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影院狂人赵国庆 -- 山猫部落

南方周末　 　2005-07-28 15:12:36

□本报记者　袁蕾　实习生　张健

　　“正因为我是电影圈外的人，我才敢说话。我活得比他们艰难，创业比他们艰难，发展比他们艰难，我必须用更多的心思、精力去应付许多事情，很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别人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一天的精力，除了睡着的那几个小时，都想着电影。我没有后台，我的后台就是市场。”

　　―――赵国庆　

　　7月13日，赵国庆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去世。赵国庆约定俗成的称谓是“5元票价之父”，而他的正式头衔包括：四川峨眉电影公司总经理、中国城市影院发展协会会长、上海东方城市影业发展公司董事长、成都市第13中学勤工俭学办公室主任……

　　如果赵国庆没有离开，他每个月可以在成都市第13中学领取约1000元的工资，任务是每年给学校上缴一笔管理费，直到2008年，他承包学校礼堂做电影院的15年合同期满。

　　校办工厂开电影院

　　1973年，赵国庆转业退伍回成都，被分配到成都市第13中学。当时，学校开展学生工作，需要资金，学校没有钱，需要副业赚钱养活，赵国庆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赚钱。当时学校定期请成都市电影放映队到学校来放电影，赵国庆是组织者。请放映队每次需要100元，还有电费等各类支出几十元，每张电影票是人民币1角，学校大操场可以容纳2000人，一场放映下来，学校可以赚几十元钱，开展学生工作是绰绰有余了。

　　1975年，四川省教委开设了电化教学培训班，每个中学派去的代表围着一台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生产的松花江牌固定放映机学习教育片放映技术。赵国庆是13中的代表，他是同学中最快学以致用的人―――刚刚学完，他就开始为战友所在的公安局放娱乐片了。

　　“请放映队还要花100元，自己放就可以省下来。”随着放映技术越来越纯熟，赵国庆产生了抢放映队饭碗的念头。1979年，他找到校长要求停办制作桌椅板凳的校办工厂，把翻砂车间改造成室内电影院，当做学校的创收部门。

　　影院的硬件条件好解决：没有放映机，可以用学校的电影教学机器；没有凳子，刚好可以利用翻砂车间的机器做最后一批石头凳子。但影片不能自己解决，赵国庆通过层层关系认识了成都市电影公司的人，几来几往之后，市电影公司同意以每部20元的价格租影片去放映。一个室内电影院就这样开张了。

　　市电影公司是当时惟一的片源，而且按照正规途径，可供选择的片子不多。赵国庆除了像其他电影院那样，租来老戏曲电影，还及时弄到了“文革”后刚刚解禁的《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来放映。“翻砂车间要放电影了”，消息不胫而走，虽然它名义上只能对内放映，但实际上不但吸引了很多“外人”观看，甚至还有黄牛党在门外倒票。

　　当初一起跟赵国庆创业、现任峨眉院线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张先贵回忆，当时一个男孩子如果要请女孩子晚上去看场电影，必须一大早起床到电影院排队，为了买两张电影票“走后门”是极其普遍的，翻砂车间电影院为人们多提供了一个选择。翻砂车间电影院每张电影票是1角5分，比正式电影院便宜5分钱。最初，他们只在晚上开放，天天满座，后来发展到白天也放，还是场场满座。翻砂车间的300个石头凳子完全无法满足需要了。

　　1983年，赵国庆盯上了学校礼堂―――翻砂车间的300个座位赚的毕竟是小钱，礼堂可以容纳1200人。

　　赵国庆把旧礼堂改成电影院，还将当初改建翻砂车间时留下的废铁卖了3000多元投入影院建设。

　　要建正式的电影院，起码座位得像样子，放映机也得像样子。赵国庆又开始自己修座椅，不能修的就自己钉，“当时所有的座椅都是层板的。”张先贵回忆，礼堂电影院用的放映机是赵国庆不知从哪弄来的旧机器―――现在谁也说不准那到底是二手货还是三手货。

