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44-Richard Evans：瘟疫简史之鼠疫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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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为期六场的系列讲座当中，我想检视几种主要疾病以及它们与人类历史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被描述为传染病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冲击。这方面的经典著作是威廉.H.麦克尼尔于1976年初版的《瘟疫与人》。作为全球史专家——此前他的另一本作品就是《世界史》——麦克尼尔完全可以声称自己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两部人类社会历史著作的作者。他在《瘟疫与人》当中写道：“我试图探索人类社会的一个维度，史学家至今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维度的存在。这就是人类社会遭遇传染性疾病的历史。每当人类发生跨越疾病界限的接触，致使一种全新的传染病得以入侵之前从未获得过相应免疫力、无法抵御其蹂躏的人口，随之而来的后果都将极其深远。”麦克尼尔检视了自从非洲起源直到今天的整套人类历史并且总结道：“传染病将始终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与决定因素。”

麦克尼尔的书固然是开创性的著作，但是最近J.N.海斯（J. N. Hays）对于这个话题也进行了一般性的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是历史上的传染病以及人类的应对：“从古至今，疾病曾经横扫全球、颠覆帝国、破坏经济、扭转历史的轨道。无论是在集体还是在个人层面上，人类都惯于主张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面对这些微小有机体的进攻，这一主张根本站不住脚。”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最近的作品《瘟疫：一段简史》也主张“传染病塑造了人类历史”。疾病的历史，尤其是传染病的历史——所谓传染病就是以忽然且广泛的暂时性大范围发作为特征的疾病——往往会遭到准军事化用语的描述，尤其是在评论疾病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时：细菌、病毒与其他微生物“攻击”人类社会，社会则“组织防御”，而防御又往往会被“入侵敌军”压倒。

疾病往往被当作影响人类历史的独立力量。但是实际上——尤其是在麦克尼尔笔下——传染病的扩散还可以从很多其他方面得到解释，例如贸易、探索与战争模式的改变致使两个原本隔离的疾病池得到接触。两个原本被地理条件相互隔离的疾病池相互接触——迈克尼尔将这一现象称作汇流（confluence）——这一现象对于此前未曾遭受疾病影响的地区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些地区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机会通过先前的接触而获得对于新疾病的免疫力。在接下来的系列讲座当中，我想要检视一下这些观点，看看它们何时生效，何时需要遭到质疑？有多少种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起源与变异可以通过人类互动来得到理解？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或许才是传染病得以降世的根本原因。再换句话说，我想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研究传染病，将传染病视作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从外部影响人类历史的众多因素之一。麦克吉尔的作品创作于三十五年之前，从那以后医学社会史就成为了现代历史研究的固有组成部分。与他那时相比，如今我们对于这一主题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本次系列讲座当中我将会尽我所能的纳入这些新知识

在开始今晚的讲座之前，我还要再提一点。正如麦克尼尔所说、我接下来也要强调的一样。认为我们自己比起古人更加高明是非常错误的想法。时至今日，人类社会依然在以各种方式与疾病互动。尽管我们成功放逐了诸如天花之类的某些疾病，但是其他疾病立刻涌现出来取而代之，例如艾滋病或者非典型肺炎。今天的医学远比古人那时更加有效且高明，但是传染病的扩散并不仅仅取决于医学力量的强弱，还要依赖人类社会的更广泛因素，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摒弃自以为比古人更高明的心态。如今我们掌握了多种预防与治疗疾病的方法，辨识出了许多疾病的根源。本次系列讲座中，我将会解释过去的社会、医学理论与实践如何应对传染病。我想主张的是，任何时代用来应对传染病的方法——包括现代的方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往往取决于人类社会、人类政治、人类态度等等难以驾驭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某种传染病的式微衰退主要应当归功于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而不是医学干预。当然对于另一些疾病来说，医学干预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挑出了六种特征鲜明的疾病，其中每一种都以不同方式与人类社会互动并且受到了人类社会的影响。我希望能将每一种疾病都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解释，并且与其他疾病相互比较。用这种方式来研究这一主题并非全无问题，因为我们并非总能凭借二十一世纪医学科学提供的工具回顾式地诊断曾经的疾病。原因之一在于很多古代社会关于医学的概念都与今天不一致。比方说古人惯于按照症状来划分疾病，或者使用缺乏差异的一般性语言来描述疾病，将今人眼中一系列区别鲜明的传染病划归为同一门类。更大的麻烦在于微生物可以也确实也的确会变异。比方说二十世纪最主要的霍乱菌株埃尔托（ELTOR）最早于1905年在埃及被发现时，其症状要比十九世纪的经典霍乱温和不少。同一种疾病往往存在众多病株，比方说霍乱病株就有200种之多，每一种病株的症状或许都有些许不同，因此一味依赖时人对于症状的描述来分析疾病往往面临着过度诠释的风险。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这方面栽了跟头。

