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方平兄——我这个武汉老乡来聊聊小手工业者的生存实录吧。 -- alane

上世纪80年代湖北省有一所知名中学——汉阳县蔡甸一中。蔡甸一中创办于民国，我外公是捐资发起人，亦是校董。蔡甸镇是汉阳县的城关所在，离汉阳钟家村24公里(从小去汉阳区长途汽车站坐车，24公里成为我脑海里的时代标签)，与武汉流通密切，我亦是出生在蔡甸（埋个梗，跟我妈的动荡经历有关）。

不是有钱人，在蔡甸开了家纸品铺，自己雇工加工销售，靠着头脑与勤苦有了些小钱钱，高寿但难以忍受静脉曲张溃烂的长期痛苦，选择了自了。严重的静脉曲张，正说明了年轻时的重体力劳动，从这个侧面更可以印证不是开厂的资本家，的确是白手起家勤劳致富而已。之后也跟电影”林家铺子“里的命运一样，受制于金圆券等对内收割，解放前破产。

外公乐于好施，不知是销售笔墨纸张的缘故，极其推崇教育，因此发起捐资成立了汉阳县蔡甸一中，普惠民众。日军占领期间，拒绝出任伪职等，保持大义气节，民间极有口碑。

因善举消耗财力积蓄，且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对内收割，解放前破产。因其早早破产，解放后定成分，被定为”小手工业者“。外公外婆安心现状，因此是未受之后的政治风波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他被夹裹于时代洪流中算是“幸运“。

但我妈这一代多少有点影响，但绝不是因为成分。我大舅曾被定为右派，后也在武汉当教师（70年代公职），没怎么被折腾。但大舅生得早，家族生意兴旺之时作为长子当过几天少爷，呵呵，离武汉近、小资熏陶一点，民国时就入了一中当老师。解放时，自己主动要去台湾，走到湖南熬不住苦返身回来了。大舅这个右派也不冤枉，哈哈，我真不敬。

大姨50年代在武汉做街道干部，站稳脚跟后，将外公外婆及未出阁的3个妹妹一起接到武汉。

二姨呢跟随相亲对象进了青海省人民银行体系（支边），80年代就调回汉，入职工商银行。她去支边是因对象，而不是因成分而发配。

二舅是当年武汉知名的造反派骨干，显然小手工业者的出身没妨碍。

三舅读书分配到华北院，后外派援助阿尔及利亚，70年代中期被武汉市政府点名引进，作为骨干回汉搭建公用局下属的武汉市煤气公司（5个人搭建），出任技术负责。分配的住房是在三阳路江边的市政府宿舍，80年代中后期是全国行业协会负责人。更未受出身限制。

七姨呢，读书后招工进大厂，华科的工农兵学员，基本上顺风顺水。

最神的是我八姨，是县楚剧团样板戏红灯照里雪梅的扮演者，70年代后期调动武汉担任街道公职。

我妈呢生早了点，46年人生，从未享过小姐的福，童年开始也要干活，少年时做点能换钱的小活（方平兄母亲曾从事的行为，划脚盆采菱角去卖钱），青少年时期是重体力做多了，因此也患有静脉曲张。搬来汉口就读红领巾小学，50年代清理疏散城市人口（养活不了那么人），我大姨是街道干部胆小跟随政策紧当，于是跟2个妹妹一起回原籍汉阳县城。

于是就此开启了”曲线回城的“20多年的经历，下放农村8年，招工回县城成为国家的正式口粮人，跟在武汉工作的我爸结合，两地分居。我跟妹妹都出生在蔡甸人民医院，我五岁不到时终于我妈调动回汉，全家武汉团聚。

这一大家，外公到我妈这两代人，我如实的讲诉，显然都从未受到小手工业者身份的限制与蹉跎。

无非是为了生计，小学四年级毕业而已，连高小都不是。能吃苦、有毅力（8年知青、坚决返城，年轻时一枝花但坚决不吃大队书记家里的一碗腌菜，因为吃了就成了儿媳），我妈左撇子可左右两手都写得一手好字，无非本分了没有一颗更大的心！！！不知道飞得更高。

对了，我妈知青时在村里靠谁接济呢？

嘿嘿，华科校长根叔那一大家子。

楚剧团八十年代在胭脂路，奄奄一息。

陈伯华还到我们中学来唱过一曲，那时候还有到基层送戏的习惯。

她带了一个琴师，还专门说明一下，等一下这个琴师要去机场送姑娘出国。

一帮中学生一人一个板凳，围着看。

我高一班主任老公在楚剧团好像是干会计，那时候中学老师，国企都是奄奄一息，反正经济上都很窘迫。

楚剧团那个门面没挂牌子的话，就是破房子，反正都知道快完蛋了。

就这还骂文革迫害戏曲，哎！

文革是把这些戏曲正规化，年轻化等等等。

就在今天，也是可以借鉴唱法等等的。

可惜啊，好像前年才开始？比如谭维维借鉴老腔唱法等。

还有打破家族宗族意识的意图。

从你家可以看到，武汉的人才的确可以，不少。

极为建议他们的孩子支边，下基层。

当然大多不是心甘情愿，留在大城市多么好呢？

然而，国家需要均衡啊，大城市病也不好啊。

文革期间，上海出去的人才大概有三分之二，进来的大概五分之一，有意收缩，培养中国均衡的城市群。

可惜了这个计划没有执行，这是比较遗憾的，类似堪培拉，华盛顿等，这种首都模式，或者中心城市模式还是好的。

作为一些大城市的所谓聚集效应，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增加百万左右中等城市的数量更为适合中国和中国文化，雄安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吧，只是可惜和大湾区计划等背道而驰。

