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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文学社

现在，我想讲一个文学社的故事。

这个文学社，是1982年成立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学虽然有些热闹起来，而且似乎所有认得几个字的，都对文学有兴趣，但成立文学社的事情却还很少。我们在书上看到，三四十年代有很多人搞文学社，觉得挺有意思的，也就学样儿搞了一个，不记得叫“山泉文学社”呢，还是叫“山麓文学社”，也许是另外一个名字――看来我的记性已越来越好了。

文学社中，还有阿卫、阿忠、阿大、武松等几个人。另外一个是雪晶，他与我、阿卫在一起，与另外几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雪晶是写小说的，我写过他，《逝者如斯夫》。偷一下懒，引在下面，不另外写了：

虽然是同窗，但与雪晶订交却始于毕业以后。这么一个粗豪的汉子，取了如此玲珑剔透的名字，至今令我感到不可思议。高一时，我们都以擅文闻名校园，彼此知道对方是谁，相遇一笑，不交一言。他在全校文艺演出时很放肆地唱《牡丹之歌》，成为师生们恒久的回忆。十年制学校高二是毕业班，我们分到同班，偶尔谈论几句，都很小心的样子。他终于因沉溺写作荒废了功课，那天他推着一辆结实的自行车站在校门口，表情复杂，默默地看我们去乘车赴考。

毕业后我用拙劣的毛笔字给他写了一页短笺，他即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就这样接通电源迅速成为至交。我们两家只隔一座山，十公里路程，常常往来，在山村静谧的夜里抵足而眠，倾谈不倦，往往通宵达旦。1986年8月初，我被夏日的凉风刮得血脉贲张，奔到他家，非常突兀地邀他去沿曹娥江作单车旅行。他大笑。我们联袂并骑，从杭州湾到天姥山，沿途探幽寻胜餐风宿露十余天，十分快意。他说等买了摩托车，我们去黄山。那些日子他失恋、买书、写作、开拖拉机、代课、养蚌珠，而我离乡求学，很少见面，只有一次他渡海而来，和我一起爬普陀山。在那时，他已写得非常好，三言两语就如火如荼。一日他告诉我他的小说《破草帽》被《十月》留用。几个月后却收到一封罗列了不少偶然因素和歉意的退稿信。这使他的生活轨迹依然如旧。我们常觉得偶然事件能改变生活，其实有时维持原状，也在偶然中。

此后他开始养鹌鹑。他说要赚足了钱再写。这是一个几年后众多壮志未酬先下海的人共同的谎言，他自己也信以为真。每天早上用自行车捎带鹌鹑和鹌鹑蛋去章镇、丰惠等地出售。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他总是从鹌鹑棚回到卧室，就着台灯给被父母阻隔到远在上海的恋人写信，看养殖学书籍，并自学大学文科。到一定时间去绍兴师专参加函授班的面授。在我眼里他的艺术观点渐显陈旧，散发着五十年代的气息，但他信中活泼的行文依然有蛊惑力。

他果然买了摩托车，但与黄山的距离反远了。我回乡度假，他用骑士的姿态来看我，可已无时间坐下聊天。鹌鹑越养越多，并向周围农家迅速蔓延。他不必再亲出销售，贩子们纷至沓来。王戎有好李，出售必先钻核，恐人得其种。他不是王戎，反购买了孵化机替人育雏，听说因此当过十佳青年。

不知他怎么说服了恋人态度强硬的父母，最终使他们将女儿嫁给了他。雪晶获得了一段称心如意的日子，以至我因天气恶劣困守小岛未能出席他的婚礼成了他当时最大的遗憾。春节我终于见到了他那非凡的妻子，这曾备受宠爱的独生掌珠轻易调整了自己的角色，成了一位勤勉持家对艰辛甘之如饴的贤惠女子。他们的美好生活不是安逸富足的那种，而是表现在对忙碌劳苦的满足和热爱。他们也互相抱怨，但听上去好像是在表达一种感激。

如今他们拥有十多间房子的数万只鹌鹑、数百只鸡和四台孵化机，并育成可从雏儿毛色辨雄雌的品种。百里外的养殖户都上门请教各种问题。时间的沙漏开了大洞，疲倦是他们的大敌。渐渐的雪晶不再来信，偶尔用电话问候，也不大说忙，但可以想象他用怎样的坚韧捆起工作，又用怎样的耐力驮着。他常说起的是需要几个能干可靠的帮手，可一直没有找到，苦笑着对我说：“要是你没考上大学就好了。”

