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板子下的士大夫 -- MP4
明是皇权极盛的时代，也是厌恶、轻视知识分子的时代，这是朱元璋留下的传统，而经朱棣发扬光大。虽有一套完善的文官体制，但自永乐开始，历代皇帝尽管也有依仗内阁大学士的时候，但一般都更信任亲信宦官和东西厂、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处于政治强权压迫下的士大夫们，由于这种冷落和不信任，生存环境更严酷，仕途更艰难多桀，也出现了比其他王朝更显著的异样。
于是，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言，很多士大夫“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献媚和倾轧成了明朝官场上的最大特色，一大部分士大夫终于发现，内圣外王的建功立业理想已然虚幻，只有献媚和投机才能够迅速提高自己权力地位，取得功名富贵。而倾轧则是排除竞争者的有力手段，官僚们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恶交攻”，充斥官场的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明目张胆的结党营私，毫不掩饰的溜须拍马。故明之政治，吏治腐败、权力斗争和道德堕落都是空前的。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在堕落，儒家的精神也不会如此轻易泯灭。传统士大夫是文人出身，由科举入仕。读的是圣贤书，素以行道、卫道、“以天下为己任”为职志，崇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具有改革社会的理想抱负。当“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理想难以伸展，政治上的受冷落和失意也必定激起他们的反抗，不过士大夫又是与官相结合，紧紧依附于皇权的，其与皇帝的关系如同毛与皮的关系，若不与皇权相结合，不仅不能显达，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于是，有明一朝，“英烈”、“忠义”不断，总有一部分不甘屈服的士大夫始终不肯放弃理想，以“义理”、“道德”为武器，挑战皇帝或权臣（宦）说一不二的至高权威，这种政治斗争从永乐就开始，万历时发展为党争，逐渐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明亡。
当这种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皇帝为维护自身权威，必定会严惩一些过于固执己见和批评过激的士大夫。故此，廷杖，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打板子”，尽管作为一项刑罚早已存在，但成为一项“刑也上大夫”的正式制度用来惩罚士人，打知识分子的屁股，则是始于朱元璋。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明士大夫被廷杖痛打过屁股的人数，那绝对是数以千计，至于打死打残者不在少数，粗略看比例为1：10。
正德年间，武宗放荡不羁，耽于游乐，数次南北“巡幸”，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又欲南巡，而明财赋主要就仰仗东南几个省区，武宗此举无异劳民伤财。自古以来，这类劝戒皇帝的事历代都有发生，当下的朝臣也发动了一场反对南巡的运动。兵部侍郎黄巩等人先后具疏劝谏，武宗称病不视朝。士大夫们伏晟俟旨，坚持请武宗收回成命。武宗震怒：“这帮知识分子真是无法无天了！”遂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人下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罚跪午门外5日，继而各杖30，降级调外用，黄、陆等各杖50，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以往的廷杖一般都是单独的个人或几人受刑，一百多人伏在午门外的广场上一起打屁股，想象一下该是一个何等壮观，不可不谓前所未有之举。
武宗只是空前，并未绝后，还有规模更大的。
正德十六年武宗死后无子，其堂弟朱厚??以藩王身分入继大统，是为世宗。因为世宗是以同辈庶兄弟身分登基的，按皇统继承规制，世宗要认自己是孝宗的儿子，但世宗的生父是孝宗之弟兴献王，考宗只是他的伯父。对此，以内阁首辅杨延和为首，主张世宗应以孝宗为皇考，而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还有一派，以新科进士张??为首，看清楚了皇帝不愿意放弃家系，就主张应以兴献王为皇考，并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进兴献帝一代，号为睿宗，这受到世宗的支持。此即所谓“大礼仪”之争。今人可能觉得此争不可思议，但以当时的正统观念，这却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国家大事。
