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委员的最终决定权” -- 皇家骑警总监

“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共建军的纲领。所有的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个纲领来建立的，但制度本身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围绕着纲领本身来演变得，这也包括“政治委员的最终决定权”。

中共从与国民党决裂之后，就充分认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在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军队的时候，苦于缺乏大量自己培养的军事干部，启用了许多旧军人出身的干部出任各级军事主官。许多人都是资历很浅的党员或者根本还不是。对于一个部队，当同一阶层的军政主官在行动上发生争执时，为了“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政治委员的最终决定权”就成了唯一选择。这是时代大背景决定的。

随着自己培养的干部的逐渐成长，许多中高级干部基本都是军政双能，像杨成武、邓华等等，从红军到八路军期间，都是时而军事主官，时而政委。在那个位置上都能干，而且都能干好。对于那些只是长于军事的干部，在政治上的可靠性已经不比政治委员差。而对于专任政治委员，经过多年的战火考验，军事经验也日积月累的成长起来。

特别是对于那些红军干部来说，同一级别的军事主官和政治委员在行动上存在重大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非常小。

至于jsj97兄在《军事长官和政委最后决定权的改变怕不是那么简单》中所提到的张国焘、夏曦、陈昌浩的错误决定对部队造成重大损失，和“政治委员的最终决定权”似乎是两个概念。因为从当时的职务看，张对徐向前、夏曦对贺龙、陈昌浩对徐向前都是绝对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同一级的军事主官和政治委员的关系。这是纲领，而不是制度。这个游戏规则直到今天还在被遵守，尽管有时候结果并不是那么美妙。

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大批学生投身八路，走上武装抗日的前线。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这批若干年后被称之为“三八式的干部“的年轻人有文化，有理论。这恰恰是基本由农民组成的红军所缺乏的，因此，不少人走上了部队政治工作者的道路。55年授衔时，依然在部队工作的，级别一般是在上校，大校，少将之间。

八分区政委王远音，就是这批学生中的一员。如果不是牺牲的话，55年的少将肯定会有他。

可惜的是，在当时，他缺乏的是他那个级别所需要的战斗经验。也正是这个缺乏使他在五一大扫荡中为我们这个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且他的失误也导致了一大批他的战友们倒在了冀中大地上。年轻的代价呀。

八分区常德善、王远音的同时牺牲，我以为这对中央军委的决定只是个trigger。

因为“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的条件在当时已经成熟。理由是“政治委员的最终决定权”实际是在特殊条件下基于“对技术长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而建立的。而在42年，各个基本部队的军政长官在政治可靠度上不会相差很多。在符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纲领下，打仗的活儿，当然可以让军事主官来干啦。

在重大决策时需要开党委会,甚至党委扩大会讨论。如果不能形成决议才由书记拍板。

这与地方上的党组领导不同。事实上由于军政双主官，军内民主反而好些。很难真正形成一长制。在我国，一长制仅仅是建国后学苏联时搞过一阵，很快被否决掉了。

不过军政双主官哪个为主要斗争的，正如朱苏进在《炮群》中写道，我军军政干部往往第一年密切合作，第二年产生罅隙，第三年势不两立，第四年换人。但这样斗争的结果，军事主官不一定政治不行，政治主官不一定军事管不了，培养了不少好干部。

留用了不少军阀（旧军人）。最典型的是和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的李明瑞。他本来是桂系师长，蒋桂战争中被蒋收买反戈一击。这样的人当然是难以令人放心的，因此建立“政治委员的最终决定权”。共军扩大后逐渐发展到哪个部队首长不是共产党员，这个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好的比如对东北战局影响深远的七道江会议， 意见不统一， 吵了个昏天黑地， 最后陈云过来一下拍板，为东北迅速扭转战局打下坚实基础。

方面的比如皖南事变中的百户坑会议，吵了半天项英拍板，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按照集体领导制原则，需要形成决议，然后大家共同承担责任。书记只是一票，即使不同意表决结果也得服从。如果不能形成决议书记有决策权。这时书记负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