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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上——火星人看地球）2 -- 马前卒
七 体制的具体塑造过程
各种制度和文化之间的竞争是长期的，一般来说，取胜的一方往往并不是把所有资源和人力的利用效率都提到极限的制度。那样的制度往往因为内部的不稳定、运行成本过高和无法应付微小变动而迅速崩溃。在历史舞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能够使“稳定”、“高效”、“运行成本低”这三个指标互相结合，而不是简单的追求某个时段的“高效”。
以东亚盛行的儒家制度为例，儒家主张“不患寡而不均”，“以农为本”，从表面上看压制了经济中较先进部分的发展，但事实上，这正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简单，生产力存在上限的经济特点。因为土地和资源的总量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生产上限（在几百年的时间段内可视为不变）。允许商人的积极活动，鼓励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商品自由流通固然可以优化短期内的资源配置，让实际产出接近经济上限，甚至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但考虑到工业革命以前社会转移支付的低效，这也意味着经济一旦收缩或波动，将会有人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因为经济产出上限限制了自由经济制度所能带来的效率增长，投资的边际收益将在接近经济上限时迅速下降到0，少量的经济盈余主要体现为粮食和人力的积累——无法长期储存，或用来进行有效投资，更无法在荒年得到有效分配。在丰年时放弃了自己土地或其他基本生活保障的底层人口将发现自己无从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往往破产，卖身为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做奴隶都不可能，只能饿死。具体到某个个体而言，在荒年的破产和死亡是无法通过以后丰年的人口增长来弥补的。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底层人民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将不惜铤而走险，愿意挑战一切既有规则，这很有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秩序，让大动乱提前到来。对于所有社会而言，频繁发生的的动乱都会大大降低长期平均经济水平，进而减弱了它的扩张能力和自身的稳定性。儒家制度虽然不能保证社会经济资源时刻得到最佳配置，但可以保证稳定的经济产出，因此长期停滞且与其他农业文明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的东亚农业社会最终塑造出了以儒家官僚为中心的上层建筑。
再以在大部分农业文明中都盛行的世袭制和身份等级制为例，它们的确立和固然有生物保护自己基因的本能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在农业时代为社会权力和财富的传承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依据和标准——就每件事而言不一定是最好的标准，但肯定是最无可争议、让交接成本最低的标准。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政治权力的世袭还是财产控制权的世袭，都无法保证最优秀的人才来掌握这个社会，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采用贵族制度更是匪夷所思。不过，这是从我们以这个时代的物质条件为出发点的看法。现代社会有先进的通讯手段、有义务教育、现代工业体系（经济的根本）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可以批量培养并考察，这使社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挑选出比较有能力的人进入上层社会担当较重要的责任，选拔的方式可以作到尽量客观，至少让大多数人无法拒绝这种选拔。而在古代，人们几乎无法考察陌生人的才能，大部分以选“贤”为名的制度最后都因为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无法运行而被放弃，选拔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很难兼得，所以世袭制成了许多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上层社会的子孙（进一步细化的标准往往以嫡长为序）未必能力超群，但起码血缘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制度一旦确立，就不会出现多个候选人互相斗争，引发起内战和分裂的情况，这节约了选拔成本。同时，农业社会并不需要很复杂的管理，维持稳定是上层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所在，因血缘关系而获得权力或财富的贵族们只要不是太无能，一般也足以应付其责任。（说到这里插一句，等级化和世袭制也是农业文明的一大特征，只是如果不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阐述的话，不容易说清楚，所以没有总结在前面农业文明特征那一章里面）
农业时代唯一长期有效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的儒家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持续了上千年，名为选贤，但稳定、客观这两个指标依然占了上风。显然，无论是精美的辞赋还是空泛的策论其实都不足以考察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担当管理整个社会的能力，但这起码是一个标准，起码算是一个智力测验，选拔过程的公正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从而具有了权威性。而中国上层社会相对较小的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对其他国家的整个贵族、宗教阶层的权力）也并不要求官僚们具有非常强的管理能力，只要在大的决策上不出问题，对中央保持忠诚，乐于维系农业社会的现状就好了。
当然，中国持续千年的儒家科举制度在农业社会是一个例外，因为即便是这样一个形式大于真实意义的考试，成本也不是一般农业社会所能承受的（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制度成本）。只有足够大，足够稳定的农业文明地区才可能把庞大官僚机构的成本分摊在整个各个地区，从而把成本降到其他制度以下，一些试图独立建立这套制度的小国都无法避免官僚贵族化的结局。
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要与同类制度进行竞争。相对于政治制度，宗教的创造门槛比较低——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有可能光凭真诚、口才和个人魅力开创一个宗教或教派，于是宗教之间的竞争相对政治制度的竞争还要激烈。不过，一旦宗教制度扩展到一定的规模，无法再凭少数人的真诚与教义的精妙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它就必然要与世俗社会打交道。历史无数次向后人证实，那些一味挑战既有的社会制度，拒绝融入世俗社会的宗教早晚要被那些成熟的竞争对手淘汰。具体而言，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在轴心时代前后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几大世界性宗教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比如主张一神论（预防了多神教中的分裂倾向，给了单一的上帝无限的权力）、给出一个存在于未来或地球以外的天国（既给了信徒希望，又不对政治力量产生威胁）、建立固定的寺院，允许寺院占有地产（保证了稳定的脱产僧侣的存在）、建立稳定的僧侣等级制度和权力传递制度（利于宗教的统一和控制，及时排斥异己）、与政治力量互相承认，互相为对方的权威提供支持（保证自身的安全）、赞美普通人的劳动和勤勉（不与经济发展发生冲突）、唾骂偷盗奸淫（维护社会主流秩序）等等。从表面上看，宗教虽然是纯粹精神世界的问题，事实上，和政治制度一样，宗教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样要服从物质世界的规律。
写到这里，似乎中心问题成了讨论制度的好坏，为了避免误会，这里还是要重申一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不以任何先入为主的道德标准评判一个制度或文化现象。前面的部分只是以客观的态度了讨论了什么样的制度会在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上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什么样的制度或文化能够稳定的延续，能够有力的扩张或复制到其他地区，能够控制资源并排斥其他制度，胜者未必好，败者未必坏，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好坏”的标准。制度的胜利甚至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类生活是否舒适，是否幸福没有关系。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从采集社会向农业城邦的转化就很难说是一个让普通人觉得幸福快乐的过程。不过，最客观的说法是：不同文化的世界观不同，“舒适”和“幸福”的定义不存在统一标准，所以人们是否觉得幸福是个伪问题，不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范畴。道德评价只在工业革命以后，普世文明开始形成后才有意义。
八 农业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与“社会进步”
自从人类告别了采集游猎社会，社会等级就产生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存在等级的社会制度在农业经济基础下更具有竞争力。既然等级制是被农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那么等级制度自然意味着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在等级社会中，一小部分负责管理、协调、保卫整个农业经济的人类利用他们的特权取得了超额的报酬，其余的人口则居于底层，付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来供养上层。由于上文已经谈过的理由，在稳定的阶级社会中，一定存在严格的规则，把社会等级固化，世袭化，规定了各个等级的法律地位，并以各种礼仪进行区分，这就是阶级的由来。
不同的阶级显然是不平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上层社会拥有控制社会的权威和国家家暴力机器的支持，他们可以占有绝大多数剩余产品。而普通的农民尽管付出了最多汗水，却始终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和耕种，不可能有太多的闲暇和享受。这其中有农业社会剩余产品占经济总产出的比例低的原因，也有人口无限扩张的趋势（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扩张）吃掉剩余产品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在制度之间的竞争。如前所述，农业社会剩余产品是无法用来进行持续投资的，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生产上限的存在使投资效益在不高的水平上就下降为0。因此，如果某个社会把大量的剩余产品留在下层，那么这些剩余产品只能作为提高平民生活水平的消费品存在，而不能增加整个社会长期的经济产出。如果上层社会将剩余产品收缴一空，只给平民留下可以维持生存、生产的物资，虽然降低了平民的生活水平，但也不会对未来的经济水平带来损害（人力和土地都未受损失，技术进步速度的变化微不足道），上层却可以以更多的资源来维系自身的稳定，打击其他的政权、制度。因此，在所有稳定的农业文明社会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始终保持在能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上，由上层社会占有绝大多数剩余产品。
当然，上层社会占有的剩余产品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被上层社会自身消耗掉了，许多财富甚至在征收的过程中就被官吏和底层贵族贪污。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征收的剩余产品与上层社会的稳定程度、扩张能力成正比，因此制度之间的长期竞争有利于尽量多征收剩余产品的制度（但不能征收农民生存所需的物资）。
这种不平等使所有文明都分裂成两部分。因为剩余产品被征收，世界各地的普通农民（和附属于农业的手工业者）都被迫在生存线上挣扎，为了温饱而日夜劳作。直到工业革命以前，由于整个旧大陆农业地区都以非常相似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世界各地的平民生活（除了美洲移民这种人口资源比特别有利的地方）都非常相似；不过，各地上层社会的的生活方式与运行规律却差异巨大。因为在经济基础相似的情况下，文明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文化上的分化。文化本身是无法产粮食的，所以剩余产品的多少决定了文化生活的丰富与否。上层社会占有了大部分剩余产品，今天现代社会继承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大半来自农业时代的上层，至于占人口90%以上的平民的生活，早已经被历史湮没了。
农民必须无条件的支持这种社会秩序，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事实上，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上层社会拥有军队、警察等常设暴力机关；各种宗教、神话、道德也都把上层社会的统治说成天经地义的事实，暴力和文化的优势都在上层社会一方。由于管理社会的权力和责任都在上层社会，因此平民们没有什么组织资源，平时总是保持在一团散沙的状态，少数想挑战既有秩序的人只能凭着运气和少数几个人的强悍去对抗训练有素的军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赌博的结果就是把身家性命赔光。因此大部分底层农民平时还是宁愿过着温饱线上的日子，而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除非连这种日子也过不上。
不过，除了制度之间的竞争和偶然冲击会引起农业社会变化外，一个表面上稳定的社会自己也会从内部产生破坏性因素。前面曾经讨论过人口资源比带来的社会压力会周期性的打击经济，此外，外敌入侵，统治集团的堕落或分裂也都会带来社会动荡和经济产出的下降。当危机到来时，上层阶级或许可以靠积蓄或提高税率来生存，但一直生存在温饱线上的农民却只能独自面对破产与死亡的威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下层社会才会放弃一切得过且过的幻想，用暴力破坏甚至试图颠覆整个社会制度，这就是农业社会的阶级战争。在上层社会逐步堕落的年代里积累的怨气和矛盾在阶级战争中转化为仇恨和士气，为了活命而战的农民们无须动员就会参加叛乱，从而使农民们拥有了人力优势，可以与上层社会残余的军事政治组织能力相对抗。
不过，虽然农民们的造反声势浩大，经常彻底消灭旧政权，在初创年代还会提出各种新奇的设想去代替原有的上层建筑，但他们却无法真正改变这个社会。当动荡结束的时候，原有的上层社会成员可能被替换，部分造反者可能会进入上层社会，但大部分原有的制度还会重新建立，甚至比动荡以前更稳固。原因很简单，经济基础没有变，背景条件没有变，从长期趋势来看，原有的政治制度依然是最有竞争力的制度，动荡的原因在于人口过剩或旧制度的失灵，而不是制度本身失去了竞争力。一旦人口过剩问题得到解决，堕落的上层阶级被清除，率先采取成熟的旧制度的势力将会取得巨大的经济优势，动荡时期的各种新奇制度将因为没有长久的经济基础而被迅速消灭。