他的一切纳入了负重的轨道，睡觉成了一种奢侈。只在忙里偷闲用震撼过中学校园的歌喉为儿子响亮而有效地催眠。他的鹌鹑雏甚至卖到沈家门了，开车送来时到我宿舍里过夜，头一着枕即酣然入梦，次日拂晓就上路。又一个春节我在他阴暗的书房里找书，厚厚的灰尘上立即留下深深的指痕，面对这为时间为生活淹没的旧梦，想着他丰茂的须髭和疲惫的神色，我感到无比辛酸、困惑和难觅对手的悲愤。那个高唱《牡丹之歌》的少年哪儿去了？那个片言立应单车远征的少年哪儿去了？那个呼朋引类诗书下酒的少年，那个离经叛道飞扬倜傥的少年，那个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的少年，他哪儿去了呢？

在我书似青山常乱叠的落寞中，他已是事如春梦了无痕，这都不是我们预想中的生活，究竟谁在为我们选择？

阿卫喜欢看书。

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新华书店。

那个时候，镇上有一家新华书店，书少得可怜，我现在能一下子记起来的书，是《文笔精华》，店员说，这本书卖得比较好。另外，我还买过一本关于作文的书，一本语法书。现在，镇上连这个新华书店也没有了。有一年，舟山的王二来，我们在镇上找书店，只在百货商店里找到一个架子，上面放一些学生用的辅导书。

在当年的新华书店里，阿卫买过一本《嘉莉妹妹》，封面是个大美人。他背着手，封面朝外，从书店出来，串街过巷，一直走到学校。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绝不旁顾，而且速度奇快。街上的人惊异地看他背后的书封面，然后露出一个暧昧的笑容。我虽然远远落在他的后面，还是觉得脸上无光。

那时候，大美人是很让人觉得可耻的，虽然听说有《少女之心》在哪些暗角落流传，但只是听说而已。说到《红楼梦》，也会让人觉得“思想复杂”，大概已经思春了。我记得我初一的时候，学校图书室刚开始出借图书，我排队排在最前面，想借的书，是如雷贯耳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第一个报出的书名就是《红楼梦》，结果书没借到，却遭到一阵嘲笑。

在那时，思想复杂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词，比现在说你是流氓、愤青、嫖客都难听得多。如果一定要从现在普遍使用的词中，找一个难听程度与之相当的词，也许应该是善良的人，或者有理想的人，或者老实人，或者好人。

思想复杂，很多时候，与恋慕异性有关。

阿卫虽然买《嘉莉妹妹》，虽然有时还会朗诵“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哪个少年不善钟情”之类的句子，有时还会念叨到哪里去借《少年维特之烦恼》来看，但他在学校里好像没有出过“绯闻”，他只是写东西，看书，看得眼睛非常近视。

他的眼睛长得极好，平时倒也暗沉沉的，但会忽然一亮，犹如闪电。他眼睛暗沉沉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出神想事情，一般情况下，他都在出神想事情。眼睛闪亮，往往是看到意外事物了。比如，毕业后我去他家看望他，在他看见我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在暗沉沉中突然闪亮，然后出现笑容。

我已不记得他写过什么了，倒记得他有一次讲故事的情景。

我们寝室很大，好像有九张白鸽笼（上下铺的高低床），睡十八个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熄灯后讲故事。那天轮到阿卫。讲的是一对父女的故事。

我知道的仅此而已，他讲一对父女的故事。

根据猜测，这对父女可能遭到了不幸，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他声调缓慢，讲得非常仔细，每个场景都很详尽，每个人物――人物的打扮，性格，动作，语言，心理活动，都说得清清楚楚。

讲了半个小时，故事还没有开始，大家听得一头雾水。一个姓冯的同学首先忍不住抗议：你在讲什么？哪有你这样讲故事的？这两个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说：这怎么不是讲故事？这叫描写细腻，你们不懂。

冯说：我们是不懂，但我们知道好听的故事就是好听，不好听的故事就是不好听，你讲的故事，一点不好听。

这样拌了两句嘴，别的人也开始支持冯的看法，阿卫就赌气不讲了。所以，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至今也不知道。

