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镇反将领平反录 -- 西塞罗

前面的话

一、闲话镇反

在谈到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时，人们多会提到大跃进、文革等。而第一场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往往会被忽视。实际上，这场运动的意义不容小觑，它从模式、走向、力度等方面给以后的历次运动树立了一个典范。首先，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建国前主要还仅限于党政军内部或部分地区（如肃反肃托等），现在则扩展到全国所有的角落。其次，与历次改朝换代后大赦天下、休养生息的做法不同，新政权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采取的是无情打击的做法。这个思路在以后历次运动中均加以沿用。

镇反运动是在建国初期，社会尚不稳定，且新解放地区爆发大规模土匪叛乱的情况下启动的。1950年3月和7月，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镇反的对象主要包括土匪叛乱分子、地主恶霸分子、会道门首领、特务分子、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但实际打击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在旧政权内做过一官半职的、在地方上稍有名声的人物多遭牵涉。一般来讲，解放较早的省份由于以前在土改中已经干掉不少，加之比较安定，因此杀的比较少，比如辽宁省公布的数字是处决八千余名。新解放的诸省（如两广、两湖、四川、云贵、河南等省）由于匪患等不安定因素，一般都不少于几万人，一般平均每县都要处决几百人，有的多达上千人（如河南南阳县仅1950年就枪决了1100余人）。

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由于中央的特别督促，也杀了不少。比如，1951年天津拟定了全年杀掉1500人的计划，得到老毛称赞，并批转上海、南京等学习天津的做法，“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毛泽东1月下旬明确地针对上海的情况提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2月12日，毛泽东再度电示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人称：“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目字是否适当，请你们加以斟酌。”由于毛泽东的三令五申，华东及上海方面的领导人终于放下一切顾虑，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下决心定出了一个年内在上海分批处决近3000人的计划来了。1951年3月15日，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这一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毛泽东对此当即表示欣慰。3月24日，他满意地批示道：上海这次的计划总算“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他同时鼓励上海方面称：“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到1951年底，上海全年基本完成了原定的“杀”“关”“管”的指标，公开枪毙的人犯总算达到了1800名以上，接近了2000之数，公开宣判的人犯已接近10000名。

在镇反过程中，人民的情绪也逐渐达到高潮甚至疯狂。广州社情委员会报告中称，“过去杀的几批45名、51名，及71名，群众还有些反映杀得太多，可是这次大张旗鼓的杀了将近200名，反而很少听见说杀的多了。”每天游街示众、刑场枪毙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使人不禁联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的奇观。

镇反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虽然没有正式公布确切数字，但存在的一些说法是值得注意的。如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包括关管者，按此比例处决者应小于一百万。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杀了七十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八万人。”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着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这个数字应包括土改中打死的人数和镇反前的处决人数，一般我们所讲的镇反不包括土改）。国外的说法从一两百万到一两千万（这个数字显然夸大很多）。

在镇反中处决了的人，是否都是非杀不可的呢？我想起朋友dazui讲述他的家乡（信阳地区一个县）镇反情形，那也许是在许多个乡村里重复的故事。1950年底的一天，县里将500多名在旧政权里做过保甲长以上官职的人的全部抓捕，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挨个被提到台上接受群众判决，如台下有喊打喊杀声响起，则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有“民愤”，拉到一旁（如果不幸有个仇家和对头，可就惨了），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两三天时间。最后有300多人被机枪扫射，平了“民愤”。其中一个在日伪期间做过保长的七十多岁老头，病在床上，家里就让他的儿子顶替他跟民兵去开会，结果儿子成为了“民愤”的牺牲品，老头闻讯也一命呜呼。

不少地方处理这类事情，由于任务重、时间紧，很难对一个人进行详细的调查，因而非常草率。枪毙进入高潮时，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仅举几例，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被誉为“民主人士”，但在镇反中被残酷打死。上海的铁路老工人程阿鸿，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这时被人检举还参加过有国民党背景的“正气社”，且上海解放后不满新政权，发牢骚，被上海市法院据此于1951年4月下旬判处死刑，最后报到负责政法的潘汉年那里，改判徒刑廿年。曾任国民党时期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指导组妇女股股长的吴月明，只因曾为国民党上海工会骨干分子，又不坦白登记，虽无明显劣迹，亦被判处死刑，后经潘汉年批复，改判徒刑十五年。这样例子比比皆是。

一般来讲，经过镇反运动，地方上在旧政权中担任过保甲长到市县长一级的人物大多均落入杀关管的下场，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从肉体上也不存在了，更谈不上“复辟”了。这对我党而言，无疑是有很大益处的。但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上看，一大批社会精英分子、知识分子的消失，其影响则是长久的和深远的.......