当然，制度也不是毫无变化。如果旧的社会不是因为人口压力、天灾等非可抗因素崩溃的，那么，社会危机往往意味着上层社会内部的问题，比如官僚的普遍腐败，贵族阶层的堕落，教士和军事贵族的内斗，失去控制的军官与文官争权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么上层社会失去了管理能力，导致水利、军备废弛、治安混乱，导致社会解体；要么上层社会失去了自我约束能力，横征暴敛到了农民无法活命的地步，激起民变。新来的统治者作为动荡年代的受益者，显然会从前一个时代的崩溃中取得教训，很小心的注意不给新的竞争者以起家的土壤。同时旧的统治集团中堕落无能的部分受到了清洗，不合理的制度细节也会受到修改。与失效的旧制度相对比，新的统治秩序自然会带来新气象。但从制度之间的竞争来看，这种新气象本身不过是某个成熟制度内部的调整，不代表任何“进步”，更不代表任何“变化”。
如果在农业社会动荡的同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给出了另外一种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可行性，那么阶级冲突可能会给新制度的崛起提供一个机会。但迄今为止，这在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工业革命，而且事先不可预测，因此也不能说阶级冲突一定会为新制度开辟道路。事实上，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应该否认历史存在任何命定的方向性的，某些长期趋势的存在是客观条件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道德目标，也不存在任何确定无疑的结果（偶然因素太多了，而且不可预知，我们只能用概率来描述历史的趋势）。因此不仅对阶级冲突而言，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能也不应该用“先进”这个标准来衡量。
九 农业时代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与市场经济
农业时代当然不止农业一个经济部门，手工业、商业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前面一直强调农业只是因为农业的决定性作用。从人类进入定居农业开始，纯粹的“自然经济”就已经被和与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主流农业取代了。
最初的手工业包括木匠、冶金业（打造金属农具）、土木业（盖房子、修道路、水利）、采矿业（铜、铁、贵金属、食盐）等个体农户无法独立进行的工作。随着农业社会的成熟，许多更专门的行业如武器制造、造船业、开始出现，并一直持续到农业社会结束。没有这些手工业者，农业社会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在定居农业社会稳定下来以后，许多工作虽然可以由农户独立完成，如纺织、食品加工（磨米 磨面），但由专业人员完成显然更有效率，只要不是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时期，这也会产生对专业手工业者的需求。
既然有了分工，自由交换就不可避免。早期的农业城邦还可能通过严格的管理和内部计划来解决各个行业的交换问题，但随着农业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独立的行业越来越多，这种计划分配变的越来越不可能。最终手工业者独立经营，通过市场与农民交换产品，这就是最早的商业需求，市场经济就此产生。另外，由于某些自然资源和特产在地理上的分隔，各地生产效率的不同，大部分农业地区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得食盐、金属、马匹等重要商品，这是长距离商业存在的基础。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由手工业者自己经营的商业和专事交换的商业繁荣起来。
商人们在繁荣的农业社会中有许多选择，可以经营大宗的经济物资，如粮食、金属、食盐，也可以经营少量的奢侈品，如丝绸与香料；可以乘船和组成商队穿过整个世界，也可以就地开店，收购特产；他们是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血管。不过，在不同的地区，商业的地位是不同的，这同样可以用背景条件的不同来解释：中国处于大陆东端，没有什么商路经过中国，又兼人口稠密，经济总量大，商业对社会的影响要相对小一些。而中东在灌溉系统退化以后人口密度低，又有横贯大陆的商路通过，许多小型的文明能够因此以纯商业为经济基础。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虽然也处于大陆一端，却拥有天然的内陆水道（和众多的半岛），为大宗商品的交换提供了便利（陆地运输大宗商品在铁路出现以前是不可能的）。
以上说的都是农业经济本身所必需的工商业。除此之外，由于上层社会征收了过量的剩余产品，他们得以用这些剩余物资来供养一些专门以奢侈品生产和贸易为生的工商业者。这种工商业的根基不深，规模不大（剩余产品毕竟是少数），一旦出现社会动荡，他们是首先被抛弃的对象。不过，由于他们不服务于一般生产，可以不惜时间和资源制作特定商品，他们往往可以创造出一些惊人的奇迹。某些工艺品或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工程可以代表当时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交换的极限水平。
除了商业、手工业，那个时代还有服务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层社会就是通过提供垄断性的社会管理和维持治安的服务来生存的，但这里我们不考虑）。不过，由于大部分平民拥有的剩余产品太少，服务业只在人口资源比比较有利的年代才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大多数时间里，服务业也是上层阶级的一种附庸性产业。
在工业革命以前，无论是手工业、商业还是服务业，都具有和农业类似的特征——存在效率极限。熟练的工匠或许可以拥有平常工匠2倍的效率，但这种效率却无法通过时间来积累。任何一个学徒都必须从0开始学习，师傅的经验或许可以帮他学的快一些，却无法使他突破前辈。偶发的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效率，但技术进步一旦扩散完毕，效率进步将再次停滞。其实这和效率的来源有关。在农业社会，人类只能通过自身的劳动力、畜力去劳作，并辅以一些无法改造的自然力如风力、水力进行生产。其中风力、水力非人力所能控，只能方便某些地方的人类，无法扩大规模，而畜力的扩大需要挤占农田，人力的扩大提高了人口基数，这种以人力为基础的经济决定了那个社会的上限。关于这一点，后面谈工业革命的时候将详细论述。
现代社会以工商业、第三产业为基础，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将矿石能源（严格的说是负熵而不是能源）引入生产，先是提高了工商业的可能效率，又回头完成了农业生产革命。但农业的需求存在上限，而工业品的生产与交换存在更大的空间，这才造就了今天的产业比例。某些历史研究者学风浮躁，不细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发展路径，一味的以工商业比例和重要性来衡量文明的先进与否，读者当引以为戒。
十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当代社会的主流社会结构，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工业化社会的扩张几乎同步，在分析古代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折以前，必须先弄清资本主义的内涵与特点。
顾名思义，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本。所谓资本，简单的定义就是经营的本钱，牟取利益的凭借，是用来生钱的钱。如果一笔资金或一批物资（某些情况下还有技术）被用来支付日常生活的开销，那它们不是资本，但如果你用这笔钱或物资或技术来开办店铺、工厂、雇佣工人，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以换取利润，那么它们就是资本。而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以资本的牟利过程为核心的制度。在这种制度里，大部分资金和物资都是资本，归属于以利润为目标的各个机构，与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或其他经济活动，通过卖出有形或无形的商品来获得利润；而利润除一部分被消费外，大部分加入到资本的行列，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而继续参与经济活动。
必须指出的一个事实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完全是两个概念，布罗代尔就认为这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我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可能和布罗代尔不尽相同，但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正如上一节所述，只要有自由的交换就会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里可能会存在以牟利为动机的资本和资本的经营者，但在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中，更多的参与者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者，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者，简单的卖出好年景剩余产品的农牧民。即便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牟利，如果能利用市场经济实现这一点，资本当然乐意参与市场交换，但如果用其他方式能获得更多更稳定的利润，资本也从来不认为市场经济是必需的选择。事实上，资本甚至不认为生产是唯一的选择，只要有利润，对资本的正确描述是“不择手段”。
当然，人类社会定义财富的基础还是能满足人类欲望的消费品，因此资本主义最终还是要把物质生产-消费作为利润的基础。但随着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化，直接将资金投入生产和商业不一定在所有领域都能获得最大利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资本牟利的多种方式：
先是军事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最直观的存在方式就是战争债券乃至战争股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军费的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发售债券解决的，西方拥有过剩资金和物资的资本集团认为日本有能力打赢战争并偿还贷款本息，因此愿意冒风险为这个亚洲国家提供军费。不过，军事资本主义更常见的方式是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资本集团为了利润直接发动战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积极承担这个任务，从英荷战争到布战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资本集团从来不忌讳用大炮去获取利润。还有政治资本主义，中国人最熟悉的例子应该就是吕不韦对秦国公子的长期资助:“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不论这段对话是否真实存在，这足以证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很清楚资本可以通过干涉政治来获取利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南欧的许多大资本集团也以向北方的政权贷款为利润来源，当然，资本与政治结合最紧密的年代还是在今天的世界。最传统的行业农业也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载体。在美国的拓荒时代，农民们一路向西，开辟出新的农场卖给后来的移民。拿到现金后他们再次向西拓荒，购买新的土地做农场，如此循环，直到太平洋才停下来，这是农业资本主义。读者还可以在历史中寻找宗教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至于常见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就不再多说了。前一段说了资本为了利润可以不择手段，其实读者大可自行想到这一段的内容，这里详细列举了几种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只是想帮助读者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要把资本主义的概念局限于工厂与商铺。
利润加入资本是利润增加的必然前提和重要方式，因为利润率的提高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不扩大资本，利润的绝对数额就无法增长。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要求生产、经营的规模必须不断扩大。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种扩张是肯定可行的，但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这意味着用于投资的物资和人力越来越多。在前面我们有过结论，在农业社会里投资的回报率随着投资规模的增加迅速减少到0，因此农业社会肯定不是资本主义生存的良好土壤。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作者可以认为：在农业社会里，资本主义必然是一种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只存在于那些存在生产扩张空间的地方。事实也正是如此，农业社会里的资本主义就是通常称为古代资本主义的现象。那里也有雇佣，有剥削，有不断的再投资和扩张（可能对农业、商业或手工业），但一旦扩张碰到了人力和资源决定的上限，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远一点的例子我们可以以看迦太基商团、徽商的经营，在近代社会里，美国农民在中西部的扩张也和现代工业技术没多大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张空间。
在农业社会里，一旦经济增长碰到了经济边界，资本主义这种天生要扩张的制度将如何呢？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专门用于开拓市场、扩大生产能力、选择再投资方向的人员、机构、物资都成了累赘，因为任何增加利润的努力都不会有回报。由于存在巨大的多余运行成本，根据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制度之间的竞争规律，资本主义必然会消亡，取代它的将是那些原本就适应了停滞农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些制度。规模和交换方式都趋于稳定的商业交换（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的稳定甚至会减少那些本来因混乱而产生的畸形商业，比如奴隶贸易和灾荒年间的粮食囤积）也将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变成纯粹的市场经济或指令性交换。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资本主义的建立视为“进步”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退化”为政治结构和市场经济。这正是所有古代资本主义的必然结局。
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突破，（具体过程将在下一节分析）在给某些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的同时还通过先进的交通方式把其他地区变为发达地区的市场。这给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资本主义作为农业社会中唯一一种适应不断扩张的制度，在发达地区迅速取代了所有其他制度。工业革命后的技术进步不仅巨大，而且连续不断，这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个多世纪中没有碰到绝对的边界，因此资本主义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制度。这种制度革命是符合前面几节提到的制度塑造规律的，如果一个火星人能从地球以外做观测，这也是工业革命可以预测的一个后果。
