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共和国首张烈士证，为何颁给了他？ -- 忘情

孙德清（1904—1932），安徽寿县人，早年读过私塾、小学；1923年南下广州到柏文蔚驻粤皖军司令部当步兵；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曾兼任红二军军长协助贺龙率军团转战湘鄂西地区参入多次战斗。

后在“ 肃反” 中被诬陷致死。

1929 年10 月奉命到湖北洪湖地区， 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任军长。

1930 年7 月任红二军团参谋长，后兼第二军军长。率部转战湘鄂西地区， 参与指挥攻克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的战斗， 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1931 年3 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 他任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与贺龙等率部西进，连克巴东、房县等县城，开辟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

同年10 月，所部返回洪湖地区，任红三军参谋长、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先后参与指挥黄陵矶、文家墩等战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在南县、华容、石首、公安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领导该县年关暴动。 他还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和革命引路人，曾介绍时任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的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6月起，段德昌先后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率部在监利、沔阳交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

1930年2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二军团第六军政治委员、军长，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参与创建及巩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

1931年4月段德昌任红三军（红二军团改编）第九师师长， 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 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

在段德昌的军事生涯中，有个“十六字诀”——“敌来我飞， 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这是段德昌等洪湖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创造出来的战术，和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贺不倒（这是说贺老总拉杆子手段厉害），无段不胜”是当时湘鄂西地区流传的一句民谚。

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他也因此被湘鄂西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这是强行歌颂贺龙的业绩了，其实就是段德昌是洪湖战役的胜利者，合兵一处后这和贺龙没啥关系）

1931年秋，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下，红三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段德昌率第九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

1933年5月，段德昌牺牲，年仅29岁。

1928年5月，与贺龙、周逸群共同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历任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总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六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

[27]

1928年6月起，段德昌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率部在监利、沔阳交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

身为当年名震红军的“火龙将军”，段德昌也是毛主席亲自签发的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书的主人，还是中央军委认定的36名军事家之一。

聪颖的神童，与毛泽东三次相遇成知己。

两人初次见面就聊了整整一夜，拂晓之际，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段德昌说道。

“与旧世界斗争，需要我们这代人的努力，重要的是，我们青年要学会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方法，还要组织广大民众一起来创造一个新世界！”

两人分别后的第二年，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段德昌在高小毕业后又考入了长沙雅各中学，此后，两人见面就方便多了，那段日子里，段德昌跟随毛泽东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也因此建立了极高的革命素养。

再后来，黄埔军校成立后，段德昌经由毛泽东推荐前去深造，虽说他总是刻苦学习与训练，还被周恩来等恩师誉为文武全才，可就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因为自带共产党员鲜明的斗争精神，他被蒋介石开除出校。

“德昌弟，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工友、农友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你就到李富春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吧！由周恩来推荐，我来介绍，你看可以吗？”1926年。

1927年冬天，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中共公安县得以恢复，段德昌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兼任鄂西特委委员，这也成为了他引领武装暴动的开始。

这件事便是曾经规模不大却意义非凡的年关暴动，傅祖光部被彻底消灭的同时，段德昌一行人还缴获了长短枪将近80支。

那一年春节，段德昌以如此特别的方式送给乡亲们一份厚礼，群众们听闻捷报不禁欢欣鼓舞，还有人编出了一段通俗易懂的歌谣：“杀了傅祖光，为民除虎狼，多亏共产党，感谢段德昌！”

年关暴动之后，段德昌的名字响彻荆江两岸，也让长时间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群众们看到了武装暴动带来的希望，革命火种因此被点燃。

敢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是当年段德昌始终如一的革命品质，在那样一个革命人才奇缺的年代，有如他这般能文能武的革命领袖实属难得，洪湖苏区更是他的心血结晶。

三、文武双全的“常胜将军”，亲手创建洪湖苏区

洪湖游击队成功组建后，段德昌又与周逸群、贺龙一道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及工农红军。

当年，他带领着公安游击队渡江东下，与江陵白鹭湖的敌军展开周旋，随后进入洪湖腹地，充分利用洪湖地区河港交错、芦苇稠密的天然优势以及群众的支持，一次又一次向国民党驻军以及地方保安团发起进攻。

