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毛泽东与朱镕基的儒法之别 -- 语迟

　　文革末期搞的“批林批孔”运动很有意味，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呢？有的，林彪说毛泽东是“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我曾经说过，毛泽东是孔子转世，毛其实就是孔子。毛泽东思想其实就是儒学。这不就清楚了？““批林批孔”其实就是“批林批毛”！

　　为什么要“批林批毛”？文革的核心人物是毛和林，“批林批毛”就是毛泽东要来否定文革了。毛泽东批儒的目的是要扶法家。

　　简单的说吧，儒法有什么区别？譬如这么说，

　　不准迟到。（因为迟到是错误的，是不光彩的。）

　　这是儒家。而这么说，

　　1、迟到10分钟（含），扣50元

　　2、迟到30分钟（含），扣200元

　　3、迟到超过30分钟，算旷工半天

　　4、三次迟到10分钟（含），扣发当月工资总额30%

　　......

　　n、旷工累计两天者辞退

　　这是法家。

　　儒家管理学利用的是道德律。而法家管理用的则是法律。道德律对错误的惩罚是名誉性质的，你不按规章办事，组织处分你，名誉会受到损失，人群孤立你，让你抬不起头来。而法律对错误的惩罚就是利益性质的，你违反了规章纪律，要罚款，经济利益要受损失，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让你坐牢受苦。

　　毛泽东时代的管理用的是儒家的管理办法，这种管理方法很粗放和模糊。内个时代不触犯刑法的错误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惩罚，所以帽子满天飞，用各种帽子来威慑，你做得不好，给你一顶帽子带。

　　这是有前提的。譬如对于自尊心和荣誉感强烈的人，这种管理办法很有效。而且必须有这样的社会基础，社会道德良好，人心纯洁，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这种管理方式才可以拿来用。用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管理很灵活，人情味足，建立在良好道德环境之上的这种体制容易激发人群的积极性，争先进什么的，很光荣。玩命地干活，不计个人得失，为人民服务，组织上给个荣誉，就很高兴。就象现在发了几万块奖金一样。

　　假如对待二皮脸，我是流氓我怕谁，对待这样的人，儒家的管理方式就没用了，一堆废纸。这时候就要用法家的办法。不老实就让你痛，让你丢钱。这种管理方式严密细致，但是人情味很淡，显得冷酷，体制中人群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只求不犯错误，容易怠工。

　　不要企图否认人心已经变了，现在的人心已经不是毛时代的人心。我们国家所有的政治转轨都与这个人心变化的大背景有关系。不是毛时代的人心而要行毛时代之政治，这是胶柱鼓瑟，不懂得变通，是一定会失败的。而且左派们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老邓身上去，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必然会这么改变，谁都阻止不了。文革就是企图阻止人心变化的历史大势，想“与天斗”。结果呢，连老毛那么厉害的天才角色也失败了。林彪一死，毛彻底灰心。于是含蓄地扶植邓小平（参看拙作《毛泽东与邓小平》），就是预见到后来这种局面，毛最终还是当了宋江，向老天爷投降了。这一系列的举措其中就包括“批林批孔”——批儒扶法运动。毛这是在为邓的改革做哲学上的准备。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能看表面现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等发端都在毛泽东，而不是在邓小平。1971年毛泽东决定与美国接触，这么一接触中国就必然要改革要开放，同美国接触本身就是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从1971年就开始了（参看拙作《文革与改革》）。所以那么多共产党，只有邓这个头号毛派真正领会贯彻了毛的意图，了不起，邓很伟大，中国很幸运，毛之后又有邓。

　　毛时代是儒强法弱，老邓是一个过渡期，是儒法的相持阶段，到了江朱时代，法家思维则取得了优势。尤其朱镕基就是彻底的法家。

　　举例说明一下。

　　1996年是中国航天的分水岭。这一年中国航天接连出了几次重大事故，还死了人。从这一年开始，航天系统根本性地改革了管理体制，具体怎么改的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彻底从儒家改成了法家。譬如神州系列飞船中几百万个零件，每一颗螺丝都能落实到个人，都能找出具体的人来负责。一旦出了事情，发现是你这里的问题，那就有好看的了。这好象就是什么“质量归零”？这么一改，一直到神六上天，长征系列连续40多次发射成功，改革很有成效。而文革的时候，74年？中国航天的108丑闻与此对比鲜明。当时火箭组装完了，发现一颗螺丝没了，找不到，只好把火箭打开找，结果找出来100多件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还有一把扳手。当时国家正乱着，也没听说处理谁。

