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记六十年代一次农民进城 -- 天马行空

河里有人说改开后让农民进城是老凳的德政，改开前农民几乎没机会进城。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反对这观点。我认为，就农民进城这一点，毛时代由于工作机会太少，确实太多数农民没机会，但是人性化做得比凳时代好得多。

1963年，我的父亲初中毕业第二年，整天在家乡修路、修水利，干农活，累是挺累，干得郁闷无比，想到外面闯一闯。

恰好邻村有个朋友，听别人说几百公里外，珠三角某县城有个单位大兴土木，需要招一批泥水工，木工甚至杂工，怂恿父亲跟他一起闯世界。

那时候，城里的单位大兴土木并不罕见，泥水工、木工大都是到农村找的，这些有一技在手的匠人，如果找到活干，每天挣两三块钱不是梦，比在家乡干农活每天最多10个工分折合才七八毛钱好多了。

父亲马上去跟生产队请假，要到村里开介绍信去几百公里外“探亲”。队长问，是否买工分？不买工分最多只能请半个月假，买工分每天一元两毛。

“买工分”是当时农村很多地方的土政策。其实，那时候农村已经大量劳动力过剩，一到农闲季节，灵活的农民就想办法去找点赚钱的活干。农民外出干私活期间生产队没工分的，有个别农民一年大半时间在外面干活，却要生产队给他们交公粮。所以很多生产队采取的办法是这种很少在村里干活的，按外出时间每天给生产队钱，生产队照常给他记开工分当他在生产队劳动，年末分粮分谷子。我父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纯属向生产队请假，不用交钱，工分当然没有，时间也不能太长。

父亲和朋友拿了村里开的介绍信，再去去公社盖章，去“探”一个原籍邻村，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亲戚。公社干部其实也猜得到像父亲这样的农民，像是出去揽点活干的。由于大部分农村都缺钱，有本事到外面揽活干的，干部都暗中希望他们外出干活，弄点现金回来。

父亲和朋友拿到证明后，每人从家里拿了10元钱，还换了几斤粮票，就出发了。那时候交通还比较落后，他们换了几趟汽车和轮渡，三天之后，终于到达几百公里外的某县城。到了某单位一问，原来某单位大兴土木是以讹传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这一下他们可傻了眼，由于大家都不宽裕，只是带了单程的钱，现在没活干，回去都回不了。

父亲机灵，想到有麻烦，找警察，我和同事商量，以找亲戚找不到为由，去派出所求助。去到派出所，发现那里已经有五六个“探亲”不成，向派出所求助的农民。

派出所长看出农民的伎俩，严厉地告诫他们，这样出来流浪是错误的，必须受到处罚。然后，把他们送到附近一个惩戒农场，对场长说：这些人，有些是不安心在农村劳动的，有些根本就是想叛国投敌的，勒令他们每人劳动半个月，由场长监督。

那里离香港不太远，那时候有大量人从那里逃去香港的，所以所长有叛国投敌一说。

父亲等人求助不成，只得愁眉苦脸地接受惩戒。那个农场的主要任务是围海造田，一年四季有活干，只是很辛苦，比在家乡还辛苦得多。

父亲等人咬紧牙关，干完半个月活。场长宣布，他们自由了，而且可以拿到半个月的工钱，有10多元。农场缺人有长期有活干，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回去把户口迁来，成为农场正式员工。如果不愿意，他们在附近能找到活干的，也可以去派出所办暂住证明，正式居住下来。

父亲和朋友商量一下，这农场工作辛苦无比，工资也不高，不愿意留下来。在附近找活干，他们溜达了一两天，也找不到活，就拿着惩戒农场发的工钱作路费回家乡了。他们当然不知道，当时城里的人口已经大量富裕了，再过几年，就大规模知青下乡了。

这是我父亲的第一次农民进城。当时工作机会稀缺，这是没办法的事。其他的，需要户口所在地开证明，在居住地有工作然后才能居住下来，和改开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乃至二千年农民进城的规定并未多大区别，但是人性化做得比改开后好得多。

改开之后，农民进城如果找不到活干，不要说派出所惩戒农场帮忙找活干挣工钱，暂住证也办不下来，等着收容审查吧。

说到暂住证这玩意儿，河里很多高华都是似懂非懂，农民工说起来不是泪就是钱，有空我再啰嗦几句。

要不然也不会有上山下乡的运动了。

那时候人员流动受到限制，我记得70年代父亲带母亲去北京看病，需要单位开了介绍信才能买到火车票。

家里的农村亲戚能来城里工厂干个临时工欢天喜地的，好像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十块钱。