屡次胜利之后，位于洪湖畔的瞿家湾、柳集等地成为了一小块游击根据地。

1929年春天，段德昌率领洪湖游击队来到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境内，整整17天的连续作战，游击队在21场交战中战斗勇猛，这些地区也因此有了红色政权，为日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基础。

8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由周逸群、段德昌分别担任总队长和参谋长，在此期间，两个人通力合作，积极在部队建立健全的各级党团组织，还会定期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部队政治、军事素养都有着很大的提升。

不到半年的时间，鄂西游击队就扩编为工农红军独立第1师，段德昌为首任师长。

1930年2月，独立1师再度升编为工农红军第6军，由邝继勋（上海红队队员，周派）任军长，段德昌任副军长、前委委员，后续还曾兼任过第1纵队司令。

江陵、石首、潜江等县边界苏区得以连成一片，就这样，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得以成立，洪湖苏区正式诞生。

就在贺龙率领红4军来到公安与红6军会合时，红2军团应运而生，段德昌接替邝继勋担任第6军军长。

此后，在红军渡江东进之际，段德昌率部曾彻底消灭过当地“白极会”反动武装，还因此巩固和扩大了洪湖根据地。

当年，根据地的群众们心中最崇拜的就要数两“龙”，他们一个是号称“水龙”的贺龙，洪湖被他搅得波澜翻滚，另一个便是号称“火龙”的段德昌，因为他屡次战役显神威的缘故，就连闻之色变的敌人都将他称为“火龙将军”。

每每遇到大仗、硬仗，段德昌带领的部队永远都是冲在最前的，洪湖苏区一度发展成屈指可数的大规模革命根据地，这些都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的。

要说起段德昌本人，当年的他不光有着毛泽东这位难得的领路人，他本人还曾是彭德怀的事业引领者。

就在洪湖、监利等地纷纷沦陷之际，中共湘鄂西特委焦急地寻找着红二军团的下落，就在此时，为了保护得来不易的洪湖苏区革命果实，段德昌率先站了出来，坚决抵制执行“立三路线”，还要求全军立即回师洪湖。

在他看来，洪湖地区江湖相通、水路两便，真正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极有利于红军进行机动灵活地战略转移以及战略反攻，没成想，他的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军长职务也因此被撤销。

心急如焚的他被迫立下军令状，带领红六军、红二军少量兵力整编为红六军，展开游击战争，充分运用游击战理论，几个月后得以重新占领洪湖苏区一些重要集镇。

偏偏命运的黑手就在此时伸向了段德昌，1931年3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将湘鄂西根据地的夏曦派往洪湖苏区。

当时的夏曦极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甚至将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周逸群、段德昌、彭之玉等人挤出领导集团。

在夏曦这里却成了“企图分裂红军”的罪证，就在他认定段德昌为“改组派首领”后，掀起了第三次大肃反。

1933年3月至4月，段德昌被关押了整整54天，还因此受尽折磨，即便当时以贺龙为代表的多名革命干部纷纷努力劝说着夏曦，可夏曦仍旧铁了心要处决段德昌。

从公安县起家，一路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红色政权，段德昌的才华、战绩以及情操，至今仍旧令世人难以忘怀。

1938年5月，毛主席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他大为称赞：“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坚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明！”

夏曦：湘鄂西“大肃反”制造者(图)

来源于：天天新报（原新闻午报）

2012-10-02 09:08:52

　　 “左”倾思想下开始肃反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亲自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从而，第三次“左”倾路线通过中共中央迅速控制了各个中央分局、各个苏区和红军。在进行肃反的问题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指令各个苏区和红军要加紧“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同时派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在组织上采取了措施。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贺龙回忆说：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所展开的“肃反”，是中央三令五申后，并且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开的。不过就湘鄂西情况而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已尖锐化了。