在资本主义取得主流地位以前，任何社会分配财富的方式都是不平等的。前面已经指出过，这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不受任何道德判断的影响（倒是分配方式常常影响道德本身），资本主义的利润分配也是如此。前面提到，资本主义的生存基础是扩张，利润增长也立足于扩张，那么能主导扩张的人显然要在利润分配中占上风。举个例子：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如果A拥有某种特殊机器（或技术，或特殊的物资、通行权）从而可以降低某项生产的成本（也可以是生产某种别人生产不了的东西，这意味着别人的生产成本是无限大），那么他可以用这种机器开办企业，赢得大量利润。如果他的机器可以复制，那么他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扩张，不断的把利润加入资本，因为他拥有别人不具有的扩张空间。根据前面的推理，当他的企业（以及可能存在的竞争者）占有所有的同类商品市场时，扩张会终止，但我们这里只考察扩张中的利润分配。在这种资本主义扩张中，他所雇佣的人力来自他的生产体系以外，只要他能支付的工资等于新技术引入以前的平均工资（或者说人力成本），他就可以进行生产。这样，利润全部归于A。当然，A的企业可能会因为雇佣过多的人力造成这一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引起工资上涨，但如果A的企业规模不大，从其他地区涌入的劳动力可以迅速把工资降低到原来的水平。即便A的产业会影响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劳动力供需，只要A的利润来源于他的特殊机器或权利（不一定要垄断，是稀缺品即可），那么他也将获得工资提高后利润的全部。某些读者可能会抗议说这只考虑了一个不平衡的市场中的状况，但任何经济学教科书（无论是哪个学派的）都会告诉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的利润率为0，而资本主义是不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上存在的，达到稳定态的经济会消灭资本主义。
利润将被那些拥有生产稀缺要素的人或社会集团获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剥削”。被雇佣者和稀缺生产要素共同完成了生产，而利润却与劳动力无关（除非稀缺生产要素，比如技术，和劳动力共同出卖）。这似乎看起来很不公平，而某些人也会认为买卖自由，非常公平。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其实任何分配制度都无所谓公平不公平，都是客观物质条件的结果。工人如果建立工会，用打断生产停滞的威胁来阻止其他廉价劳动力的竞争，那么他们可以分享到利润；如果他们建立政权，将稀缺生产要素公有化，他们可以占有全部利润，当然，这两种方式都是反资本主义的。
无论你如何理解剥削，少数人占有全部或大部分利润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是客观存在的，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生产过剩。在所有的利润都通过出卖商品得到时，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往往无法由其内部成员购买所有商品。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利润+工资=商品的价格-其他成本，造出来的商品除了一部分用来维系生产，也就是填补“其他成本”外，必须用全部工资和利润来购买才能买光。作为工人，把全部工资都用来消费是很合理的，但占有利润的阶层（可能是资本家、官僚或贵族），一般不会把100%的收入都用于消费，这就意味着有些商品必须在资本主义以外找到销路，才能保证不出现商品过剩，因此，资本主义必须在自身经济体系之外找到购买力。
当外部市场无法扩大或不存在外部市场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扩张到全世界以后或交通问题断绝了外部市场与产业中心的联系），资本主义只有3种选择：要么由占有利润的富裕阶层买下所有商品，以奢侈消费消耗掉过剩商品；要么用多余的商品进行投资，扩大生产；还有一种选择就是销毁过剩商品，解雇工人，减少商品生产能力。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少数人聚敛的财富过多，第一种情况很少出现；第二种情况可以用一种看起来过的去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这不过是把今天的问题推到了明天，被扩大的生产能力会在未来制造更多的过剩；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危机。因此，不断寻求外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必需，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规律。另外，技术进步也可以缓解资本主义的商品过剩问题，后面也将谈到这个问题。
本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定义可能与以往的许多定义不尽一致，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定义只在本文内部使用，以简化我们对历史的描述，并不与其他的定义混用。如果换一个名词来命名这种以扩张为唯一目标的制度，也不会影响后面的讨论。至于某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只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以今天的道德标准评判起来比较“好”的部分是资本主义，或者把一切现代社会的优点都赋予资本主义，这种以道德和个人好恶来描述历史的方式是和本文前半部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冲突的，作者在此忽视这种无聊的讨论。
十一 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扩张
在本文前面的部分，作者不断的指出工业革命是历史转折点，彻底改变了历史规律，不过在大部分历史著作中，工业革命远没有那么重要。一般认为，工业革命是欧洲自16世纪以来的扩张的一部分，或者干脆把工业革命看做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一部分，是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什么独立的历史事件。他们这种看法确实有几分道理，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期，在这以前，欧洲已经早就摆脱了穷乡僻壤的地位，它的商业网络伸展到大半个世界，它的殖民者征服了数块空白的大陆（美洲、大洋洲），一个人口稠密的旧大陆文明（印度）也即将落入西欧人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革命虽然依然是个重要事件，但看起来更象是锦上添花式的发展，而不是根本性转变。
这种历史观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历史细节和深层运行方式分析不细，习惯性的把表层相似的事件归为一类。从表面上看，西欧文明及其派生的美国-俄罗斯等文明确实存在一个16世纪到20世纪的连续扩张，但如果仔细研究扩张力量的来源，就会发现工业革命前后的巨大区别。打个比方，企鹅的形体看起来和鱼非常类似，甚至还有一双与鱼类非常相似的鳍，但如果仔细研究生物进化史，你会发现那其实是一对翅膀，从鸟类祖先那里继承的翅膀——外观上的相似并不意味着来源的相似。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将欧洲列为旧大陆适于农耕的主要地区之一。不过，在古典文明时期，现在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如德国、法国北部、英国、比利时等地区的开发程度非常低，主要的农业文明地区都集中在地中海盆地。当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混乱结束以后，农业人口开始逐步向北方扩张。如果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相似的事件，或许可以用汉朝解体后南方湿润地区持续的被开发相比。在一个稳固的农业地区，可开垦土地的增长意味着生产上限的提高，欧洲北方的被开垦给欧洲带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时代。不过，欧洲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种增长遭到了相对其他文明地区更多的打击。
亚欧大陆中心的干旱地区有一个重要特征——越向西，水源和肥沃的草场就越多，这一特征的形成与温带大陆地区的西风带有重要关系。这个干旱地区从东欧一直延伸到中国的长城，在东部与季风气候下的半湿润地区之间有个明显的分界线（相对西部而言），在西部则在东欧逐步过渡为适于农耕的湿润地区。这一特征使大草原上的牧民部落天生有自东而西的迁移趋势，只要中国和中东地区的文明政权还能作出有效的抵抗，牧民就会下意识的向西迁徙以释放过剩人口。
东部严酷的草原环境迫使牧民们建立起较大、较严格的政治-经济组织以领导牧民们在冬季牧场与夏季牧场间往返，领导牧民们应对更频繁的自然灾害。东方牧民强有力的组织使他们在向西迁徙的路上所向披靡，被夺走牧场的西方牧民只好继续向西或向南进攻，试图从更软弱的邻居身上得到补偿，欧洲就成了这种侵略浪潮的终点。再加上周围偏僻地区的非游牧蛮族（比如北欧维京人，与中国的女真族类似）入侵，欧洲农业地区的安全情况在很长的时间内是所有农业地区最差的。这种政治条件导致了欧洲古典文明结束以后，稳定的农业文明始终不能出现。文明在胚胎中就被蛮族入侵消灭，或因抵御蛮族入侵耗尽了活力，大半个欧洲由无知的地方军事贵族统治着，因为他们至少可以保证庄稼会安全的被收割，文化和科技方面的发展陷入停滞。所谓“黑暗中世纪”的说法就是描述这个时代的。
从10世纪开始，欧洲农业地区的经济力量逐渐开始压倒蛮族的入侵浪潮，在外来侵略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原来在各个地方军事力量保护半径外的空地成了新的资源，欧洲开始了一次“内部扩张”，人口资源比变的有利起来。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这意味着一个繁荣时期的到来，直到人口增长使资源再次紧张。不过，欧洲这种“正常”的循环在即将达到生产上限时被2个偶然事件所打断——十字军运动和黑死病。
十字军运动、黑死病和通常因人口过剩而产生的动荡有一个共同特征——减少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不过十字军运动是向外输出压力，让过剩的军事贵族到万里之外亡命，和平的减轻了社会的人口压力；黑死病则是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无差别的屠杀各个阶层的人口，一旦灾难过去，社会可以很快恢复正常。这两个减少人口的事件并不需要社会付出太大的代价（如内战、长时间的割据，基础设施被破坏等等），社会可以在保持原来科技、文化成果的前提下提高人均资源量，从而让繁荣年代持续下去，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内部扩张，其时间远长于一般的繁荣周期。
在繁荣年代，科学和有效技术进步会加快，经济迅速扩张，人均生活水平（具体而言就是食物质量、人均寿命、人均纺织品等等）上升，政治结构开始复杂化，资本主义有了用武之地.........欧洲因为偶然原因的影响，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上升周期，这抵偿了历次蛮族入侵带来的停滞和衰落，使欧洲（确切的说是西欧和南欧，东欧始终未能从频繁的游牧民袭击中恢复过来）在15世纪达到了与其他主要农业文明差不多的经济、文化、技术水平。
漫长的扩张年代还给欧洲留下了另外一个遗产——一个适应了扩张的上层建筑。其实任何文明在人口资源比有利的上升阶段都会有这种现象，只是欧洲这一次的扩张时间要长的多，因此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或社会结构与大部分农业文明的上层建筑相比更适合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也在这个社会中萌芽、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甚至开始尝试着挑战军事贵族的传统权力。不过，由于经济总量和剩余产品持续增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分享经济增量的方式去化解，所以统治集团的总体趋势是各个集团合流，并持续扩张。
进入15世纪后，西欧内部的扩张再次接近极限，但习惯于扩张的上层建筑依然保持着它的运行惯性，试图不断的在持续增长的经济基础上扩大自身的规模，这就需要得到新的财源。然而，欧洲附近地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占。阿拉伯势力已被赶出西班牙半岛，北非在灌溉系统被柏柏尔人破坏以后，土地退化，油水不大，东面是强大的土耳其帝国，直到1683年还能围困维也纳，无法挑战，于是过剩的人力开始向海外寻求发展，开拓商路、寻求空白的拓殖地区或可奴役的弱小的民族。
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在海外扩张上是具有一定优势的。首先，欧洲的主要农业地区被夹在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两个深入内陆的海域之间，在无法测量经度和对抗风暴的年代，内海航行的安全性远远高于在开放的外海或大洋上航行，这使欧洲人不需要付出太大尝试就可以享受到海运的便利，也为未来的大洋航行在技术、文化、人力上都提供了基础。至于其他文明，中东虽然也有内海，但主要的农业文明地区并不在内海沿岸，东南亚农业文明地区主要分布于半岛和群岛，但在雨林包围之下，与几个处于温带的主要文明尚有差距，因此，在1500年前后，欧洲是最容易采取航海扩张方式的文明。事实上，最早、最关键的几次航海发现正是由地处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伊比利亚半岛的探险队取得的。
欧洲的航海技术也受益于整个旧大陆缓慢提高的技术水平，他们拥有来自中国、中东、印度等各个文明的航海仪器、测量仪器和天文-数学知识，和在各个海域锤炼过无数次的帆具。那个时候并没有知识产权和专利的说法，技术传播缓慢却不停顿。如果以世纪为时间单位，在工业革命以前各个文明体系可以共享差不多的技术。虽然在农业文明时期旧大陆各个文明都可以在海外探险时用上当时差不多最先进的技术，但从长期来看技术水平确实在提高。当时的欧洲探险者与几百或数千年前的同行不同，拥有可以横跨大洋并返回的船只，以及能够精确向其他人描述路线的绘图、测量技术。而希腊人、阿拉伯人在他们拥有海外扩张欲望的年代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西欧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它的地理位置。拿起一个地球仪，我们可以发现，全世界全部可定居的陆地的中心位置就在西欧（海洋的中心差不多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干旱地区），而从旧大陆主要文明地区前往新大陆的富饶地区（对于无计划的探险来说，到达贫瘠地区是没有意义的，不会促进进一步的探索），最方便的路线就是从西欧西进。当然，当时的西欧航海人员并不知道这些优势，但由于地球的大陆分布状态，没有人会有意识的去探索一块肥沃的新大陆，也不会有人预先知道是否存在一条绕过非洲的航线，所有的海外探险都是赌博。在这场赌博中，如果说欧洲只需要用3个骰子掷出12点就能胜利的话，其他文明至少要16点或18点。因此尽管是无意识的下注，欧洲的赢面要大的多。
在1500年前后，以造船业技术水平、投入航海的资源等方面而论，欧洲在航海探险竞赛中只是略有优势，但由于地理位置等一些随机因素，欧洲率先发现了绕过非洲的航线和美洲大陆。不过，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建立在连续数百年扩张性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在1500年前后，欧洲的整个上层阶级已经形成了强大扩张的惯性，这种惯性是其他始终处于人口-资源循环中的文明在这一时期所不具备的。同时，欧洲农业在很长的时间内能够提供高比例的剩余粮食，养活了大量的工商业者，一旦扩张停滞，这些工商业者和他们提供非农业产品立刻就显得过剩，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压力。因此，本来处在衰退前夜的欧洲一旦取得海上优势，体制的压力就促使它迅速的把这种地理发现转化为经济利益，进而保持了扩张状态下技术和文化的繁荣，保证了非农产业和上层社会的持续扩张。欧洲航海技术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发展到了手工制造业所能达到的上限，这反过来又巩固了欧洲的海上优势。
具体而言，大航海时代对欧洲经济有4个积极影响：
第一个是欧洲商人和海军掌握了工业时代以前的主要商业渠道。