这些问题对于我想要审视的第一种疾病来说尤其严重，也就是腺鼠疫。从古代世界到早期现代欧洲的众多文献来源当中都可以得见“瘟疫”（plague）一词。这个词通常指的是某种灾害突然且后果可怖的造访，例如圣经当中的蝗虫灾，或者导致牛群患病的Rinderpest——pest一词就是德语当中的瘟疫——这也是继天花之后第二种被人类根除的疾病。现代意义上的瘟疫一词指得是专门针对人类的特定疾病，尤其是接下来我将要谈到的腺鼠疫。今天我们知道这种疾病由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导致，这种疾病以高死亡率而著称，往往会抹掉感染地区20%到50%的人口。至于患病率——也就是无论死活的全部被感染者占总人口的数量——往往是死亡率的一倍。如此之高的患病率与死亡率致使当时的编年史家、日记作者与官员总会记录下每一场瘟疫与疫情，而且往往总会详细记录症状。

当然我们无法确定文献资料当中描述的所有症状都属于同一种疾病。比方说塞贝尔.科恩（Samuel Cohn）或者格雷汉姆.提格斯（Graham Twigg）的研究就主张，仅就黑死病而言，这场在中世纪欧洲得到广泛记录的瘟疫其实并不是腺鼠疫，而是其他疾病。但是最近科研人员针对欧洲多处埋葬场所的骨骸进行了DNA检测并且证明他们的主张有误。DNA检测确实表明所有骨骸都含有鼠疫杆菌，尽管属于不同菌株。这又进一步表明腺鼠疫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沿不同路径从中国传入了欧洲。仅仅因为某些古代或中世纪描述的疾病症状与现当代疾病展现出的症状不一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确定当年古人罹患的疾病一定不是腺鼠疫。

第一场席卷或多或少可以被称作腺鼠疫的大流行病——所谓大流行病就是席卷全球或者将近席卷全球的、由同一种疾病引发的、彼此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流行病疫情——一般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这场瘟疫从公元541年到公元767年横扫罗马帝国以及帝国曾经的西方领土，前后共计十五轮。史学家普罗柯比在公元752年将这场大流行病称作“威胁人类存亡的瘟疫”。我这里引用一下他的描述：“这场瘟疫从居住在培琉喜阿姆的埃及人开始，然后分头行事，一边向亚历山大港和埃及其他地区进逼，另一边扩散到了埃及边境的巴勒斯坦，并且从此地出发蔓延到整个世界”——他指得是对于时人来说的已知世界——“一路前进不止，抓住对其有利的时机上路旅行。这种疾病总是从海岸冒头，随后向内陆蔓延。人们总是突然发烧——有人刚从睡梦中醒来，有人正在散步，还有人在忙别的——无论当时他们正在干什么。他们肢体的颜色与以前没有任何变化，也不像一般发烧时那么热。但是有时在当天，有时在第二天，还有时在几天之后，身体就会出现肿胀，不仅发生在被称为boubon的特定身体部位——boubon意为‘腹部以下’——而且也会发生在腋窝内，有时还会出现在耳朵旁边或者大腿的不同位置。”

普罗柯比的记述暗示我们，鉴于鼠疫从海上传来，可见这种疾病主要通过贸易传播。它由跳蚤携带，跳蚤从老鼠身上跳下——特别是在地中海的海船上普遍存在的黑鼠——又来到人身上。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通过人们咳嗽或打喷嚏的飞沫感染来传播。

查士丁尼鼠疫的传播主要是因为查士丁尼在五到七年内成功地重新征服了前帝国的许多失地，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取了北非，从哥特人手中夺取了意大利，并将西班牙再次置于拜占庭的控制之下。地中海的政治统一使得更广大地区与拜占庭建立了贸易往来，尤其是中东地区。同样正因为如此，瘟疫造成的大量死亡——一般认为至少达到了受害城镇人口的30%左右——致使田地无人耕种，赋税无人缴纳，军力更是一落千丈，这一切又反过来遏制了帝国的扩张。有人甚至主张正是因为鼠疫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国力，才使得后来的伊斯兰势力有机可乘。