　　夏曦作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积极拥护者、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春到湘鄂西，下车伊始，就全面否定了原来的党、政、军卓有成效的建树，引起了除两三个领导人之外所有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批评，引起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不满。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夏曦刚进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连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兵遣散了。段德昌对夏曦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水灾发生后，周老咀的堤防垮了，周围一片汪洋，只剩几根堤了，夏曦犯了严重错误，把地方工作人员散伙，把伤病员送回了家。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给九师负责同志谈，说九师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并决定由万涛接任邓中夏为三军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侯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谈话不一样了，改变为：九师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军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任务九师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要找一个人开刀。江南苏区失败最后就归罪于段德昌和陈培荫同志。”

　　贺龙接着说道：“再是与我的争论。他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三军回来打钟祥、岳口，并派一个师搞粮食，有什么错误？实际上夏曦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6天仗就争论了6天，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回来后就给大家处罚，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部、师部，三军编5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大团有7000人，小团也有5000人。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干部的不满。”

　　导火线是被俘国民军的供词

　　湘鄂西肃反的具体起因是以“逼供信”办法审讯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张锡侯。他供出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勾结，准备在5月18日举行暴动。因此又逮捕被供出的人。再逼供，成为“改组派”的人就供得越来越多了。同时，关向应在红三军军部驻地吴堰岭审讯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时，供出了“红三军中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招出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一批师、团、营干部。“肃反”从此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展开了。

　　身为红三军军长的贺龙见到他的部下不断地因“改组派”名义被捕，而捕人却从不通知他，更不与他商量。有时，正在作战，夏曦从后方派人带一个抓人条子交给在前方的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关只能执行，却也不与贺龙商量。

　　为了准确阐明第一次大规模“肃反”的情况，这里引用当时湘鄂西省委书记、“肃反”主要主持人之一杨光华在1932年12月19日所写的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写着：分局决定在“肃反”中对红军中的营以上干部，地方政权中的区委书记以上干部是不准“自首”的。也就是他们只要当成“改组派”而被捕，唯一的路就是被处死。这个决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政委知道”。对其他人一律保密，其中包括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中央分局委员贺龙在内。

　　《报告》中还写着：“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嫌疑分子外，其全部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的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

　　肃反遭到多位同志反对

　　1933年1月初，贺龙向夏曦建议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中央分局委员已被夏曦以“改组派”罪名杀得所剩无几了。这次会议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

　　贺龙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夏曦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所以，他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并且继续"肃反"。本来是我不同意的，关向应同意我的意见。夏曦指责关向应是右倾。我还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嘛！"夏曦坚决不同意，我很恼火。”

　　会后，贺龙率红三军于1933年1月13日占领了桑植县城。盘踞在湘西多年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当年与贺龙共过事，也交过锋打过仗，对贺龙的指挥能力很了解，又慑于红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他一面加强戒备，一面写信给贺龙，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且表示可以让出大庸等几个县，以求互不侵犯。

　　贺龙把信交给夏曦和关向应看。夏曦说陈渠珍是在玩手段，并断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进攻。结果，敌军反击，桑植县城丢了，红三军又退回鹤峰毛坝大山中。从此，在湘鄂边地区再也没有一块可以稍长时间立足之地了。贺龙说：从此，红三军变成了“流窜”。

　　红三军攻击周燮卿旅失利，夏曦坚持认为仍然是军内暗藏的“改组派”捣鬼。1933年1月下旬，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突然提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遭到全体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对。

　　贺龙回忆当时的争论情况说：“我讲，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段德昌接着也补充发言，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算什么？"……宋盘铭也讲了，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

　　过了不到两个月，夏曦不顾敌情严重、红三军处境更加艰难，不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洪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一批团、营干部。接着在五六月间又进行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一批军政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季。

　　3月24日，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还是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一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党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到了1933年12月，红三军在返回湘鄂边这一年中，主要就是“肃反”，与敌军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斗，只能在优势敌军攻击下辗转应战，四处流动，没有获得一个可以立足的小块根据地，也因而没有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变成了“流窜”。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上仍不停止地进行“肃反”，红三军已濒临毁灭的边缘。此后，也由于贺龙等不断地与夏曦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不久，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流动了一年半之久，终于获得了一块贫穷、不大的立足点，扭转红三军历史的立足点。

　　193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交通员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据1933年和1934年春对湘鄂西地区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斥责。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开始减轻。