　　儒家管理依靠的是自发的责任心，依靠的是自觉，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就象为自己做事一样热情认真，而且更认真。这个责任心和自觉是很玄的事情，无法具体化。文革一乱，没几个人有心思工作，出现108这样的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航天界这种状况是典型。毛时代国家管理都是儒家粗放式管理，无论是行政还是工业还是国防等等，都是儒家的一套办法。大庆就是这样。后来朱镕基不是拿大庆开刀了吗？总理说，“大庆是一本糊涂帐”，它肯定是一本糊涂帐，儒家本来就是糊涂账，这叫做“无为”（这个词儒道都用）。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具体怎么改的革，大庆人很恼火，公开造朱镕基的反。由儒到法总是不舒服的。

　　中国所谓的体制改革就是指儒家到法家的转变，由儒家变为法家。但是中国做到美国那样的法制化程度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共的儒家本质决定的，就是说儒变法是有限度的，儒不会全丢掉，变成美国。这就是现在说的“法制化建设”，最终还是儒法结合的一个状况，也许就是遥遥无期的这么改下去。这个工程庞大，过程艰难，譬如国企的转轨可能都属于这个范畴。现在共产党企业的管理方式可能基本上已经国际化了吧？我不清楚。中石油中海油这些单位与西方类似公司在管理上有什么不同？应该差不多了吧？郎咸平好象也没说国企管理模式的问题，只说中国人坏，劣等。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西方公司的老板，董事会组成是资本家，而中国公司的老板则是共产党。

　　世界最巨大的跨国企业集团是中共。中国共产党是当前世界头号资本家，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家，不知道马克思知道这个情况是会哭还是会笑。

　　儒家是中偏左，法家是中偏右，中国从邓小平开始搞的是儒法结合的二元政治。法家属于道家一派（参看主站拙做《汉文化扫盲（97）：法制》）。历史又绕回去了吧，“内黄（道）外儒”。

• 偷偷的我打开冰箱的门

搞条条框框，会处罚人就是法家? 那孔子还是个大法家呢。孔子上了台不就把不听话的少正卯给杀了？

战国的法家依法治国。那是除了君主一人其他人一律平等。连商鞅自己到了最后也是作茧自缚。朱的时代是法家治国么？

朱最喜欢作秀。雷声大，雨点小。他上台伊始，发出“一百口棺材”的誓言。结果到他下台的时候，贪官用九十九口棺材也装不下了，那第一百口他自己也没去用。

花

用官面上的话说，反腐问题应该由乔石和尉健行等人负责。用我这个右派的话说，是党的制度问题。

此人做总理，真是...,哈哈

首先儒家与法家是有别，但毛泽东与朱镕基的儒法有何别，首先要说明他们的儒、法与传统的儒、法有何区别。如果没有区别，在儒法之前冠以个人姓名，岂不张冠李戴。从全文看，也没说出毛泽东与朱镕基的儒、法与传统儒、法的区别，逻辑出发点都没有厘清，洋洋洒洒说下去，不是胡扯？

再者，说毛用儒家管理办法，还零敲碎打描绘了毛泽东时代做工种地干活和分配方法，尽管那样说也很牵强，有点一厢情愿，但是比之说到朱镕基，他的法家（还是儒家）在哪里，连个文字都没有。如果说的是现在的管理模式，那朱也不是开拓者，冠名也轮不到他。

劝告写东西要事实就是，有些问题说不清楚就说不清楚，不要逞能，否则留人笑柄。象简单地把中国体制改革说成是“儒家到法家的转变”，把不赞成邓的政策称“左派们”，那你是不是就是右派了？用这样似是而非的简单化的方法来叙说自己不了解的历史，还拼命抬高朱，这在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说难听一点要拍马屁，也要拿出点真功夫来，也算认真。如果用“***就是高”，到令人想起《地道战》中那个伪军司令拍松田小队长马屁时说的那句话，不过那种“高”，也是一文不值的。

呵呵,哈哈!

