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晚期明军的嗜杀与无能 -- 天空不空

我觉得类似于共军和国军的关系。共军士兵打仗勇敢不怕死，各级军官都有指挥才能。国军士兵没有士气，将军们以草包为多，既畏敌，又贪财。人数再多也无用。

努尔哈赤的军事思想与毛主席的也类似，关键是集中优势兵力。

一般是叫做贼，或者国贼。注意这个国是指汉民族国家（废话，别人都是部落）所以也有汉奸的意涵。四郎的确可以算作国贼。

如果严格按照儒家意识形态划线，四郎投敌，可算国贼。但是在生活实践中为什么有关的评书戏剧的作者和受众不如此认为？如果公众以为四郎是国贼，就不会长久存在有关他的艺术作品。他是一个受同情的人物。

反正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的遭遇反映了作家的思想，作品能够长存表明了受众对作者理念的认同。

如果作者让他率兵攻打宋国，那四郎是无可辩驳的国贼了。但是作者避开了这个问题，而只是构造了他和周围人之间的人伦。而这个做法无疑是受到欢迎的。人心是如此的。

进一步说，文革中破四旧的革命者是有自己的逻辑和理由的。但是破四旧这件事对今日的影响，似乎完全是负面的。革命者的思维与大众的思维之间的距离，可能远超出他们所能想象。

这类说法，我都回避“是”之类的用语，结果经常有人看不出来。

万一中英开战，我是否成了国贼呢？估计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不过，我想做国贼汉奸的资格是没有的，只是乱世中苟且偷生的芸芸众生之一罢了。

我要大发感慨了。

其实最近回复的帖子，不管是回复燕人兄的科学主义，回复唐家山兄的逻辑定义，回复翼德兄的封建，回复氵氵兄的基督教，回复白马兄的先验，回复llama兄的赎罪券，还有回复审兄的那些资本之类的，和这里都是一回事。也是一直以来和懒厨兄等河友杠，整天胡扯心学、现象学的原因。

那就是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事物，只有尽可能客观的方法。比如语言规范，材料充分，经验上的共识，尽可能完整清晰的描述等等。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各式各样的观点，也会理解到各种各样的可能。至于最后是什么（立场），我们可以不做讨论，但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就事实达成共识，明白事情，并且为之后的理解打下基础。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措辞总是特别别扭，像是小学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虽然的确是体育老师教的。对不住了，老师。）。比如总是滥用术语。经常表达可能，而不是做事实判断。经常讨论定义，而不去判断价值。诸如此类。说白了就是，无法确信那（对你而言）是事实，那只能说我觉得而已。

就像这里，你是否成了国贼呢？显然预设了一系列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在未来可能是会变的。即便你真的有强烈的国贼愿望，事实上也不会让你当成，或者出于利益你不会去当。况且，这种讨论本身就预设了你有这种可能，或者或你有某种倾向，这是否是真的呢？谁知道。不管如何，这都相当冒犯人，所以我总是在反对这类说法。就像最近几个帖子。（补：再说，人可能会变的。）

河里最近的确政治形势紧张，llama兄虽然有些夸张，但他的说法其实没错。因为他说的宗教、教会，实际上指的是秩序来源或者中心，并且就像神学一样，其基本预设是不可动摇的，所以这就是宗教。何况共产主义，或者说20世纪之前的社会思想，很难说已经摆脱基督教的影响。

然后再用这里的观点检查一下，对于科学或者说健康的意识形态而言，方法上的客观决定性是必要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任何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就像证伪主义一样，任何事物都要打上一个问号。显然有不少河友在拒绝打问号，进而，的确是非科学或者说接近宗教信仰的。

另外，这不是在否认事实，只是说事实和我们的认识不可分割（本体论与认识论没有区分），哪怕科学也是如此。进而，我们不仅需要对事实达成共识，更要对发现事实的认识方法达成共识。但这很多时候意味着意识形态，有些人一旦接触，就跳起来反对，你还能怎么办呢？（补：所以强调以事实为基础。强调分析澄清。）