另外，对教员最忠实的一些优秀干部，被一些自己人以肃反的名义杀掉，很难说真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为了削弱教员的势力…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5DPRNRE0552J8VX.html

1968年黄克诚被轮番审讯，偷偷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请你考虑一下

王炳南，1892年5月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一个白族农民家庭，由于家贫，少年时代就开始种田务农，挑煤卖钱，养家糊口。1919年，他毅然参加贺龙组建的农民武装，投身革命。

他作战勇敢，北伐战争中担任第二十军第五团营长、代理团长。

大革命失败后，他跟随共产党搞革命武装斗争，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转战失利后，他回到家乡，拉起500多人的队伍，继续革命斗争。

当贺龙、周逸群等人回到桑植洪家关重整旗鼓开展湘西斗争时，王炳南闻讯大喜，立即将自己掌握的队伍全部交给贺龙指挥，加上其他队伍也纷纷来投，使贺龙很快集结了一支拥有700支枪、3000多人的队伍，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

王炳南被任命为大队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在党的队伍内的革命战斗生涯。桑植起义后，工农革命军连战失利，队伍大部溃散，王炳南坚定不移，紧跟贺龙坚持斗争，他还回到桑植拉起一批人马参加贺龙的队伍。艰难转战中的贺龙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十分高兴，称赞他干得好，并指示他继续开展党的组织活动，发展党员，开展农民运动，培养骨干力量，迎接新的斗争。

1928年6月，他随贺龙率工农革命军从鹤峰回师桑植，歼敌1个连，活捉敌旅参谋长，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壮大了革命力量。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贺龙任军长，王炳南任大队长、第一路指挥，协助贺龙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贺龙率工农革命军进击石门县，策应石门南乡暴动，牵制敌人对湘东红军的包围。王炳南奉命作为前锋，突击敌人防守泥沙的保安队。与保安队狭路相逢时，他佯称是团防局的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一举缴获30多支枪。

这时石门暴动已失败，工农革命军迎战敌人重兵，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在这一带活动，并且游击于湘鄂边区的松滋、澧县，镇压土豪劣绅，收缴团防枪支弹药，恢复革命地方组织，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

贺龙率军进至石门北乡磨市、渫阳，在大堰、王家厂一带遭到国民党军李云杰教导师的袭击，由于石首县委军事部长叛变投敌，致工农革命军陷入敌人包围，战斗打得很激烈。

部队损失很大，军参谋长黄鳌英勇牺牲，师长贺锦斋也不幸阵亡。

工农革命军不得不返回桑植、鹤峰边界休整，王炳南协助贺龙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做了大量工作。王炳南一面果断处理滕树云、朱炳章阴谋拖枪投敌事件，一面联系贺龙的大姐贺英为部队输送一批军需品。他还设法安置了伤病员和家属，减少了部队的后顾之忧。经过整顿和精减，部队共91人、72支枪，这部分人员是在几起几落中锻炼出来的精兵强将，可以以一当十，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为以后的扩军发展提供了干部基础。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后任第20军第3师师长，率部参加瑞金、会昌等战斗。曾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

起义军在广州潮汕地区失利后辗转到上海。

1928年1月，周逸群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途中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区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

1928年3月上旬到达湘西桑植洪家关，与贺龙一起组织工农革命军，举行桑植起义。

起义受挫后转往石首，重建中共鄂西特委，任书记。

他统一鄂西地区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在洪湖、白露湖和华容东山一带开辟了若干块游击根据地。

1930年2月，周逸群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兼任政治委员，与军长旷继勋率部连克潜江、郝穴、调弦口等城镇。

1930年4月主持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

1930年7月率红6军与红4军在公安县会师组成红2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

1927年11月，周纯全参加黄麻起义，选为县农民政府委员。

1928年任中共京汉铁路南段特委委员和信阳县委书记[2] 。

1929年11月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

1930年任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常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省工会委员长[3] 。

1931年7月，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0年2月5日，按照鄂西特委的指示，鄂西中央独立师1、2纵队于监利汪家桥会师改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