二、镇反中被处决而后平反的前国民党将领

在国内出版的大型综合民国将领传记不少，比如九千将领、黄埔军校人物、民国军人志、民国人物寻踪等等，各省市地县也有不少人物志、地方志、文史资料等，资料不可谓不多。在这些将领传记中，不知大家可曾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十年代几年初死去的人物数目远远高于其它年份的平均值，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镇反。有些人可以查到是镇反镇压，或受镇反牵连狱死、自杀等。还有更多的人物则是语焉不详，不提死因，非常可疑。在这个时间段，少将以上的将领去世者不下数百人，但在传记中指明被镇压的不过百余人，一小部分指明是“病逝”，更多的人以含混不清的“去世”、“逝世”、“死”、“殁”、“卒”等忽悠过去，有的干脆只注生卒年份。

总而言之，在镇反中被处决的前国民党将领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由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后两类大多未予平反。实际上，后来被定性为“错杀”而予平反的将领人数据说占到被镇压总人数的80%以上，可见其谬差之远矣。相对来讲，这些人还算幸运的，还有平反昭雪的结论，众多无辜被杀的下层人士恐怕就很难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与其多说点闲话，不如来点干货。下面整理了可以查到的几十名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有些还在查，得费点日子了。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镇反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见仁见智，在于自己。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简历：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894年投入清军中当兵，后入新军第三十一标，继升为炮八标正目，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之后离开军队，但仍在武昌、南京等地做运动新军的工作。武昌起义后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任职，不久先后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第七协统领、第四镇统制。

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总统府军事谘议官，授衔陆军中将，1916年赴沪参加讨袁。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1921年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

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简评：

邓玉麟是湖北新军内较早的革命党人之一，在革命后的湖北军政府中地位不低，是军政府初期决策机构谋略处的成员。他是湖北民军初期的八个协统之一，后来又是八个镇统之一（大名鼎鼎的熊秉坤只做到协统）。辛亥以后参加过护法、北伐，以后退隐。因此，他在历史上与我党并无仇怨，相反与鄂籍的党人董必武等有着极为不错的私人关系。到1949年解放前夕，象邓玉麟这样的高级别辛亥首义人士已经不多，故国府曾派人动员其去台，由于邓一直对老蒋看不大惯，因此严辞拒绝。解放初待遇还算可以，常到处做做辛亥首义的报告。但不料这样的人竟在镇反中死于非命。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

简历：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东斌学校，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入四川新军，在第十七镇任排长。1911年11月领导四川新军一部在龙泉驿起义，后被推举为四川革命军总指挥、蜀军政府副都督。民国成立后辞职再赴日本留学，其间曾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讨袁。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就任靖国招讨军司令，在川南作战，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

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简评：

夏之时是四川新军中最早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中首先率领一部新军举起义旗，造成全川迅速光复，功不可没，是川籍辛亥元勋中的重要人物。以后参加过讨袁、护法。待后来国共之争起，他早已退隐江湖数年了。其遭遇与邓玉麟有相似之处。

新政权取得政权太快，甫一执政的新政权，其暴力革命的思想不但没有因为获得胜利而消退，反而因为专政带来的巨大权利而膨胀。50年代的镇反杀了很多不该杀的人，尤其是那些参加过对日作战幸存下来国民党军人，内战被俘释放还乡后被杀，这些人都是民族英雄，太祖根本就缺少怀柔，他的这个极端性格导致他留下身后争议。

简历：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早年投入清军中当兵，1904年被保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四期学习，次年经黄兴介绍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分派云南第七十五标一营任队官，旋入云南讲武堂，结识蔡锷、朱德等。1911年升任第七十五标一营管带，不久参加云南辛亥起义。云南光复后先后任云南北伐军第一大队长、联队长、黔军第五旅九团团长。

民国成立后授衔陆军少将，任滇军第八团团长。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护国战争胜利后晋升陆军中将，升四川陆军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1917年参加护法，先后任靖国第一军右翼司令、滇黔川靖国军前敌总指挥、靖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在四川作战。1919年夏回滇，先后任云南第一卫戍区总司令、东南边防督办兼剿匪总指挥官。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

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简评：

何海清在老滇军里也是个人物了，入同盟会很早，在辛亥、讨袁、护法诸役中均有不俗的表现。他也是在国共争端前退隐的人物。由于同在老滇军的关系，他与朱德有很好的私交，早年朱德辞职出外漂泊时，曾得到何海清若干大洋的资助。大革命时还曾秘密协助李富春等党人干农运。新中国成立后，何曾两次去函中央，以表拥戴之意。据说，1950年中央曾来信邀请其来京“共襄国是”，不料函到之时，何的人头已然落地矣。在镇反中，象何海清这样有背景的人物尚且如此，一般众生可想而知。

暴力推翻成为了主要的手段.为什么资本主义那么恨共产主义,一方面是利益,另一方面就是暴力推翻政策.