但与此同时，气候史学家通过研究冰芯得出了进一步结论。所谓研究冰芯也就是在永封冰层上钻洞取芯，从而分析代表每一年的冰层的不同厚度，寒冷的年份冰层较厚，温暖的年份冰层较薄。气候史学家还会根据同样的原理来研究年轮，假如某个特定年份的年轮比较宽，意味着这一年树木生长得更快，换句话说这一年更加温暖。凭借这两种技术，他们发现536年到545年之间的全球气候经历了一轮急剧恶化，原因可能是东南亚火山的爆发在高层大气当中覆盖了一层尘埃，导致粮食歉收，迫使人们纷纷涌入城镇谋求生计，拜占庭尤其首当其冲。更低的温度和潮湿的夏季也促进了非洲老鼠种群的增长，致使其扩展了栖息范围，直至抵达到了查士丁尼新近开疆扩土的帝国的海岸。画面上是一张长期气候变化估计图表，可以看到红线在公元六世纪三四十年代陡然下降，然后气候才逐渐恢复。根据从马尾藻海中提取的沉积物绘制的类似气候波动图表也讲述了大同小异的故事。这张图的最左边是现在，从左到右向后时间回溯到三千年前。可以看到气温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显著下降。

虽然君士坦丁大瘟疫是腺鼠疫这一点几乎没什么疑问，但是随后几十年内横扫帝国的瘟疫和流行病究竟是什么就不一定了。可以确定的是，接下来从公元八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叶，腺鼠疫一度在欧洲和中东销声匿迹。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地球气候几乎在同一时期回暖。维京人于974年定居冰岛，并且以此为立足点在格陵兰岛海岸建立了自给自足的农业殖民地。画面上是南格陵兰岛的赫瓦勒塞维京人遗址。当所谓的中世纪暖期结束时，腺鼠疫也在十三世纪后半叶重新登场，严重打击了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定居点，致使其在十五世纪初遭到放弃。在1315年到1322年期间，潮湿寒冷的夏季开始导致作物歉收。到了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气候更是进一步恶化，原因可能在于彗星解体带来的太空尘屑环绕地球，同时代关于夜空奇怪景象的文献记录支持这一假说。

然而，即使你接受上述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因素也只不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不能算是直接起因。更冷的气候条件确实有利于老鼠与瘟疫的扩散，但是真正将腺鼠疫带回欧洲的直接原因还得说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城市的增长，以及蒙古部落在成吉思汗率领下从东向西的大规模迁徙。成吉思汗的帝国幅员辽阔，在国境之内流动的不仅只有亚洲的丝绸与其他产品，还有得到十四世纪低温气候加持的老鼠和跳蚤。接下来直布罗陀海峡也在1291年伊斯兰统治结束之后开放了贸易，致使这种疾病传播到了欧洲西北部。再然后腺鼠疫又在1346年被蒙古军队从高加索地区带到了克里米亚。此时蒙古帝国的多支军团正在试图在成吉思汗帝国瓦解后占地为王，传播疾病的军团正是其中之一。这支军队遭受了瘟疫的重创，不得不撤退。但是疾病已然影响了当地居民，并且经由船只传到君士坦丁堡，随后又通过海上贸易路线传播到了地中海其他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地方。

于是就有了十四世纪中期著名的黑死病。关于瘟疫症状的最著名中世纪描述出自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笔下。他的《十日谈》包含了一群男女在1348年逃离瘟疫爆发的佛罗伦萨市之后互相讲述的故事。薄伽丘写道：“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鸡蛋或是一个小苹果那样大小……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处。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就像其他意大利人一样，薄伽丘毫不怀疑自己描述的鼠疫“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画面上是这一轮腺鼠疫的传播地图，不同的颜色代表疫情爆发的不同年份，年份越晚则颜色越深。可以看出，疫情从东向西移动，然后又绕回了东方。1348年疫情登陆伦敦，从伦敦传到了奥斯陆，然后是爱尔兰与德国，在1349年到达多瑙河，1350年抵达苏格兰和瑞典，1351年抵达波兰，1352年抵达基辅，1353年抵达莫斯科公国。此时疫情在西方的发展已经差不多了。

黑死病在欧洲以及其他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最近估计全欧洲的死亡人数为5000万，而当时欧洲总人口也只有8000万，病死人数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至于区域性的影响往往更加严重。我这里引用几个来自地方性研究的例子：在法国的尚贝里，家庭数量从1348年的403户下降到次年的184户；在意大利的圣吉米纳诺，1322年原本人口为1.14万，到1349年就崩溃式地下降到了4500人；在1348年到1349年之间，伦敦法院公证的遗嘱数量增长到了此前的十五倍。这种疾病几乎影响了所有人，不管穷富，不分农村城市，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