下面我转三篇文章给您作参考.

　　　　　　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这是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孔丘（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生活的春秋末期，奴隶起义、平民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得“礼坏乐崩”，使整个奴隶主阶级面临灭顶之灾。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占领历史舞台。

　　　　　　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郰叔纥（郰音邹，纥音合）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什么是“礼”？就是西周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孔老二把它吹得天花乱坠，说：“周代的制度是多么昌盛，多么丰富多采呀！我崇拜它！”（《论语·八佾》）实际上，周代实行的奴隶制，是一种在当时已经过时的极其反动、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它的“丰富多采”，正是无数奴隶的鲜血染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一匹马一束丝就能换五个奴隶。奴隶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被迫从事极繁重的劳动，受到残暴的压榨。如果逃亡，抓回来后就要被活活锯掉一条腿，然后被扔到荒野“与禽兽为伍”，悲惨地冻饿而死。而奴隶主却*着榨取奴隶的血汗，过着极其奢侈腐化的生活。甚至在他们死后，也要建筑富丽豪华的大坟墓，还把大批奴隶残酷地杀掉或者活埋，作为殉葬品，有时一次达上百人之多。孔丘要复的“礼”，就是这种奴隶的地狱，奴隶主的天堂。这种大批摧残劳动力、大量浪费劳动成果的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孔丘这个家伙对于往日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十分怀念，对于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刻骨仇恨，满脑子反革命复仇思想。看到烽烟滚滚的奴隶起义，孔老二破口大骂是“强盗”和“祸害”，恨不得斩尽杀绝。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杀害了全部参加起义的奴隶，他听到后狂叫“杀得好！”（《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奴隶主屠杀有理，奴隶造反无理，他完全是奴隶解放的死对头！

　　　　　　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都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学生冉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鸣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拚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孔丘如此仇视新事物，以种种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简直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孔老二这个“复礼”狂，正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

　　　　　　孔丘此人，阴险狡猾。明明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吃人政治，却偏偏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他平时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不射窝里的鸟，不用带许多钩的大绳钓鱼，简直是不仅爱人，而且连鱼、鸟都爱。实际上，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恶鬼。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假仁假义地熬了一点粥给服苦役的奴隶喝，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孔丘还拚命鼓吹“信”。说什么“做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妄图要人们相信他孔老二才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人。其实，“信用”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孔老二的所谓“信用”，不过是奴隶主贵族骗人的手段。他自己就承认“君子只注意坚持正道，而不必守信用”。（《论语·卫灵公》）就是说，为了实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之道，什么撒谎骗人、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可以干。有一次孔丘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被当地起义抗卫的群众包围，不准他去卫国。孔老二指天发誓，与蒲人订下盟约，保证不去卫国。但刚一被释放，他就跑到卫君那里，递情报，出主意，要卫国派兵镇压起义。当面赌咒发誓，背后冷箭黑枪，这就是孔丘的信用。

　　　　　　政治骗子都很注意窥测方向，见风使舵，经常涂改自己的脸谱。用孔丘自己的话说，就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就是说，国家形势对复辟有利时，就大喊大叫，赤膊上阵；形势不利时，还要坚持复辟活动，但表面上要说好话，装笑脸，不露马脚。公元前五○一年，鲁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山不狃以费城为据点，准备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季桓子等人的统治。公山不狃派人与孔老二联络。一心要复辟变天的孔老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企图利用这次政变，从费城起家，干一番“复礼”的大事业，大叫要“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史记·孔子世家》），抛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但是，这次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孔丘贼心不死，摇身一变，隐瞒了自己要参与政变的真象，还说了一个政变头目的坏话，蒙蔽了季桓子，骗取了信任，居然当上鲁国首都行政长官，并很快窃取了警察总监和代理宰相的要职。就这样，孔丘这个政治骗子改用“钻进去”的战术，篡夺了鲁国的一部分权力。