这场争论延续了三年，皇帝也已羽毛渐丰，可以踢开这些绊脚石了。遂罢免杨廷和等数人，由张??入阁，正式采纳其建议。更改尊号的谕旨一出，杨廷和之子杨慎号召说：“国家养士已经一百五十年了，秉持节操，为义理而死，就在今日了。” 这样，支持杨廷和的官员士大夫二百三十多人跪哭左顺门请愿。皇帝下旨令退，但众人不肯，甚至连内阁毛纪和石??也加入了跪伏。皇帝再令退，仍无效。就这么从辰时一直僵持到了正午。皇帝终于按捺不住愤怒，将为首八人下狱，连同治罪的总计二百二十人，四品官以上的全部夺去俸禄，五品以下的官员一百八十余人加杖刑，痛打之下计有十七人伤重不愈而死。可谓皇权一发威，文人尽遭殃。
不光招惹了皇帝挨打，招惹了权臣权宦也一样挨打。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件事当数张居正“夺情”事件了。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之父去世，按照明时通常做法，一般做官人凡有此类 “丁忧”之难，都要离任回乡亲自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不论宰辅大臣还是卑官胥吏都要如此。如退亲丧不归即为“夺情”，这在伦理与纲常上来说是大逆不孝之事，一般说来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皇帝虽下谕安慰，但却无意挽留。张居正当时贵为内阁首辅和帝师，权势正当如日中天，担心一去三年后大权失落，表面申请回乡守丧，却暗中示意太监头子冯保让神宗挽留。朝臣方面，与张交好的李幼孜等人率先上书请留，十月，张居正再次上疏请求守丧，神宗不准，称“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弃。”于是张在职守丧，不上朝，穿丧服在家办公。
然而，张居正虽营造出一种无法离开的情势，但士大夫也不是不明白地球缺了谁都照转的道理。何况这事关纲常，如同我们当下最喜谈论的“爱国”、“人道”、“统一”等高尚概念，至少表面上是绝不容违背的。于是反对之声四起，翰林编修吴中行、赵用贤陈言请皇帝让张回乡尽孝，“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后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上书更指责张居正“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张居正大怒，要来圣旨严惩。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赵用贤各杖六十，削职为民，艾穆、沈思孝各杖八十，发配充军；尤其吴中行原是张的门生，所以张居正特别愤恨，授意将其打死，后来勉强保全一命。张居正夺情目的虽达到了，仍旧独执大权。但在朝野上下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受损，成为了有二心的反面人物，也落下了死后被削名抄家的祸根。
这场“夺情”之争和嘉靖时的“礼仪”之争一样，并不仅仅是伦理之争或认识上的分歧那么简单。这是士大夫与皇帝或权臣之间情绪上的对立，是对擅权专横行径积怨的累积，是对现实政治黑暗、吏治萎靡和世风日下的强烈不满，所以一旦爆发才会这么毫不妥协而义无返顾。总体而言，明代的士大夫是历代最世俗化的一群知识分子，但人文理想与世俗涵义的不同一，知识分子的精神使命与现实生存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带来与世俗权力的对立。相反却是，在世俗眼光中，这些知识分子往往不识时务、眼高手低，固执己见，人们大都敬而远之，甚至鄙视。
板子是皇权对付士人的最常用工具，道义则是士人的武器，在强大的专制力量之下，尽管微不足道，但却是能合法拥有的唯一武器。在今天看来，士大夫们所坚持的东西很多都并不是什么“先进文化”，反有保守落后的嫌疑，但那却又是一条抵制政治失节和精神堕落，不容轻易放弃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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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有骨气的士大夫故事，我还是没什么感动，就一感觉-无聊。立谁作皇帝，父亲死了不休假，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这帮人居然拼了命搅个不停，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责任?