众所周知的黑死病只是历史学家所谓的欧洲第二次腺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尽管就程度而言或许确实是这轮大流行当中最严重的单一事件。至于整场大流行则一直持续到了十八世纪。尽管麦克尼尔假设，反复接触某种程度的疾病会给人类带来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但是在随后爆发的每一次腺鼠疫疫情当中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很高，尽管疫情越来越局限于欧洲城市。画面上是锡耶纳的圣多米尼克教会历年安葬信众人数的柱状图，只需一眼就能看出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上半叶有哪些瘟疫年份。1665年的伦敦鼠疫造成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或者根据当年的死亡公告摘要记录来计算是68596人——该数字可以在公告中间部分以下的右栏看到。1656到1657年在热那亚和那不勒斯以及1720到1721年在马赛发生的瘟疫的死亡率约为50%。画面上是西蒙-托马森（Simon Thomassin）于1727年创作的雕刻作品，显示了疫情的影响。因此问题就来了：首先，这些反复发生的流行病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了什么广泛的影响？其次，医学如何试图应对疫情？第三，政府面对疫情有何作为？最后，为什么腺鼠疫最终会从欧洲消失？

让我们首先转向第一个问题。显然，当人口急剧减少20%到50%甚至更多时，劳动力就会变得稀缺，而劳动力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平衡从地主和雇主一方倒向了佃农、小农和工匠一方。劳动者们可以而且确实要求减少封建劳役，作为向雇主提供劳动的代价——按照十四世纪初欧洲封建社会的常规，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地方的劳工和小农都有义务每年为地主的农场庄园免费提供一定天数的劳役，如今他们可以要求减少劳役天数，作为继续为地主劳动的一部分代价。社会总人口的减少还意味着人均社会财富的上升，因此普通人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工资增加了一倍或者两倍，地租与总体地价则有所下降，因为全社会的土地需求也随着人口减少降低了下去。封建劳役与其他义务无法继续得到强制执行。总之，对于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来说，日子好过了；按照人均GDP衡量，经济生产力则得到了提升。

另一方面，上述现象也暗示着社会旧秩序在黑死病之后正在遭到颠覆，上层社会对于这一点普遍怨声载道。民众对于权威的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恭敬。当局、贵族以及上层阶级试图继续实施封建劳役并且抵制更高的劳动力价格，结果遭到了民众的反对。双方的冲突随即在欧洲各地引发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城市暴动。其中著名的有1356年到1358年的法国札克雷起义，1378年的佛罗伦萨大规模民众叛乱，当然还有1381年英国的泰勒农民起义。画面上的插画描绘了起义军领袖瓦特.泰勒遭到处决以及理查二世国王安抚起义军的场景。在所有这些起义当中，普通民众的诉求都是抗议封建捐税等等，当局、贵族与政府则试图依靠武力将此类捐税强加或者重新强加到民众头上。 正如农民起义的口号所质问的那样，“亚当夏娃耕织之际，绅士老爷都在哪里？”在更为通俗的层面上，1363年的某位意大利评论家注意到，“平民们过上了丰盛乃至奢侈的生活，再也不愿从事他们的惯常行当……他们想品尝最稀有最美味的食物……儿童和民妇穿上了死去的显赫精英们穿过的昂贵华服。”到了1500年左右，农奴制在英国实际上已经灭亡，在欧洲其他地区也举步维艰。

在英国，政府一度试图通过1351年的《劳工成文法案》（Statute of Labourers）限制工资上限。《法案》抱怨人心不古，“仆役的心里充满了恶念，自从瘟疫以来他们宁肯无所事事也不愿效力于人，除非得到过分高昂的薪酬。”153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禁奢法（sumptuary laws）的第一部，旨在迫使人们根据各自的社会地位来穿衣打扮。这项法律抱怨道：“许多人的衣着招摇炫耀，与他们的位阶品级全不相称。”普通英国人如今能够买得起保暖的羊毛衣物，羊毛需求的增加促使养羊业迅速发展，也触发了旨在养羊的圈地运动。黑死病过后三个世纪，英国人口仍低于1300年的水平。高劳动力成本确实成为了刺激技术革新的主要因素，而技术革新又在十八世纪开启了工业革命——既然雇人干活太贵，那就建造机器来更加廉价地完成工作。当然，人口难以回升并非黑死病独力所致，而是多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包括新的流行病与更高的结婚年龄。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黑死病为人们——至少为幸存者们——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为了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