　　　　　　 凶狠残暴的大恶霸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立刻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疯狂地推行他的反动政治路线，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特别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

　　　　　　孔丘这个公开申明搞政治根本不需要杀人的伪君子，稍一得势，就露出了一副大恶霸的凶残面目。他当代理宰相仅三个月，就对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少正卯下了毒手，杀了之后，还下令把尸体示众三天。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是一位法家的先驱者。他宣传革新思想，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在他周围“聚徒成群”（《荀子·宥坐》），集合了一批先进的社会力量。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纷纷赶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学生好几次都跑光了，冷冷清清，只剩下颜渊一个人。少正卯的革新理论严重威胁着孔老二的复辟事业。孔丘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要干掉他。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而且少正卯声望那么高，杀害他必然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表示反对。然而孔丘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根本不顾舆论的反对，利用他篡夺的代理宰相的权力，给少正卯硬安上五大“罪名”，极端凶残地把他杀害了。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主阶级法西斯式的专政。孔丘杀害少正卯这一事件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超阶级的“仁政”。代表反动阶级的复辟势力一旦上台，就会象孔丘那样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革命者就会人头落地。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不学无术的寄生虫

　　　　　　孔丘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政治需要出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集中了西周文化的天生“圣人”、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欺世惑众。后代的反动派同样是为了维护和复辟旧制度的需要，也把孔老二捧为“大学问家”。这个纸老虎，必须彻底戳穿。

　　　　　　孔丘是什么“大学问家”吗？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整顿党的作风》）孔老二这个家伙，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而是一个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当时劳动人民就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的生产知识等于零。他向学生灌输的所谓礼乐仁义，也完全是奴隶主贵族僵死的旧文化。他修的《春秋》，更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是一本无耻美化奴隶主头子、恶毒攻击革新势力的变天账。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当中，有不少人写了专门著作，总结了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某一方面的经验，在认识史上有所贡献。特别是法家的一些优秀代表，如商鞅、荀子、韩非子等人，更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阐发了革新的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儒家经典《论语》也不是孔丘的亲笔，而是他生前的一些言行，由他的徒子徒孙回忆记录下来，拼凑而成，鸡零狗碎，杂乱无章。查其内容，更是反动腐朽。不是鼓吹“天命”论，就是大念复辟经，再有便是如何搞阴谋、耍两面派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什么“粮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烹调不到家，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穿黑色的羊羔皮袍，一定配上黑色的罩衣；穿白色的鹿皮袍，一定配上白色的罩衣；穿黄色的狐皮袍，一定配上黄色的罩衣”；什么对国君如何毕恭毕敬，对权臣如何笑脸相迎，在大庭广众之中如何装出一副忠厚老实的面孔，在社会上如何骗取正人君子的美名。（《论语·乡党》）看，乌七八糟，腐败不堪，这就是儒家的经典！卑鄙无耻，百般钻营，这就是孔丘的学问！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无学无术”。（《焚书·答耿中丞》）连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也瞧不起孔丘那一套，说在孔丘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还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讲演录》）这对于孔老二这个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倒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到处碰壁的丧家狗

　　　　　　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孔丘一生，到处搞复辟，到处碰壁。当时人民群众骂孔老二“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孔老二一生的遭遇。这是他推行那条倒行逆施的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