　　由于是对内放映，13中礼堂电影院无法拿到第一手的新片。赵国庆通过关系，揽下了一些单位的内部看片、电影公司的试片任务。对这种放映，他不收任何放映费用，惟一的条件是，每场放映，他可以将其中200个座位拿出来卖，每张票2角，跟外面正式电影院同样价格。通过放解禁片吸引了观众的13中电影院，又让观众逐步形成了“13中放新电影”的概念，这里一直都是成都电影黄牛党的主要活动地。

　　让交通再堵塞一点

　　1980年代中期，在电影院工作是让人羡慕的职业，张先贵回忆，按当时的传说，有电影院的职工用几张电影票为自己讨到了媳妇，也有人用电影票换到了城市户口。当时，市电影公司职工的子女，没有安排工作之前，有些也曾到13中礼堂电影院上过班。

　　13中礼堂电影院建立不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对外俱乐部”，可以公开售票放映电影了。

　　当时成都市共有电影院10家左右，却被分为了五个等级，13中礼堂是等级最低的第五级，新片公映，要等前四级都放过之后才有资格放映。两年后，13中礼堂电影院就和成都军区电影院、人民电影院并列成为第一级的电影院，可以第一时间放映新片。

　　1986年，赵国庆从市电影公司得知一个新信息：可以搞立体声电影了。其他电影院也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当时安装一套影院立体声设备需要20万元，而且设备只在广东佛山有售。20万在1986年不是小数目，成都没有一家电影院敢贸然投资。

　　那时，赵国庆手上只有7万元，他到处筹钱，从各方借到13万。

　　带着钱到了佛山后，赵国庆跟对方谈好20万的价格，但只付10万，约定另一半在安装之后付清。他赶回成都，重新装修13中礼堂电影院，剩下的10万元刚够，略有一点剩余。赵国庆用这点剩余来造舆论：“13中礼堂电影院将要放映立体声电影《超人》！”而且“只要1元1张”。舆论造过，13中礼堂电影院开始预售立体声电影的票。

　　立体声《超人》预售票卖了10多万张，刚好够他付清安装设备的余款。立体声电影的放映，在成都造成了轰动，以至于电影院所在的青龙街每天下午5点就交通阻塞。“影院可以坐1200人，观众很多了，黄牛党又跑来倒卖票，整条街只要是5点多下班的时候，简直水泄不通。”张先贵回忆说。立体声《超人》的观众高达50万至60万人次。与市电影公司四六分成之后，13中礼堂电影院还净赚了20万元，如期归还了各方的借款。此后，《霹雳舞》等立体声电影也是首先在惟一安装了立体声设备的13中礼堂电影院上映，同样场场爆满，而且再次引发交通堵塞。当时报纸对此事报道的标题是《影院放映霹雳舞，大街发生肠梗阻》。其他影院看到立体声电影的威力，纷纷效法，那一年，成都几乎所有电影院都装上了立体声设备。

　　新品种成功了，赵国庆就不断想怎么“让交通再堵塞一点”。夏天看电影很热，他用立体声赚来的钱，买了中央空调装在影院里。以前花1元钱看立体声电影，现在花1元钱可以边看立体声电影边吹空调，一到晚上，13中礼堂影院又是满场。与此同时，13中礼堂电影院的非立体声影片放映，仍然维持2角5分的低票价。

　　1988年，13中礼堂影院成为成都第一间达到年收入百万元的电影院，同期其他电影院最高收入80万，最低的是30万。

　　接下来，赵国庆想办法从学校得到一块地皮用于影院扩展，在上面搞出了第二个影厅。原来的礼堂电影院正式命名为华西厅，“电化教学大楼”叫协和厅，两个厅加起来就是华协电影城。1988年，实行双厅放映后，华协创出了“双厅双百万”的票房成绩。这是四川省电影系统的第一个双百万，广电部评选赵国庆为全国先进个人，华协影城也成为全国十佳电影院。