当欧洲的商船进入印度洋时，中国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海外探索，而从伊斯坦布尔一直延伸到印度的伊斯兰教诸帝国刚刚把突厥蛮族的冲击力和火器与农业文明的经济优势融为一体，势力如日中天，又占据了旧大陆农业地区的中心位置，满足于从陆地商路及沿海贸易的利润和陆地上的扩张，对大洋上的扩张并无兴趣。至于比较落后且不统一的东南亚文明，实在没有实力与欧洲人在海上对抗。因此葡萄牙人和随后而来的西欧所有国家的船队很轻松的用野蛮手段获得了海上霸权——不是因为他们很强大，仅仅是因为有能力对抗他们的文明暂时不需要海外扩张，而愿意作战的对手又太弱。
掌握商业渠道意味着西欧商人可以享受许多垄断性利润，刺激了对航海投入的增加，更多的探险家和水手加入商业冒险，更多、更好的舰队被建立起来，这巩固了西欧的海上霸权，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利润的增加。不过，光是掌握海上交通和一些微不足道的大陆立足点，并不足以让欧洲获得根本性利益。因为与旧大陆那些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文明相比，欧洲的手工业并不占优势，也没有多少过剩物资可出口，因此，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暂时还无法通过自己的贸易渠道和平卖出大宗商品。至于以海盗方式野蛮抢掠的物资，也毕竟是少数。欧洲早期的和平贸易限于奢侈品贸易，而且主要以进口为主（当然，他们可以在通货不足的时候选择不买，这也勉强算个好处）。这样的贸易确实可以改变欧洲内部的资源分布，促进远洋商业，甚至释放一些过剩人口（葡萄牙霸权最强大的那几年 从本土出发的船 能到远东的只有67% 船员损耗超过50%），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会给欧洲的经济或平民带来多大的益处，它的最大作用是为下面的几个事件提供了条件。
第二个影响是他们可以从容选择弱小的文明进行征服，同时与强大的农业文明保持和平接触。
光掌握海上运输线并不能让当时欧洲军事贵族-资本家的联盟感到满意，因为从纯粹的物资流动来看，欧洲只是从海外运回了一些珍贵的奢侈品，却要为此付出贵金属和大量人力物力。掌握远洋贸易的集团发了大财，但既然没有在欧洲以外得到真正的经济物资或通货，他们的富强必然还是以其他统治集团的衰落为代价。因此，暂时无力在和平贸易中获得真正利益的欧洲人必须用其他手段来实现真正的扩张与剥削。
军事扩张显然是第一种考虑，不过，即便远洋海运大大降低了跨文明区域军事行动的成本，即便海上霸权带来了很大的机动性优势，西欧在大航海时代初期最多也只能支持1万人左右的海外远征，这种人力上的绝对劣势限制了他们的野心。好在海军的优势使他们不必担心报复，可以对各个文明进行试探性进攻，然后选择弱小的的发起征服。第一个牺牲品就是衰弱的印度。
印度是几个主要农业文明中唯一不与亚洲中部大草原直接接壤的，除了几个容易防御的山口外，印度被青藏高原和沙漠、大海严密的保护起来，因此军事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相对要差一些。自伊斯兰教出现，不断的有文明化的军事集团从西北方向入侵印度，莫卧儿帝国就是这些冒险集团里的最后一个。如果没有经常性的外部压力，非本土化的军事集团堕落是很快的，到了17世纪中叶，莫卧儿帝国已经四分五裂，衰弱不堪,成为欧亚大陆暂时最弱的一个文明。欧洲人乘虚而入，迅速的在政治上取得了这块人口众多的次大陆的主导权。
以往印度的征服者是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军事冒险家，或是已经接受了中亚文明影响的半蛮族部落。它们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上层社会集团，征服印度后满足于消灭原有的上层社会，但大体上维系原有制度不变，以征收剩余产品的方式来收取自己的“利润”。西欧的征服则是另外一个发达农业文明通过少量前哨站对整个次大陆的征服，新的征服者是商人，除了通过几次短促的战争掠夺一些财富外，它们在本土的压力下，迫切需要用新的经济手段牟取长期利润，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不平等关税。这些商人兼军官利用手中的商业渠道和暴力强行为印度与西欧之间的贸易指定了关税，来自欧洲的产品进入印度的税率保持在个位数甚至为0，国内的政府还要给商人担保和奖励；而印度商品进入英国和欧洲的税率被抬到不可理喻的70%甚至更多。当英国人发现自己薄弱的纺织业在关税保护下依然不成气候时，干脆在1700年制定法律禁止在国内销售印度棉布。总而言之，欧洲人在印度不择手段的为自己的商品打开销路，在英国独占印度的控制权后更是如此。
由于西欧人占有海上商业渠道，而且在印度次大陆取得了军事霸权，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贸易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印度繁荣了数千年的手工业与商业在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即告衰落。以往农业社会经济基础在和平状态下发生这种转变一般需要上千年，以这个标准，印度工商业的衰落几乎算的上是一瞬间的事情。农业社会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行把人口重新分配到农业，也无法通过转移支付解决问题，于是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饿死，许多繁荣的市镇变成废墟，白骨蔽野。印度剩余的农矿业被迫向欧洲购买商品，向外输出粮食和贵金属。
通过这种方式，西欧（尤其是英国）在手工业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一般看法是劣势）为自己开辟了数亿人口的倾销市场，并从这个大市场中获得了高昂的利润，为自己已经过剩的非农产业找到了出路，工商业规模和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这不仅意味着眼下的繁荣，在不久的未来还是工业革命的重要诱发因素，只是没有人可以预知这一点。
除了印度，还有部分非洲沿海地区、美洲自发形成的殖民地、美洲、非洲原有的文明以及亚洲其他主要文明的一些边缘地区屈服于西欧的军事讨伐，被迫接受欧洲的不平等贸易。这倒不是因为西欧这时就拥有了天下无敌的武力，而是由于旧大陆几个主要农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技术发展水平远胜于其他地区，在军事上更是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西欧这一时期的军事水平并不是最突出的，却是旧大陆唯一能把正规军投放海外的地区。所以那些在军事上软弱的地区尽入西欧人之手，印度的工商业被摧毁，非洲则在奴隶贸易中损失了1亿人口，美洲和东南亚某些地区的文明更是被连根拔起，它们以自身的生存为代价，为欧洲的发展做了垫脚石。
同时被西欧作为经济殖民地的还有以二次农奴化为代价的东欧，不过，即便欧洲没有海外开拓，在西欧进入扩张期后，落后的东欧也会暂时的从属于西欧，所以这倒不能算是大航海时代的结果。
第三个是海外贵金属矿藏的发掘。
前面说过，在西欧取得海上控制权的早期，西欧并没有与旧大陆其他文明相称的手工业，因而必须先消灭旧大陆文明地区的工商业，或是等待空白的新大陆殖民地产生足够的购买力，才可能通过卖出商品来获得利润，而这需要时间。在这以前，欧洲的海上控制权只能用来与旧大陆的陆上商路竞争，赚一点转手利润。
海上商路的畅通不仅把落后地区暴露在欧洲的攻击之下，也把欧洲与那些更古老、工商业更发达的文明连接起来。即便有关税壁垒的保护，欧洲相对落后的非农产业依然遇到了强劲的竞争，欧洲消费者乐于用自己的贵金属和初级产品去东方换取精美的商品。他们毕竟只控制了印度，中国、波斯、土耳其、日本等国家的强大和富饶是西欧暂时无法比拟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支付手段，欧洲至多可以通过海上优势保护自己不成为经济殖民地，超越其他文明不大可能。
就在欧洲苦于通货外流时，他们在美洲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金银矿。由于可以随意的把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本土的破产农民赶入矿井，这成了西欧的一笔天外横财。在大航海时代的早期，美洲的贵金属源源不断的从拉丁美洲运往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本土，分散到整个西欧，再由东行的商船运向中国、印度或者奥斯曼帝国，从而使欧洲可以保持与东方的贸易平衡。鉴于美洲贵金属的重要性，西欧对殖民地本土势力从美洲直接贩运贵金属到远东的行为一直是严厉打击的。
英国最终还是打垮了印度本土工商业，通过工业革命和毒品贸易解决了对中国的出超问题，但在这以前，美洲的贵金属是唯一能够维系欧洲与东方贸易的东西。如果没有美洲的贵金属提供对内和对外的购买力，欧洲的手工业无疑会受到严重的压制，进行海外贸易的兴趣会比历史上低的多，海军和海外贸易网络可能会比真实历史中的规模缩小一半以上。从欧洲内部来说，如果没有美洲贵金属流入，一个只会从本土搜集水手和通货，从海外运回制成品的商业集团必然会受到主流本土势力的排斥，因为这个海外商业集团是东方农业文明的“买办”。无论是从欧洲当时的角度去观察，还是考虑手工业水平进步和海外贸易网络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美洲贵金属对西欧经济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影响是最重要的——美洲、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等“空白”可开发土地被西欧占有。彻底改变了西欧文明的人口-资源比。
由于欧亚大陆文明相对其他陆地的绝对技术-军事优势，西欧人征服那些海外领土要比从征服印度容易的多。南美洲数千万人口的印加帝国、中美洲尚武的阿兹特克，都被欧洲规模很小的探险队打的落花流水，至于北美洲、澳大利亚那些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部落更是只有被屠杀的份。落后地区的人口先是在军事上被征服，然后是由传染病无意识的屠杀（人口稠密地区的人类对传染病的免疫力要强的多，携带的病菌病毒也更多），最后是被殖民者残酷的奴役。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本来就远低于旧大陆，经此磨难，几乎彻底变成了空白地区，可以让西欧殖民者随心所欲的开垦。
人类社会在此前从未有哪个文明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之多的土地资源。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当人均可利用自然资源上升时，社会将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人均收入、劳动力价格、肉食比例、技术进步速度、文化繁荣程度在这个时期都会上升，西欧发生的事实正是如此。不过，与金银矿产或贸易利润不同，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产生决定性作用要在发现美洲2个世纪以后。
由于农业文明几千年发展的惯性和早期航海的高风险性，起初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新大陆的意。，向海外释放人口和从海外得到自然资源以抵消本土环境压力的过程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规模。在这以前，美洲和大洋洲的经济意义还不如几个热带岛屿（金银矿除外），社会意义限于当做免费的监狱，只有罪犯、异端、少数教派、赤贫者等生活不如意的人才愿意迁居海外，18世纪中期，北美洲的人口仅为200万上下。
17世纪以后，即便有海外贸易的贴补，欧洲的人口还是给环境造成了沉重压力。连续的经济衰退横扫欧洲，西欧人开始大规模向美洲移民。而已经到达美洲的移民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迅速繁衍，人口增长率远高于他们在美洲的同胞。这种人口分布的变化给掌握海外商路的西欧带来了两个后果。
先是本土人口压力的减轻，减轻了欧洲本土的环境压力和社会压力，其原因在前面论述人口-资源比所引发的农业社会发展周期时已经谈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如果要看例子的话，最典型的例子当看爱尔兰，一个在二战前始终未能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在几百年间向海外移民600多万。同期有150万人死于灾荒，这还是在美洲高产作物——土豆充分种植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欧洲不通过海外移民释放人口，那么激烈的生存斗争随时会一个充满过剩人口的欧洲发生，那些无法获得海外贸易利润的偏僻角落一定会以传统的的战争方式去争夺资源。移民人口主要以赤贫者为主，还有大量少数教派，他们是社会危机的火药桶和打火石，正是因为卸去了这些危险力量，欧洲才得以轻松的走向工业革命，而不是陷入以往农业文明的周期循环。
欧洲的殖民地接纳了本土的过剩人力，这些人力与殖民地的广阔天地相结合，生产了大量过剩粮食，不仅可以支持殖民地人口的快速增长，还可以向欧洲出口。而工商业这种比较复杂的产业在殖民地的发展尚需时间，于是欧洲可以很轻松的用手工业产品换取大量的过剩粮食，继续保持本土高比例的非农产业和繁荣的经济。殖民地还出口大量的棉花、油料等初级产品，它们一样要占用口粮田，因此与出口剩余粮食的效果是一样的。控制殖民地的西欧国家在这种贸易中尝到了甜头，还会制订政策禁止殖民地发展自主的工商业，限制殖民地向其他地区出口初级原料和粮食。除了农产品，新大陆还有大片的无人地带，西欧从中获得了木材、矿石、兽皮、鱼干等重要物资而无须进一步破坏本土环境，避免了环境灾难。总而言之，海运的便利使西欧可以利用海外资源来促进自己的繁荣。
从十字军时代到黑死病再到文艺复兴，西欧从连续蛮族入侵的混乱中恢复过来，重新成为一个主要的农业文明地区，这一时期欧洲的发展与旧大陆大部分文明的循环式发展没什么区别。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的3个世纪，西欧文明控制了大量殖民地，征服了一个旧大陆发达农业文明，人均财富与其他地区拉开了差距，手工业水平和军事技术也有明显提高，科学文化进步很快。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欧洲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发展位置上进行了海外扩张，而且很幸运的位于一个很方便进行海外扩张的地点。因此西欧文明能够利用那些人类从未想到过的富饶土地，随意的选择其他古老文明的薄弱点发动进攻，从而暂时摆脱了旧大陆农业文明的旧发展模式。我们可以认为这时的欧洲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地区，不过，这时的欧洲还远不是世界的主宰。
1780年工业革命开始，欧洲以海权为基础的繁荣时代结束了（欧洲即将进入另一个繁荣时代，但原因不同），欧洲从未享有过如此的繁荣。不过，就在不久前的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还有能力围攻维也纳，并在随后的1个多世纪里与欧洲强权正面对抗。尽管西欧人终于开始控制印度，但他们在其他强大文明的势力内，最多只拥有一些小小的贸易站，而即便是这些贸易站的存在也要依赖于那些古老文明的允许。这说明欧洲的胜利还远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可以引用斯塔夫理阿诺斯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状况：“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震撼欧洲的有名的六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地区，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仅拥有少数飞地，而在远东，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还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规章制度。”
如果在头脑中除去所有现代的科技知识，把我放回到1780年，我可能会总结出本文前面部分所总结的那些历史规律，并以此规律进行预测：
我会预计人口继续扩张，直到把整个地球的可开发土地都用完
由于欧洲领跑世界的基础只是并不太超前的航海技术和海外领土，我预计其他文明会随后仿效欧洲的发展模式。
那些海外领土的工商业发展是无法阻止的，随着人口和实力的增长，他们会摆脱欧洲的控制，利用自己的资源发展成强大的农业文明。
世界将会在人口再次过剩时发生动荡........
不过，我不会预计到以下内容：
我不会预计到经济在随后2个世纪内会有突飞猛进的增长。
我不会预料到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会征服包括最强大的农业文明在内的全世界。
我更不会估计到即便在欧洲人取得如此大的发展后，他们依然会在欧洲本土发动2次规模空前的大战，屠杀掉数千万人口，彻底失去世界中心的地位.........