　　　　　　孔老二打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坐着一辆马车，颠颠簸簸，先后到过齐、卫、宋、陈、蔡、楚等国，奔波了十几年。但所到之处，不是坐冷板凳，就是被驱逐出境，大家都厌恶这个死顽固。卫国国君听说孔丘善于搞阴谋，派人带着武器出出进进地盯着他；齐国和宋国的新兴势力还要杀掉他。孔老二每次都夹着尾巴狼狈逃窜。在陈、蔡，新兴势力还派人把孔丘一伙包围在野地里，使他们七天吃不上饭，饿扁了肚子，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还病得爬不起来。连他的几个得意门生也大闹情绪，对孔老二那一套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孔老二在劳动人民那里，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种田的，背筐的，守门的，都对他群起而攻之。有的唱歌嘲笑他，有的斥责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动派。匡城的老百姓还把他包围了五天，要杀他。孔老二几乎丢了一条老命。有一次，孔老二装出一副亲善的样子，面带三分笑，心藏一把刀，跑到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那里，妄图用“仁义道德”的说教和名利地位的诱饵瓦解奴隶起义军。柳下跖满怀革命的义愤，痛斥孔老二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是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的两面派，是油嘴滑舌、“诈巧虚伪”的“巧伪人”，是“罪大极重”的“盗丘”！骂得孔老二脸色刷白，两眼发黑，丧魂落魄地滚跑了。（《庄子·盗跖》）

　　　　　　孔丘到处碰壁，连他的弟子们也纷纷离开了他。孔老二哀叹：“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要坐着木筏到海外去。能跟随我的人，大概只有子路了。”（《论语·公冶长》）但就是这个子路，也在一次维护奴隶制的战斗中被人砍成肉酱，成了奴隶制度的殉葬品。孔丘如果还想坐着木筏亡命海外，就连一个追随的人也没有了。到处碰壁，众叛亲离，这就是一切搞复辟的反动头子的必然下场。

　　　　　　马克思说：“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死抱住孔老二僵尸不放、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他们的前途是不美妙的。世界的未来属于无产者！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在春秋末期社会大变革中，作为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孔丘，不仅是一个顽固的守旧复古派，而且一旦得到权势，还是一个十足的翻案复辟狂。他曾在一个不太长的期间在鲁国当过大官。虽然掌权时间不长，却疯狂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充分表现出他把没落奴隶主的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的反动本质。孔丘这一套，为后世一切搞复辟倒退的人所效法。在去年夏季前后那股右倾翻案风中，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孔丘的幽灵还在游荡吗？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其所作所为，与孔老二的行径何其相似乃尔！

孔丘生活的时代，奴隶制度已经腐朽，奴隶起义、平民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此伏彼起，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风雨飘摇，处于全面瓦解的过程中，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孔丘上台之际，鲁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分占奴隶主头子鲁国国君的土地和奴隶，发展了封建生产关系，掌握了国家大部分权力。“三桓”敢于蔑视奴隶主的权威，把维护奴隶制的周礼踩在脚下。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办起了教育，宣传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思想，批判腐朽的奴隶制度，影响很大，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总之，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革命潮流势不可当，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击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

孔丘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对这场社会大变革恨得咬牙切齿。他把一切腐朽的旧事物视为至宝，一丁点也不准改动；他对一切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百般挑剔，横加指责。新兴地主阶级革除了奴隶社会野蛮残酷的人殉制度，他咒骂革新者断子绝孙。你要把“三年之丧”改为一年吗？他说这可改不得。你要去掉每月初一祭祖庙用的活羊吗？他说那可动不得。甚至连一只酒杯在形体上有了一点改变，他也暴跳如雷。对于代表奴隶制度的陈旧的东西，他沉迷留恋，如醉如痴。在齐国宫廷里听到古老的《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他主张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听歌颂舜的《韶》乐和歌颂周武王的《舞》乐。“率由旧章”，这就是他的方针。“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把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发展比较早的齐国，变成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正在发展中的鲁国的样子；再把鲁国改回到“先王之道”的西周奴隶制），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模式图”。他曾经明确地对子路说：“如果有人用着我，我就在东方把奴隶制恢复起来。”他还宣称：“我一年便可以搞出个样子来，三年就一定有成就。”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心急火燎地着手改变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他凭借窃踞的地位，利用各种场合，大造“天下无道”的舆论。在他眼里，鲁国的社会变革简直是一场灾难，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圣人”、“善人”已不再能见到①，就连古人的“狂”“矜”“愚”这些缺点也比今人好②。你看，什么都搞乱了，不象个样子，一团糟，政权竟落在新兴势力的大夫手里，老百姓也要议论朝政，“礼坏乐崩”，气得孔丘又是摇头，又是跺脚，狂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有一次，他问刚从季氏那里回来的冉求：“为啥回来这么晚？”冉求说：“处理政事。”孔丘轻蔑地说：“普通事务罢咧。”他压根不承认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是“政”事。按照他的复辟经，“政者正也”，季氏政权必须“正”到奴隶制的轨道上去。他一旦当上“大官”，就大张旗鼓地“正名”了，也就是要把社会历史从发展变革的趋势中扭回去，实现他“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他横下一条心，大胆干，拚命干，说复旧就复旧，就是要开倒车，就是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嘛！

