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 为蒋介石专线接话十二年（一） -- MacArthur
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正元，1937至 1949年间任国民党当局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等职，专门负责蒋介石及党政军机关的电话接转、监听工作。由于这一特殊位置，王得以近距离接触许多最高机密，并从独特视角见证了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现将其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摘要如下，谨供参考。
专线长途电话--蒋介石与外部联系的主要渠道
抗战前，南京电话局长途台的通讯设备，是在朱家骅任交通部长时从英国购买的。其性能虽说不上先进，但在当时已是国内最现代化的。电话线路在主要城市之间都有双铜话线，宁沪间除实线外，还有三路载波电路两条，其它如徐州、汉口等地均有单路载波直达。当时，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南京是首都，是政治军事的中心。政府要员们大多数在上海另有公馆，每逢周末，纷纷乘车赴沪度假。所以，宁沪之间的长途电话业务一直很繁忙。
1937年“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南京电话局长途台业务更加繁忙，尤其是宁沪间的线路更紧张，电路不够分配，造成电话积压。战争一开始，国民党部队纷纷东调，当时蒋介石时常用长途电话直接指挥战事，电话局特意为他专门架设了一对长途线直通其黄埔路官邸。
上海保卫战打响后，蒋介石每天都要打多次长途电话到淞沪前线。蒋对手下高级将领一般不叫名字，而习惯以职务或“字”来称呼。在叫接电话时，对电话员一般简要地说要“顾总司令”（即顾祝同）或 “朱总司令”（即朱绍良）。当时前线上有两个“张总司令”，他就说“张向华（张发奎字向华）总司令”或“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总司令”。蒋介石在通话中，都是先听对方的汇报，然后再作指示，要等待几小时或者稍停后，再打电话下达指令。
顾祝同是苏北涟水人，他把话说得慢而低时和宁波话相差不大；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一口合肥腔，但他与蒋接触较多，双方都还听得懂。而张发奎说的广东官话，碰上宁波官话总是如鸡同鸭讲，在沟通上有些困难。所以，蒋每次说完后都照例问一声：“懂了没有？”最麻烦的莫过于朱绍良了。朱的耳朵有毛病，蒋每次与他通话，总是一再重复，而朱常常把意思完全听错了，后来干脆给朱绍良的电话统统由顾祝同代为转达。
一般长途通话中，前方均系报告战况，蒋再酌情下达指令。如一次顾祝同几次电话中请求增援，当时蒋军精锐大多数都开到淞沪前线了，蒋说：“恐怕赶不上，正在赶运中。”顾说：“情况比较危急，如果增援不上，第一线就支持不住了。”蒋接着说：“那么就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拿上去吧。”有时与张发奎通话，因张驻在江湾指挥炮兵，连炮弹的命中率，蒋都要电话“垂询”。
“军用电话专线台”的成立
1935年，江启堃任南京电话局总工程师。在其任内，招聘了一批十六七岁的高小、初中毕业的女生来替换所有男话务员，经过短时间训练，就正式派用了。但因年轻没经验，在为蒋介石服务时常常出错。
蒋介石虽有长途专线，无须再拨“20 号”长途记录台挂号。可是这些刚从事电话工作不久的女话务员，不了解情况，工作中也不分主次先后，还是要按一般手续，先要问明“发受人姓名”和通话种类等然后再接线。由于蒋介石讲的是一口宁波官话，这些南京姑娘往往听不懂，一听不懂就要重复询问，甚至多次接错。
在战争最激烈之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晚9时许，蒋介石对长途台话务员说：“要顾总司令（即顾祝同）电话。”接通时，却是朱总司令（即朱绍良）。蒋质问：“我要苏州顾总司令，怎么……”“你讲没讲苏州？”因蒋介石漏报了地名，再加上蒋的宁波官话，南京籍女话务员把“顾”听成“朱”。这个小姑娘也未必知道被“顶”的就是当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蒋介石。
当时淞沪前线的4个总司令，其驻防位置是：朱绍良驻安亭，张治中驻青浦，张发奎驻江湾指挥炮兵，顾祝同驻苏州。蒋介石有一项重要军令没有及时下达给顾祝同，气得把听筒摔坏，躺在长藤椅上，咆哮着呼唤侍卫官：“请钱主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钱一进门，蒋介石就气呼呼地说：“你把樵峰（俞飞鹏字樵峰，时任交通部长）叫来。”钱大钧当时感到有些突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联想到俞是蒋的嫡亲表兄弟，自己也和俞是多年的老关系，便上前低声说：“报告”，意思是问有什么事。蒋约略把话务员接错电话之事说了一遍，末了余怒未息地说：“问问樵峰，他是怎么部署的？”钱大钧唯唯退出，立即与俞飞鹏联系，可是连打几处电话都没找到。此时已近午夜，旋命随从副官备车直趋俞家。俞见钱深夜来访，神色紧张，忙问什么事。钱大钧遂把所发生之事备述一遍。俞飞鹏听后十分不安地说：“是呀，贻误军情谁能担当？”