这一切都是因为工业革命！农业-手工业时代的历史规律无法用来推测以后的发展，甚至无法确定这个规律本身是否还会存在。我们曾经反复强调不可以用道德来影响历史研究，但工业革命以后普适道德的出现将否定这个说法。工业革命是一个无法回避也无法预计的事件，下面一章对此有详细论述。
预告：下篇《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非此前同名作品）将在春节前后接受各位老师和朋友们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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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工业革命为何在18世纪末的英国开始？
我们知道了工业革命的具体过程，但一旦这一过程失去了神秘感，那么相信读者立刻就会提出无法回避的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真实历史中的那个时间、地点开始？为什么人类必须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度过上近一万年才能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其他农业文明会率先享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前面几节对农业社会的特征、工业革命的内容、近代以来西欧的特点都做了充分讨论，本节将尝试在这一基础上解释真实历史中爆发的原因。
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旷世巨著，教皇蒲珀对这一事件做出了毫不夸张的的评价：“大自然和她的法则隐匿于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天地一片光明！...”牛顿作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天才，给人类带来了解释万物运动的精确理论——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还有微积分——连接简单的物理定律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桥梁。这些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其他成就，比如光谱的发现、热传导公式的提出这些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发现者名垂青史的成就往往会被人们忽视。自牛顿以后，人类得以量化的理解自然规律，进而作出量化的预测，有意识的设计各种新机器来提高效率而不是靠经验和运气来取得新发明。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科学开始自牛顿。
从牛顿开始展露天才到工业革命的爆发，中间只隔了不到一个世纪。两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相对漫长的农业社会而言）先后发生在同一个小国，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不过，许多能力有限或缺乏耐心的历史研究者弄不清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试图在头脑把历史简化到他们能理解的程度，典型例子就是认为时间上靠的如此之近的重大事件之间必然有因果关系，于是宣布工业革命是牛顿时代科学革命的直接结果。直到今天，由于这个错误观点看似简单，所以依然有很大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天文学的概念来类比。
用望远镜巡视宇宙，可以发现一些靠的很近的恒星，如果两两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双星。大部分双星之所以靠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确实离的很近，互相吸引，绕质量中心旋转，这叫物理双星，大概1/3的恒星都与邻居结为物理双星。不过，不是所有的双星都是物理双星，宇宙空间相对微小的恒星光点虽然非常浩瀚，但当观测到星星足够多的时候，还是某些星星不是因为真的距离很近，而是因为在天球上的投影恰巧靠在一起，从而表现为双星，这叫光学双星。天文学的入门者无法分辨两种双星，往往会认为自己看到的靠在一起的恒星都是互相绕行的邻居，不过，更进一步的观测可以很容易的用光谱分析来区别这良种双星。类似的，历史重大事件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搅动社会，引发其他的重大事件，从而使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集中于少数转折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在年代、时间上相近的历史事件之间都一定有因果关系，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同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没有任何历史或物理定律禁止两个在时间上相近的事件各自独立产生并带来自己的影响。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正是如此。
说到科学，我们必须先指出技术和科学之间的技术与分别。科学的定义在本文的开头已经给出了：所谓科学，就是在事实和简单这两个标准约束下描述世界的一种体系。而在经济的意义上说，技术是指制造一种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简单一点说，科学试图描述并预测世界，关心的是各个事件之间的逻辑；技术则是经验主义，关心某件事情事实上是否行的通。从历史上看，技术和科学不一定有联系。古希腊就存在过与现代科学体系非常相似的科学体系，他们也讲事实，讲逻辑，在事实的基础上追求对世界的最简单描述，但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把科学应用于经济技术是非常耻辱的事情。阿基米德如果不是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是绝不屑于与奴隶或下等人站在一起制造机械的。。近代早期的科学界这种风气也很严重，一般严肃的历史研究认为，科学与技术的正式结合应当在电力革命前后，这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以发掘物质世界规律的科学一直和经济部门里的具体技术相分离呢？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技术为什么不向科学寻求支持？？这就需要考察科学和技术在经济中各自的具体作用。
由于今天科学和技术已经在经济领域内结合，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科学建立自身体系的方式是自上而下，自简而繁。科学先建立一些基本的原则，如相信事实、尊重逻辑，然后以此为基础对自然规律作出定性判断，如地球是球体、物体存在惯性，慢慢的从定性到定量，如衡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地球的半径。最后才是通过这些规律进行预测并进行验证，如根据物体的运动规律来给大炮加准星，根据微生物生长的特性降低葡萄酒制造过程中的变质率等等。而技术则是彻底的反过来，先根据经验告诉徒弟葡萄酒如何放置可以不变质，大炮的仰角放在多少可以打中指定距离的敌人，如何砍树最省力气......这一层次的技术学习完全是死记硬背或条件反射，然后为了便于掌握再把相近的技术进行合并归纳，自下而上，自繁而简的建立体系。科学与技术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进入经济，它们的结合点和结合时间取决于两者伸展的速度。
对于技工来说，技术熟练与见闻广博很难兼得，技术体系一般局限于某个经济部门以内，所以技术很难向上突破去接触科学，这一点在前面讨论农业社会时已经充分介绍了。而长期以来，科学向下伸展的速度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科学的原则是简单，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在自然界和人工制品中，很难找到足够的“简单体系”来进行考察，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很容易取得标准化制造的天平、砝码、尺子、低摩擦的导轨、无色透明的玻璃容器和透镜、钟表等实验材料，但在工业革命以前，这都是非常昂贵的物资。因此科学家们必须具有非常强大的抽象思考能力和悟性，有时还要加上一点运气，才能从非常复杂的事实中提炼出简单的规律。实验条件的恶劣甚至逼迫科学家们在遥远的天体里去寻找“无摩擦运动”和可以用简单参数描述的轨道。力学这个与周围的事物紧密相关的学科，近代以前的进展却都与天文学观测成果有关，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从天文学中获得一个免费的实验室，大部分研究只能作出定性的判断，离指导具体生产还很远。
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很久，机床和蒸汽机提供的便宜、精确的实验器具才允许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模拟抽象中的理想化实验，科学因得到了发展的肥沃土壤而飞速发展。很快，不断细化、具体化的科学终于能够定量的解释已经被机器足够简化的生产流程（具体到每一道工序里的主要参数，确实是简化），并作出预测和指导。科学与技术在这时终于上下相通，在大多数领域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以前，科学是无法真正影响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或许有人会指出欧洲人向西航行以求到达中国的新航路这一举动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地是球体，认为这是科学的作用。不过，如果哥伦布真的知道地球的真实大小，如果他知道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还有太平洋和美洲，他肯定不会向西航行。运气和科学是两回事情。
从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核心部分的本质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体系收集、利用负熵流的形式。既然在工业革命产生一定效果以前，科学对技术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认为科学进步造就了工业革命是不合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是什么触发了这场技术革命并使之发挥作用。
根据前面的分析，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其物质基础在于生物界以外存在大量的低熵物质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矿产。但这是所有文明共享的潜在财富，因此不能说明18世纪西欧的独特性。所以关键在于三点：
A技术进步达到了可开发自然界以外负熵源的水平，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条件
B从开始系统利用自然界以外的负熵到彻底改变经济基础，其间技术进步所需时间不能太长。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必须在短期内全部发展出来，否则这一工业化进程不能称为“革命”。
C 社会结构必须给这些核心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条件。
从历史上看，技术革命的实质是农业社会手工业的升华，在这场技术革命爆发以前，一切社会规律依然在农业社会的轨道上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以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为基础，讨论工业革命的爆发原因。
先考虑条件A。正如前面指出的，“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长期技术增长速度是一个基本独立存在的，稍大于0的参数。因此，无论是考察平均水平还是最高水平，公元1500年的技术水平或许和公元1600年没什么差别，但肯定显著高于公元500年，更显著高于公元前的技术水平。工业革命初期所需要的基本技术虽然很粗糙，但至少也要有一台能在任一领域取得经济效益的蒸汽机，和能够制造第一台金属机床的手工金属加工能力。
从什么时候起，旧大陆人类的技术水平足以满足这2个条件呢？罗马帝国和汉朝鼎盛的古典时代，连螺栓螺母都没出现，水车刚刚发明，显然不合格。虽然火药最晚在9世纪就出现了，但1300年前后东西方才有铸造的火炮出现。考虑到军事技术一向领先于民用，这表明1300年以前金属加工技术是造不出蒸汽机和蒸汽机所需承压管道的。不过，要想从1300到1780年之间定一个确切的界限，似乎不太容易。农业时代技术增长的平均速度实在太低，而且短期内还会有反复，无法对数百年的历史进行定量讨论。我们权且把这个年代的上限定在1300年，这样就很方便的排除了许多文明的鼎盛时期。
再考虑条件B。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农业文明技术进步相对较快的年代就是那些粮食剩余较多，非农人口比例高的年代。在旧大陆基础技术水平足以允许发展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以后，那些正处于循环上升期或是因为对外扩张取得过剩资源的文明显然有更多的机会 取得技术突破。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科学进步的问题，根据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科学和文化一样，是无法直接生产粮食的。农业社会的科学因为无法与技术相结合，其性质是上层阶级用来娱乐的奢侈品，因此它的繁盛与否也总是和剩余粮食数量或人口资源比同步变动。因此，我们可以用西欧的海外扩张来解释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也可以解释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同步性。
还有条件C。应该注意到，工业革命是在开始很久以后才能通过化肥、育种等技术提高农业单产的。在那以前，新生的工业只能节约一些人力，并不能在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中解决粮食问题。因此，一个处于人口过剩或人口平衡态的农业文明如果拥有了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最初的重工业部门必然会挤掉很多人的饭碗。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由于出现了多余人力，而粮食产量没有同步增长，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会彻底抵消节约少许人力的益处。中国清朝政府早期抵制修铁路的理由之一就是会造成民夫失业；长江上的船夫也曾联合起来抵制轮船公司，这种现象也限制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地点。相反，在土地相对过剩的文明中，即便是最粗糙的重工业部门也足以同时提高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要把因人力而无法开垦的荒地纳入考虑）和粮食总剩余。因此，无论技术突破在哪里出现，由于在工业革命爆发和重工业有能力促进农业单产之间存在时间差，只有不存在过剩人口的文明才可能真正使工业化充分展开。
这三个条件对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和地点作出了限制。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不应该断言超出条件的事情完全不可能，毕竟小概率事件总是存在的。不过人类只能考虑那些在自己理智范围内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条件对各个文明的历史进行一番扫描，看看各个文明和时代与条件的吻合情况，从而分析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个条件剔除了1300年以前的所有时代。同时告诉我们1300年以后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在这以后取得技术突破的文明有很大希望利用工业的力量在随后的几百年中继续领先。西欧在1300年以后正处于一个超长的发展循环的上升段，同期的其他文明都因为没有类似的条件而依然保持稳定的循环周期，上升段最多持续 300年就要转入衰落，因此西欧一旦弥补了以前衰落时期的落后，技术领先时间要长的多。在这场无意识的赛跑中。西欧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至于第二、第三个条件，通过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读者应当可以发现可以把问题简化为是否能降低人口-资源比。西欧因取得美洲和压制印度的工商业获得了大量空白土地和原材料，这既促进了技术进步，也给重工业这个排挤人力的新经济部门让出了发展空间。因此，综合下来，西欧是当时最可能取得工业突破的农业文明。
前面指出了西欧的主要优势。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也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爆发，比如：
英国恰好在打败其他竞争对手，取得海上霸权的同时砍光了自己的燃料林，被迫大规模开发煤矿；而英国的煤矿含水量较同期另一个采煤大国——中国要高的多，排水问题严重，这都促进了英国蒸汽机的使用。
欧洲内部市场渠道发育较晚，商品和贵金属的长距离流通都被少数大资本垄断，经常受到政权干涉，反观中国和土耳其这种较早进入平衡态的农业帝国，稳定的市场经济已经吃掉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大资本。当出现一个彻底打破农业社会经济平衡的重工业部门时，是垄断性的大资本而不是经济权力充分分散的古老农业文明更利于其投资。
另外，相对农业社会而言，工业社会需要更强大的中层组织和庞大的企业管理机构，恰好西欧有大量的、正在逐步消亡的军事贵族阶层。这本来是落后农业社会留下来的一个累赘，这时却为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管理经验和组织力量，使西欧不必再付出社会成本从头建立组织。100年后的日本还会因这种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得到便利，象中国这种已经基本淘汰了世袭军事贵族的文明也会因此而吃亏。
不过，这些次要因素的存在与否充其量只能把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前后推动几十年，或是决定工业革命爆发于西欧的哪个地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大势。西欧自从海外扩张开始，其经济中心先后从葡萄牙挪到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最后才是英国，在这以前还有意大利的工商业繁荣。数百年间，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绕了欧洲大陆半圈，而美洲、大洋州还有许多空地没有开发。即便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在英国，有利的人口资源比态势还将在西方文明中持续几个世纪，总会有一个西方文明的经济中心适合重工业发展。自从西欧率先占有了美洲和印度附近的制海权，结合当时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考虑，工业革命的爆发地点最可能爆发的地点就是美洲。
后面谈工业革命的影响时将会论述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技术进步使地球变的越来越小，一个成熟的重工业体系必然会用经济、军事等手段排斥可能的新生重工业体系，并通过技术扩散方式影响其他地区。因此一旦西欧的工业化结束，其他地区即便具备了独立工业革命的条件，也无法再重现西欧的工业革命了。埃及的突厥军官团（当时只是名义上服从土耳其的宗主权）就曾经试图自己建立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结果，英国贸易部长科布登（此人因主张自由贸易，到今天依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推崇）以赤裸裸的语言公开宣布“.......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随后英国军队用大炮和军舰强迫埃及放弃了自己的工业化。这种现象在随后的1个世纪中还将反复出现，如果读者能够理解近代以来西欧是最容易发生工业革命的地点，想必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西欧会经历独立的工业革命了。