这也是为什么，看上去燕人兄和我有这么多相反的立场，但说起来却是轻松愉快，因为不用想那么多。并没有那么多先验的限制。尽管对于最终的事实我仍不能确定。但就生活本身而言，确定与否，重要吗？

确定意味着安稳舒适，不确定意味着未知的乐趣。伏天饮水，冷暖自知，好坏只有自己知道……生活本就是一场冒险。

明朝的几次大会战，都是有军粮供应的啊，松山大战也是一直有军粮供应的，后期才供应困难的。

战略和战术不要混合，明朝的问题是天启朝有钱时候老是想浪，结果钱乱花，到崇祯花不起了。钱是省不了的，只能是挖自己家藩王，崇祯又不敢。

天启乱来了两次，人家有万历留下几千万两所以人家有本钱。

明末不存在假设辽东不守的事情，唯一就是塔防，防线至少要放宁远。这样你才有纵深去消耗后金，然后战略上才谈得上和后金媾和。

汤恩比说人生最大的矛盾是人人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动物本能+人类心理）而事实上无人可能是世界中心。我认为这个论断可以作为认识和适应社会的逻辑的起点。

明朝打过的大兵团作战，土木堡开始就是一直崩盘，原因就是一到上几万人的多总兵带人，中央指挥能力是没有的，然后明军打几千人的仗是非常厉害，过几万人就只能大家扎堆，要不就是围城堡垒战，总之野战不会打几万人的仗。这个协调组织的体系非常复杂，是专门科学。

估计土木堡之后就戚继光可以，但是没机会打。李成梁也是每次动员几千家丁就顶天了。

至于后来农民军的战斗，关宁军一直是四千人打各路农民军，几万到几十万，曹变蛟冲一下就结束。李自成一直到后面接受了西北边军以后才会打仗。

如国军一样，当兵不过吃饷。留着小命还可以吃饭。和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满清敌人拼命图个啥。

满清兵就大不一样，打仗是大大的利市。打仗就是赚钱。他们的个人军事素质肯定普遍高于中原的汉人。

明朝在辽西的投入是以欠九边其他边镇几年军饷为代价的，真拆东墙补西墙。

塔防的话并不需要在辽西堆上10来万军队。明朝在辽事上的布置一直是主攻而不是主守。

还是推荐好好读读这份奏疏：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言，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有之则守戍之众而非进取之旅也。

战守机宜专决于外，臣何敢遥度。但战则有战法，秣马厉兵。简卒克乘，刻期举事。即有大费，可期永省。

守则有守法，远斥堠，固营垒，高城深池，屯田积谷，以待事会。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庶堪持久。

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虚糜自弊而不虞其后，臣所为中夜彷徨，当食废著也。枢辅当审时度势，知彼量己。

可战则用战法，可守则用守法。为朝廷固疆宇，为民生惜物力，以选练为务，以屯牧为先，必不张恢复之虚声，只在条恢复之实事。夫兵以卫民。今畚锸及于锦、义，而于掫乃在宁前，卒有风声，保无鱼溃鸟散，籍寇赍粮之忧乎。先时外拟以觉华、首山为二眼，今肩背在外，眼反在中，受人暗算，岂计之得。以臣愚见，山海既为神京门户，所关棊重，必先增堞浚隍，复其形式，列台置垒，扼其要害，而又广设地网机桥之数，御其冲突。庶人心以定，敌汽斯张。即卒有不利而根本不摇，乃为完全之师耳。若进无可乘之锐，退无可凭之险，徒以耒耜为前矛，以篰屋为坚垒。慕展土之虚名，受饵敌之实祸，则臣之所大恐也。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原初的价值经验，不过说起来麻烦，还是换个方式。刚好也是我上面没说的部分。

认识论和本体论不分，这意味着，主客也没有区分。也就是说主观的就是客观的。进而，人自然而然会把自己的主观当作客观。也就是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意识结构就是现实结构，人们很容易把心理和超验主体混作一谈。也就是把主观想法（心）和世界本体（道）混同。

超验主体是由逻辑规则，或者说阐释世界的概念和基本法则（定律、理），构筑起来的。比如我看到一只猫咪，它之所以被我认为是猫咪，因为它满足了猫咪的一系列定义和相应预设。而这些（无限）条件的总和就是所谓超验主体。

