传手段（publicity proposition），一个巨大的推销企业和世界上在广告领域最伟大的冒险……我们不称之为宣传，因为在德国人的手中，这个词已经与欺骗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工作自始至终是有教育意义和有益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情况充满信心，我们认为除了直截了当地陈述事实外，不需要其他的论据。”

批评

威尔逊的顾问、记者、《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联合创始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尖锐地批评了克里尔。他曾经写过一篇社论，批评克里尔在丹佛担任警察局长期间侵犯了公民自由。尽管李普曼并未提及克里尔，他在给威尔逊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审查权“永远不应该委托给任何一个不够宽容的人，也不应该委托给任何一个对压迫历史的诸多荒唐一无所知的人。”一战结束后，李普曼批评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在欧洲的工作：“它的总体基调是彻头彻尾的自吹自擂，同时又十足的轻信，这让饱受战争打击的欧洲人明白，一个有钱的乡巴佬来到这里，口袋鼓鼓的，除了取悦别人之外，别无他意。”[40]

二战期间的审查机构没有遵循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先例。而是采用了一种自愿合作的制度，并制定了一项行为准则。该机构没有散发政府的宣传。[17]

工作人员

参与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的有：

• 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公关先驱，后来成为宣传对民主治理重要性的理论家。[41] 他领导过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拉丁新闻组。由于委员会的糟糕声誉，伯奈斯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在1919年的和平会议上开展美国的宣传事务。[42]

• 威拉·博特曼·怀特豪斯（Vira Boarman Whitehouse），公共信息委员会瑞士办公室主任。她多次越境进入德国递送宣传材料。后来在《作为政府特工的那一年》（A Year as a Government Agent）(1920年)中讲述了她的经历。[43]

• 欧内斯特·普尔（Ernest Poole）。外国新闻局的联合主任。普尔凭借小说《他的家庭》（His Family）荣获首次普利策小说奖。

• 卡尔·拜奥尔（Carl R. Byoir）(1886 - 1957)，与伯奈斯一样，是美国的公关之父。

• 莫里斯·莱昂斯（Maurice Lyons），公共信息委员会秘书。莱昂斯是一名记者，当他成为威廉姆·麦克康姆斯（William F. McCombs）的秘书时，他开始涉足政治。麦克康姆斯在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竞选期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 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几届美国总统的顾问。

• 丹尼斯·沙利文（Dennis J. Sullivan），公共信息委员会旗下电影的国内发行经理。[44]

另请参阅

• 美国劳工与民主联盟

• 战时新闻处

• 美国新闻署

• 作家战争委员会

• 一战电影宣传

注释

1. Gerhard Pet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Executive Order 2594 - Creating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ucsb.edu.

2.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17). Official U. S. Bulletin, Volume 1. books.google.com. p. 4. Retrieved October 23,2009.

3. Kazin, Michael (1995).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69.

4. Creel, George (1947). Rebel at Large: Recollections of Fifty Crowded Years. NY: G.P. Putnam's Son's. p. 158. The quoted words refer to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5. Creel, 158-60

6. 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The First Telling of the Amazing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That Carried the Gospel of Americanism to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1920)

7. Stephen Vaughn, 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80). online

8. Katherine H. Adams, Progressive Politics and the Training of America’s Persuaders (1999)

9. Lisa Mastrangelo, "World War I,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the Four Minute Men: Convergent ideals of public speaking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Rhetoric & Public Affairs 12#4 (2009): 607-633.

10. George T. Blakey, 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 (1970)

11.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plet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 1918, 1919 (1920) online free

12. Creel, 195-6

13. Thomas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America in World War I.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g. 117.

14.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p. 92-94.

15.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p. 117-118.

16.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118.

17. Jump up to:a b Sweeney, Michael S. (2001). Secrets of Victory: The Office of Censorship and the American Press and Radio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p. 15–16. ISBN 0-8078-2598-0.

18. Jump up to:a b 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0; pp. 4–5.

19. pp. 75-76, Harold J. Tobin and Percy W. Bidwell, Mobilizing Civilian Americ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 Jackall, Robert; Janice M Hirota (2003). Image Makers: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Ethos of Advoc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4. ISBN 0-226-38917-0.

21.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p. 118-119.

22.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173.

23. Thomas Doherty, Projections of War: Hollywood, American Culture, and World War II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89-91. Hollywood's films "served to discredit not only the portrayal of war on screen but the whole enterprise of cinematic propaganda." Hollywood titles included Escaping the Hun, To Hell with the Kaiser!, and The Kaiser, the Beast of Berlin.

24.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Most Famous Poster". Retrieved 2007-01-02.

25. Creel, George.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New York &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20. p. 7

26.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p. 119-120.

27. Mary S. Mander, Pen and Sword: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s, 1898-1975(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10), 46. Creel believed his story was correct, but that opponents in the military who were jealous of his control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minimized what happened en route.

28.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173. Creel blamed the Secretary of War for the false story.

29.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240.

30.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247.

31. James R. Mock, "The Creel Committee in Latin America," i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2 (1942), 262-79, esp. 266-7, 269-70, 272-4

32. Stone, Melville Elijah. Fifty Years a Journalis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Page and Company, 1921. p. 342-5.

33.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the Proposed Revenue Act of 1918, Part II: Miscellaneous Taxes (Washington, DC: 1918), 967ff., available online, accessed January 19, 2011.

34. Stephens, Oren. Facts to a Candid World: America's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33.

35.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 148-149.