次日一大早，俞飞鹏在部长室召见电政司帮办陶凤山、南京电话局局长朱一成，把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的事说了，要他们马上采取补救措施。经研究决定，建立“军用电话专线台”，选派干练电务人员专门负责。又经朱一成要求，指调在部工作的白堉、徐士元和作者3人到南京电话局长途台，每天24小时3人轮流值班。作者等人一到长途台，就把蒋介石通往长途台的长途专线接到自己台子上的一部磁式话机上，并把经由镇江、无锡接转苏州的长途电话改为南京直达苏州。俞飞鹏立将安排情况电话告知钱大钧，钱又加派侍从室第二组少校参谋周某来协助工作。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月刊1993年2、4月号及1997年9月号，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38期
蒋介石不会打电话
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作者才知道蒋介石自己不会拨号打电话，需人代打。据侍从室随身副官蒋孝镇说，蒋介石一拿起话筒不管占线不占线就拨号码，可总打不通。本来，使用电话先要听一下有无“蝉鸣声”，如果有说明线路没空儿，需等一等再拨。而蒋根本不管这些，连续拨不通就暴跳如雷。有一次，他总是打不通一个电话，立即要蒋孝镇把电话局长黄如祖叫来。这一来吓得黄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慌忙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检查在线路上出了什么差错，查了半天并未发现问题。黄来到蒋介石官邸再查，这才了解到真正原因，主要是电话太忙占线所致。后来，黄如祖专门为蒋架专线，以不受线路堵塞限制。但改进后，蒋介石还是打不通。据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当时所用电话是5位制，蒋介石往往只拨4位就不拨了，或比较大的数字，如“9”、“8”等，他还没有拨到位就放手了；还有遇到对方正在与别人通话，他往进打当然打不通。据蒋孝镇说，蒋介石没有一次顺顺当当把电话打通过，后来索性下令将办公桌上的电话拆除了事。
后又专为蒋介石设置了一个长途专线接转台，才彻底解决了问题。这样，不论是打长途电话，还是打市内电话，蒋只需用手摇话筒通知接线员，后者在控制台一见信号灯亮就问他要找谁？然后接线员立即用电话与该人联系上后，向对方说明是“委员长请你接电话”，然后再将蒋的电话连通向其报告：“委员长，某某来了。”这样，蒋一拿起电话就可以直接对话。蒋打电话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给谁打电话，长途也好、市内电话也好，都是别人先拿着听筒等他。自从有了这样的专线后，确实大家都方便多了，而且多年一直延续这种作法，很少发生差错。
蒋介石打电话，最忌讳女话务员为他接线。自上次“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因女话务员听不懂他的宁波话而接错，后来只要拿起话筒一听是女话务员的声音他就立即一句话不说挂断电话，并命副官打电话查询原因。有两次作者在值班时因上厕所暂时离开，暂请女话务班长代看一下。不料，偏偏赶上蒋叫接电话，女班长立即代接。蒋介石听到女性声音，立即又把电话挂断，副官的责问电话随即打了过来。所以以后作者及另两个男话务员轮流值班，片刻也不敢离开话机半步。
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
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因人而异，主要视其亲疏程度而有所区别。蒋介石称宋美龄为“MRS”（夫人），宋则称蒋“介兄”。
蒋介石在电话中的自称，一般都说“我是委员长”。即使是对非嫡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人也是如此。在他当上“总统”后，他仍是这样自称。但他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这一点无形中掌握着分寸。对李济深、程潜、孔祥熙等极少数人，他就自称：“我是介石啊！”如蒋介石两次和程潜通长途电话时，因程潜有重听的毛病，蒋介石就在电话中使劲喊：“我是介石啊，我是介石啊！”
蒋介石对其下属的称呼另有不同，根据远近关系而区别对待。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只有称呼孔祥熙时例外，称“庸兄（孔祥熙字庸之）”，而孔则称蒋介石为“介弟”。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兄”字，如称李宗仁为“德邻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先生”二字。从电话中的称呼上完全可以分出亲疏，像对白崇禧、刘斐等人，既不呼字，也不叫名，就在姓的后面冠以职衔，直呼“白副总长”、“刘次长”。