我们所增加的知识，比如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在超验主体中构建。而客观世界，是由超验主体所生成。比如“猫咪”是共相，而“现实”中任意猫咪是殊相。或者说，当我们发现某一客体符合猫咪定义（共相）而且没有其他可能的时候，那么它就是猫咪（殊相）。（接近一阶谓词逻辑的表述，很容易见到。比如对任意客体，如果它是P，那么它是Q。）

而心理活动只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一方面它是有限的。一方面它的的规则并不确定，很可能只是任意联系，显然不能等于公理或定律。但问题在于，定义（共相）显然是我们的知识，或者说人类的看法。而这些知识本身具有某种规律，比如先天形式（感官）和逻辑规则（辩证法）。心理活动能猜想或者类比得出事实，循环激励之下，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客观的。

总而言之，人的意识本就由这两部分组成。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概念和法则（知），在阐述具体经验的时候是先验的，存于所谓的先验自我（心）。人类在思考事物，探索这些概念法则联系的时候（思）是后验的，存于所谓的心理活动（心）。

所以当我们在说主客二分的时候，说的其实是心理活动和先验自我（超验主体）的二分。但他们位于一心，极易带来混淆。

只是我们显然能认识到自己的客观认识（先验自我）是有限的，知道人类的知识远远高于个体的认识。从而觉得有一个超出自我的客观世界。或者，知道世界是无限的，我们只能接受人知识有限，人不能代表客观本身。

（补：这里过渡有点太快，加上一句：要知道，事实近乎于无限，我们该如何获取确定性的知识？或者说，该如何确定边界，让世界可以理解？）

然后，构成客观世界边界的是什么呢？是价值。也就是最开始说的，原初的价值经验，或者说形成三观的那些具体生活（佛洛依德的童年阴影显然属于此类）。少数是必须接受的规范（知识）和理性的判断。具体姑且不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以价值为导向行动的。自身的价值是世界和边界和起点，所以人很容易误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

前者是我之前一直在河里瞎白话的超验主体，或者说儒家的理，道家的道。道生万物，实际上是人类的客观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后者，则是说历史、道德或者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时候常说的，事实不能替代价值。

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得出我回复科学主义时的观点。因为事实是在既定的价值下运作的，他无法超越价值，更无法发现价值本身的问题。尤其是以纯粹理性去认识和运作的时候。但人毕竟不是机器，总能发现这些先验预设的问题。才能够一直“进步”下去。

另一方面，事实是关于某个客体的定义，而不是客体本身。比如水是H₂O，但现实中的水不能等于H₂O，只能说主要由H₂O组成。或者说，前者是水的共相，后者是水的殊相。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尽力接近客体（客观），而不能等于客体（客观）。虽然对我们来说，定义就是对象的本质。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定义等于现实世界。甚至对超验主体来说，是否接近都很难证明。

所以，事实或者说科学是有先天局限的，不能妄想它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价值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把人内在于理性的知识作为秩序的源泉，不可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科学当作根本价值来主导人类的生存是痴心妄想。就像托尔斯泰：「科学没有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所关心的唯一重要问题：“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如何生活？”没有提供答案。」

以前很少这么说，是更愿意用之前自己用心学和道家所组织的那一套，而这一套模仿和借用了相当多别人的说法，也就是现象学（超验主体部分）和情境主义（价值部分）。所以不太愿意用。

到了战区，也能吃上饭。问题是在从路上到战区。无数叛乱发生在这一段。大家都说李自成是从驿差下岗到造反，其实不对，李自成是驿差下岗再就业去从军，军队叛乱才成贼。

另外九边粮饷大部分给了辽东

然后导致西北各边大叛乱。

其实朱元璋的军户制度还是应该肯定的。

在朱元璋朱允炆朱棣三朝，军户社会地位蛮高，社会以军人为荣，而军人以不出征为耻。

问题出在文宣二朝。到了成化之后就彻底一路向下了。军户地位直向南北朝的军户看齐。

如果没有军户制度，明朝撑不了276年。然而，寿多必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