军长孙德清（继由旷继勋任），政委由周逸群兼任。

红六军下辖3个纵队：

一纵司令员段德昌，政治委员王鹤；

二纵司令员段玉林，政治委员许光达；

三纵是由当地“神兵”改编的，特委派任司令员，全纵队共有3000余人，因在长阳游击交通不畅，与军部联系较少。

红六军还组织了党的前委，正式委员7人：孙德清、段玉林、段德昌、徐昌贤、张传贤、王鹤以及中央派来负责军队党务工作的一位同志；后补委员3人：许光达、李子扬、王一鸣。

5月，两纵队扩编为红十六、十七师，第十六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第十七师师长许光达、政治委员李剑如。

1930年7月，湘鄂边地区的红军贺龙第4军，在湖北省公安县城（今南平）与洪湖地区的红6军会师组成红军第2军团，红军第4军（缩编）改称红军第2军，军团长贺龙兼军长，朱勉之任政治委员。所属部队改编为第4师，一部编为军团警卫团。

9月，孙德清任军长。

10～12月，随红2军团渡过长江南下进行南征作战。后因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作战受挫。

1931年3月，红2军团（再次）缩编为红3军。红2军和军团警卫团缩编为第7师。

湘鄂边党史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战史》(以下简称《战史》)在这个问题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为无论工农革命军还是红四军，都是贺龙在湘鄂边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贺龙都任军长，主要活动也都在湘鄂西范围内，但因牵涉到党史、军史对这次改编的记载和表述，时有含混和矛盾的地方，就不能不作出更加明确的认定和更加具体的考证。而且我一直认识到，作为一个地方的党史工作者，有责任在比较熟悉本土情况的条件下，对一些相关重大事件进行实地的调查考证，在取得丰富证据资料的前提下，为中央、省级党史部门提供资料和有根据的论辩，丰富相关党史的内容，纠正某些不够准确的记述。

980年8月出版的《辞海》第1421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条目中记载：“1929年3月，湘鄂西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也称红四军。”1979年12月出版的《回忆贺龙》第100页，刊载了长期跟随贺龙的谷志标的回忆，他介绍说：“1929年春天，(前委)派出的与党联系的交通员都先后回来了。鄂西特委周逸群在来信中传达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经验……在此基础上整编部队，将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四军。”张德1984年撰写回忆文章《湘鄂西红四军的十一次整编》对此记述更为详细：“榨坪(即柘坪，杜家村附近的村子—引者)第四次整编，红四军成立。1929年元月中旬，我军退出鹤峰县城，移师湘鄂边的红土坪、堰垭和榨坪一带游击。二月初，根据中央指示，在榨坪整编，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②他所说的柘坪，离杜家村也只有几公里。

1978年5月，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印发的《湘鄂西根据地革命斗争大事记》征求意见稿，其中1928年12月载：“湘鄂边，贺龙同志与鄂西特委取得了联系，周逸群同志不断来信，通知洪湖斗争情况，并传达中央的指示(建军，建农村根据地、分配土地、建地方党等)，部队为之振奋。”①

1929年3月载：“红四军在湘鄂边建立。贺龙同志接鄂西特委转达‘六大’决议及中央指示后，在鹤峰走马坪、堰垭休整。整编部队，军设政治部，连建支部。贺龙任红四军军长，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王炳南第一路总指挥，张一鸣为党代表，辖一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军成立警卫营，营长廖卓然。”②

1928年9月下旬(农历，公历已到11月中旬)，贺龙在收到中央来信后，在《贺龙同志给中央的报告》中，报告了工农革命军游击鄂西南之前的情况。报告中称“在南昌革命纪念的大会中正式将部队改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说明，贺龙在1928年当年8月1日纪念南昌起义一周年之际，并未改编为红四军，仍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番号，这说明实际上还不知道中央于1928年5月25日的《通令》中关于“定名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指示，或者得到指示而未及实施改编，但由于中央已在信中明确改称“红军”，故在答复中已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理解为“红军第四军”了。直到打下鹤峰之后至杜家村，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才正式实施改编，同时向外界宣示红四军的建立。

工农革命军在杜家村的改编，是湘鄂边武装割据斗争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湘鄂边红军队伍开始质的变化。在军内，由于“六大”精神的传达，首先确立了鄂西特委、湘西特委对红四军的领导，恢复建立了周逸群同志与贺龙同志的密切联系。