阿卫的字写得极难看，笔划刀枪林立。他的文章写得也不好看。

高中毕业后，他还是捧一本书，倒不大写东西。后来，他给我写信说，我发现，我写东西的时候，一点没有想像。

我以为他有了这个发现，以后会写得好看一些，谁知道他从此不写了，弄得我和雪晶很恼火，觉得他背叛了我们。

那个时候，写作对我们很重要。

文学社是在阿大家里成立的。

阿大就是在那年死的。

当时阿大已重病在身，整天躺在床上。他在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很调皮的人。有一次，他的小腿疼痛，去镇医院检查，没查出什么来。后来小腿就肿起来了，肿得像水桶一样粗。在镇医院看，回来又请了很多郎中，都没有用。

阿大听说我们要成立文学社，也要求参加。于是，我们就在他的床前开了个小会，无非是说要写东西，小说散文诗歌什么的，而且要写出好的，发到外面去。还打算着跟县里的文化馆取得联系，然后再跟省里的文联取得联系。

阿大当然不能再写东西了。他大概觉得很抱歉，后来在床上画了一幅画，托人交给了阿卫，阿卫一直珍藏着，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藏着，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

当时我们还指望阿大能恢复过来。没想到死一个人，竟是这样容易。

阿大死前，要求葬在能看得到学校的地方。他父母满足了他的要求。可是现在学校已经搬掉了，我回家也不知道学校去了哪里，他当然更看不到了。

阿大去世的第二天，我和阿卫去看他。他躺在门板上，一动不动。依照风俗，他妈妈在边上嚎啕大哭。我心里有些不耐烦，我想静静地看着他，告诉他，虽然他死了，但还在我们文学社的名单上。可是我们不走开，他妈妈就不会停止嚎哭，会哭坏身体，我们只好走了。

阿大举行葬礼的时候，我们都想去，可是老师不同意，只派了两个班干部去参加。两个班干部回来，从窗口指给我们看，远远的那座山上，有一块黄色的疤痕，那就是阿大的坟。

那天晚上，我和阿卫在校园里散步，说着阿大的事情。我突然止不住流泪，像溪流似的，连我自己也很诧异。

不知道阿大的妈妈现在过得好不好。

阿大的名字，叫做戴会大。

一年前，我上班时，从高架桥下经过，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武松。跨坐在自行车上，在等绿灯。

他的名字真的叫武松，长得很敦厚，现在就在杭州做木匠。

他说，我看着像你，但又不敢确定，就轻轻地叫了一声，没想到真是。他说他住在城东。

说了一会儿话，交换了电话，约定到他家去玩。

不料，萨斯来了。我每天上下班，不大出门。他打来电话，叫我去他家做客。我说，等萨斯过了再说吧，现在形势紧张，我们单位每天要汇报行程，东走西走不大好。

然后，我搬家了，想打一个书架，可是我找不到他的电话了。

读高中时，武松的成绩并不好，只比我稍好一些吧，都是勉强才毕业的。他家跟我家一样，也住在荫溪边上，我到镇上去上学，可以隔溪看到他家所在的村子。有时在回校的路上，远远看见他在溪对面的路上走，就会大声喊。

我去过他家。他爸爸是一个好客的人，常常会带一些走村串户的手艺人，到家里来吃饭过夜，当然不收钱。但武松不喜欢这样。

武松虽然也要求参加文学社，但他好像没写过什么。

说老实话，阿忠只是阿卫的朋友。他家在一个很深的深山里面，我现在再也想不起是哪个村子，应该走哪条路。

阿忠长得很老实，有时候突然会很兴奋地说起某件事情，而我总是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兴奋。

比如说，他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也不大热心文学社，有时候，却会走很远的路，兴致勃勃地来参加活动，我想，他参加活动，不过是想看看老同学罢了。

又比如说，他专心研究密码，书信都写成两段，一段是汉字，一段是密码。他也没有发明什么高深难解密码，在我的印象中，他用的密码，是电报里的数字代码，或者是四角号码词典的查字法。

他后来出去打工了。很快地，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读高中时，我喜欢文学的事，曾连累得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我们两个伏在教学楼二楼的栏杆上，说了老半天。其实都是老师在说，我只是嗯嗯哦哦地答应。老师说的一个词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农民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我因为写文章荒废了学业，考不上大学，是不对的，当然，当一个农民文学家也可以，但这非常艰难，现在还是先搞好学习要紧。