只是，话要两头说。当时的世界控制在美国和苏联手里。我们想站着挣钱，不想当奴隶，所以他们控制的资源和市场都不对我们开放。我们 的经济主要靠自己原始积累，发展慢是肯定的。

好在后来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目的拉中国入伙，老毛决定和美国合作，然后才有后续的连续剧。

当然，老毛如果在，他的开放方式一定和邓不同。

但是，不管怎么说，邓也拿不到对外开放政策的头功！

如果你把二十一世纪中国变化放到邓的头上那么说邓增加工作机会是没错，毕竟邓的长项就是霸占别人的功劳，自然邓的拥护者自然也有这种天赋点

八十年代初实行了土地承包，我们那里的农民针对土地唯一的义务是必须种粮食，不许抛荒，最后要交公粮。至于全家种，还是中年的爸爸种地，青年的儿子出去打工是没人管的。在1984年推出身份证之后，去村里开介绍信，去公社盖章不需要了。公粮要交，但是买工分什么的就不存在了。我们那里八十年代出去打工做生意的人，口袋里基本上有几个钱，至少回来的车票肯定没问题的。刚开始承包的那两年，家里粮食就算剩下来也放自己粮仓里以防万一。大概1984年左右，私人粮食买卖也出现了，农民卖粮获得不少收入。我们那里八十年代中期造房热，我大伯，二伯，二姑和我家都是这时期建的楼房，作工匠也带来不少收入。

我的堂和表兄弟姐妹大部分在八十年代步入成年，他们有的开拖拉机搞运输，有的学了泥瓦匠，石匠在村里务工，有的在江里捕鱼，有的开了小砖窑，有的去温州市里的制衣厂和皮鞋厂打工。农忙的时候才回来帮我的伯父和姑父干农活。

数以百万计的色情业者，都是工人农民的女儿？包括不包括掉了几万只指头的广东福建台资港资厂的农民工？

中国就没有妓女和色情业者？ 有！还不少！

其他社会丑恶现象也有，很多地方还不少。比如，贪污腐败就很多。

怎么样呢？

现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接近于实现的时期”。。你能否认吗？

本来，这个世界，就是美好和丑恶混杂的世界。

你假装天真的要求一个符合你要求的、纯洁的世界，抱歉，地球上没有这样的国家。

波尔布特的世界，就比较纯洁他不但要消灭剥削和压迫，连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结果，那样一个“纯洁”的世界，自己都呆不住。

你是生活在地球上，不是乌托邦。

伴随着你说的这些丑恶现象，中国仍然顽强的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好了。

这是大集体时期特有的土政策，如果现在按某粉的说法，应该算是德政。

社员不在生产队劳动，但是他本人的公粮以及各种摊派，生产队是要给他交的，那时候交公粮不是个人交的。

因此，生产队才采取灵活的做法，社员可以不在生产队劳动，每天给多少钱就给他记工分。像我家乡当时每天给1块2，就给不参加劳动的社会按最高工分记10工分。分粮油猪肉等，要按工分来的。

算下来，10工分一般能值六七毛钱，看起来是生产队赚了，但其实个人也没吃多少亏。如果不买工分，外出打工的社员是没有口粮的，必须需要去黑市买高价粮，价格比市场价贵一倍都不止。

如果外出打工的社员如果公粮杂税自己交，再花钱去黑市买高价粮油，每天都花费估计也接近1块2。

所以买工分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双赢的，在全国很多地方都盛行。一般价格也合理，但也有例外。

我看过小岗村带头人严宏昌的回忆，文革时他经常出去打工的，多时甚至可以每月赚上百元。他买工分交给生产队的钱原来四十多元，后来升到五十多六十多，生产队还不满意，后来他也不外出打工了。按理每个月交六十多给生产队，生产队是很有赚头了的，但为什么还不满意，到底是小岗村的人难缠，还是这事压根儿就是严宏昌自己编出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改开出卖人民的利益，更是将灵魂抵押给了资本家。

贪污腐败也是邓氏改开的必然，它们选拔官吏就是秘书和弄臣，妖魔化并排斥工农兵，如果不是习主席，今天的政权崩溃了都说不定，因为执政党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接近于实现的时期”。。你能否认？ 我当然否认！我们只是有复兴的可能，但是前路坎坷，充满了艰难险阻和挑战，距离“接近实现”还有十万八千里呢！不彻底批判背叛人民根本利益的邓氏改开，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可能实现！

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纯洁美好的世界，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这个目标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你么这些邓氏功利主义的信徒们根本不能理解这种崇高的境界！你们都是摸石头过河，逮住老鼠就算数！