第二支“红四军”是1928年6月贺龙等人在湘鄂西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贺龙，参谋长黄鳌。

1929年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仍是贺龙。1930年7月4日，这支红四军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合编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仍由贺龙兼任军长。

1928年3月，周逸群、贺龙等到湘鄂西桑植等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组织工农革命军，有2个团又三个支队，3000余人。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部队被打散。

1928年7月，贺老总重新集结革命队伍一千五百余人，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第四军军长为贺老总，党代表为恽代英，但实际未到职，参谋长黄鳌。成立初，第四军有第一师一个师和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刘玉阶四个支队。第一师师长是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有八百余人，是第四军主力，四个支队共七百余人。

1929年初，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为红第四军，并对军队进行整训，战斗力有所提升。此时，军长仍为贺老总。

整训后，红四军以主力组建第一路指挥部，王炳南任指挥，党代表张一鸣（1930年沙市战斗中牺牲），全军千余人。

1929年2月，湘鄂西前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堰垭将第4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

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参谋长董朗。

下辖第1路军和第2旅。第1路军指挥王炳南,党代表张一鸣。下辖第1特科大队、第2特科大队、第3特科大队、第2大队和第2游击队。

第2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

下辖特务队、第1中队、第2中队。

全军约1000余人。

7月底，红4军进行整编。将大队、中队改称团、营。

此时，军长仍为贺龙，参谋长仍为为董朗。军辖第1指挥部和第2路指挥部。

第1路指挥王炳南，党代表王一鸣(后陈协平)。

下辖第1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第2团(团长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中)、第4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覃甦)、第5团(团长伍琴甫，党代表汪毅夫)和补充团(团长胡海云)。

第2路指挥覃辅臣，党代表万涛，1930年2月，其所属的第11、12团成立。第11团团长贾勋伯，党代表汪毅夫；第12团团长吴虎城，党代表张海涛。

独立第2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

全军约4000人。

1930年1月，第4军在恩施，鹤峰和宣恩等地，打击反动地方武装。使湘鄂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第4军发展到5000余人。

2月，第4军分为（分出？？）两个师，第4、6师。

王炳南、卢冬生分别任第4、6师师长，同时组成一个独立团，会同地方游击队，坚持湘鄂西的革命斗争。（怎么就忽然坚持斗争了呢？）

第4军主力（难道不是王炳南、卢东升？）则挥师东进。3月，攻克五峰县城，尔后，部队同敌展开游击，接连获胜。

1930年7月4日，第4军主力东进至公安县陡湖堤，同红6军胜利会师。

文南甫(1890 ～ 1933)，名选和，出生在南岔吴家院子一个贫农家庭。大哥文武成是当地“袍哥组织”(哥老会)的“龙头大哥”，在地方上有很高威望。

一次，贺龙赶骡子从南岔经过，南甫得与贺龙结交。他见贺龙的言谈非同一般，特别是对世道的见解，很为佩服，便邀贺龙同时加入大哥文武臣的“袍哥组织”，并结拜为弟兄。辛亥革命后，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袍哥组织”公开打出“振兴中华，创立民国”的旗帜。

1916年，文南甫离家从戎，跟随贺龙南征北战，辗转于湘、黔、川边境。

1925年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南甫把守合口镇，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不久，调华容县任督军总局局长。后在北伐战争中立有战功。

1927年，随贺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旋即南下，十月潮汕失败后回到桑植。

1928年3月，贺龙受党的委派，回桑重新组织工农武装，开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南甫闻讯后，星夜投奔洪家关，参加“洪家关聚义”，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葫芦壳伏击战中，南甫英勇杀敌，成绩突出，被任命为工农红军第二团团长。

1929年6月，永顺剿共司令向子云派兵1个团进犯桑城，他主动向贺龙请战，指挥二团猛烈向敌人阵地开火，大部分敌人掉入河里淹死，敌团长周寒之被当场击毙，缴获枪百余支。同年冬天，在庄耳坪遭遇战中，南甫带领二团掩护部队撤退。他临危不惧，千方百计组织同志们转移，指挥在前，撤退在后，受到军部嘉奖。由于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1930年曾先后担任湘鄂边独立团副团长和游击队副司令等职。