我从来没想过当一个文学家，文学家这个词太高级了，简直是天上的词。农民文学家更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文学社成立以后，也没有搞多少活动，也没有油印小报小刊，大家都毕业回家了，成了“回乡知青”，文学社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只不过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梦，我们的感觉是，生活中有文学，真是太好了，如果没有文学，生活就彻底没有乐趣了。

平时我们经常写信，一般一星期就会写一封信。写得多了，我们就知道从镇上寄信，只要四分钱，从村里寄信，不管寄到镇上还是别的村里，都要八分钱。买邮票是我最大的开支，我常常没有钱买邮票。

有一次，我给雪晶写信，因为好玩，地址从中国浙江一直写到他村里。我还是有些不过瘾，觉得如果从宇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东半球这样写下来，更有意思。可是雪晶后来说，邮递员骂了他一顿，说这信写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按计划行事，先是给县文化馆写信，通知他们我们成立了文学社。

县文化馆有一份内部文学报纸，以一条江的名字为名，雪晶在那上面发过一篇小说，题目好像叫《贞红》。这是我们这些人中第一次在铅印的东西上发表文章。

我也曾写过一封信到文化馆，说他们报上登的一首诗，标着“七律”，可每句只是五言，“七”字从哪里来？而且全诗只有四句，怎么“律”了？而且押韵不对，平仄不协，也不是近体诗。可见，这七律两个字，不是太离谱了吗？

听说，那首诗是一个老先生在会议上随口说出来的，文化馆里的老师收到我的信，马上向那个老先生道歉去了，倒没有理睬我这个楞头青。

那个时候，我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小说，大概有八万字吧。我没有白纸，都写在包中药的纸上。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常常煎中药，所以常能得到这种灰黄的纸。那时做数学题目打草稿，用的也是这种纸头。

小说的题目是《昊山水库》，说的是我老家那个地方，要变成一个水库了，村民随时准备着被迁往某个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去。小说写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村民生活，他们如果讨论当下的生活，如何应付灾难，但不想以后的事情。后来他们就参与造水库。

这个水库，我从小就听说要造的，但至今没造。这两年传说又来了，听上去真的要造了。

这个小说后来的命运是这样的：

小说写完后，我不知道怎么办，就送到县文化馆去。文化馆的那张报纸，四个版，也只能发上八千字吧。听一个姓江的老师说，她建议扩版发一下这个小说，不过领导不同意。于是，稿子又拿了回来。

然后，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到一本文学杂志，叫长江文艺，就按地址寄了过去。那时候，邮局的人会问：“是不是印刷品？”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瞠目不知所对，邮局的人就当印刷品给我寄，只需要3分钱的邮票。

过了一段时间，小说退了回来，编辑还附了一封信，说，要抄写在方格稿纸上，否则不好排版。

方格稿纸是要出钱买的。于是，我开始积累方格稿纸。有了钱，就买一本。同时开始抄写。雪晶拿去一半，替我抄。所以，这篇小说抄在很多种不同的方格稿纸上，钢笔墨水也很不相同，字迹也有两种。

可是，终于还是没有抄完――也许抄完了？总之是塞在家里，没有再拿出去投稿。

我爸爸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笑呵呵地夸奖说：“一座无影无踪的水库，要写上八万字，实在是有点本事的！”

这是我这篇小说的惟一可以安慰的结果。

雪晶在家里做了拖拉机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了那篇《破草帽》。

成立文学社的通知寄给县文化馆以后，我们吃不准他们会不会理睬。县文化馆在县城里，那是非常高级的地方，我们想去一趟也是千难万难。我想，他们最多只会写一封信来，鼓励两句。

一天中午，我好像在溪边捉鱼还是干什么，回家晚了，家里人都吃过了饭。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吃。

我哥哥看见我，说，刚才镇上有人打电话来，叫你明天去一下。

从来没有人打电话给我。因为电话只有公社里有，邮电代办所也有，林场也有，但至少我们村是没有的，更不用说我家了。那个时候经常听到有电话会议，我总是想，用电话开会，简直太过份了！

所以，接到电话通知，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我问：“是谁打来的？”