黑死病是否撕裂了中世纪社会的结构？薄伽丘声称“对于上帝与人间的一切律法的尊重几乎都荡然无存了”；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黑死病造成了某种集体创伤或者说“精神冲击……造成了只能称为社会肌体内伤的影响”，导致了“一场情绪与实践的革命”。当然，黑死病也导致许多极端反应。在中世纪欧洲深厚的宗教文化中，许多人把这场瘟疫看作上帝针对罪恶社会的惩罚，还有一部分人试图把自己作为赎罪的牺牲品。这些人组成了被人称为“鞭笞苦修”的游方队伍——这种人在德国和荷兰尤其常见——他们走访各个城镇，在聚集的人群面前用嵌有钉子的鞭子抽打自己。在法兰克福、美因茨、科隆和布鲁塞尔等城市，他们的到来往往总会引发针对当地犹太社区的攻击并且最终导致可怕的屠杀。在斯特拉斯堡有一千名犹太人被杀，莱茵地区的大多数犹太社区被消灭，许多犹太人被烧死。教会迅速采取行动控制此类事态激化，并且在后来的流行病期间试图将民众对忏悔的需求引向更有序的仪式和游行，社会也鼓励瘟疫受害者向教会寻求祝福和代祷。更为普遍的是，社会文化开始痴迷于死亡。自从十四世纪下半叶开始，《死神之舞》这样黑暗且令人不安的图像开始在视觉文化当中大行其道。所以说中世纪晚期的精神信仰肯定受到了黑死病的影响，但是这份影响是否够得上长期发展，宗教改革是不是针对此类影响的反动，我认为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

再来看看中世纪的医学。毫不意外的是，当时的医学界在黑死病面前完全手足无措。我想任何医学权威都会对这种规模、严重性和突然性的流行病感到惊讶。医生们最初和其他人一样认为黑死病的根本原因在于上帝之怒，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还有导致瘟疫的直接原因。最受青睐的理论是巴黎大学医学系在1348年10月提出的主张，认为黑死病的起因在于“木星、土星和火星的不幸交汇毒害了大气”。由此开启了关于一般性疾病原因的长期争论。正如我们将在本系列之后几场讲座当中看到的那样，这场争论将会在十九世纪达到高潮。一些医学家坚持认为，流行病的起因是空气遭到了某种充满疾病的瘴气的败坏——瘴气可能是某种无色气体，也可能是普通空气滞留腐化之后的产物，恰似一潭死水——其他人则注意到流行病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来传播。随着瘟疫的反复造访，传播与传染理论逐渐得到了认可。但是即使在十七世纪，人们也认为传染并非借助触摸或者呼吸，而是通过空气污染来完成。所以医生们开发了一种特殊的服装，面罩上安装了一个空心的喙，里面装着芳香草药或化学物质，从而净化他们呼吸的空气。同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自我解救的最明显方式就是逃离疫区，就像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主人公们一样，尽管事实上这样做只会有助于疾病传播。医生试图采取放血与清肠之类的手段恢复病人的体液平衡——此类做法遵循了古希腊的医学思想：四体液之一如果过强就会打破平衡并且危及健康——他们还试图用油膏来消退肿块。所有这些做法都没有什么效果。实际上教皇克莱门特六世倒是采取了正确的防疫手段：他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屋子中央点起火堆并且昼夜不停地保持火势；高温杀死了室内所有鼠疫杆菌，保住了他的命。但是这一做法只是他的经验之举，背后并没有任何具体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广泛采用。