1933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红军中一遍白色恐怖。

南甫对极“左”政策提过不少意见，便毅然决定解甲归田，7月初，从鹤峰麻水离开队伍。

回家途中，在白竹坪被土匪杀害，时年43岁。

噩耗传到南岔乡，妹妹文南姑和族兄文选柏强忍悲愤，组织数十人到白竹坪抬回遗体，修容后，移葬至南岔澧水岸边。

李云卿(1896 ～ 1928)，本名李大力，生于南岔回龙村李家台。他家庭贫苦，一家人靠打短工维持生活。

17岁的云卿在做生意时与贺龙相识，经贺龙介绍加入了反封建组织“袍哥会”。

1916年，他参加“两把菜刀劈盐局”，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为人豪爽，英勇善战，从1916年至1926年，跟随贺龙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成为贺龙的得力助手。

1928年7月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在洪家关、刘家坪遭以陈策勋、姜文周所率2000多敌军围困，云卿调动人马在刘家坪河沿和皮家湾的山凸上顽强阻击来犯之敌，以掩护主力部队翻吴家界向桥自弯、罗峪方向撤退，使主力部队得以安全转移。战斗中，云卿在躬身冲上山凸，准备组织指挥阻击部队撤退时，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

向国登(1902 ～ 1935)，土家族，初小文化，官地坪镇白竹溪人。

20岁时，在时为官地坪团总谷岸峭部下当兵。他身体魁伟，性格直爽，爱打抱不平，说话算数，一起当兵的士兵都敬畏他。

1928年5月，贺龙、卢冬生在鹤峰、走马坪、官地坪一带游击和收集失散部队时，经谷岸峭介绍，国登成了工农革命军的一名战士。

参加革命队伍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深得贺龙、卢冬生的赏识，职务不断得到升迁，由班长、连长、营长，至1934年，已升任为红七师团长兼红七师参谋长。

1935年4月，红二六军团围攻龙山，国登担任突击队，不幸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3岁。

贺英，又名贺明英，乳名香菇，出生于1886年四月，湖南省桑植洪家关。洪家一直以练武闻名，贺英的曾祖父贺廷璧更是武林中的豪杰之一。

1906年冬天，年仅20岁的贺英与表兄古虎结为夫妻。当时正值清末民初，桑植县交通封闭，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百姓生活困苦。在朋友的帮助下，古虎筹集了几十条枪支，挂起大旗，开始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迅速壮大，发展到了300多人。

然而，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号称湘西王的人物，却将贺英夫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22年九月，谷虎下山参加宴会时不幸被人谋害身亡。

丈夫去世后，贺英成为队伍的领导者。

1926年夏天，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开始北伐，起点是铜仁地区。贺英积极联络地方武装，支持弟弟的北伐行动。一年后，贺龙与周恩来、朱德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贺龙和贺英，悬赏3万大洋捉拿他们。1928年，贺龙辗转来到洪湖地区，组建了一支队伍。贺英和弟兄们将队伍带回了桑植。她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等待着弟弟贺龙的归来。

1928年三月上旬的某一天，贺龙率领一支人马回到桑植洪家关，贺英组织队伍迎接弟弟。姐弟俩刚见面，贺龙突然说道：“大姐，我什么都没有了。”这句话让贺英惊愕不已。贺龙接着说道：“你放心，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我已经拥有了一顶红色的帽子。”贺英立刻明白，贺龙已成为共产党员。

她点点头，将身边的主要人员和武器弹药全部交给了贺龙，自己只留下了几支短枪，与十几个兄弟继续在湘西地区进行游击战。

贺英将与丈夫古虎多年积攒下的财富全部交给了弟弟贺龙，支持他的革命事业。自己则孤身一人，继续在湘西地区游击战斗。

贺英交出大部分队伍后，为了避免与敌人的正面交锋，她长期活跃于各个村庄和深山老林之中。

在转战湘西的过程中，贺英的妹妹贺满姑被敌人俘虏，最终惨遭杀害。

贺龙的队伍在石门一带遭到敌人的包围，只剩下200多人。贺龙立即派人向大姐贺英报告自己的困境。贺英毫不犹豫地筹集了大量银元、布匹、棉花和粮食，为贺龙提供了及时的支援，解决了重大问题。