　　紧接着，赵国庆在空闲地皮上又搞出了小厅电影院。“华协”成为国内第一家多厅电影院。小厅只有六七十个座位，票价比大厅贵10倍―――2.5元。这个2.5元，观众不但可以听立体声、吹空调、坐沙发，还可以享用影院赠送的小食品和饮料，甚至可以顺手把饮料和食品放在自己座位旁边的茶几上―――这些在今天是“必须”的设施，在当年却是独一无二的“奢侈”享受。不到半年，小厅的票价涨到4元，一年后又涨到了8元，还是天天满场。赵国庆又投资了500多万元，把华协搞成多厅电影院。“华协电影院不是很规范的建筑，我们是有点钱就修点。”张先贵说。

　　1995年放映《亡命天涯》的时候，大厅票价第一次涨到了5元，这是赵国庆第一次吆喝“5元票价”。

　　“竞争得一塌糊涂”

　　直到1993年，华协影城的年票房收入都以100％的比例上升。1994年，由于卡拉OK、游戏、盗版等因素，到电影院看电影不再是惟一的娱乐活动，整个中国电影市场跌入了低谷。华协影城的收入比前一年降低了50％，“每天的收入也就是一两千元”，当时很多电影院放弃了电影转而经营录像。

　　1995年，第一部分账进口大片《亡命天涯》上映，华协影城的年票房收入又上涨了100％，直到1997年，华协影城每年都保持80％以上的收入增幅。但此时的华协影城已经不是成都市电影票房的龙头老大了。

　　1992年四川省电影公司投资修建的太平洋影城成立。由于地理位置更加优越、隶属省电影公司能有更多片源等原因，1996年，太平洋影城成为了成都票房第一的影院。

　　1998年，华协影城的票房收入上升速度开始变慢，只有50％左右。此时广电总局试点实行两条院线机制，以华协影城为大本营的峨眉电影公司挂牌营业，其竞争对手正是只拥有一家太平洋影城的四川省电影公司。

　　到2000年，华协影城的票房不但上涨幅度越来越小，甚至还开始了下滑。为制止下滑，赵国庆将电影院往星级化上发展，把大厅改造成稍小的厅，把小厅装修得更多样化，增加影院里的装饰和园林绿化。2000年，华协影城从5个影厅改造出10个影厅。但要改变劣势，是否星级化只是最无关痛痒的因素。

　　成都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双院线的城市，“峨眉电影公司从成立的那天开始就跟西南影业公司竞争得一塌糊涂。”峨眉院线负责人这样描述成都的电影市场竞争。

　　1995年10月，四川省电影公司与中国电影公司联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以资本联结形式组成的影片发行公司―――西南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峨眉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于1998年10月，是由成都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与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华协影城三方共同成立的股份制公司。

　　峨眉电影公司的成立，乃国家试点在同一个省实行两条发行院线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让峨眉与西南“抢生意”。

　　峨眉刚成立就吸引了8家影院加盟，西南当时只有1家太平洋影城。但西南影业拥有与中影公司更密切的关系。中影公司当时是全国惟一的电影放映发行机构，无论是国外的分账大片还是国产电影，都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对分账大片来说，除了跟院线雷打不动的制片方35％、发行方17％、放映方48％分账比例外，放映方还必须购买中影公司发行的一些国外电影作为配搭，俗称“批片”。对于国产电影来说，中影公司是按拷贝为单位进行购买的，无论一部电影片长多少、影片质量如何，有刘德华出演还是没有一个明星，每个拷贝都是固定的1.05万。对院线来说，拿到更多的拷贝分发给自己的影院上映，同时这些电影要受到观众欢迎，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峨眉电影公司当时拥有8家影院，但能拿到的新片拷贝数，还比不上只有1家太平洋影城的西南影业。“像华协电影院，按它正常的空间，一部新片，它需要的拷贝在1个半到2个之间。但是，因为当时这种特殊的形势，它有时只有半个拷贝。因为要考虑到其他影院，它更多的时间是在跟其他影院共用一个拷贝。”峨眉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严重影响到了华协影城的放映数量，也有人认为这是华协影城失去票房第一位置的重要原因。