蒋介石不管与任何人通话，对方都是在电话中先叫“委员长”，然后再开始谈话。如对方还没叫“委员长”时，话务员就代蒋自称“我是委员长”，意指这是委员长的电话。这个“委员长”的称呼，到了蒋介石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和“总统”后，也从未改变，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对话人是蒋多年的部下了。
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官员中，能够和蒋介石通话而既不称“委员长”，又不称“主席”或“总统”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他多年来一直称蒋介石为“总裁”。
越级指挥与军令一夕数改
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中，没有哪一个不知道蒋介石喜欢用长途电话直接指挥军事的。他经常在清晨甚至深夜亲自打长途电话到前线。这些部署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指挥作战的部门却一无所知，总是事后再由侍从室主任追加通知。
蒋介石在一天中，不知要打多少次长途电话，而且经常越级指挥。往往是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一级尚未接到命令，军长一级指挥官已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了。这样一来，不但中央一级部署乱了，连战区司令长官的部署也被打乱了，弄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怨声载道。如陈诚和薛岳通话时就说：“委员长屡次布置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样我们就很棘手了。”陈诚有一次在长途电话中向侍从室主任林蔚求证：“委员长通知一00军王军长的调动事，你知道吗？”林回答：“我事先也不知道，昨天才通知了军令部补发的电令。”蒋介石经常这样随心所欲，越俎代庖，下面部队原有作战计划虽被打乱，但谁也不敢公然表示反对。
蒋介石自己下达军令直接干预前线军事部署已成为习惯，一天24小时内他不论什么时候叫接长途电话，即使是深更半夜，前线高级指挥官也要从床上爬起来接听。一次在午夜，蒋要接郑州前线司令长官卫立煌，当作者把电话接通后，卫的副官婉辞说：“长官才入睡不到1小时，恐怕刚睡熟，是否……”下面的话未敢讲出来。但蒋介石的电话，除非是找的人不在，或是电路发生故障不能接通外，是一定要来接电话的。作者也不客气地说：“委员长电话是紧急事，还是请卫长官来接电话吧。”副官无法，只好把睡梦中的卫立煌叫起来接。
蒋介石每每亲自部署战事不说，还往往军令一夕数变，使部下不知所措。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就下达命令，下面接到命令后刚传达到下级准备实施，岂知蒋介石一时心血来潮又打长途电话给司令长官变更刚下达的命令。蒋这一套作法经常出现，弄得部队上上下下都无所适从。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月刊1993年2、4月号及1997年9月号，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39期
后来有几位“聪明人”摸到了蒋介石的脾气，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来应付。一次，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给陈诚说：“辞修，你和伯陵（薛岳）研究一下，把李玉堂的部队抽出一个师来调往××地。”约两小时后，蒋介石变了主意又打电话给陈诚说：“李玉堂集团军全部移驻××地吧。”陈诚两次接到蒋的电令后就是按兵不动。蒋的电话是上午打的，陈一直拖到晚上才打电话同林蔚商议对策。林表示，目前似乎没有调动部队的必要，此事恐怕还未最终定下来。陈诚也有同感，说不定老蒋还会变卦。果不出所料，第二天蒋介石不是打电话给陈诚，而是直接将电话打给薛岳，问他李玉堂的部队调动了没有？薛回答没有，马上又解释说“还没有接到命令。”薛当时兼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蒋介石继而对薛说：“好吧，暂且就不要调动了，等等再说。”此时，陈诚还在等待、观望，准备和薛岳商议，如今蒋介石中途又把命令撤销了。随后，陈诚和林蔚通了电话，谈及此事两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蒋夫人权势一瞥
当时，在正式场合称呼宋美龄，总是要把“蒋”字放在前面，称为“蒋宋美龄”，而当着她的面或在电话中都称她为“夫人”。