孔丘的“正名”，就是向新生事物和新兴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是颇带一些血腥气的。新生事物是在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它的成长和发展，宣判了旧事物的死刑。因此，拚死保护旧事物的孔丘就要“纠之以猛”。他对新生事物的摧残、扼杀，可谓大刀阔斧，无所顾忌。按照周礼的规定，大夫“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就是说大夫不能有军队，不能有周围达三百丈的城。可是，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三桓”无视周礼，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各自的都城——费、?、成。三都的建立，表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壮大，是对奴隶主头子鲁君的严重威胁。这还了得，非削平不可！孔丘派子路打入季氏内部相策应，并亲自调兵，先后平掉了郈都、费都。只是由于孟孙氏的坚决反抗以及季孙氏、叔孙氏对孟孙氏的积极支援，使他损兵折将，才没有平掉成都。

对于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孔丘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一棍子打死而后快。子贡问他：“您看现在的执政者怎么样？”他摆出十足的贵族老爷的架势，牙缝里嘘了一声说：“那伙卑微低贱的小人，算什么玩艺儿！”③看，孔丘对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势力，怀着多么深刻的仇恨！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朝气勃勃的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在孔丘眼里，既没有奴隶主贵族那样的身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修养，怎么能让他们执掌政事呢？不把他们打下去，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推行复辟倒退的路线。他上台不久，就残酷地杀害了少正卯。少正卯不但在教育上同孔丘对着干，是一个进步理论的宣传家，而且作为鲁国的“乱政”大夫，又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革新的参与者。孔丘杀害少正卯是蓄谋已久的。他大权在握，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就给少正卯加上五条罪名。少正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革新路线，批判奴隶制度，宣传进步理论，这些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孔丘把他杀害之后，还暴尸示众三日。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孔丘对付新兴力量，绝不讲什么“温、良、恭、俭、让”，他杀气腾腾，一不做，二不休，确有那么一股“猛”劲。直到他四处碰壁，倒床奄奄一息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恒夺取了政权，他还挣扎着爬起来，请求鲁国国君派兵去镇压。这说明，复辟势力上台，革命者就必然要人头落地。反动的阶级与革命的阶级、复辟倒退的路线与前进革新的路线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何等的尖锐激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孔丘的“正名”，也就是搞翻案，“举逸民”。他急不可待地把那些没落奴隶主贵族扶植起来，拼凑起一个复辟班子。当初，鲁国没落奴隶主的头号代表人物鲁昭公妄图复辟，向“三桓”反夺权，失败后逃亡，死在晋国。季孙氏认为他罪有应得，把他埋在墓道之南，不让他与祖宗葬在一起；还想给他一个坏的谥号，以便后代子孙知道他的罪恶。孔丘却利用窃取的权力，把鲁昭公的墓迁入祖茔，替他恢复名誉，借助这个奴隶主贵族头子的僵尸为复辟鸣锣开道。孔丘十分懂得，不给那些臭不可闻的复辟派翻案，不对他们作一番洗刷，没落奴隶主阶级就扶不起来，新兴地主阶级就打不下去。所以孔丘一面翻案，就一面大搞“举逸民”。他不断吹嘘自己的门徒：这个大胆果断，那个通情达理，还有那个精通业务④，企图让他们去篡夺新兴地主阶级各方面的大权。他安插子路、仲弓等人做季氏家臣，当内探，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仲弓向他请教如何管理政事，他面授机宜，要仲弓特别注意“举贤才”。门徒子游作了武城宰，孔丘首先关注他的也是发现“人才”。的确，为要“举逸民”，孔丘四处插手，布置心腹，竭力网罗腐朽没落势力，要做到“故旧不遗”。这些“故旧”，孔丘美其名曰“贤才”。“贤才”者，善于搞复辟的骨干分子也。