36.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 315.

37. For Wilson's support of Creel to a group of senators, see Thomas C. Sorenson, "We Become Propagandists," in Garth S. Jowett and Victoria O'Donnell (eds.), Readings in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New and Classic Essays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 88. Asked if he thought all Congressmen were loyal, Creel answered: "I do not like slumming, so I won't explore into the hearts of Congress for you." Wilson later said: "Gentlemen, when I think of the manner in which Mr. Creel has been maligned and persecuted, I think it is a very human thing for him to have said."

38. Jump up to:a b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pg. ix.

39. Cravens, L.D. (2017). World War I’s Debt to Marketing. In M.M. Hoque Bhuiyan (E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World Business Institute – 45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Conference – Las Vegas. Melbourne, Australia. Access: https://wbiworldconpro.com/pages/previous_confo/las-vegas-conference-2017-october

40.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pp. 125-126, 141-147;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335; John Luskin, Lippmann, Liberty, and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2, pg. 36

41. W. Lance Bennett, "Engineering Consent: The Persistence of a Problematic Communication Regime," in Peter F. Nardulli, ed., Domestic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139

42. Martin J. Manning with Herbert Romerstei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4

43. Manning, 319-20

44. "Dennis J. Sullivan collection: Veterans History Project (Library of Congress". memory.loc.gov. Retrieved 2017-05-09.

延伸阅读

• 克莱斯蒂娜·本森：“公共信息委员会：一场跨媒体战争宣传运动。”《文化科学杂志》5.2(2012):62-86.在线获取

• 克莱斯蒂娜·本森：“公共信息委员会档案分析：宣传、新闻与流行文化间的关系。”《国际技术、知识和社会杂志》(2010)6#4

• 乔治·T·布莱基：《后方的历史学家：一战中的美国宣传家》，肯塔基州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0年，ISBN 0813112362 OCLC 132498

• 威廉·J·布林：《山姆大叔在国内：平民动员，战时联邦制与国防委员会》，1917-1919.康州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84. ISBN 0313241120 OCLC 9644952

• 苏珊·A·布鲁尔：《美国为什么打仗：从菲律宾到伊拉克的爱国主义和战争宣传》(2009)。

• 费迪南·法谢：《宣传美国，建设国家：一战期间后方的仪式》。美国研究中的欧洲贡献44(2000):161-174。

• 尼克·费舍尔：“公共信息委员会与美国国家宣传的诞生”，《大洋洲美国研究杂志》，35(2016年7月)，51-78。

• 迪恩·J·克特罗夫斯基：“向世界出售美国：战时新闻处的《城镇》（1945）与美国场景系列”，《大洋洲美国研究期刊》35(2016年7月)，79-101。

• 丽萨·马斯特兰杰洛：“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共知识分子和四分钟演讲者：公共演讲和公民参与的理想聚合。”《修辞与公共事务》12.4(2009):607-633。

• 詹姆斯·R·莫克和塞德里克·拉尔森：《赢得战争胜利的话语：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故事》，1917-1919，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39. OCLC 1135114

• 布鲁斯·平克尔顿：“公共信息委员会运动：对公共关系的历史和演变的贡献。”《公共关系研究期刊》6.4(1994):229-240。

• 斯蒂芬·派德：“大众宣传：一战期间的食品管理局。”《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1995)72期第3期539-50页。它进行了单独的宣传活动。

• 罗纳德·谢弗：《一战中的美国：战争福利国家的兴起》。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ISBN 0195049039 OCLC 23145262

• 斯蒂芬·沃恩：《坚持核心路线：民主、民族主义和公共信息委员会》（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0）。ISBN 0807813737 OCLC 4775452。在线获取

• 斯蒂芬·沃恩：“阿瑟·布拉德与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创立，”《新泽西历史》 （1979）97卷第1期

• 斯蒂芬·沃恩：“第一修正案的自由和公共信息委员会。”《美国法律史杂志》23.2(1979):95-119。在线获取。

• 查尔斯·梅里厄姆：《美国在意大利的宣传》

• 丹尼尔·斯密斯：“避免流血吗？美国记者与战时审查”，《战争与社会》，第32卷，2013年第1期。

• 苏珊·柴格尔。“她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逃脱兵役的人：母性、兵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女性主义研究》22.1(1996):7-39。

主要来源

• 公共信息委员会，《公共信息委员会完整报告：1917，1918，1919》（1920）。在线免费获取。

• 乔治·克里尔：《我们如何宣传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将美国主义的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惊人故事》。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20年。

• 《乔治·克里尔号召报界人士为国家无私服务》，《编辑和出版社》杂志，1918年8月17日。

• 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国民服役手册》（1917）。在线免费获取。

档案

“公共信息委员会的记录”

外部链接

• 盖·斯坦顿·福特，“公共信息委员会”，载于《历史展望》，第11卷，97-9期，由一名与会者撰写的简史

• 南亚美洲数字档案馆（(SAADA)）公共信息委员会材料

• 开放图书馆。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1922年

• 公共信息委员会

• 谁是乔治·克里尔

• 一战：大后方

这个限制只是对积分不够的人，还是对所有人都适用？

为防止人恶意灌水或者恶性吵架，把一个楼弄得乌烟瘴气，所以对每人的发帖数量做了一定限制。同时为了防止同一个人注册大量新号来恶意灌水或谩骂，所以对新号的限制较大。

目前的规则应该是根据之前发生过的多次恶性事件，逐步调整完善得来的。

维基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