宋美龄在政府中虽无正式官职，可是她的权力和作用却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外事决策上。抗战期间，主管国际宣传事务的国际宣传处，就由她亲自领导指挥，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事事要向她请示汇报。宋美龄经常和董通电话，下达有关对外宣传的指示。有趣的是，蒋介石打电话给董显光，董接电时紧张得连话都讲不清楚，总是吞吞吐吐，没一句回答得利索。而宋美龄打电话给他，他不论说外语或国语都极为流利，与同蒋介石通话时判若两人。
另外，国民党政府虽下设航空委员会管辖空军，但实际上中国空军的领导权是操在宋美龄手里。起初，航空委员会主任由钱大钧担任，不久钱因贪污而去职，即由周至柔接任。周属于“公馆派”人物，所谓“公馆派”，即宋美龄所推荐的人。该圈子里的人大多有留美的经历。
蒋介石每次出巡，一般宋美龄必随行，而宋每次出来都要带着秘书陈小姐和孔二小姐。孔二小姐是宋美龄的外甥女，名孔令伟，外界知道这个名字的却不多，均称呼“孔二小姐”。宋美龄对其极为宠爱，孔二小姐既是她的“副官”，又是秘书，因此有恃无恐、专横跋扈。一次在重庆，她在骑马散步中遇到原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后者看到孔二小姐后上去搭讪献殷勤，孔当时也回眸答话并不拒绝。等走到她的住处门口，孔立即叫来5名彪形大汉，将朱拖到大门内卫兵室痛打一通，打得朱鼻青脸肿嘴角流血跪地求饶。
电话中的蒋经国和蒋纬国
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与蒋纬国经常通过电话问候蒋介石。他们在电话中称老蒋为“爹爹”。蒋经国对宋美龄，是极尊重和孝顺的，一通话先恭恭敬敬用宁波方言喊一声“姆妈”，然后再说：“我是经国呀。”所以，宋美龄常在人前人后称赞说：“经国是最讲礼貌的。”侍从室所有和蒋经国年龄相仿者，如秘书沈昌焕、俞国华、周宏涛、曹圣芬等人，蒋经国在电话里一向都称他们为某某兄，从未直呼其名，侍从室所有人员一律都称他“经国先生”。蒋经国对父辈长者，如何应钦、张治中、钱大钧等人一律称“伯父”。他为人随和，没有什么架子和派头。
蒋介石从来不亲自打电话给蒋纬国，一般都是由一个随身的副官斯绍凯代打。当时，蒋纬国刚从德国留学回国，在部队中服役。老蒋对他十分关心，在代打的电话中，大半都是问他信发出没有？据斯说，蒋介石要求蒋纬国每两星期寄一封信给他，详细报告这段时间的活动，如稍有逾期斯某就打长途电话催问。蒋纬国在西安时，与一实业家之女相爱，曾打长途电话给斯某请转告蒋介石。数天后，斯某打长途电话给蒋纬国转告说，老蒋叫他自己决定，并要求等一年后才能结婚。后来，蒋纬国准备择日结婚，去信请示蒋介石，斯某代为回答说：“同意你们结婚。”不久，林蔚打长途电话给胡宗南（蒋纬国在胡手下当营长）说：“纬国的婚事，老帅（指蒋介石）通知不准收礼，更不准铺张，届时由你代表家长主持婚礼即可。”
宋庆龄、宋美龄的姐妹情谊
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情深，经常通过电话互相联系。后来在重庆期间，宋美龄交代侍从室侍卫长俞济时，给宋庆龄安装了一部不对外公开的电话，以便于她们姐妹间的通话。她二人之间的通话均由军话台接转，一般先由宋美龄呼唤：“接宋委员电话。”当时宋庆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电话接通后，通常宋庆龄不亲自接，而是由一位上海口音的女性先接，问清楚是谁后再请宋庆龄接。
宋美龄在电话里多使用英语，外国人当然不用说，一些国内能和她通话的一些官员，如董显光、吴国桢等也一律使用英语对话。但她和宋庆龄通话则用地地道道的上海话。两人的上海话都讲得极为清脆流利，语气之间始终保持着亲切、热情。每次通话时，都是宋美龄先开口：“阿姐么？”宋庆龄答：“美龄吗？”
二人通话的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在饮食起居方面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再就是拉家常，常谈及她们的兄弟宋子良与宋子安。宋美龄和宋庆龄的每次见面，事先都由宋美龄通过电话与宋庆龄联系，得到同意后，宋美龄才去看望宋庆龄。有时，双方约在孔祥熙官邸相会，那是因为顺便可与大姐宋蔼龄相聚。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月刊1993年2、4月号及1997年9月号，编辑时进行了删节并对文字做了处理，小标题亦重拟。）
《台湾周刊》2003年第40期
老毛是统统放权，只做战略层次的指挥，对具体战术并不过多干涉，基本是让指挥员相机处理，极少越级指挥。估计是以前吃博古李德的教条战术苦多了（李德指挥时连一挺机枪的布置都要预先定下来）所以当自己掌权后就任由手下天马行空发挥了，而手下的各位的确对得起老毛。
相反老蒋越级指挥成了习惯，反而让下级不知所措，让下级的下级不知所做。吃败仗是难免的。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就是借老蒋飞到贵州（？）亲临前线指挥的机会搞得国军鸡飞狗跳的。
这指挥艺术的高低也显现了领导能力的高低啊。
反正知道他早晚又得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