的确，网上对于反右以前（49-57年）的历次运动资料不多，其实也有多次，涉及了很多人的：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有镇反，肃反，批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洗澡），三反，五反，红楼梦研究和批胡适，胡风集团等等，再小一点的恐怕还有些。

说来也巧了，前两天正看老兄的西藏和欧洲史系列呢，虽然已经多次看过，仍然长了不少见识。

请问在哪里能找到老兄的作品全集呢？

西塞罗老兄也是研究民国史的著名网友了，提及镇反问题，你恐怕不会不知道解放初期全国突然爆发的匪患吧？以我老家为例，50年初解放的时候，国民党保安团纷纷宣布起义，到了十月份匪患爆发的时候、又成团叛变、把派到团内主持改编工作的解放军政工人员杀个精光。政治土匪声势之大，能够纠集5000人枪外加重机枪迫击炮若干，伏击解放军一个团部加一个营和一个县大队，再加上一个县政府的全部工作人员，足足1500多人；连我们县的县城都陷于土匪之手……如此严重的匪情敌情，不用点雷霆手段、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镇得住场面么？

“宽大无边”绝非空穴来风，那一段时间、光是利用政府的宽大政策和看管不严，逃掉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不在少数吧？一些日伪国老牌多料特务摇身一变成了人民公安的一员、招摇过市造成恶劣影响也是事实吧？

有一些原国民党政权的高级军政人员，典型例子如西北二马……当年西路军被他们俘获后残杀的干部战士有多少？这些人不镇压不处理、恐怕共产党自己内部都摆不平。

镇反运动和所有历史事件一样，都有两面性；我外公参加过镇反运动，经过他复核材料、不符合镇压标准而避免冤死的就有不少人，镇反运动的简单化、扩大化的毛病可见一斑……但是，问题真的象你说的这样简单和一边倒么？

因为舍不得家人，回到重庆家乡乡下务农，镇反时被乡人检举，被送到新疆劳改，后留兵团工作，直到90年代去世。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姨妈和两个表哥在农村差点饿死，幸好我母亲已在城里工作，接到城里来方度过难关。

一个小职员，无非谋生而已，结果被当成反革命，镇反扩大化可见一斑。

不管杀得对不对，缺少对法律的尊重才是问题的关键。

刘少奇反右的时候用的手段，文革的时候被用到自己身上。自己先视法律为无物，等自己被迫害时再挥舞宪法就太晚了。

57年反右，怎么说也是毛当一把手领导的吧？

而夏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此饭店而革命出力不少,可惜.

是谁执行的问题，执行的过程中才会犯方法性的错误。

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宣扬因果报应，那时候共产党为打击右派采用的手段，很多在文革时都结结实实落在自己人头上。不想让法律保护“阶级敌人”，因而法律也同样保护不了被当作“阶级敌人”时的自己。

不管动机或结果是好是坏，不依法办事，最直接的结果是加强人治的权威和空间，对于社会结构而言，一定是一个退步。在这方面我们有所进步，但实在是太少太慢。

我知道的两类人占大头。国民党连级以上军官。基本上抓住都毙了，不死的也没好下场。封建地主团练土匪特务相结合的准军事武装的骨干。不管什么态度基本沾边就毙尤其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动会道门。不单纯是杀人立威。对于敌对势力的军事反抗能力的潜力的摧毁来说事实上是断绝这种可能了。放他一条生路，政权基础就没有保障。这些人大部分家业都在土改中败了。对新政权刻骨仇恨。嘴上没办法。实际上和新政权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说他们是社会精英。国民党时期也没见为祖国谋过福利。弄得民不聊生都有份。光是为自己谋福利。这样的东西要来合用。不给钱迟早要造反。更别提让他出血。如果镇压反革命不得民心。也不会产生连根铲除的效果。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就是留给我们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