你拉来波尔布特是支持你的那个主张，我哪里谈到波尔布特了？难道建设社会主义除了邓氏改开就是波尔布特，你太愚蠢了！

无产阶级的终极使命就是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丑恶，更是消灭了邪恶，“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你哪儿里能搞懂这些！

现实的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和社会丑恶现象并存！

你准备怎么办呢？

你准备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呵呵

你准备这样干吗？

你要不是嘴炮，而是真正准备这么干，我倒是佩服你。呵呵

还有啊，你说的：

“现在的卖淫贩毒腐败，都是改开的恶果”

你这么说，党中央同意吗？ 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吗？

我说过现在的社会“人吃人"？

至于党中央同意不同意，”战斗正未有穷期"，"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我已经在革命，革命有多种形式，教育更多的人认清改开的实质，也是革命！

暂住证去办就办了，有什么泪？

当时城里人从黄浦区到虹口区，也要办暂住证的。

公安敛点财而已。

捉赌，捉嫖，办暂住证，是当时公安三大收入，怎么会为难办的人？

老毛时代，在外面居住，很多地方需要开暂住证明，但没有形成制度，一般开这证明也不收费的。

改开后，广东由于经济特殊地位，流动人口指数增长。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大家一拥而来，广州、深圳等地方人口大增，治安日益复杂，原来的暂住证明已经不满足要求。

深圳毕竟是特区，政策灵活，公安局灵机一动，外来人员这么多，管理困难，为了什么学雷锋给他们免费开暂住证明呢？向他们收钱不好吗？结果，在八十年代中期，暂住证明正式化。

八十年代暂住证的收费我不太清楚，但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知道在广东很多地方，办一个一年期的暂住证，差不多近百元。现在看起来近百元不多，但那时候，一百元差不多是一个节省点的厂哥厂妹一两个月的伙食费，谁舍得花这钱啊？

政府当然知道大伙不舍得花这钱，所以规定，外来人口每到一个地方，七天内必须办暂住证，以车票为准，没暂住证的一律收容审查，遣返原籍。暂住证还要有工作的，盲流可不能开，这一点还是和老毛时代相同。

我刚出来工作那几年，时不时在街上见到查暂住证的。如果没有暂住证的，抓起来罚款。如果有熟人保，一般交两百罚款，补办暂住证就行，在派出所过一晚就回来。

如果一时联系不了熟人，那就要到收容所，可惨了。首先，被进行“挨一百杀威棒”这样的处罚免不了，其次，住收容所的时间越长，罚的钱越多。2000年初的时候，我知道广东大多数地方收容所每天的住宿费，伙食费就要上百，比住小宾馆的钱不会少，至于收容所里的伙食条件住宿条件嘛，不说也罢。此外，出所时还要交一笔教育费。如果被收容时身上有值钱财务的，最好也交一笔保管费，让收容所帮保管，否则可能最后一分不剩。一般住一个星期收容所，花费要近千的。在住收容所期间，大多数人基本上每天都会挨揍，就是为了逼家属早点来赎人，罚款入袋平安。

这么高的罚款，当然并不是每个被收容者给得起的，对应那些实在榨不出钱的，一般会狠狠地揍几顿之后，像卖猪仔一样卖给被收容所原籍的一些收容所，让他们向家属索取钱，名其名曰“遣返原籍”，或者卖去打石场等场所做苦力。

收容制度差不多执行了二十年，其中不要说血泪，就算人命，都发生了好多起，但都没有闹起什么波浪，直到2003年孙志刚案，此人在收容所收容期间被保安、仓霸殴打致死。

过去死人没事，但由于孙志刚是大学生，那时候又是网络刚刚兴趣，南方都市报把这事情捅出来，引起滔天巨浪。鞋底、营地那时候刚刚上台，需要扬名立万，对农民工危害最大的收容遣返制度才寿终正寝。

后来城里乡村日子渐渐比前几年好过，这种趋势延续到66年，文革发动。声明一下，我是总体上肯定毛主席功业的，但是历史事实需得尊重。当时的调整是8字方针，我记得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文革后真人时期也是一个类似的八字方针。

我下乡时生产队鼓励一些有手艺的人去城里打工挣钱，条件就是需要买工分。如您所诉这事情属于双赢，自己可以多挣钱生产队也可以有增加些现金流。在农村分口粮是按人头算不要钱，如果你出去挣钱又不买工分那口粮就是白得，所以需要买工分。当时生产队也组织一些人去城里打工或者拉脚，我们称其为副业组。每年生产队选队长时，各个候选人都要将自己的计划说出来，其中就包含副业生产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