哥哥说：“不知道是谁，反正来传话的人说，是镇里打来的。”

我想，是不是镇上的文化站打来的呢？

哥哥又说：“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

我想了想，确定我没干过什么坏事，但又有些担心，有的坏事在不知不觉中干上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比如说，我踩到了一张报纸，报纸上又恰巧有领导人的头像，结果被人检举揭发了。但是，这在五年前可能会被检举揭发，现在都八十年代了，这种事大概不会发生的了。八十年代不比往常，有一首歌说，光荣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

饭桌上有一碗菜是螺蛳，我用筷子夹螺蛳，手一点也没有颤抖，一夹一个准。

哥哥奇怪地说：“你怎么一点不担心？我都替你愁死了！”

我被他说得有些紧张，但还是强笑着说：“这有什么？我知道是什么事。”

其实我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吃过早饭，就去镇上。

我们家到镇上有十五里路，但没有汽车，即使有汽车，我也没有钱乘车，所以只好步行。假如运气好，遇到我们村的拖拉机手，拖拉机手正好心情不错，那就可能让我搭上拖拉机，不用走路了。但这样的运气，我很少遇到。

我想，我先去镇文化站试试，最有可能是他们打来的电话。我知道镇文化站在哪儿，只是比较陌生，摸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他问我找谁，我说，我不知道啊，昨天有人打电话来，叫我到这里来。他说，你是蝙蝠吧？我说，是的。他就让我到屋里坐。

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已记不清了。也许我认识这个文化站站长，所以就打了个招呼，在屋里坐下了。

然后，雪晶和阿卫也来了。我有些意外，我没想到会遇到他们。可是很快就觉得，如果没有遇到他们，那才是意外呢。

站长说，县文化馆的老师要来，和大家谈一谈。

谈一谈这个词用得比较严肃，但又不十分正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县文化馆的老师亲自过来，这也让我惊讶，他们都是一些非常人物，我们上门去拜访，也不见得能看见，他们竟然到小镇来接见，这动静就有点大了。

果然，不多久，县文化站的老师来了，一男一女，女的三十多岁，姓江，和雪晶通过一封信，那是雪晶写了《贞红》之后，她写信来鼓励他。男的不到三十岁，姓刘，听说是写戏曲的。

江老师很宽容地笑着说，听说你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所以我们赶快过来了。农民成立文学社，这在全国都没听说过。

她的意思很明显，她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能不能做，存在一个疑问；而我们竟然做了，这就有点过份了。因此，我们都没有什么话好说。

江老师问，平时读了些什么书？

阿卫说，也只是读了一些文学作品，比如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什么的。

刘老师低声地问江老师：四大名著？是哪四大？是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什么？《红楼梦》？

江老师低声回答：是的。

这样一打岔，我心中对刘老师没有了敬意，江老师就问不下去了。

她说，雪晶的《贞红》写得好。

她又说，文学社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

我说，我们经常交流交流，看到什么书啊，或者自己写了什么啊，讨论一下。

江老师说，这是可以的。但是，文学社什么的就不要搞了。

我们很有些吃惊，没想到她会提出这么直接的要求。

江老师接着说，你们看，像这么一个小团体，知道的还好，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在搞什么呢。

我们只好继续看着她发傻。

她又说，现在在闹呼喊派知道吗？

我说，知道。

雪晶也说，知道。

我确实听说过呼喊派，是从广播里听说的。广播里每天在批判，说它怎样怎样不好，似乎与宗教有些关系，但我并不关心，只觉得呼喊派这个名词取得有点怪，可不知道它究竟是干什么的。

江老师说，这就对了。如果被人当作呼喊派，那就麻烦了，说不定会抓起来，不划算。

我们只好又诧异地看着她。

她说，所以，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弄文学社了。

我们有点晕乎乎的。幸好很快就到了中午，文化站站长叫我们去食堂吃饭。我们闷闷地吃了饭，告了个别，就出来了。我们走在街上，还是有点晕，也不愿再谈文学社的事情，郁郁地分手，回家。以后我们虽然还在写东西，但没有再谈起文学社。我们甚至没有通知另外几个人，也许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个文学社，随着时间的逝去，已无疾而终了。

我觉得事情非常怪异，县文化馆的人，大老远地坐汽车过来，仅仅是为了解散我们的文学社。我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

就这样，我们的文学社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