以上内容和前面的第十一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西欧工业革命原因的分析。从游牧民族入侵到黑死病，再到航海技术和美洲的发现，在各种因素几百年合力影响，工业革命终于在西欧爆发。西欧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权。经此分析，某些读者或许会认为西欧的历史发展颇有天命所归的意味，发展起来一路顺风，以至于不能用正常的概率来解释。这其实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想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千个乒乓球上写上1到1000的数字，然后放到一个袋子里随机抓出一个，抓到任何一个号码的概率都是1/1000。如果你事先预言了你要抓到什么数字，然后总是一抓一准，那么这确实是有上帝帮你。但如果你事先不预言会抓哪个球，事后却对你以1/1000的概率抓到某个球的事实大发感慨，那么这很无聊。因为你无论如何都要以1/1000的概率抓出一个来，事后诸葛亮是不可以夸耀才华的。同样，只要地球上存在足够的低熵物质，只要技术链允许人类以手工业为基础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地球上总有一个地区会爆发工业革命的，不是西欧也会是其他地区。无论发生在哪个地区，工业革命必然是各种长期趋势和偶然因素在几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慢慢积累影响的结果。既然读者们不是在一千年前做预测，而是对着已经发生的历史做评论，就没必要认为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
还有人把西欧此前几百年的上升期和工业革命后的扩张混为一谈，认为西欧的统治阶层或是文化、制度、宗教、甚至是饮食习惯，总之是某种西欧独有的东西给西欧奠定了“进步”或“先进”的基础。这些缺乏历史整体观的学者不仅无视西欧的经济水平在1500年以前长期低于旧大陆主要农业文明平均水平的事实，认为最近几百年西欧的相对领先就是整个历史，还犯了为历史设定目的的根本性错误。作者在此要重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时代的人类对超出他们科技水平之外的事物都只能进行无根据的猜测。即便有人可以在遥远的古代设计历史，他们也无法根据工业革命所需的条件或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位置设计制度，让自己的子孙从中获得利益。
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确实是手工业借助自然界低熵物质的一次“升华”。不过，正如前文的论述，工业革命爆发的时候科学还没有与技术相结合。既然科学并没有对技术进步进行指导，那么自然没有人可以规划工业革命。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旧大陆的科技水平宏观上不断上涨，具体到每个文明却是时涨时落，一旦手工业水平达到了某个水平，工业革命就具备了可能性。西欧恰好在这个时期领先于其他地区，最先达成了技术突破，而且社会条件利于排挤人力的重工业发展，因此率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受益。这在历史上并不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一般认为，旧大陆中央大草原的存在使得旧大陆各主要农业文明得以便利的从其他文明学习技术。不过，由于印度与中东之间、中东与欧洲之间存在便利的水路交通，所以它们之间的技术交流要比同远东文明的交流容易的多。不过，由于农业时代出现新技术的频率实在太低，即便技术的自然扩散很慢，各次技术进步之间的间隔依然足够技术传遍整个旧大陆。僻处远东的中国也没有因地理位置不利而明显落后于旧大陆的平均技术水平。相反，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社会相对安定，许多技术在中国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技术细节，从而发展到了农业社会的顶峰。
不过，在定居农业时代的早期，技术进步随机出现的频率要快的多，冶炼、轮子、石工技术、陶器技术.........在短时间内先后涌现。因此印度、中东、欧洲三个联系紧密的农业地区在技术上较远东、东南亚要先进一些。这或许也正是第一、第二个农业文明都出现在西亚水陆交通枢纽（今叙利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原因。典型例子就是炼铁技术率先出现于西亚，然后是欧洲、印度，最后才传到中国或通过间接影响触发了中国金属炼铁技术的出现。（中国炼铁技术应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亚在公元前1400年或更早，印度和欧洲均为公元前1200年，铁器在中国真正普及要到西汉）
铁器时代的姗姗来迟中国使中国在青铜时代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在西方诸文明已经用块炼铁取代了成本昂贵、原料复杂的青铜时，中国还在努力改进青铜技术。结果，包括高温冶炼、大型铸件、原料破碎、强力鼓风技术在内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发展。等到炼铁技术在中国出现，这些从未在其他文明出现过的青铜冶炼技术细节很自然的让中国直接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由于其他文明过早的结束了青铜时代，没有哪个文明会努力发掘青铜冶炼技术细节，生铁冶炼要到14世纪才会在中国以外出现。炼铁技术的超前还使中国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能够大规模制造球墨铸铁、可锻铸铁，在东汉就能以炒钢法炼钢技术，在明朝就利用焦碳冶炼技术，这些技术在西欧的出现都要等到1700年前后，离工业革命只有不到1个世纪。
中国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在唐宋时期相对其他主要农业文明拥有无可辩驳的技术优势。优质廉价的钢铁不仅节约了人力，还增加了可开垦的土地，改善了人口-资源比。，中国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在经济、技术上均领先于世界，不仅是因为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钢铁技术在其中也起了关键作用。不过，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种上千年的相对富足并非是某个伟大人物或社会集团的功绩，也不是什么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客观的地理环境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也一样。
作者习惯于对历史做假设，用理想中的实验来验证一些事实。比如，保持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和经济基础不变，但改变一些山川河流的分布，改变一些历史初始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其他一些听起来荒诞但合乎逻辑的工业革命方式。
工业化核心技术的突破必须与一个扩张中的社会结合才能产生工业革命。作者注意到在农业社会扩张性的社会制度一般意味着崇尚武力的帝国，而作为初期重工业部门的煤铁复合体最先促进的就是兵器工业，如铸炮、铸枪弹、刀箭等。因此，一个以军工需求驱动的工业革命也是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在虚拟的世界中，由于游牧地区的广大，一个类似蒙古帝国式的游牧帝国以不大的代价忽然征服了一个技术上刚好到达工业革命突破点的农业文明，然后这个类似元朝的帝国试图动员农业文明的力量去继续它的征服。那么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战争为标准的帝国政府或许不会关心传统经济部门的前途，却肯定会对一个能够自行扩张、升级并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加工能力的重工业部门感兴趣。考虑到早期煤铁复合体生产能力的弱小（1800年英国工厂只用了数千台蒸汽机，法国达到这个水平在50年以后），一个庞大军事帝国的军事订货足以让它发展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的水平。然后，随着重工业平均成本的下降，总会有某个足够聪明的工程师或商人认识到重工业部门其实也可以在民用产业中节约 人力的。如果战争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人力短缺，那么工业革命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爆发。
另外一种扩张性的社会制度是奉行一神论的宗教。宗教僧侣们不仅有宣扬教义的强烈愿望，往往还会在修道院或专门的宗教圣地内创造一种半独立于世俗生活的独特生活方式。在一个接近工业革命关键技术的社会里，假如某个自力更生的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劳动时恰巧发明了蒸汽机和金属机床（这并不荒谬，火药最初来自炼丹道士，西方化学起源于炼金术，古登堡印刷术最先用来出版圣经，现代机械表最早用来提醒教士们作礼拜的时间不要迟到），然后把这两者结合的神奇力量归结为上帝的恩赐。那么，早期重工业技术完全可能与宗教结合。事实上，僧侣或祭司们利用一些未曾普及的技术装神弄鬼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宗教色彩的掩护下，即便社会暂时不缺人力，提倡自力更生的早期修道院也完全可能用机器的力量——上帝的恩赐来取代一些人力劳动，直到平民也充分理解这项技术。
这两种假设中的历史只在作者讲的故事里存在，不过应该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革命真正需要的条件——技术基础、技术突破和初期的需求。回顾历史，其实有许多文明在某个时期具备其中的一或两个条件，但这三个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或许要加上第四个限制：在地球不够大的时候，必须保证地球上没有其他地区已经爆发过工业革命）。在公元7-8世纪，扩张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可能是西欧工业革命以前最接近于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历史时空点——政治和经济体制都在征服中变的适应扩张，征服的广大地区足以释放人口，而跨三大洲的帝国又引发了空前的科技交流与进步。遗憾的是技术水平起点低，旧大陆的技术水平尚不允许最原始的实用蒸汽机与金属车床的出现，因此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另外一个可能的候选是清朝鼎盛时期的中国，却因为人口过剩和内部市场交流过于发达、缺乏大资本而未能实现。
总之，工业革命既是一个历史规律中的特殊现象，也是客观物质基础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产物。只有充分理解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发生原因，我们才能真正就它的影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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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次要关键点。蒸汽机和各种机械作为化石能源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限于煤炭、）与各种经济部门的复杂需求之间的媒介，必须用能够被精确加工且耐磨的物质来制造。在农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各种材料中，唯一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物质就是金属，而铁在当时可以冶炼的金属中储量最大，分布也最广泛，当仁不让的成为最重要的工业材料。许多历史学家因此称19世纪是煤和铁的时代。当然，铁矿分布广、储量大的特性在农业社会就被人发现了，远在公元前后，旧大陆几个主要文明基本上都进入了铁器时代，农具、武器等关键工具都用钢铁来制造。在从铁器取代铜、锡到工业革命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之所以钢铁没有创造后来那么多的奇迹，主要是因为缺乏加工它所需要的巨大力量和精确加工的工具。等到蒸汽机和机床的进步结合为工业革命，钢铁的潜力才真正被开发出来，蒸汽机的力量和机床的精度也以钢铁为载体得到了大发展。
在工业革命的前期，由于人类社会远没有把钢铁可加工的精度和可承受的力量（包括抗拉、抗扭、抗剪、抗扭等各种强度）开发到极限，因此，尽管蒸汽机不断的增加马力，机床加工着越来越复杂的部件，依旧按旧方式冶炼的钢铁还足以应付。但是，不管来自农业社会的金属冶炼业有多大潜力，蒸汽机-车床这个以指数方式增长的新经济体早晚会受到其物理特性的限制。事实上，仅仅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熟铁的硬度和抗疲劳性就不足以应付高速转动部件的要求了，而少数以渗透法冶炼的钢材又过于昂贵，工业革命遇到了第一个发展边界。
与蒸汽机和金属加工机床在偶然的情况下进入自身正反馈循环不同，钢铁冶炼业的技术突破是一个可预测的结果。一方面发达的蒸汽机制造和机械制造业给钢铁冶炼提供了足够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越来越便宜的煤炭价格、强大的蒸汽动力、金属部件的加工水平为新型冶炼方式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从1855年到1865年，转炉炼钢法与平炉炼钢法相继实用化，钢铁的质量不断提升，强度足以让发明家们制造更好的机械和蒸汽机，而成本的下降则使这些新发明得以推广应用。很显然，在机械制造业、蒸汽机与钢铁冶炼业之间形成了另外一个正反馈体系：钢铁性能的提升与成本下降使机械变的更精密，蒸汽机的效率更高，蒸汽机为选矿厂、高炉鼓风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精密的机械使精确控制炼钢过程，提高钢铁质量成为可能，三者可以互相促进。不过，由于钢铁冶炼业的进步比较靠后，而且是在蒸汽机与机械制造业取得了革命性进展后才被动的进入工业革命，它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明显要低一些。
从真实的历史来看，欧洲金属冶炼业一直落后于其他主要文明，尤其落后于远东，中国北宋时华北钢铁产量和质量就不逊于工业革命前的西北欧，18世纪印度依然可以出产比西欧更好的铁锭；而英国的金属冶炼在欧洲也没有什么突出地位；除了满足农业需要外，剩余钢铁产量最多的国家一直是偏僻的瑞典。在工业革命前夕，欧洲人终于学会制造可锻铸铁，学会用焦碳代替木炭炼铁，用炒钢法代替渗透法制钢，但这不过是重复其他农业社会已取得的成就，把农业社会的冶炼水平发展到手工业所允许的上限而已。即便金属的物理特性不允许人类进一步提高其加工精度和强度（这并不影响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蒸汽机与机床的革命性突破依然可以依托于农业社会的钢铁冶炼业改变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只把蒸汽机和机床并列为工业革命的基础。
作为19世纪最主要动力源的的蒸汽机和作为机械工业核心的机床成为经济转型的两个关键点并不是偶然的。读者应该还记得这一章的开头给出了经济的定义——采集和利用负熵流。蒸汽机的作用正是把原来只能取暖的煤炭转化为通用动力源，在生物界以外引入了负熵流；以机床为中心的机械工业则给人类提供了统一的工业标准，让负熵得以在各道工序中以较小的损耗流动，让人类能够制造更复杂、含有更多信息、熵更低的产品，从而提高了熵的利用效率。（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当这两个分别对应于经济基本要素的技术不仅可以自行进步，还结合起来形成互相促进的正反馈系统时，不断增长且能与各个行业相配合的负熵流自然会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内节约人力、增进效率，钢铁业的突破就是一个例子。这样，人类的经济水平在短期内发生爆炸性的突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工业革命之所以是一场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蒸汽机与机床的结合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重工业部门，在蒸汽动力机床和通用化蒸汽机出现的早期，整个农业社会都是这个最初的重工业部门发展的空间。因此这个幼稚的重工业部门只需要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大大提高人类的效率。随着初级工业化的展开，特别是当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利润就需要靠重工业质量的提高做基础。已经习惯于从工业中获得利润的工厂主下意识的向重工业投资，要求工程师和最早一批屈尊来关心经济部门的科学家们提供更好的机械和动力。他们很幸运，金属材料的硬度、屈服点、煤炭和金属矿的储量（特别是西欧和英国的储量）都足以支持这种要求。西欧蒸汽动力和机械工业在互相促进的循环中不仅通过开采更多矿藏，雇佣更多人力的方式得到了扩张，还能不断的提高。
我们可以随手找到重工业自行进步的标志性事件：1841年英国人规定了标准螺纹，为世界经济制订了第一个全球性标准；1873年，美国的斯潘塞制成单轴自动车床；在此期间，蒸汽机的工作温度和压力、单机马力都不断增加，还出现了复胀式蒸汽机，热效率从2%增加到接近10%.........这是蒸汽和机械的时代。源源不断的负熵流不仅在所有需要简单人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取代了双手，还通过新的机械工具完成了许多以前的人类只敢在梦中想一想的奇迹。包括达芬奇、培根在内，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在数百年前就根据一些简单的逻辑完成了一些超前设想，比如自行车、升降机、坦克、钢铁战舰、变速箱、机枪、城市规划等，这些空想尽管在原理上可行，但由于缺乏廉价、可靠的部件和同样廉价的动力，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变成了现实。其实，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缺乏有足够小聪明和想象力的发明家，但工业革命后的最初代人因为基础物质条件的迅速提高而拥有了把狂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这个时代的发明家要比他们的前辈和子孙要幸运的多。
重工业部门直接促进了人类采集、利用负熵的能力，同时能够自发扩张、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过，由于人类来自特定的生物，重工业提供的负熵流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进行释放，才能满足人的消费需要。象纺织厂那样只需要持续、稳定、周期性动力和精密机械的部门，重工业部门可以直接提供动力和部件。不过，在交通、农业、科研、化工、军事这些需求比较多样的部门，重工业的促进作用就没有这么直接。来自煤炭的负熵流必须经过处理才能被其他产业部门所利用。比如：交通部门主要得益于铁路和轮船，两者都从蒸汽机得到动力，以精密的部件组成自控系统和控制系统，铁路实用化以后的铁轨和轮船的钢铁船体也只能来自现代重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可以通过应用蒸汽机和简单机械节约人力，这对土地相对过剩的海外殖民地尤为重要。那些尚有荒地可垦的国家都通过使用轧棉机、蒸汽水泵、蒸汽磨、脱粒机等机械提高了粮食产量。等到化肥和农药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工业不仅可以节约人力，还可以真正提高以面积计算的农作物单产。科研本身的方式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但工业化提供了标准化实验器具和低成本的试剂，许多原来只能设想的实验如今可以实际操作并在遥远的实验室进行重复，科学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并最终与工业技术相结合....