到了十七世纪，人们发现了一种或多或少可行的方法来应对瘟疫。政府开始采取干预行动，特别是实施隔离措施。所谓“隔离”（quarantine）的原意是四十天内不得接触任何人。这种做法显然参考了圣经当中耶稣在荒野漫步四十天的典故——后世所谓的四旬斋也出自此典。1348年4月，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市政府为了应对黑死病的到来而成立了一个卫生委员会，其目的是组织人手清除“被感染者”和“腐烂物质”并且打扫街道，以避免这些人与物带来“传染或者腐化的空气”。城市禁止来自已知感染区域的旅行者和货物进入。到了1377年，威尼斯殖民地瑞古萨——也就是现在的杜布罗夫尼克——会将所有来往的旅行者和船只隔离一段时间；1383年马赛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并且将隔离时间正式确定为四十天。从1423年起，威尼斯将泻湖中的一个特定岛屿用于隔离目的，并将感染瘟疫的人运送到岛上的收容所，由围绕广场的许多独立小木屋组成；这些小木屋被称为“拉撒里托”，来自圣经中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到了十四世纪末，米兰开始定期监测城市中的疾病并且登记死亡原因。换句话说，瘟疫的造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这些城市培养医疗行政能力、医疗服务能力以及医疗统计数据的采集能力。到了十六世纪，检疫范围扩大到了阻止船只、货物和人员离开受感染的城市。在英国，1604年的一项法案以意大利的做法为基础，命令看守人“在必要时通过暴力”将受感染的人锁在家里，并规定任何身上长有鼠疫脓疮的人如果被发现与他人一起在街上游荡就要接受绞刑。1720年代，四分之一的法国军队驻扎在马赛周围的卫生警戒线上，以阻止受感染城市的人们逃出去；鼠疫从港口地区迅速蔓延，但尽管有些人已经逃离，疫情并没有大规模转移到周围的城镇和村庄。

这些防疫规定是普遍增长的国家控制权当中的一部分，尤其是针对穷人的控制权。毕竟，在鼠疫和其他瘟疫的受害者当中穷人数量最多。显然，穷人住在拥挤肮脏、老鼠滋生的欧洲城市的低级社区，适当的卫生环境无从谈起，中世纪晚期与早期现代政府所强加的法规罗网层层约束着他们。城市当局特别关注乞讨者、流浪汉和穷人，这些做法的部分理由在于控制疾病和瘟疫。但是当时的国家机构缺乏人力和资源，并不足以有效地实施这些规定。在整个十七世纪，腺鼠疫继续在整个欧洲广泛传播，当然，我们所知的记录最详细的鼠疫流行病是1665年的伦敦瘟疫。此前这一轮瘟疫早在在1663年就传到了荷兰，伦敦政府也针对从荷兰港口到达的船只实行了隔离措施。但是在1665年4月，伦敦西部卫兵教堂报道了第一例病例。当年夏季疫情迅速蔓延开来，伦敦许多教堂的埋葬记录都体现了这一点。人们开始逃离伦敦。查理二世将他的宫廷搬到了牛津，向伦敦转运囚犯的交付工作被叫停，法院活动也被中断，当局下令民众进行集体祈祷与禁食，但是都没能起到什么效果。

政府行为的效果参差不齐。一方面检疫确实减少了交通与往来船舶数量，因此减少了老鼠的流动；但是另一方面当局又下令逮捕与杀灭猫狗，认为它们会传播疾病，这一做法反而让老鼠大量繁殖。受害者被圈禁在自家住宅里，在前门画上红十字，上面写着“上帝怜悯我们”。塞缪尔.佩皮斯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很不情愿地在德鲁里巷看到，两三间房子的门上画着红十字，并写着‘上帝怜悯我们’的字样。这一幕在我看来多么悲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让我感到浑身难受，似乎全身都在散发异味。所以我被迫买了几卷烟草用来闻与咀嚼，这才消除了我的忧虑。”这一做法显然反映了时人相信疾病通过空气传播的理念。人们经常反抗政府的防疫措施。许多人拿开十字架和告示并且逃出了家门。为了驱散瘴气，人们在街头点火鸣枪。房屋与街道遭到烟熏。与死者关系最密切的人——例如清道夫——在城里巡视，口中喊着：“把你家死者带出来！”并将死者搬上运尸车出城下葬。他们大力吸烟，试图抵御感染。更有效的防疫措施或许是清理街头垃圾，毕竟疫情在缺乏适当垃圾处理设施的贫困地区格外猖獗，因为老鼠在这里滋生众多。此外城市边缘居民区的疫情也格外严重，因为城市边缘分布着大量粮仓，促进了老鼠的繁殖。

总而言之，1665年大瘟疫杀灭了将近20%的伦敦人口或者说97000人，而且受灾地区不仅限于伦敦。诺里奇有2200人死亡，科尔切斯特有5000人或一半人口死亡。1665年大瘟疫不只因为佩皮斯的日记而得到纪念。早在后人发现他的日记并且解读了他自行发明的速记密码之前，丹尼尔-笛福的纪实小说《大疫年纪事》就在1722年出版了。这并不是唯一一场袭击过英国首都的瘟疫，甚至未必就是最严重的一场——1563年和1595年的两场瘟疫当中，死亡人数占伦敦总人口比例都要更高。英伦三岛上任何地区都未被瘟疫光顾的年份更是少之又少。但是1665年鼠疫杀死的绝对人数肯定最高。另一方面，1665年鼠疫之所以得到铭记并非仅仅因为死人太多，也并非仅仅因为此后不久又发生了1666年伦敦大火，还因为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轮鼠疫大流行。从此之后，鼠疫在欧洲开始向东撤退。这一点也反驳了“大火净化了伦敦城”这一常见理念，因为大火之后的伦敦就像之前一样肮脏。