1932年4月12日前后，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贺英先是被敌人击中右腿，然后又中枪负伤。临终之际，她将手枪交给身边的同志说道：“我不行了，快去找贺龙，与敌人战斗到底。”说完这句话，贺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同时，在另一个地方，贺英的妹妹贺五妹也被敌人抓住后壮烈牺牲。

贺英的老公谷绩廷，后来投靠了湘西地方的一位大官陈渠珍，做了一支巡逻队的队长。（这应该是贺龙回桑植之前）

贺英义无反顾地将他与他的丈夫所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转交给了他的哥哥贺龙，转交给了他的革命，转交给了他的党。

但是红二军团却是夏曦毫无贡献，错误连连，大家却都听指挥，这说不过去。

所以，夏曦不可能有一言堂的威望和可能性，如果没有，贺老总的话就虚假了。

三军回来后发生的争论起因很早。夏曦刚进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连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兵遣散了。段德昌对夏曦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给九师负责同志谈，说九师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并决定由万涛接任邓中夏为三军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侯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谈话不一样了，改变为：九师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军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任务九师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要找一个人开刀。

三军回来后，在竹根滩、潜江，连开四次代表大会引起了三次争论。说九师只完成了接回红三军的任务。潜江会议上大家集中火力批评夏曦，争论没有结果。九师出去时只有一个多团，回来时又扩大了一个团，这些功绩夏曦一概抹杀，并令省委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挑起他们反对段德昌(省委当时有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人)。主要争论是关于江南失守，也联系了立三路线和退却逃跑。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你谈话在先，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况且当时平地皆是水，在襄河两岸怎么开展游击战争？夏曦同志无言以对。

贺龙说：再是与我的争论。他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实际上夏曦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6天仗就争论了6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和关羽一样了。大家批评他，他回来后就给大家处罚。

回到周老咀后，我与夏曦同志谈了一天，他还是抓住前头那几个问题不放，斥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斥九师丢了主要任务。他老婆还在一旁替他帮腔。我就把问题一件一件地数给他听。我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随意作出决议取消军部、师部，你说是执行不执行？你的谈话和决议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之过？处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对吗？三军南下错在哪里？我说，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组织三军前委，不要政委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我当军长连房子都没有住的。最后，夏曦才不得不点头，给我找了房子，才又恢复了军部。其实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

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下面对夏曦领导的不满情绪很严重。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土均是到上海，到中央告夏曦的状。中央听了尉士均的汇报之后，派关向应同志来湘鄂西。尉、关二人同路来洪湖，关在船上说服了尉士均。关为什么能说服尉士均呢？因为关是带着中央的观点来的，他尚未与地方干部见面，实际情况不大了解。

1932年1月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盘否定了从1927年秋收暴动及创造苏区以来的一切成绩，强调了在他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再次引起与会绝大多数代表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分局领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同志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做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这个错误的结论，不仅迅速扭转了大会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确定了夏曦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最高权威地位，使他可以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导致湘鄂西苏区推行“肃反”并无限扩大化。

你说贺龙回到家乡是周总或者中央的安排，呵呵，那是吗？其实就是南昌起义失败了，贺龙离开了队伍，这当然不是错误，周总理回中央汇报也没有问题。

但是还吹成英明神武就不地道了，也算是中央的安排，但是，组织性就实在存疑了，这话只是周总理构建的一个所谓的脑补罢了。不信，继续看，你说王炳南是贺龙的铁杆，呵呵，似乎是事实，这个可以从王炳南的简历中看出一些门道。

资料说是贺龙和周逸群共同回到家乡，其实周逸群和贺龙根本就是两批人汇合的，由于贺龙的独立自主性，这也是有意思的，所以他和周逸群是有隔阂的，根本不像传说的那么关系密切，甚至有人怀疑周逸群的牺牲和贺龙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