孔丘搞复辟翻案活动，是不得人心的。为了掩人耳目，他装出一副关心民生疾苦的姿态，声称要让老百姓生活富裕，年老的获得安适，年少的受到关怀。还提出“使民以时”，不要影响农业生产。俨然一个“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实，孔丘是一个极端鄙弃和仇视劳动人民的大恶霸，他诬蔑劳动人民是“难养”的“小人”。郑国奴隶主有一次把萑苻起义的奴隶全部屠杀，他听说后连连拍手称快，说是人民侮慢无礼就该狠狠镇压。他陪着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还以违反“周礼”的罪名，亲自指挥杀死了许多歌舞奴隶。这个劳动人民的死对头，怎么会关心、照顾起人民群众来了呢？所谓关心民众、发展生产云云，统统是幌子，其目的无非是给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抹黑：人民生活水平低了，生产上不去了，实在不行了！当时，“三桓”实行一系列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连晋国的大夫都称赞他们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对于这些，孔丘一概视而不见，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话里话外，把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变革说成是祸国殃民。既然如此，要提高生活，发展生产，就一切恢复老样子吧！如果依了他的主张，那就只能是奴隶制复辟，解放了的生产力又被束缚起来。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对孔丘这一绝招是颇得心传的。他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要人们得到好处、过幸福生活，必须从恢复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入手。显而易见，孔丘之流抓生活、抓生产是假，搞复辟、搞倒退是真。

孔丘一掌权就搞复辟，绝不是偶然的。他过去就紧跟鲁国头号复辟派鲁昭公大反新兴地主阶级。鲁昭公失败，他也跟在鲁昭公的屁股后面窜到齐国。孔丘这类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立场不改变，除了复辟，再也搞不出别的名堂来。有时即使来一个赌咒发誓，那也是从不算数的。孔丘在匡城被围，与匡人订了盟约，立下保证，不是一转身就全推翻了吗？他一贯坚持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从来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是什么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的前驱者。

孔丘虽然早已完蛋了，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妄图拉着历史车轮倒退的反动没落阶级，都把他奉为“至圣先师”。他那种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性，拚死反攻倒算的疯狂性，玩弄鬼蜮伎俩进行反扑的欺骗性，是古今复辟派所共有的。今天，党内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不正是亦步亦趋地踩着孔老二脚印走的吗？他们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用折中主义的手法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就是要沿着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老路，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孔，充分发挥孔丘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彻底揭露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真面目，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夺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更大胜利。

注

①《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②《论语·阳货》：“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③《论语·子路》：“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④《论语·雍也》：“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梁效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另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该写作组的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如遇有特别重要、需要正式身分的文章，仍署全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名义。

缘起和组织

该写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年10月，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其活动结束于1976年10月。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以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一外国专家招待所的幽雅小楼为住地，门禁森严，除老教授外都集中住宿，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物资供应享受外宾标准。组织成员最多时有三、四十人；清华大学10人、北京大学20多人，还有个别从中国人民大学抽调。

运转和代表作

该写作班子除了有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外，主要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或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前后共发表了181篇为他们政治需要服务的文章（撰写219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其文章多数以显赫位置，首发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也在他们掌握之中。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足见显赫。其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导材料。而《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右倾翻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文章，为梁效的代表作。

梁效不见于报端的活动，还有搜集、整理江青等订购的材料（30多种），供他们作为攻击政敌（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官员）的炮弹。在决定命运的1976年，梁效的写作、活动异常活跃，达到高潮。

参考文献

1.《“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评梁效<永远按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 北京大学理论组（罗荣渠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红旗》杂志1978年第2期）

3.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1999年。

你看在楼主写的这篇东西,又像诗歌又像小说的份上,放过他吧.俺都懒得说了.

而已. 他的文章立意很有趣的, 但需作更严谨的论证. 改动一番, 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