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消耗负熵才能运转，所以重工业部门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化石燃料所能提供的负熵流与具体生产所需要的负熵流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其间的转化需要成本。如果这个转化成本高于化石燃料所能带来的利益，那么早期工业革命就无法促进这个工业部门的效益。比如，尽管含有同样热值的煤炭要比含同样热值的食物便宜的多，但在化肥和现代育种技术出现以前，工业负熵流只能取代一些人力，而不能直接干涉庄稼的生长，也就无法提高粮食亩产的上限。在中国这种劳动力相对土地过剩的国家，早期工业是无法解决粮食问题的。所以在回顾历史时，我们对绝大部分人类所需的经济生产都可以被现代重工业所促进这一事实应当感到幸运。这种事实与任何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个人决策无关，只是因为人类的运气。
到了19世纪末，就在蒸汽机和钢铁的效率与精度经过1个多世纪的发展即将达到顶点时，因为人类开掘资源能力的增长，石油和伴生的天然气作为新的主要负熵源进入了历史。石油是一种比最好的煤还要优秀的负熵源，它热值高、运输方便、开采安全；本身是液体的特性使它可以在发动机内部燃烧，直接以高温燃气而不是间接用低温蒸汽推动活塞，热效率比蒸汽机高了数倍。因此石油一出现就在能得到这项资源的工业国家取代了煤炭的能源地位。除了做能源提供负熵流，石油还是新材料的来源。石油可以制造轻巧、易加工却又坚固的塑料，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水平。由于石油的出现，工业革命得以持续它的指数化发展方式。
与石油大致同时进入工业的还有电力。尽管地球上没有电池矿，但电力容易输送的特性使电流立刻成了主要的负熵流动方式。截面十几平方厘米的输电线往往能比数米粗的输油管或几十米宽的运煤道路更快、损耗更低地输送负熵。水流、风力、潮汐提供的动能也可以方便的转化为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从长远来看，电力科技比石油革命还要重要，因为电线不仅可以用来输送负熵流，还可以传递负熵的最高形式——人类信息。这把自动控制系统的成本降低了几个数量级别，脱离机械模拟计算的生产控制机构因此产生，为下一次技术突破——计算机铺平了道路。
电力革命以后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是让人眼花缭乱，计算机、生物科学、航天科技、人工智能、超导技术、核聚变技术.......各种科技突破先后出现，给经济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想必大部分读者对此颇为熟悉，本文不再详述。鉴于人类的人均财富已经在农业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停滞，开始自1800年前后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反常现象”，当然，绝大多数读者应该已经把这种“反常”看成了常态。这种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当然在于地球上有足够的潜在负熵源（包括有限的化石燃料、重元素和可再生的太阳能、水能等等）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物质（如铁矿、木材）。不过，大部分对今天的经济有意义的资源是无法被农业社会开发的——手工业无法从黄砂中制出电脑芯片，炉子也烧不出核裂变。工业革命正是把人类从负熵流限于生物界的农业社会引入新天地的桥梁。一个能够从农业社会脱胎的煤铁复合体使得人类获得了足够的负熵“本钱”去开发这些新的资源。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意义所在。
高精度的金属零件首先是改善了机械传动的效率和精确性，从而使为机械安装控制机构成为可能。这不仅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效率，还在本来就由金属制造的蒸汽机中引入了离心式调速器，节流阀，传动齿轮等传统零件无法组成的辅助机构。这些机构提高了蒸汽机的热效率，更重要的是减少了使用蒸汽机所需要的维护人力。其次，经济回转机构和传动轴的出现使往复运动的活塞可以支持各种复杂的运动，蒸汽机的用途更加广泛。还有最重要的金属镗床，它大大降低了蒸汽机关键部件——汽缸和活塞的加工误差，从而使漏气带来的效率损失、摩擦带来的传动损耗都降了一个数量级。最后，精确加工的部件使蒸汽在多个容器之间的密封传递变为可能，冷凝器得以与汽缸分置，为蒸汽机节约了大量的热量。这些以金属加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改进彻底改变了蒸汽机，使它从一种笨重、昂贵、专用化的罕见机械变成具有重大工业价值，可以在各种场合和地点使用的通用动力机，这正是瓦特及其他工程师在工业革命中完成的进步。这些进步固然伟大，但如果仔细研究科史，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什么非常复杂或有突破性的进展，几个主要改进的基本结构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各种工艺品或生产机械中已经存在，只是因为成本或材料加工水平的限制才无法应用于蒸汽机和其他承受巨大力量的机械。金属加工技术的进步为这些技术进步提供了适当的土壤。即便瓦特这个人不存在，我相信在1800年前后也会有其他人利用新的金属零件去改造钮可门蒸汽机。
没有动力的机床不会自动运转，无论是切削还是锻压，只要你想得到特定形状的零件就必须对金属作功。不过，金属的硬度和韧性都很高，想靠弱小的人力准确的改变金属材料的外型非常困难。从青铜时代的兵器制造到工业革命前期的手工机床，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是通过各种工具来集中人的力量。铁匠用数秒种的时间挥动大锤，然后在几十分之一秒内向铁块释放锤子的动能，才能把铁块的形状改变一点点，这是把在时间上集中力量。扳手手柄要旋转几十厘米，工作面才旋转几厘米，从而使人力可以扭转金属，这是在空间上集中人的力量。不过，我们应该记得能量守恒定律，简单机械可以省力却不能省功，在时间和空间上集中人的力量必然以增加作功的时间和距离为代价。所以，金属加工业最终要受到外界输入动力的限制。只要人力不仅用来调整零件的形状，还要负责提供破坏、重组金属晶体结构所需要的能量，金属零件的加工效率就始终是有限的，无法持续降低成本。
鉴于动力在金属零件制作中的重要性，蒸汽机作为一种强大、稳定的通用动力源显然会给金属加工业带来根本性变化。蒸汽机一出现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动力将使人类可以加工出以前难以成型的金属部件，同时大大降低复杂部件、大型部件的成本，这反过来也会促进蒸汽机的效率和推广。1830年前后，带有蒸汽动力的机床开始批量使用，在这以前20年，瓦特已经完成了第一代通用蒸汽机的改进，这标志着蒸汽-采煤和金属加工机床这两个正反馈系统已经结合为一体，两个工业部门通过交换越来越多的可利用能源和复杂的机械来循环扩大，工业革命达到了它的高潮。
先说蒸汽机。虽然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蒸汽可以产生推力，甚至在公元前后就有数个文明曾经制造过早期蒸汽机（不能往复，只能一次膨胀，没有用于经济部门的记录），但蒸汽机真正的应用于生产却是在1700年前后的英国。最早实用化的蒸汽机并没有被当时繁盛的纺织业所采用，而是服务于矿井，主要用途是在煤矿中抽水，有时也用来为较深的巷道通风。这是因为当时的蒸汽机非常笨重，只能做往复式运动，效率低下，同时煤炭或木柴的价格相对人力还很贵，因此蒸汽机只在煤矿这种工作简单、煤炭价格相对便宜的地方取代人力。
不过，读者应该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种蒸汽机的动力来源正是来自它所服务的矿井！（注意，这里是本文少数几个关键点之一）早期蒸汽机的效率虽然低，但应用于矿井还是能降低煤炭的采掘成本，而煤炭价格下降又使蒸汽机的适用范围增加。这种循环促进的增长方式在工程上叫正反馈，意思是两个条件可以互相促进，从而达到循环扩大的效果。正反馈增长如果没有边界限制或回报率下降的话，可以无限的进行下去。在当时的英国，增长边界就是市场上的煤炭净总需求量和可以用这种早期蒸汽机辅助采矿的矿井数，一旦到了这个边界，这种指数性增长就要停止了。不过，由于工业化是从无到有的开始的，蒸汽机的基数非常小，对早期煤炭开采的影响有限。即便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的蒸汽机只有200台或更少，并不是所有的矿井都得到了蒸汽动力的支持，新增加的蒸汽机依然可以带来效率增长，因此这种能源开采-动力机数量互相促进的增长到了工业革命前夕仍在继续。
机床的发展是另外一个关键点。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所拥有的工具、器物或艺术品所具有的精度是有限的。因为人类手工加工、研磨的能力存在极限，常用的木头、石头等物质韧性和抗磨损性太差，金属加工起来太困难，特别是工具本身的粗糙决定了产品也不可能很精密。如果不惜代价的话，可以让经验丰富的工匠反复制作同一型号的的产品，靠概率碰运气，以极高的废品率来使少数成品满足精度要求，但这样做成本极高，而且也无法持续的提高精度，上限依然存在。
到工业革命产生突破的前夕，繁盛的纺织业虽然发展了许多新奇的机器，如珍妮纺纱机等，但这已经到了手工业所能支持的工具精密度的上限，如果再增加机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那么必然会受到动力和零件精度、运行成本的限制。比如，1771年的水力纺纱机固然先进，但在没有合适河流的地方就无法使用，这种低效率水力机械设置过多还会造成河道淤塞。即便动力问题可以解决，任何试图扩大机械规模或复杂程度的尝试也会因为木制零件（可能会包铁皮）的强度和变形问题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靠人力纠正错误，结果并不节约人力。使用高精度的零件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正如前面的讨论，非金属部件磨损快，合格的金属部件加工成本高，都不能真正节约劳动。机械对经济效率进一步的促进有待于部件精度的提高或成本的下降。
早期的金属加工机床正可以满足这种对高精度低成本零件的需求。当然，和早期蒸汽机一样，早期的机床只是手工业的一个延伸，对效率的提高有限。但很关键的一点是：金属加工机床本身也是需要精确部件的机械（注意：本文的又一个关键点），它的效率、效益与金属部件的精度、成本密切相关，事实上，除了最初的一些工作母机，大部分机床本身就是机床的产品。一旦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机床，只要金属本身的物理性质允许，金属加工机床自身的发展又是另外一个正反馈系统。
经济的增长总是要有正反馈现象出现的。农民开垦土地，付出劳动和种子，得到收获，作为一个理智而勤劳的农民必须保证收获≥种子+为了维系劳动而吃掉的粮食；手工业者必须保证做出的产品足够他交换衣食和原材料。当他们的收获大于成本时，经济就可以发展。不过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的，农业时代生物资源与耕地的数量决定了生产上限，以种植业和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发展在很久以前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新大陆或其他可开垦地区的发现可以带来繁荣和发展，但本质上是原有经济在空白地区的复制而不是质量的提高。由于一切生产都离不开人力，而人本身又是经济成果的唯一消费者，所以人均产品无法持续增长，正反馈现象将在新土地被充分开发后结束。技术进步也可以带来发展，但正如前面对农业社会技术进步特征的讨论，农业时代的技术进步是随机、孤立的进步，一项技术带来的效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技术充分扩散后也会立刻停止。
类似的，蒸汽机的和金属加工能力的进步如果只是两个孤立的技术，那么在技术进步接近其应用极限或物理定律所允许的边界后，正反馈现象中每一次循环促进带来的进步会逐步趋向于0，因此产生的经济扩张也会停止。比如，当全英国乃至全世界有排水问题的煤矿都用上了蒸汽机，当通过简单机械放大的人力再也无法加工出比机床本身更精密的零件时，经济上限就再次停在一个稍高的状态。两项技术进步出现的前后对比起来，纺织业会节约一些人力，煤炭会便宜一些，但依然无法达到今天最落后的工业地区的经济水平。
幸运的是，本来因成本高昂、移动困难而被限制于煤矿的蒸汽动力和局限于人力操作（在木加工领域有一定的水力参与）的机械加工业之间存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正反馈结构：
根据前面的讨论，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负熵流的来源和利用水平不同而存在本质区别。因此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其关键就在于转换负熵流的来源与利用方式，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内容。