其实儒家本来只是春秋时的一家而已，按当时的情况，连最辉煌的一家都算不上。祖师爷孔子一辈子游游荡荡也没多少人答理(作了一阵子小官还立马把自己的学术对头杀了)，可见其学说有多伟大。他们能有今天，皇权的帮助功不可没，他们居然也以为自己是人物了，宇宙缺了他们就不灵了，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道德优越感。到了明朝，儒家更是被改得不成样子，人说耶稣到了中世纪肯定会被当作异端烧死，我说孔子到了明朝肯定也得给士大夫们几几歪歪的用口水淹死。
儒家本来就是一种保守的学说，儒的工作本来是祭祀死人的，对过去比较看重，孔子招罗的下层文人权势比不上贵族，斗力比不上武士，自然对可能保护他们的皇权比较推崇，后来的皇帝们也是看到这点才提拔他们的。说到底，儒家天生就是右翼。到了明更是里面稍微积极向上一点的都剔除，蜕变成了极右，愚腐的无以伦比。皇帝爱哪个儿子关他们什么事，又能影响多少国家社稷?再看看他们推崇的东西，重农抑商，崇拜古人，古制，这些对社会的进步又有多少危害?不说别的，倡导寡妇嫁人对社会的促进都比争取个"好"皇帝强。
最关键是他们这种道德优越性荒唐得离谱，他们算什么知识分子?他们改进过农具吗?改良过庄稼吗?设计过灌溉系统吗?还不说读了两千多年书不顶人英国人文明几百年的发明创造多。就这群寄生虫，大多时候还都是皇帝的狗，偶尔为了点荒唐的原因和皇权小打小闹一下而已，实在不值得纪念。要说骨气，真有骨气你就不食周粟，帮皇权维护精神统治文化禁固，政治和精神都不知有多失节堕落了，还有什么牌坊可立的。
你的观念当然比明代的知识分子先进了，评价古人不该过于苛刻，最好能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毕竟今天还是建立在昨天基础上的。
他们说起来连儒士都谈不上，儒家讲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士大夫根本没往着方面作。
他们入世这么久，可除了祖宗的几本书还研究过什么?治国尽两千年几乎没什么关于经济，政治的理论，也没人关心人民大众为他们发明改进一些生活生产工具，他们有什么自豪的?从儒家的观点他们也不怎么样。不要说中国文明和西方不同，这些东西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中国落后成这样就是因为这样空谈的人太多。如果仅凭某人坚持其理想就推崇，那人类除了疯子都是值得歌颂的，谁作事不是按自己的价值观作的?
是不是太政治化了,可应当我们看到钱老做违心的事是那个年代的明哲保身呀.我们痛恨的更应该是非理性的年代!
他可是海归,根不正苗不红.
明代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在今天看来是比较滑稽的，理解起来颇费周章，但是，如果把
这件事放在历史的阴影下来看，就显得比较容易的了。
在封建王朝，类似谁是皇帝的爹，谁能给皇帝做太子，看起来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事，实则不然，因为，封建最大的基础就是－－朕即国家。皇帝自家的家庙就是国家社稷的宗庙，所以
，明代把这样的事称作国本之争是很形象的。国家的根本，你想想看，有多么的狠啊。
如果把这件事放在解放以后，就类似于当年关于三面红旗和总路线的争论一样，庐山上有的人说饿死了很多老百姓，要放弃三面红旗，结果呢，不得了，全党共诛之。这为什么？因为
在那时的理解放弃三面红旗，搞“三自一包”就是复辟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政治家
眼里，饿死多少人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政治路线能够按照他的划定的轨迹行走。
所以，自古以来有慈不掌兵的说法。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再后来，在1978年前后开展的真理大讨论也是类似大礼议一类的事，也是一个绝大的认知问题。一个人一句话是不是顶的上一万句，是不是一管就管一万年，现在看幼稚吧，当年就这样，而且，这一关还非过不可。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当时明朝的那些士大夫迂腐是迂腐了些，但是，为了国家的根本，只好
这样了，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宋明大礼议之争的文章，具体的我就不再重复了。想说的是，
国家的正气不是靠板子来维持的，但是，板子可能把正气给打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
看看明末士大夫的气节就知道了，投降李自成，再降满清，连南宋一个偏安朝廷都不如。哪里来的气节啊？没有多少了。为什么没有多少了，因为都让朱洪武及其子孙用板子给打的差不多了。板子是什么？是非正义的化身。
上面我说的这些，可能也是本文原作者要表达的主要涵义，因此，我的这个说几句有点多嘴
的嫌疑了。就算是一个回帖吧，据说看贴不回不道德。
明朝实际亡于肖小。
他在那个位置上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能有任何退缩的。回家三年，政局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政治主张如何实现？那些士大夫就没有私心吗？张居正死后被削名抄家，固然和得罪人多有关，但主要还是朱翊钧的记仇和报复，而且自古以来辅佐幼主的重臣，幼主一旦亲政，几个有好的下场？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张居正所做的，严格地说还谈不到改革只不过稍为认真办事而已，已经仇人布满天下了。张居正一些做法不够光明磊落，比如诬陷高拱，勾结宦官，但不能责备他，作为政治家，比要的权术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