我已经提到了1721年的马赛疫情。欧洲的最后一次鼠疫大爆发发生在1771年的莫斯科，这一轮瘟疫的传播路径并非贸易，而是战争。俄国与土耳其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冲突导致1772年俄国占领了后来成为罗马尼亚的公国。大量人口长途跋涉背井离乡，沿途栖身在卫生状况堪忧的营地里，这是传播疾病的强力载体。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借助战争大肆蔓延的传染病。莫斯科本身生活条件拥挤，建筑物以木制为主，而且还严重依赖纺织品制造业和羊毛织品贸易，这些特点使得跳蚤大行其道，成为了鼠疫的理想孵化器。1771年，莫斯科有超过五万人死于鼠疫，可能占总人口的20%。当局下令进行检疫和隔离，建立了除虫所，关闭了羊毛工厂，隔离了贸易中心，关闭了大毛纺厂的公共浴室。莫斯科与外界隔绝，包括宗教游行在内的公共集会被禁止。大规模的民怨导致了一场大暴乱，正如画面上的插画所示：以外国人为主的医务人员受到攻击，就连莫斯科大主教都被愤怒的人群殴打致死，因为暴民指责他试图夺取被认为能带来奇迹的圣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民众起义与叛乱几乎从来都是疫情时期的特色，反复出现直到今天。我将在后面的讲座中进一步探讨其原因。

尽管1778年在君士坦丁堡以及1791年在开罗分别爆发了鼠疫流行病，死亡人数分别为10万与6万人——均为当地人口的20%左右——但是这一切实际上标志了欧洲第二轮鼠疫大流行的结束。鼠疫为什么会退缩？没有证据表明病菌的毒性有所下降，或者变异成了不那么致命的形式，因为鼠疫爆发一直持续到了十八世纪末。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褐鼠从十七世纪末开始自中东向西传播，取代了携带传播鼠疫的跳蚤的黑鼠。褐鼠性喜钻地，与人类的直接接触较少，而不喜钻地的黑鼠的栖息地则更接近人类社会。但是尽管这个现象可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并不真正符合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住房和卫生方面的改进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这些方面的改进全都很有限。我刚才提到气候变化可能影响了查士丁尼瘟疫乃至黑死病的起源，也许所谓小冰河时期之后欧洲气候的变暖一定程度上确实驱动了瘟疫向东回流，尽管我们必须记住伦敦大瘟疫正好发生在两个欧洲低温时期之间的相对高温时期。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国家力量在十八世纪日益增强，检疫和卫生警戒线最终有效地阻止了瘟疫的发生。十八世纪是欧洲各国行政能力、军事实力与医疗管理能力建设的伟大时代，对于航运的限制变得更加有效，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越发加强了政府指导贸易的力度——所谓政府指导贸易就是由日益强大的武装海军来执行的贸易，此类贸易往往会避开本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地区。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哈布斯堡君主国在1683年挺过了维也纳围城战并且成功击退了奥斯曼人，导致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帝国的交界边境在十八世纪树起了戒备森严的军事分隔带。每当流行病威胁再起之际，分隔带上的守备力量都会得到加强。俄国人也建立了类似的军事边界，这条边界显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年代初阻止了来自俄国东南部的霍乱流行病的传播。诚然，这些军事分界线一开始存在的目的并非防疫，但是我认为它们依然成功地将腺鼠疫挡在了欧洲门口。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成了第三轮腺鼠疫大流行的发源地。这轮疫情始自1894年，经由一系列叛乱与国内冲突传播到了香港与广州，然后随着贸易扩散到全球。从格拉斯哥到巴黎再到旧金山，甚至在东萨福克的农村地区都爆发了鼠疫，好在很快得到了控制。毫不意外的是，腺鼠疫的威胁导致了美国本土主义反华情绪的大爆发。在确实遭受疫情侵袭的地区——例如1899年的檀香山——华人街区首先遭到隔离与消毒，然后受感染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最后整个街区干脆都被失控的破坏人群付之一炬；旧金山第一次爆发疫情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然而此时人们已经知道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于1894年被发现，几年后该病菌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的假说得到了接受。1907年旧金山爆发了第二轮鼠疫。前一年这座城市刚刚遭受了毁灭性的地震与火灾，仍处于百废待兴的境地。这一次当局不仅通过悬赏发动全体市民灭鼠，而且还趁机发布新的建筑条例来确保新建建筑不利于老鼠生存：一楼必须高于地面，建筑材料必须是混凝土而不是木材。