　　当时每个拷贝的冲洗费用是1万多元，峨影向中影公司提出，冲拷贝的钱自己负担，多冲的这些拷贝在影院放映之后，依旧与中影公司按照约定的比例分账，影片放映结束后，把多冲印的拷贝送给制片方，也不收取任何费用。但中影公司没有同意这样的要求，因为“没有这个惯例”。

　　虽然峨影和西南影业一直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但大部分时候他们还是能找到让双方都还能接受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2000年10月31日被打破了。

　　拷贝争夺战

　　2000年9月20日，西南影业在成都的第二家影院、有12个电影厅的王府井电影城开业；10月31日，中影公司宣布“成功控股西南影业51％的股份”，从此，中影公司的收入与西南影业的票房收入更加息息相关。

　　按照2000年10月以后的拷贝分配方式，原来分给峨影的拷贝数维持不变，分给西南影业的拷贝就增加2.5倍。

　　这样一来，在成都市拥有8家影院的峨眉电影公司只有22％的拷贝，而只有2家影院的西南影业公司却有78％的拷贝，缺少拷贝可放的影院有充分的理由转投西南院线麾下，享受充足的拷贝。减少了影院也就减少了院线收入，峨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2000年11月3日，中影公司宣布控股西南影业之后的第四天，赵国庆宣布，峨影旗下11家影院所有场次票价一律降为5元。

　　5元票价消息一出，全国哗然，“人民需要电影”、“把观众请回电影院”的口号很快从成都遍布全国，当地媒体几乎每小时都在更新观众人数，从“今天每个厅都有观众”到“售票窗口就基本上排满了人”、“看电影的观众人数比平时增加了7倍”，10多年来没有在电影院看过电影的人们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痛陈高票价给自己带来的障碍，“久违了”一度成为5元票价的专属用词。

　　赵国庆专门撰文《关于推行“5元票价”的一点思考》分析，以西南影都为例，11月1日、2日上映进口大片《完美风暴》，两天共映出61场，观众合计1100人，票房合计12001元；3日票价降为5元后，依旧是《完美风暴》，当日观众达到了3491人次，票房收入达到了17455元；4、5两日是兵家必争的周末，《完美风暴》的放映场次与1、2两日数量相当，观众人次却为13969人，增长11.6倍，票房收入为69845元，增长4.8倍。“青年宫电影院是一家中小型影院，位置不好。11月1、2两日放映影片《卧虎藏龙》，共5场，累计观众13人次，票房收入175元，3、4日两日降价后，还是放映《卧虎藏龙》，共21场，累计观众2141人次，是降价前的164倍；票房收入合计10705元，是降价前的61倍。”从11月3日降价到11日，峨眉所属11家影院票房总收入达64万余元，观众总人次近13万，与降价前10天的总票房相比，收入增长3.6倍，而人次则增长6.8倍。

　　措手不及的中影公司第二天立刻以“5元票价首轮放映进口大片违反合同”定性赵国庆的5元票价。

　　随后，西南影业也宣布票价降为5元，同样也观者如潮，但它的降价本钱实际上并不充分：太平洋文艺影城和王府井影城，座位数分别是1964个和3000多个，影院拷贝多、地理位置好，观众一直不少。降价后即使满座，不到5000个座位，一场放映最多也只能获得2.5万元的收入，而这个收入在15元票价时期，只用1660个观众就能达到。与影院众多、平常票价就低的峨影相比，完全丧失了优势。

　　中影公司看到了问题的严峻性，5元钱实际上会让原本高质量、高票价的小厅影院受到极大冲击，而这些影院恰好是中影利益的核心来源。于是，以中影公司和西南影业为首，指责5元票价违反合同的声讨迅速展开。