因为，国家的实力的分布，太不均衡了。

汉阳县政府解放后从钟家村那边迁到蔡甸镇，也就是现在的蔡甸街道

当时应该是合并了几个学校，然后重组成了后来的汉阳一中

这个学校五几年因为一中事件在全国出了点名

我的祖父母也算是亲历者，后来我的父亲还参与了平反

现在在河里居然看到了老家的名字，聊作补充

当年的毕业生被定向安排读农业还是什么，学生有怨气不理解，但一中的几个老师引导了下，于是上街情愿。玩大了，搞成了反革命事件，领头的有被镇压枪毙了，右派一堆。

家中舅舅辈的也有参与，外公极其冷静，上街去把他们强拉回来，不得不服外公这判断。

陈伯华是汉剧大师，汉剧跟楚剧的差别不大知道。我对楚剧印象深刻点，《乔麦馍拜寿》从小把我听疯了。

陈有个关门弟子，前一段差点安排跟我相亲，我表示没兴趣。

1986年省楚剧团来我们乡演的

那是我想当然了，以为武汉就一个剧种。

想着楚剧团离我们学校近，就近来演出的。

湖北除楚剧、汉剧外，还有荆州花鼓戏；另外，黄梅戏也应该算。黄梅戏大概起源于湖北黄梅县一带，但因为与安徽交界，安徽人唱红了，“安徽黄梅戏”人尽皆知。有点尬。

小时，县剧团有楚剧团。早黄了。

各地的这些传统戏剧，是农业时代为文盲或文化水平不高的百姓服务的产物。地方戏还非得用方言唱，不然没那个味，基本排除外地人欣赏。传播不了，怎么生存？今天，它们衰落是必然的。国家花大钱养完全没必要，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少数人觉得可惜，有什么办法。新陈代谢，自然法则。

感谢楼主翔实真切的好文！原来兄台来自知音故里，西河闻乡音，倍感亲切。

武汉市上百年的中学很多（我的母校创建于1885年），所谓“教会的学院、清朝的校舍、国党的设备、共党的人才”----张之洞购的地皮寸土寸金，孙中山点过兵的“中山坡”至今尚存----大概也是出于过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解放后远不如前清、民国受重视，哈哈。

而兄台所说的故汉阳县蔡甸一中，从建立起，至今仍然是武汉名高之一。令外公的鼎力捐资兴学义举，令人钦佩。

兄台最后一段提及的华工根叔，看来你我确实有缘呐。05年根叔校长扶正，第一件事就是率领6名系主任（本来是7名，其中一名由于“专业敏感”被美国领事馆拒签）来美国校园考察。根叔与我的系主任在美国学校里“高声喧哗”，大飙武汉话，引起了我的关注，于是被师长认出，当即抓了壮丁，当了3天免费导游，包括开车、接送、机场。期间根叔与我们全程用乡音交流，无拘无束。根叔于亲切随和中的尊尊教诲，至今记忆如昨。

最后一天，根叔在房间里，对我及婆娘私语：“当年我在威斯康星拿到博士，有机会留在美国，年薪四万美元（80年代中期）。我回了华工，月薪137人民币”。

之后15年，根叔由院士而校长，精专业育万人。

我婆娘临近毕业曾回家探亲，被根叔派司机从家里接到校长办公室见面，又问起我近况如何。然后安排专人陪同参观当时新见的国家光电实验室。

至今一晃又是15年，回想起来，真是愧对根叔当年的殷望，回乡也无颜拜谒尊长。

对了，根叔家里是协和出身吧？

我母亲当年也是因为家贫，被长辈们说了亲家----给地主儿子当童养媳。

年幼的母亲坚决不干，一个人偷偷的跑到田里躲着哭。然后下定决心，再穷再苦再难，也要靠自己的劳动换钱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砍柴、摘菱角、挑谷（初中一个人挑100多斤的谷子走远路到学校）。高中毕业时，确定被保送后，我外公（大队书记）第一次到县里高中接女儿回家，看到女儿用的蚊帐，是自己用破被面缝制的（想像一下鄂东酷暑是多么炎热），外公当场流泪。

我们父母那一辈，为国家工作贡献、养育你我，每一个人都是吃了我们这一代想像不到的苦。当然，他们终归比他们的父母幸福、更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