不过，“工业革命”这个词不仅包含了“工业化”的含义，还意味着“革命式”的变化。在真实的历史中，从1781年到1830年，还不到2代人的时间，英国在农业-手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创造了第一个工业经济。随后这个工业体系又花了2代人的时间扩展到大半个世界，确立了工业对经济的统治。在"漫长的19世纪”（将一战前那十几年平静的20世纪也归进去），工业不仅用铁路、机枪和战舰征服了世界，还以廉价商品和订单彻底改变了平民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甚至对千年不变的宗教与文化的神圣性构成了威胁。这种触及每个人的变革从发端到席卷世界，前后只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比蒙古骑兵的征服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也更深刻（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1281年蒙古人远征日本未果，1303年蒙古人袭击印度失败，扩张结束）。习惯于渐变的人类社会上层建筑无法在同样的时间内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不得不以革命、战争这种大动荡的方式来赶上经济基础的脚步，我们之所以称18-19世纪之交英国所发生的事件为“工业革命”，原因也正在于此。
前面费了几千字的篇幅，其目的就是要为工业革命做出一个确定定义——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农业社会通过向生物界以外寻求负熵来源、同时提高负熵利用效率的方式极大的提高了经济的规模和水平。有了确切定义，我们才好探讨工业革命的前因后果，把工业革命与同期的其他历史事件区分开来。
工业革命（以下特指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有2个关键点：蒸汽机和机床。其他的标志性成就如铁路、蒸汽船、铁桥、化工厂、大规模冶金、生产线等不过是这两个关键机械与传统技术和人力结合的产物。如最初的铁路是蒸汽机动力与机床加工的铁轨结合的产物，早期蒸汽船是帆船时代的船体与蒸汽动力结合的产物，化工厂是原有的经验性生产技术与金属机床提供的标准化设备合作的产物，现代纺织工业是蒸汽动力和以金属部件制作的工作机的结合.....因此分析工业革命必须先弄清楚这两个关键点的作用。
既然熵可以衡量一个体系的混乱程度，那么简单的把熵加上一个负号——“负熵”，这显然就是表示系统有序程度和可利用能源数量的一个物理量。事实上，在给定边界条件以后，“负熵”可以直接定义为“信息”，即一个体系的可了解程度。熵的增加意味着负熵的减少，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无法改变物理规律使能量消失，但能量在流过生物体的过程中减少了负熵，增加了混乱程度，无法被再次利用。只是因为人类和自然界可以从太阳或地下的化石能源 中引入负熵，才可以使耗散到自然界中的有序物质和能量再次降熵，进入循环。因此，生物生存真正消耗的是负熵。
人类作为生物的一部分，同样要消耗负熵来维持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是采集和利用负熵的活动。即便在生存问题解决以后，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举动必然意味着改造世界，而人类正是以自己的需求做蓝本去改造世界。按既定的目标改造世界就是把环境“有序”化，要降低产品和生活环境中的熵。物理定律规定了负熵不可能无中生有，人类制造产品、运输货物、互相提供服务并维护这个生活体系运转（这个体系熵的总在自发增大）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负熵流。因此，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对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定义就是采集和利用负熵。
在工业革命以前，负熵基本来自植物从太阳能转化而来的低熵化学物质，人类和驯养的动物通过食物补充负熵。而采集和进一步利用负熵的工作如盖房子、修路、耕地、纺织等工作都需要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至于其他的一些次要负熵来源，如水力、风力、木柴的热量等因为携带和转化困难，规模和方向都很不稳定，只在少数特定场合或地区才得到广泛利用。另外，这些辅助的负熵源地域性很强，一般只能用于特定的工作，不能象人力和畜力一样通用化，储量再丰富也无法取代农业的地位。农耕地区太阳能所能提供的负熵流是有限的，光合作用的转化效率基本固定在0.02%，生物界食物链中各层次之间的负熵传递效率也有一个15%-20%的极限比例，所以以低熵植物化学能为基础的经济必然存在一个由气候、地理、植物物种确定的规模上限。这就是前面几节总结的农业社会基本规律的物理基础。
在农业社会，不仅经济体系能获得的负熵流量存在上限，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也很低。灵长类动物固然拥有最灵巧的手，但与机器相比，人手的效率和加工精度依然很差劲。大部分低熵物质或负熵流只能通过一次性释放的方式利用其一小部分，比如煤炭或木柴只能用来取暖，风力和水力只能直接用来驱动帆船和水磨。如果人类试图储存或引导负熵流，使其以最合适的方式释放以提高利用效率，低精度的手工劳动和简单工具往往会对负熵流造成极大扰动，以至于扰动本身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对负熵流进行多层次复杂利用是不经济的。设想一下，如果有人想在汉朝制造蒸汽机，让煤炭里蕴涵的低熵热能转化为马车的动力，以当时手工制造汽缸、活塞和传动机构的精度，恐怕连现代蒸汽机10%的效率也达不到，考虑到制造和维护蒸汽机自身所需要付出的负熵，这种努力还不如直接烧煤取暖的效益高。要想改变这种低下的负熵流利用效率，必须改进工具和基础设施。但工业社会里的手工工具与基础设施不可能由双手直接打造出来，即便不考虑建设问题，光是维护这些工具（本身也是低熵物质，很容易向高熵转变）所需要的负熵就足以耗光农业社会的人力。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社会比今天的农业地区还要落后的多。
现代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负熵来源不同。现代社会的负熵主要来自地下的化石能源 ，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泥炭等等。这些负熵源可以推动机械，不仅可以完成原来靠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让人类从艰苦、无聊的简单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还能完成许多古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工作。现代身边的一些寻常物品，如多层住宅楼、镜子、金属炊具等等，其工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的经济极限。前所未有的负熵流给了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人类得以开发利用一些以前因埋藏过深或提取困难而无法利用的低熵物质（如太阳能、浅海石油平台），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流入经济体系的负熵量。尤其是在电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以后，人类社会不仅靠开发一次性的化石能源 来维系经济运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和对太阳能的直接利用使得工业社会中永久性的负熵流入也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
除了负熵的来源大大扩大以外，工业社会对负熵的利用水平也远胜前代。煤在农业时代的炉子中只能用来取暖；在工业社会，同样的煤不仅可以通过大型锅炉和热力管道中带来更多的温暖，还可以作为化工原料做成各种器物甚至纺织品。原来大部分通过烟囱耗散的负熵如今可以被更充分的利用。工业社会还发展了自动控制机械和计算机等“管理机器的机器”，人类从此不仅可以让机械替代自己的肌肉，还可以用机械替代部分脑力劳动，大大提高对利用负熵过程的控制精度。所以，即便我们放弃对化石能源 的开发，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人类也能够享受到远胜前代的生活。（从信息=负熵的角度来说， “提高负熵流的利用水平”也可以看做另外一种扩大负熵源的方式，但这样分开讨论更有利于理解）
十二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定居农业社会出现以来最大的一次，以作者的想象力而言，恐怕今后1000年内也不会再有能与之相比的经济事件，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经济的物理基础。要理解这一事件，我们必须从最基本的物理层次分析经济活动。（考虑到大部分读者的文科背景，本节可能略显拖沓，请读者见谅）
生物生存需要消耗什么？我们习惯于把空气、水、空间、食物等基本条件列出来做答案，不过，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都没有被真正消耗。物质不灭定律保证了氧气、水和食物的原子只是经过生物的身体，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排出体外；即便有一部分留在生物体内成为生物的组成部分，这些物质也会在生物死后被分解，返回自然界，因此，物质没有被消耗。至于空间，本身不生不灭，自然也不会被生物永久占用。
物质和空间都不会被真正消耗，那么能量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候选者。食物在我们的身体里被氧化，放出化学能，供我们消耗和制造下一代，排出的物质要比吃进的食物少了不少化学能。要把生物排出的各种原子重新组合成原来的食物、水和氧气，无论是通过自然生物生长过程（如把粪肥送到田里，动物的尸体在野外腐烂）还是工厂式循环（目前限于航天项目）都必须与其他能量相结合（太阳能或化石能源 ）。因此，一般的说法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要消耗能量而生存。
但读者应该记得还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和物质一样，无法被消耗，只能在不同的形式之间转化。食物在体内产生的化学能最终变成热能回到自然界，而不是去了另外一个宇宙，因此，说生物消耗能量而生存也是不合适的，能量只是在我们的身体里经过。当然，已经耗散到自然界的热能不会自发地重新变成可利用的能量，能量和能量之间似乎还有分别。为了搞清楚生物究竟消耗什么，必须引入一个常用物理量：熵。
熵的热力学定义是焓（可以简化的理解为热能的变化）对温度求导，不过读者没必要去研读热力学以弄清这些概念，只要记得是熵是衡量混乱程度的物理量就够了。在任何封闭系统中，熵，也就是混乱程度总是不断增大的，只在最混乱的情况下才会维系不变。比如：你把食盐和花椒放在一起，那么任何对这个混合体的随机触动都只能让黑白两种颗粒更彻底的混合，直到达到一种近均匀分布状态，也就是最高熵状态。如果我们拥有温度不同的两桶水，我们可以通过温差发电来获得有用的能量流，但一旦两桶水完全混合，虽然总热能依然不变，均匀分布到两桶水的能量却无法再被利用了。其实最简单的例子是打开一罐压缩空气，让原来集中在一个小空间的空气分子分散到整个外部空间，原本可以用来推动风车或活塞的空气密度差消失了，空气泄出时排挤外部空气会产生热能，但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耗散到整个空气的热能收集起来作功了。由以上的例子，读者应该看到一个简单的规律：我们只能利用那些混乱程度低的有序能量，达到最高熵的能量是无法利用的。利用能量的代价是能量（或者说含有这些能量的物质）的混乱程度增加，即熵的增加。
俺除了鲜花的份，连句嘴都插不上。
所谓大历史，从火星看地球，确实有大格局，大眼光。
黄仁宇是不在了，要不然，俺要把他抓过来，罚钞阁下大作一百遍啊一百遍，然后自己去把他那些个讨论盗版大历史的书收起来焚了。
然后他气死，俺就把他刨坑埋了。史称“第二次焚书坑儒事件”。
尤其是这一段。
还有人把西欧此前几百年的上升期和工业革命后的扩张混为一谈，认为西欧的统治阶层或是文化、制度、宗教、甚至是饮食习惯，总之是某种西欧独有的东西给西欧奠定了“进步”或“先进”的基础。这些缺乏历史整体观的学者不仅无视西欧的经济水平在1500年以前长期低于旧大陆主要农业文明平均水平的事实，认为最近几百年西欧的相对领先就是整个历史，还犯了为历史设定目的的根本性错误。作者在此要重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时代的人类对超出他们科技水平之外的事物都只能进行无根据的猜测。即便有人可以在遥远的古代设计历史，他们也无法根据工业革命所需的条件或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位置设计制度，让自己的子孙从中获得利益。
既然是“第二次”焚书坑儒，当然是秦二世了。