就死亡人数而言，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对于旧金山等城市的影响非常小，不超过几十人。然而在1912年大流行病的主要第一阶段结束时，全世界可能有1300万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在印度，在十九世纪中期那里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于这种疾病，人们堆砌了巨大的火焚堆来大规模焚烧尸体。印度的英国医疗当局担心检疫会危及贸易，因此面对从香港蔓延而来的疫情拒绝实施检疫。大规模贫困、过度拥挤的居住条件、卫生设施与恰当的垃圾处理设施的缺乏全都助长了老鼠的肆虐。更为火上浇油的是，英国当局首先拒绝承认疫情存在，然后又眼看着最初的隔离、检查、住院以及内部隔离措施导致民众暴动骚乱，以至于迅速滑向全社会失控的境地，最后干脆来了个撒手不管。

从那时起，小规模的鼠疫一直在全球各地时有发生——例如1924年的洛杉矶以及1945年的秘鲁——但是更有效的卫生设施总能很快控制住局面。老鼠药也成为了对抗鼠疫的常见手段，恰似画面上这幅广告的广告词所说：“要鼠命！”（Rough on Rats!） 这则本土主义满溢的广告暗示道，既然旧金山唐人街是鼠疫的最初爆发地，那么当地居民可能格外需要这种毒药——不光用来喂老鼠，或许他们自己也该吃一点。正如配套的广告歌曲所唱的那样。“要鼠命，本领高！吊死狗来淹死猫！ 咱们灭鼠有高招！给他们一家来一包！”

进一步的措施包括通过使用DDT进行消毒杀虫——尽管这样做也会带来其他问题；此外1897年在印度工作的俄罗斯医生沃尔德玛.哈夫金（Waldemar Haffkine）开发了鼠疫疫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抗生素的使用更是使得鼠疫死亡率急剧下降，病例数量也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只有个别人受到影响。尽管如此，鼠疫并没有被完全根除。1997年，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耐抗生素的鼠疫菌株。最令人不安的是，鼠疫甚至曾被用于生物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731部队在常德与宁波两地空投了感染鼠疫的跳蚤。在此之前他们还在非自愿的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实验，显然在中国平民人口当中引起了鼠疫爆发。

鼠疫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我想在本次系列讲座当中加以探讨的问题：流行病与人类活动、战争、贸易、城市生活模式以及城市社会性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贫穷与财富、卫生改革与医疗干预、民众偏见与动乱怎样与流行病相互影响？政府在社会当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在下一次讲座当中，我将遵循这些主题以及其他主题，将视线从黑死病转向大痘疮病——或者说梅毒。

一般来说，中世纪黑死病是蒙古帝国西征带去的。中国是被蒙古帝国征服的一部分，后来朱明只是继承了元。

前两年网上传是内蒙古还是蒙古那里又出现鼠疫，但是规模并不大。

吃老鼠 大体上 没啥人乐意，但是 土拨鼠（旱獭）的皮毛 还算值钱，一直有人打猎逮这玩意儿；以咱中国人的节俭精神，皮都剥了，肉总不该浪费吧......可惜这厮也能传播鼠疫，好像中国内蒙甘肃 每年会有一两个中招的

还有，别以为动物就免疫，我曾经在群里面和别人讨论 前一段时间 比较火的萌动物：兔狲（一种野生猫科动物，就生活在西北草原，以一身长毛萌的像球而网红），然后就聊起来说这厮主食就是野鼠、鼠兔还有旱獭，它咋不得鼠疫呢？然后就查了知网，发现83年就有文章：发现兔狲鼠疫血清检查阳性，当然也许症状没有人那么严重吧

1913年，伍连德将《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发表在了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而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医院也是在伍连德的主持下建成。伍连德先生负责处理了那次鼠疫的防疫工作

而：自1907年至1910年，旱獭皮的价格疯涨，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也从70万张增长到了250万张，每年有约1万人会选择去猎捕旱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