　　“1998年，中影、西南影业、峨眉影业三方联合签订了另一份针对四川市场大片首轮票价的合同。该合同规定，大片的最低票价不低于10元。”中影公司和西南影业翻出合同，以示峨眉公司是在违规低价倾销电影。赵国庆立刻用“中影公司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著名比喻，顺势将中影公司的“垄断”推到了高票价的“杀手”位置。

　　“即使降价违规，但符合老百姓利益的违规又有何不可呢？”赵国庆之后的表态，实际上也承认了自己的“违规”。“规矩”是峨眉和西南影业以及中影公司一起制定的，违反“规矩”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即是说原来的“规矩”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四川省电影公司总经理张北川不得不表态说：“观众人数只有超过降价前的3倍以上，降价才算见到成效，否则就是失败的。”并且指出价格战一旦全面打响，“死去”的是那些经营条件差的中小影院，而不是超级大影院；那些参与降价的中小影院还没意识到，他们被少数大影院玩弄了。

　　随着5元票价口水战升级，两家院线公司大曝对方的“违规放映”行为。但最关心的仍然是电影票价是多少，这个价钱能看到什么电影。

　　5元的《完美风暴》在全国范围掀起“完美风暴”之后，从来都是第一轮放映城市的成都，第一次丧失了中影分账大片《花样年华》的首映权，中影公司的干预，让院线公司和中影公司的矛盾明朗化。“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很明显，当然是中影在四川的运作，它不赞成这个5元票价，它想在市场上取得更大一个回报。”原电影局局长、现银都机构董事长窦守芳，在赵国庆遗体告别仪式前，谈到中影高调介入5元票价一事时这样分析。

　　观众无法看到新片，开始出现怨声；以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卓顺国为代表的一些制片公司也表示，虽然5元票价的尝试对中国电影是好的，但他“不赞成一刀切，不赞成所有的影片都是一样的低票价”。

　　2001年5月，就是5元票价实施半年之后，在中影公司举办的“优秀国产影片推展会”上，河南省电影公司的代表向媒体表示5元票价“其实就是两家公司恶意炒作的产物”，上海永乐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表示：“‘5元票价’就是峨影公司和西南影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抛出的一个措施，却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峨眉电影公司董事长李康生则解释说，降价不是针对哪家公司，也不是抢占市场份额，而是要打破两种垄断：电影发行行业垄断；封建割据式的区域垄断。

　　两个月之后，中影公司敲定4部暑期大片是《决战中的较量》、《小虎斑斑》、《珍珠港》和《剑鱼行动》，其中130分钟的《珍珠港》定价10元，170分钟的《决战中的较量》，票价统一为20元。半年刚刚过去，峨影自己也放弃了5元票价。战役结束后，有业内人士分析，“5元票价”的最大输家就是中影公司：“中影公司最大的失误就是对5元票价进行了干预，以为像以往那样用垄断的手段就能迫使峨影公司就范，其实合同上写着进口大片票价不能低于5元，谁愿意卖5元就让他卖5元吧，你坐地分钱不就是了吗？结果中影公司一干预，立即成为全国舆论的众矢之的，成了阻碍电影业改革的罪魁祸首。”

　　“5元票价只是一个形式，它可以是5元，也可以是3元、7元，或者是任何能让中国电影业产生震荡的举措。”峨眉电影公司负责人说，“很多业界的朋友说，5元票价让中国电影改革的步伐前进了5年，因为它把中国电影业界内比较急迫、敏感的问题提出来了，不仅是票价，比如发行机制、体制问题，给了大家更多的思考。所以5元票价不仅仅是5元，而是一个概念和一个理念―――市场化、合理化的价格。”虽然表面5元票价无疾而终，但它称职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原来中影公司和各地院线公司拷贝配额分配比例基本取消，只要出钱，想要几个拷贝就有几个拷贝，想独家发行电影，也可以买断拷贝。

　　赵国庆曾经说，10年之后他才公布实行5元票价的真正原因，离这个时间还有5年，赵国庆就撒手人寰。峨眉电影发行公司当初为什么将票价突然降到5元，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了。

　　(彭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大亨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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